从“事件历史”到“述说历史”-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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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历史”。因此，既有的文学史言说，都是一定文学语境和学术生活的产物，都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述说”；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历史“述说”同样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通过相关书籍，即既有的“述说的历史”来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时候，就被告知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
一
1909年，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并主撰、出版《童话》丛书。这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一套大型的专门性的儿童文学丛书。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
“历史”一词的多义性，使得史学家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常常同时在不同含义的基础上轮流使用它。不过，正如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说的那样，“历史”一词经过若干世纪，最终取得了两种基本意思：过去的事情，关于过去事情的陈述。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所谓“儿童文学史”，其实也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其二是指儿童文学的“述说的历史”。首先，“事件的历史”包括了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出现、存在过的一切围绕儿童文学所发生的创作、出版、接受、批评等事件及其相关文学生活的历时性总体。这个总体曾经“不中断”地以它的全部客观实在性、生动性、丰富性构成了儿童文学发展的动态景观，并把儿童文学的“今天”不可抗拒地推出来。这是儿童文学史的自在的、原生态的历史，是真正的初始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操作对象和认识客体。
其次，一旦当我们在“学科”的意义上来谈论儿童文学史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是儿童文学的“述说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史研究中所说的尊重客观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的。一旦进入认识论的层次，作为客体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本身就同作为研究者的认识主体之间处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联系之中。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文学史研究，就是研究者以自己的观念结构和对材料的独特理解角度、方式、深度，对遗留态文学史料进行取舍、选择和重组的过程，而经过研究者加工的“儿童文学史”其实已经是一个主观化了的“客观”图景，是在陈述中完成的一种“评价态的历史”。
因此，既有的文学史言说，都是一定文学语境和学术生活的产物，都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述说”；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历史“述说”同样如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通过相关书籍，即既有的“述说的历史”来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时候，就被告知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是叶圣陶及其童话《稻草人》、冰心及其书信体散文《寄小读者》、张天翼及其童话《大林和小林》；中国当代(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陈伯吹、贺宜、高士其、严文井、金近、郭风、包蕾、黄庆云、叶君健、任溶溶、袁鹰、柯岩、鲁兵、圣野、洪汛涛、葛翠琳、刘真、杲向真、胡奇、任大星、任大霖、孙幼军、郑文光、叶永烈、萧平、邱勋，等等。这样一份截至1980年代初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历史名录的形成和呈现，历史地看，显然有它的道理和合理性。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审美眼光和研究者集团共同判断、选择、描述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也构成了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后来者最初的儿童文学历史认知和知识起点。
历史语境中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及其所显示的文学史位阶和重要性，或者说，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史图景，是由许多复杂的学术和非学术因素所决定的。例如，在既有的儿童文学史知识体系以及相关的知识普及系统(如长久以来的中等、高等院校的儿童文学课程、教材)中，特定作家、作品等文学史要件被提及的频率、所占据的篇幅、被作出的文学史判定等等；作家本人在文学体制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占有资源的便利性、丰富性；作品被普及、公众被告知和认同、接受的程度；还有很重要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权力话语对作家作品的喜好、拣选或遮蔽，等等。因此，所有的文学史图景及其描述，都是具体的，当下的，而所有既定的文学史叙事，又总是会构成后来者接触、认识儿童文学历史知识的一种“前理解”或“前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趣味、判断标准的某些丰富和改变，已有文学史图景的重新勾勒和解读，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近20年来童年观和儿童文学观所经历的许多变迁，使得我们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降关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叙述时，越来越意识到其中存在的诸多有关童年与儿童文学的价值认定问题，也由此越来越感受到对它作某种重新叙述和评说的必要。
