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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文化特征谫论-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239 浏览:106879
论文导读:读欣赏的封建士大夫特权化的独尊地位一举打破,小说家、文学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视界交融”不断扩张,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现代小说反复强调和表达对于平民型的文化精神和商业化娱乐化的文学目标的选择。当然,这里注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兴离不开那一时代传播媒介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识的参与,传播媒介的每一次新
毫无疑问,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国小说的巨大变革是同20世纪在中国范围内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背景的许多变化是一致的。应该说,中国现代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深厚的文化背景由传统文化向外来文化转化的一种类型,它大量的创作成果同样是现代与传统互相融合、中西文学文化互相撞击的产物。从小说思想艺术流变或者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化因素在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虽然大多数研究者从创作实践的角度都注意到中国现代小说的核心贡献在于它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本身独立而深入的文学价值,但如果进一步把中国现代小说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具体考察和评估其产生的理论背景、内在构成、创作得失,则可以源于:论文大纲怎么写www.7ctime.com
增强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实践意义的更为崭新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可能更要珍视那些在文化的层次上展露出来的代表中国现代小说思想艺术实践和探索的新素质、新方向的种种创作现象。

一、现代社会新的环境下文学生产工具和读者的文学

消费需求的变化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小说)的更加激进、更加自觉的大变革精神是与近现代以来传道布新的中国传播媒介对文学生产工具和读者的文学消费需求的直接刺激和转化密切相关的,传播媒介的“市场化倾向”激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小说)对自己读者的阅读趣味和价值追求的充分尊重,开始把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探究,尝试沟通作者与更为广泛的读者的内在精神联系,已经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实现其文学创作的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的来临,上述种种为之一变的新精神新姿态大大促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小说)的创作意识、叙述模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各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激荡不已的瞬息万变的思想、生活、艺术的极大应合。“传媒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包括小说)的书写、生产方式,而且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革,即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诸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革。这就是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现代传媒使文学由封建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解放了文学,加速了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过程。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潮、新风格,使清末民初的文学(包括小说)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的实验和冲动。”由此可见,中国传播媒介的崭新发展也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小说)的许多方面的本质转变:把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作者封闭性的独立地位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的封建士大夫特权化的独尊地位一举打破,小说家、文学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视界交融”不断扩张,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现代小说反复强调和表达对于平民型的文化精神和商业化娱乐化的文学目标的选择。
当然,这里注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兴离不开那一时代传播媒介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识的参与,传播媒介的每一次新变化几乎都潜藏着使文学创作无法摆脱的文化因素方面的亲密刺激。“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突破,都不能不或隐或显地影响文学形式的发展。造纸术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无疑都可能大大刺激或改变作家的创作意识……至于晚清和‘五四’两代作家,在面临思想变革、文学变革的同时,也面临文学生产工具的变革,却是显而易见而且不乏实证材料的。而后一个变革,直接参与了转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历史进程,值得深入研究。……相对于此前的中国出版业,晚清到‘五四’的书籍与报刊的出现仍可成为‘空前的繁荣’。而这一繁荣,对于‘新思想之输入’,对于‘个人主义倾向的强化’,对于西洋诗歌、小说、话剧的传人,无疑都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在刺激作家创作大量小说的同时,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意识并进而改变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例如,20世纪初由于发表小说的形式(即小说的传播方式)都越来越集中在日益繁荣的报刊上登载或连载,它必然促使小说家为了适应读者这一新的阅读载体的特点(也就是适应读者已经出现的新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构思和艺术技巧,正是报纸这一传播媒介无形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小说家与读者之间固有的那种隔膜关系,此直接导致20世纪初中国短篇小说(它比长篇小说更具有短期效应的可读性)迅速超越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长篇小说(因为它短篇小说更适应于能够快速印制又能快速发行的报业需求,更能及时满足现代社会广大读者日新月异的阅读期待)而蔚为大观。