首先，我们对于童年作为一个特殊人生阶段的存在意义、儿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童年生存形态的多样性等的认识，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儿童文学界正在愈益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童年是一个具有终极而非过渡意义的人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致谢www.7ctime.com
生阶段，同样，儿童也应当被看做一个充分独立的、有尊严的生命个体，他在持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思维和想象方式的同时，也体现了作为“人”的全部完整的哲学意义。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使我们超越了将儿童视为特定的社会事业、人生目的之实现通道的功利性的现实主义童年观。与此同时，这个自主自为的生命个体又是向着具有绵延性的时间和具有广延性的世界完全敞开的，他是处于时空之流中的具体无比的生命，因此，他的生命的自足、自由、尊严等，也是发生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具体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它又超越了将儿童与童年在精神的真空中加以完全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童年观。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一方面充分承认童年生命形态多元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坚持在关于童年价值的判断中，存在着某些不可妥协的立场，那就是对于儿童作为一个最普遍意义上的世界“人”的“人性”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显然，当我们以这样的童年观来审视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时，对于其中许多作品作为“儿童文学”的意义，都将产生全新的认识。
其次，人们对于儿童生命意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的基本态度。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具有从审美到实用的多重功能，但从当代童年观的立场出发，这一文学首先应当是对不同生活环境中童年本真的生命尊严、力量与价值的肯定、发现和张扬。同时，这一儿童文学观也向儿童文学要求一种既面朝“儿童”，同时也真正符合“文学”要求的创作；或者说，它将对于儿童文学的纯粹的审美要求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与此相比照，在现有的大量儿童文学史叙述中，这一艺术性的考论文导读：
虑恰恰是过分缺失的。因此，从这一“文学性”的视角展开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新整理和评价，既显得十分必要，也将为文学史的反思与重构提供重要的素材。近年来，应外研社、浙江少儿社邀约，我先后选评出版了《源于：论文www.7ctime.com
儿童文学名家读本》(共6册)、《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共12册)这两套面向公众的中国儿童文学的选本。正是在这项似乎是普及性的工作中，关于重新发现、重新评价中国儿童文学的言说冲动和思路，在我的脑海里逐渐酝酿、成型。
以前看一些儿童文学选本，常常会觉得选文有大同小异之感。在我看来，一套选本的价值，除了是为公众提供一份独特的阅读材料之外，它也在承担着一份为儿童文学史筛选佳篇、酝酿经典的功能，而不同选家、不同眼光、不同选本的汇集，可以从一个方面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叙事提供一种毛坯、一份参考。
在上述选评工作中，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重新勾勒、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美学的历史版图。
如前所述，既有的儿童文学“述说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能令人放心和信赖，那么，以新的文学史视野和审美观念来重新编织和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两套选本中除了鲁兵、包蕾、任溶溶、金波、张秋生、曹文轩、张之路、葛冰、高洪波、桂文亚、林焕彰、秦文君、梅子涵、班马、周锐、冰波、彭懿、沈石溪、吴然等等读者十分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之外，我还分别为顾乡、普飞、武玉桂、王淑芬、林芳萍、赵燕翼、湘女、吕丽娜等作家设置了作品单元，这其中有些是颇有成绩的中老年作家，如赵燕翼、普飞、武玉桂等，有些是正在为人们越来越熟悉的中青年作家，如王淑芬、林芳萍、吕丽娜等。
我在做这样的单元安排时，并没有太多考虑以往文学史的定论或现今儿童文学界的普遍认知，比如某位是著名作家，就一定要安排在显要处，某位尚不知名或不很知名，就只能搁置在角落里，甚至也不太考虑某位作家创作数量的多寡。例如，诗人顾工的女儿、80年代活跃一时的顾乡，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她的童话《往事》、《黄狗斑马和大象》有别于一般童话故事的独特的文学面貌与思想内涵，使我们很难不关注到它们。顾乡的童话不仅仅是童话，它们还是一些对人性、社会有着深刻的讽喻和批判的寓言。又如，彝族作家普飞的小散文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自然和乡野情趣。他的儿童散文写彝族山寨的生活，写得清新、朴素而富有人情味儿，就像把一幅幅天然的生活景象，推到了我们面前。同时，这些作品又不乏儿童文学特有的天真和意趣。因此，我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安排，只能说是由我个人的审美理性和趣味来决定的。
坦率地说，在漫长、大量的搜寻和品读过程中，尽管我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史方面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准备，但是，那些传统的、深入我们作家艺术骨髓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和文化习性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影响甚至伤害，仍然让我深感震惊。例如，许多作品，包括名家笔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时出现的暴力、杀戮、侵害等情节和元素，成为了这些作品一种本能的叙事构成，而作家和一些选家对此可能浑然不觉。又如，不少作品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总是把儿童设定为一个被质疑、被否定的对象，作品中所潜藏、体现的童年观，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与童年为敌”，成为了历史上许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姿态。
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中，鲁兵先生的文化素养、文学智慧等都是我特别欣赏和敬重的，但是，在这一次比较集中地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深感他较早期的一些作品留下了不少令我感到遗憾的叙述和描写，例如“看我不把你撕得稀烂”(《老虎的弟弟》)，“他叫黄鼠狼，几口就能咬断你的脖子”、“你这小子。我一巴掌就把你打成鲜肉馅饼”(《虎娃》)，等等。我个人认为，无论故事中的主题倾向如何，当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幼儿文学作品中对这样比较、暴力的描写的运用不加警惕的时候，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化和审美取向，就多少值得怀疑了。同时，过于强烈的训诫意味，也影响了鲁兵上述作品的美学价值。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也发现，在鲁兵创作的后期，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其作品中的主题设置和价值取向，也逐渐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我在选本鲁兵单元后所附的评析文字中认为，如儿童诗《小老虎逛马路》、童话《顶顶小人》、《一只小鸟和三个孩子》、《大树大树高高》等，显示了作家对于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可能性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在一个老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老虎因为偶然的原因“溜了出来逛马路”的故事中，作者由以往作品中常常扮演的童年的“训诫者”，变成了童年的“思考者”、“护卫者”；在围绕着小鸟、围绕着大树而展开的不同的故事中，作者把环境、自然及其与人类、与童年的关系和思考，巧妙地融入了故事的发展和叙述之中。我想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创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一种重要的提升乃至飞跃。所以，在这两套选本中，我都给了鲁兵先生的作品以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具体选文上，则与流行选本有了较大的区别。
其次，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文本，也是我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往的儿童文学研究无疑为我们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同时，传统审美的遮蔽与局限也无所不在。“重新解读”，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
比如，关于《寄小读者》，在儿童文学界，人们较多谈论的是它的童年系念和爱的哲学，我在“分级读本”小学卷第五册中选了其中四篇书信，并在“分享阅读”中特别指出了这部产生于“现代白话文诞生未久的时期”的作品所具有的语言特色。在内容方面，我则结合作品，认为“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心也会随着安静下来，去体味、思考在我们身外的种种不幸，去学着同情、怜爱世上一切受苦的心灵。世上伟大的思想与情感并不在别处，而正在这些‘零碎的怜念’中”。我希望以这样的分析来陪伴读者走进作家情怀的细微之处。
又如同样发表于1950年代的名篇——张天翼的《不动脑筋的故事》、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过去人们较看重这两篇作品的教育意义。我在“分享阅读”论文导读：
当中提出，“我们今天读这两个与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距离的故事，很多时候都已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脑筋动得越少，不成话的事就越多’、‘从小养成好习惯总是对的’这样明确的教育意涵上，而是更多地从故事本身所呈现出的夸张的幽默里去索取更多阅读快感。同样，故事里的赵大化、没头脑和不高兴也不再是些身上存在着缺点需要改正的孩子，而是充满了喜剧味儿的生动的文学形象。时代移易了，故事的接受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它却凭借它不曾降格的文学性，依然充满故事的魅力。这也正是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活在人们的阅读中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着明确的学术意图和思考的支撑，但是，在这两套选本的选评工作中，我首先考虑的是选本对于今天读者们阅读的吸引力和阅读价值，其次才是选文的审美判断及其背后的文学思考。也就是说，未进入这套选本的作家作品，并非就是不重要的，尤其是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此外，由于授权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我认为较为重要的作家作品，未能进入这两套选本。对于选本工作来说，既受选家个人学术思虑和预设读者的制约，又必然体现着选家个人的视野、眼光、素养和趣味，同时还包含了一些偶然性，所以，一个选本虽然也应该接受学术理性的拷问，但它毕竟是不同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
无论如何，就我个人的学术思虑而言，关于重新发现、评价中国儿童文学，重新梳理、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思考，是由上述选本工作所引发的；我知道，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历史重构的任何学术念想，都意味着它将要面对的是一整套系统而复杂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清算工作。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学术同行也正在从事着有关重新勾勒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人的文学史”著作正在撰著之中。我想，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作为原生态的“事件的历史”，也将在这样不断出现的重新“述说”与“评价”中，变得越来越真实、丰富和立体。