从文化因素的角度看,小说家和读者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异在很大程度上“会转化为刺激作家为某些读者群写作或按某些读者的需求去写作的内驱里力……这群读者的期待、要求、趣味、理想等就会有意无意地进入作家的心里……潜移默化地融入作家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伴随和影响着作家的整个酝酿、构思和写作过程”。与中国传统小说深厚的人文精神中注重教化、文以载道、独善其身而又兼济天下的具体表现相比,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这种小说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视界交融”的大幅度亲密,至少使现代小说不断摒弃了传统小说注重客观描述和旁观性语言评价的特点,而在其情感品格、抒情功能方面更趋于心理化、自我化(如20年代的创造社以郁达夫、郭沫若为代表的“自我小说”,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40年代的徐讦、无名氏的新浪漫派小说等),它不仅为中国小说的形态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地,而且它的缺乏明显逻辑结构的情节推进和主观意志相当突出的情感抒发、普遍流行的苦闷彷徨孤独忧伤的情调以及具有“重新估定价值”和“人的发现”精神特质的人生玄理的哲学思辨和虚渺的生命惆怅的轻倩叹息都呈现出一种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表现性特征相吻合的文学表达效果,更能适应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和欣赏习惯。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新闻报业的发展变化对于现代通俗小说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集中体现在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新论文导读:读者的距离非常接近,致使它在文化观念上必然选择世俗化、大众化、社会化的精神内涵,这种平民型的文化特征也为现代通俗小说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表现空间,使之成为描写现代中国人的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命运故事最有活力的审美载体,这正是当时社会新闻传媒对小说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的重大改造才使现代通俗小说“精神焕发”,脱
闻报业编辑的审美意识的自觉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创作思维模式的变化。“文学期刊的副刊性质对此时的现代通俗小说的审美意识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几乎每一部长篇通俗小说都在报纸上连载过。为了每一天都能吸引读者,小说就不得不突出情节的生动性,每一天都有好看的地方,而人物形象的整体刻画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为了满足编辑和读者的需要,小说不得不经常改变结局,小说主题和情节的连贯性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为了普通大众看得懂,通俗小说的语言只能浅白,不能雅驯,通俗小说用白话创作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定例。同样,由于报刊的多变,通俗小说常常不能连载下去,有头无尾的作品比比皆是。”因此,你不能不正视现代社会新的环境下文学生产工具和读者的文学消费需求的变化对于传统小说的创作思维所构成的不讲情面的挑战,它不仅意味着作为文学的外在因素的读者与编辑开始进入作者文学世界内部的人物设计、性格塑造、故事情节、结构布局等创作过程,甚至开始成为小说建构的主要力量;而且也改变了小说长于政治教化或思想启蒙或战斗讽刺或雅驯抒情与审美享受的固有格局,开始进入一个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关系互动互涉并将小说推向商业化和消遣化的时代,尤其是广大读者的许多情绪、思想、感受、意志、理想、梦境、联想、幻想、潜意识间接或直接地以一种思想和艺术发展的力量融入小说的创作、创作素材、创作思路和创作方法中,从而使现代通俗小说与广大读者的距离非常接近,致使它在文化观念上必然选择世俗化、大众化、社会化的精神内涵,这种平民型的文化特征也为现代通俗小说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表现空间,使之成为描写现代中国人的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命运故事最有活力的审美载体,这正是当时社会新闻传媒对小说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的重大改造才使现代通俗小说“精神焕发”,脱颖而出,最终为改变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格局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事实上,新小说本身早已暴露出它所谓的崇高的艺术价值、精神力量远离平民百姓的缺陷及其处于日常新变之中却又不能与读者彼此沟通的尴尬姿态,这也说明现代通俗小说至少超越了新小说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认同感,即对于读者的文学消费需求的变化获得了一种艺术上的自觉,由此作用于小说家的创作意识、叙述模式、语言表达方式,并将平民意识与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为一体,最终所构成的整个小说的思想感情与生命状态便紧紧把握住了一个不易被人的立足点,但新小说家的意识深处却始终交织着突出作家主观意志、寻求审美享受和拯救于时代的主题表现之间的矛盾,“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文化思想以及变革的出路均带有了强烈的使命感,但却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领域正悄悄地发生着的变化不感兴趣,对其中的积极意义很少考虑。反而对此持一种怀疑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这一些正是普通大众最关心的有关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所以新小说从它产生之时起,它就和大众阅读拉开了距离。”显而易见,新小说虽然也有对生命本质、历史道德、现实社会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担当和颂扬,但它毕竟过分看重文学的启蒙功能和审美意义,远离大众或者对大众真实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立场隔膜,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剥夺了“依然有闲”的中国入亲切有趣地阅读小说的基本权力以及新小说本身的市场号召力。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则体现了历史更迭中一些延宕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外来冲击的西方文明的必然抗争力源于:论文范例www.7ctime.com
量,“萌发和加深了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观念上的自尊意识。”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历史进步与精神新变的“二律背反”(即政治、经济愈趋于西方,而文化愈趋于中国传统)中一种文化的警醒和补偿,同时它作为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文化语义所包含的现代知识者对世俗人生的执着之情实际上更适合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的欢娱消闲和商业化的诸多文化需要,特别为中国古典小说原有的审美素质和艺术表达方式的现代化改造作出了非同寻常意义的历史贡献。

二、现代小说家自身的文化心理模式对于现代小说创作的具体影响

应当说,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策略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小说家自身各不相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及其在创作中的异彩纷呈的文化特征表现。对那些出色的小说家而言,他们一生创作的共同主题主要限于自身所推崇的文化世界范畴,即通过自身坚定不移的强烈不安的特定的文化立场来实现拯救于时代的主题表现和艺术变革的权力和理想。
具体而言,倚重于政治文化的小说家(如茅盾、阳翰笙、蒋光慈、楼适夷、洪灵菲、柔石、胡也频、丁玲、张天翼、蒋牧良、周文、沙汀、叶紫、欧阳山、草明、谢冰莹、吴组缃等)主要是在社会话语和政治语境中来探究人生关注生命主题的,他们关切更多的则是在基本社会关系中的艰难困苦的人生悲剧,此也源于他们相当明确的政治功用,喜欢张扬其阶级理性,往往把人生悲剧纳入到社会政治与现实需要的语境里表达自己独特的价值关怀和忧患意识。“20的发展,确实时时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氛围,这不仅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所表露出的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且全面体现在整体的文学目的和文学观念上。”尽管我们可以从小说的艺术形态方面能高度地评价现代小说种种开拓之功、精美之处,但却也不能不承认现代社会环境下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发展对现代小说的极大介入,客观地说,现代小说内在的时空关系和外在的结构形态就是由政治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五四以来早已形成的现代小说的一些文化性质也因为30年代政治文化的强力浸润而开始正式地向新的文化品格转变,即30年代的小说家更偏重于从历史运动的规律(而不是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自身发展逻辑)去把握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实用性,政治意识的运行逻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影响这类小说家的艺术构思、题材选择、社会价值取向、结构形式、艺术气魄以及审美风格的建立,可以判断,30年代小说创作与政治文化的这种汇流交错正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小说类型的崛起,其思想艺术的基本形态已经适应了30年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获得了自己的新的特点和新的生命力,它的趋新追时与模式化以及小说价值的政治文化不可否认。
而老舍、郁达夫、叶绍钧论文导读:
等小说家则在其市民文化(或小市镇意识)的范畴里以历史价值的守望者和反省者的身份来关注现实人生社会,标举其生命理想的,在老舍小说的市民文化概念里,一是挖掘出家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此可见老舍从市民生活的传统家族深潜的危机到国民性、民族性格的改造问题的理性审视和他对家族文化中的贤妻良母的形象魅力的情感倾斜。如《老张的哲学》、《东西》、《牛天赐传》、《离婚》《文博士》、《新时代的旧悲剧》、《火葬》和《正红旗下》、《四世同堂》。二是探究商业文化的地位、价值,反映出传统文化中的商业文化商业意识以及老字号的小商人、小业主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逆转的颓落和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如《二马》、《牛天赐传》、《离婚》。三是对退化得如此精致的旗人文化(优雅从容的体态,优异超脱的禀赋,趣味多端的生活艺术,繁杂多样却有板眼有分寸的精致的礼道,干净利落体面漂亮的旗人世界)的欣赏、眷念和至为深情的辛酸挽歌,更呈现出对日渐萎弱的旗人文化的理智的民族自我反省,如《正红旗下》、《四世同堂》。不难看出,老舍更为自觉地具有了一种与市民的温和宽容的文化情怀相接近甚或相融合的文化立场,其启蒙精神和战斗风格虽不如鲁迅等人那样凸显,但是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悲剧性的深沉与警醒与鲁迅等人正是一致的,老舍对市民文化特征与其文明情境的热切关注使得他小说的幽默构成、叙事方式及其审美特质与众不同。“老舍长养于北京市民文化,自然与这个文化有割不断的亲情联系。他是在一种逆境中,以平民的进取姿态选择着文化的养料,因而北京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不是敷衍,而是宽容;不是鄙俗,而是朴素。对比老舍同时代大多数作家对待愚昧、保守文化的激愤态度,就不难清楚地看到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温和性格,——正是老舍这种对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态度,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是温和的讽刺。这形成老舍特有的幽默。”沈从文则是以区域文化为特征的“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混合为一”的单纯粗糙的“自然人”的崇拜同现代社会生存困惑、文明受到污染的深切忧思之间的结合点上的颇具代表性的小说家,以区域文化为广阔的创作背景的现代小说家,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抵抗、质疑、讽刺、责难、忧虑和对远离都市生活的未经工业文明污染的边远地区的人生形式的追怀不仅增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神性色彩和地方特色,而且他们作品中文化的多源性的潜在的思想艺术力量产生出一种普遍的由文化之反省提升为中华民族性格塑造之探索的精神价值指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沈从文之于湘西文化,鲁迅之于吴越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李劫人、沙汀之于巴蜀文化,张爱玲、穆时英之于上海文化,王统照、杨振声、莫言、张炜之于齐鲁文化,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叶兆言、苏童之于江南士风,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马加、李辉英之于东北文化,都立足于各自本土文化的一些古老自然而健康完整的生态逻辑和生存方式及其能够反映生命本质的各不相同的自由意志、创造活力,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小说家由此充分体验到先民的古老文明中自由生命的淳朴真挚、粗糙宁静、从容,与外来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的孤独迷茫、焦虑愤懑、漂泊无根、游戏无序、残酷荒诞、幻灭绝望之间不能和谐共振的种种人性的异变和负累,于是,他们把对于社会生存的深切关怀和生源于:论文www.7ctime.com