【注释】
①关于历史的原生态、遗留态、评价态的论述，参见崔文华：《历史—历史学系统的结构——兼评若干传统历史学观念》，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l期。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
一
1909年，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并主撰、出版《童话》丛书。这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一套大型的专门性的儿童文学丛书。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
“历史”一词的多义性，使得史学家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常常同时在不同含义的基础上轮流使用它。不过，正如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说的那样，“历史”一词经过若干世纪，最终取得了两种基本意思：过去的事情，关于过去事情的陈述。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所谓“儿童文学史”，其实也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其二是指儿童文学的“述说的历史”。首先，“事件的历史”包括了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出现、存在过的一切围绕儿童文学所发生的创作、出版、接受、批评等事件及其相关文学生活的历时性总体。这个总体曾经“不中断”地以它的全部客观实在性、生动性、丰富性构成了儿童文学发展的动态景观，并把儿童文学的“今天”不可抗拒地推出来。这是儿童文学史的自在的、原生态的历史，是真正的初始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操作对象和认识客体。
其次，一旦当我们在“学科”的意义上来谈论儿童文学史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是儿童文学的“述说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史研究中所说的尊重客观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的。一旦进入认识论的层次，作为客体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本身就同作为研究者的认识主体之间处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联系之中。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文学史研究，就是研究者以自己的观念结构和对材料的独特理解角度、方式、深度，对遗留态文学史料进行取舍、选择和重组的过程，而经过研究者加工的“儿童文学史”其实已经是一个主观化了的“客观”图景，是在陈述中完成的一种“评价态的历史”。
因此，既有的文学史言说，都是一定文学语境和学术生活的产物，都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述说”；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历史“述说”同样如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通过相关书籍，即既有的“述说的历史”来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事件的历史”时候，就被告知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是叶圣陶及其童话《稻草人》、冰心及其书信体散文《寄小读者》、张天翼及其童话《大林和小林》；中国当代(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陈伯吹、贺宜、高士其、严文井、金近、郭风、包蕾、黄庆云、叶君健、任溶溶、袁鹰、柯岩、鲁兵、圣野、洪汛涛、葛翠琳、刘真、杲向真、胡奇、任大星、任大霖、孙幼军、郑文光、叶永烈、萧平、邱勋，等等。这样一份截至1980年代初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历史名录的形成和呈现，历史地看，显然有它的道理和合理性。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审美眼光和研究者集团共同判断、选择、描述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也构成了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后来者最初的儿童文学历史认知和知识起点。
历史语境中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及其所显示的文学史位阶和重要性，或者说，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史图景，是由许多复杂的学术和非学术因素所决定的。例如，在既有的儿童文学史知识体系以及相关的知识普及系统(如长久以来的中等、高等院校的儿童文学课程、教材)中，特定作家、作品等文学史要件被提及的频率、所占据的篇幅、被作出的文学史判定等等；作家本人在文学体制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占有资源的便利性、丰富性；作品被普及、公众被告知和认同、接受的程度；还有很重要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权力话语对作家作品的喜好、拣选或遮蔽，等等。因此，所有的文学史图景及其描述，都是具体的，当下的，而所有既定的文学史叙事，又总是会构成后来者接触、认识儿童文学历史知识的一种“前理解”或“前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审美趣味、判断标准的某些丰富和改变，已有文学史图景的重新勾勒和解读，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近20年来童年观和儿童文学观所经历的许多变迁，使得我们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降关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叙述时，越来越意识到其中存在的诸多有关童年与儿童文学的价值认定问题，也由此越来越感受到对它作某种重新叙述和评说的必要。
首先，我们对于童年作为一个特殊人生阶段的存在意义、儿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童年生存形态的多样性等的认识，与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儿童文学界正在愈益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童年是一个具有终极而非过渡意义的人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致谢www.7ctime.com
生阶段，同样，儿童也应当被看做一个充分独立的、有尊严的生命个体，他在持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思维和想象方式的同时，也体现了作为“人”的全部完整的哲学意义。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使我们超越了将儿童视为特定的社会事业、人生目的之实现通道的功利性的现实主义童年观。与此同时，这个自主自为的生命个体又是向着具有绵延性的时间和具有广延性的世界完全敞开的，他是处于时空之流中的具体无比的生命，因此，他的生命的自足、自由、尊严等，也是发生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具体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它又超越了将儿童与童年在精神的真空中加以完全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童年观。在这样的背景上，我们一方面充分承认童年生命形态多元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坚持在关于童年价值的判断中，存在着某些不可妥协的立场，那就是对于儿童作为一个最普遍意义上的世界“人”的“人性”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显然，当我们以这样的童年观来审视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时，对于其中许多作品作为“儿童文学”的意义，都将产生全新的认识。
其次，人们对于儿童生命意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的基本态度。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具有从审美到实用的多重功能，但从当代童年观的立场出发，这一文学首先应当是对不同生活环境中童年本真的生命尊严、力量与价值的肯定、发现和张扬。同时，这一儿童文学观也向儿童文学要求一种既面朝“儿童”，同时也真正符合“文学”要求的创作；或者说，它将对于儿童文学的纯粹的审美要求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与此相比照，在现有的大量儿童文学史叙述中，这一艺术性的考论文导读：
虑恰恰是过分缺失的。因此，从这一“文学性”的视角展开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新整理和评价，既显得十分必要，也将为文学史的反思与重构提供重要的素材。近年来，应外研社、浙江少儿社邀约，我先后选评出版了《源于：论文www.7ctime.com
儿童文学名家读本》(共6册)、《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共12册)这两套面向公众的中国儿童文学的选本。正是在这项似乎是普及性的工作中，关于重新发现、重新评价中国儿童文学的言说冲动和思路，在我的脑海里逐渐酝酿、成型。
以前看一些儿童文学选本，常常会觉得选文有大同小异之感。在我看来，一套选本的价值，除了是为公众提供一份独特的阅读材料之外，它也在承担着一份为儿童文学史筛选佳篇、酝酿经典的功能，而不同选家、不同眼光、不同选本的汇集，可以从一个方面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叙事提供一种毛坯、一份参考。
在上述选评工作中，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重新勾勒、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美学的历史版图。
如前所述，既有的儿童文学“述说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能令人放心和信赖，那么，以新的文学史视野和审美观念来重新编织和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两套选本中除了鲁兵、包蕾、任溶溶、金波、张秋生、曹文轩、张之路、葛冰、高洪波、桂文亚、林焕彰、秦文君、梅子涵、班马、周锐、冰波、彭懿、沈石溪、吴然等等读者十分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之外，我还分别为顾乡、普飞、武玉桂、王淑芬、林芳萍、赵燕翼、湘女、吕丽娜等作家设置了作品单元，这其中有些是颇有成绩的中老年作家，如赵燕翼、普飞、武玉桂等，有些是正在为人们越来越熟悉的中青年作家，如王淑芬、林芳萍、吕丽娜等。
我在做这样的单元安排时，并没有太多考虑以往文学史的定论或现今儿童文学界的普遍认知，比如某位是著名作家，就一定要安排在显要处，某位尚不知名或不很知名，就只能搁置在角落里，甚至也不太考虑某位作家创作数量的多寡。例如，诗人顾工的女儿、80年代活跃一时的顾乡，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她的童话《往事》、《黄狗斑马和大象》有别于一般童话故事的独特的文学面貌与思想内涵，使我们很难不关注到它们。顾乡的童话不仅仅是童话，它们还是一些对人性、社会有着深刻的讽喻和批判的寓言。又如，彝族作家普飞的小散文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自然和乡野情趣。他的儿童散文写彝族山寨的生活，写得清新、朴素而富有人情味儿，就像把一幅幅天然的生活景象，推到了我们面前。同时，这些作品又不乏儿童文学特有的天真和意趣。因此，我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安排，只能说是由我个人的审美理性和趣味来决定的。
坦率地说，在漫长、大量的搜寻和品读过程中，尽管我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史方面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准备，但是，那些传统的、深入我们作家艺术骨髓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和文化习性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影响甚至伤害，仍然让我深感震惊。例如，许多作品，包括名家笔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不时出现的暴力、杀戮、侵害等情节和元素，成为了这些作品一种本能的叙事构成，而作家和一些选家对此可能浑然不觉。又如，不少作品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总是把儿童设定为一个被质疑、被否定的对象，作品中所潜藏、体现的童年观，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与童年为敌”，成为了历史上许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姿态。