命理想的执着描绘大多从社会学意义上又进一步纳入小说家各自所依持的那个可以回到自然本真生命状态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审视与反思上,而不仅仅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情感表达和艺术探索,它恰恰构成了这些小说家与那些同是创作“为人生”主题的作家作品却并不相同的独具一格的文化特性。
而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现代小说)所造成的重要影响及其所产生的重要意义总是被我们忽略或贬损,宗教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再被强调是侵略和麻醉我们人民意志的精神,是一个具有浓郁的虚幻与颓废特质和异化色彩的不能随便接近的概念。“本来,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隐秘的问题……随着新文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的文化精神也愈加深厚宽泛地渗入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情思之中:郁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某种新的文化特质。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现代作家则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与佛教和道教文化结下了程度不同的因缘。在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的作品中,明显弥漫着佛教禅宗的那种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他们在看似万物皆空的气氛中,表达出对真理、对人性真情的苦苦思念和追寻,既承接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诗言志’的艺术精神,又更多地另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别一格局。”事实上,中国现代作家绝大多数接受过《圣经》影响或教会教育或入过教,《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其语汇和文学情感包括它的自主人格、感伤、忏悔、“博爱”、“神秘”象征等艺术情感和价值意识都潜在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不少的中国现代作家在民族文化反思与西洋文化的审视中,常常以宗教的向上信仰、人格道德、博爱精神来启蒙民心,宗教(基督教)也就成为“寻求精神家园”的中国现代作家们自我启蒙的需要。在实际的创作上,庐隐基督教罪感文化式的巨大感伤色彩,苏雪林因为基督教崇高人格的感化而细致描绘她的人物对基督的皈依历程,冰心深广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周作人基督教式的人道主义精髓,鲁迅对于基督教献身与博爱的救世精神的推崇,老舍注重对具有基督教牺牲精神的理想人物的塑造等等,都充分表明宗教文化的理性逻辑和宗教情感在这些小说家的创作中呈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风采。
再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宗教文化仿佛并没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崛起提供什么充分的能够实现一定思想价值和艺术理想的逻辑前提,在我们论文导读:文化蕴涵究竟又有多少。应该看到,宗教文化或隐或显地冲击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文化行为,具有多种不易察觉而又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是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立场,体现了在现代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环境中这些现代小说家同样面对众生苦难和民族危亡却能更加开放更加舒展地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和思考怎样拯救于时代并解脱于自我的精
习以为常的文学价值范畴中,所普遍关注的就是如上所述的现代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蕴涵究竟又有多少。应该看到,宗教文化或隐或显地冲击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文化行为,具有多种不易察觉而又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是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立场,体现了在现代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环境中这些现代小说家同样面对众生苦难和民族危亡却能更加开放更加舒展地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和思考怎样拯救于时代并解脱于自我的精神出路,而且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超过了那些更直接更热烈地投入到社会的现实斗争也在思索的人们。二是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策略,体现了时代暴躁凌厉、狂飙突进与精神彷徨犹疑、无可适从的巨大矛盾中这些现代小说家对自我的艰难跋涉和坚定信仰的有效防卫或保护,其文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家自我深刻发现了现实社会的威胁来自何方和现有的生存方式为何不能再延续下去,可见现代小说的宗教文化意识里并不是都带有所谓太多的迷惘和困惑,其实倒不乏高明于世俗人生的诸多清醒、理智、沉着和坚定。三是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语义,它所强化的是一种更加玄虚的人生价值和更加深层的生存意义对身处众多彷徨和外来威胁的现代知识者的心理补偿和抚慰,它不仅来源于作家对于人生社会的庄严而深邃的思索,蕴涵着不同的作家个体关于生命的真切感悟和哲理体验,而且它进一步确认了人生社会的个性情感世界里超越生死的终极关怀的绝对价值和意义。四是它作为一种表现宗教文化意识的文学实践,它提供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如郁达夫自叙传式的强烈而执着的悲戚自悔的抒情)以及擅长于艺术氛围、意境的营造(如鲁迅的孤寂压抑令人窒息的氛围,冰心宁静祥和令人遐想的境地,巴金苦苦自责令人震颤的热忱,废名清新淡远的田园风光意境)等方面所赋予现代小说的艺术革新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呈现出一种与抒情散文和诗歌比较接近的表现性情感特征。
三、现代小说家自身的精神禀赋、性格气质对于现代小说创作的思维学术论文下载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