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中，鲁兵先生的文化素养、文学智慧等都是我特别欣赏和敬重的，但是，在这一次比较集中地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深感他较早期的一些作品留下了不少令我感到遗憾的叙述和描写，例如“看我不把你撕得稀烂”(《老虎的弟弟》)，“他叫黄鼠狼，几口就能咬断你的脖子”、“你这小子。我一巴掌就把你打成鲜肉馅饼”(《虎娃》)，等等。我个人认为，无论故事中的主题倾向如何，当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幼儿文学作品中对这样比较、暴力的描写的运用不加警惕的时候，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化和审美取向，就多少值得怀疑了。同时，过于强烈的训诫意味，也影响了鲁兵上述作品的美学价值。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也发现，在鲁兵创作的后期，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其作品中的主题设置和价值取向，也逐渐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我在选本鲁兵单元后所附的评析文字中认为，如儿童诗《小老虎逛马路》、童话《顶顶小人》、《一只小鸟和三个孩子》、《大树大树高高》等，显示了作家对于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可能性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在一个老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老虎因为偶然的原因“溜了出来逛马路”的故事中，作者由以往作品中常常扮演的童年的“训诫者”，变成了童年的“思考者”、“护卫者”；在围绕着小鸟、围绕着大树而展开的不同的故事中，作者把环境、自然及其与人类、与童年的关系和思考，巧妙地融入了故事的发展和叙述之中。我想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创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一种重要的提升乃至飞跃。所以，在这两套选本中，我都给了鲁兵先生的作品以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具体选文上，则与流行选本有了较大的区别。
其次，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文本，也是我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往的儿童文学研究无疑为我们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同时，传统审美的遮蔽与局限也无所不在。“重新解读”，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
比如，关于《寄小读者》，在儿童文学界，人们较多谈论的是它的童年系念和爱的哲学，我在“分级读本”小学卷第五册中选了其中四篇书信，并在“分享阅读”中特别指出了这部产生于“现代白话文诞生未久的时期”的作品所具有的语言特色。在内容方面，我则结合作品，认为“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心也会随着安静下来，去体味、思考在我们身外的种种不幸，去学着同情、怜爱世上一切受苦的心灵。世上伟大的思想与情感并不在别处，而正在这些‘零碎的怜念’中”。我希望以这样的分析来陪伴读者走进作家情怀的细微之处。
又如同样发表于1950年代的名篇——张天翼的《不动脑筋的故事》、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过去人们较看重这两篇作品的教育意义。我在“分享阅读”论文导读：
当中提出，“我们今天读这两个与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距离的故事，很多时候都已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脑筋动得越少，不成话的事就越多’、‘从小养成好习惯总是对的’这样明确的教育意涵上，而是更多地从故事本身所呈现出的夸张的幽默里去索取更多阅读快感。同样，故事里的赵大化、没头脑和不高兴也不再是些身上存在着缺点需要改正的孩子，而是充满了喜剧味儿的生动的文学形象。时代移易了，故事的接受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它却凭借它不曾降格的文学性，依然充满故事的魅力。这也正是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地活在人们的阅读中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着明确的学术意图和思考的支撑，但是，在这两套选本的选评工作中，我首先考虑的是选本对于今天读者们阅读的吸引力和阅读价值，其次才是选文的审美判断及其背后的文学思考。也就是说，未进入这套选本的作家作品，并非就是不重要的，尤其是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此外，由于授权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我认为较为重要的作家作品，未能进入这两套选本。对于选本工作来说，既受选家个人学术思虑和预设读者的制约，又必然体现着选家个人的视野、眼光、素养和趣味，同时还包含了一些偶然性，所以，一个选本虽然也应该接受学术理性的拷问，但它毕竟是不同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
无论如何，就我个人的学术思虑而言，关于重新发现、评价中国儿童文学，重新梳理、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思考，是由上述选本工作所引发的；我知道，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历史重构的任何学术念想，都意味着它将要面对的是一整套系统而复杂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清算工作。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学术同行也正在从事着有关重新勾勒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人的文学史”著作正在撰著之中。我想，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作为原生态的“事件的历史”，也将在这样不断出现的重新“述说”与“评价”中，变得越来越真实、丰富和立体。
【注释】
①关于历史的原生态、遗留态、评价态的论述，参见崔文华：《历史—历史学系统的结构——兼评若干传统历史学观念》，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l期。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