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忠义《水浒传》宋江“忠义”思想与传统“忠义”思想异同

论文导读：”主导着宋江一生的行为，宋江的主要思想是行“忠义”，而忠义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故宋江的“忠义”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的地方。文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宋江的忠义思想与传统“忠义”思想的异同进行论述。

(一)关于“忠”在我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上，先前“忠”与“义”是两个相对

《水浒传》在我国是一部家户喻晓、脍炙人口的古典长篇小说，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数百年来，它一直深受我国广大人民的喜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小说以农民起义为题材，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的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共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上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的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而《水浒传》中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题的是义军统领宋江的形象。对于宋江的忠义思想，学界有诸多论述。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认为《水浒传》中描写的宋江的“忠义”思想，较之以前出现了新鲜之处，那就是要求农民起义也要有忠义，也要讲忠。既作反叛，又行忠义，统一起来，叫做“替天行道”的忠义。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但是由于他把《水浒传》中的忠义过多的与南宋以后流行的“忠义”联系起来，因而，他不但忽略了宋江“义”的内容的实际存在，而且对忠义的特点，也未能深入阐发。也有学者认为宋江的“忠义”是“投降主义标签”，并认为“一切以‘忠义’标目的《水浒传》从思想体系上说，都是宣扬投降做皇帝帮凶的反面教材”。[3]这一说法似乎也过于偏激。而笔者却认为“忠”与“义”都是宋江忠义思想的主题，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忠”与“义”主导着宋江一生的行为， 宋江的主要思想是行“忠义”，而忠义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故宋江的“忠义”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的地方。文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宋江的忠义思想与传统“忠义”思想的异同进行论述。

(一)关于“忠”

在我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上，先前“忠”与“义”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曾多次论及，他所说的“忠”有两层含义，一是“与人忠”之忠，是指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道德。“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二是“臣事君以忠”之忠，是指臣对君应遵守的道德。“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二层含义显然是从第一层衍生出来地，也可以包含在第一层之中。在孔子看来，君臣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制约的关系。“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臣应该为君服务，但要有一定的原则，不能绝对服从，如果君违背原则，臣可以犯言直谏。
孟子也是主张忠君的，他说：“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孟子·尽心上》）他指责杨墨学派：“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但他在“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支配下，并不赞成盲目忠君，而是更加强调君臣关系的相对性，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到了汉代以后，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也能对同类人讲义。后来随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单向度关系中。原本较为宽泛的忠的概念，演变成表示臣对君的道德专用名词，君臣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演变成绝对的服从关系。
宋江的忠即为这种单向性的忠，是一种愚忠，作为臣子，他一直心存忠义之心，一心向着朝廷，向着皇帝，但他接受招安后，为朝廷效力时，皇帝作为君主并没有依礼对待他。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并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只有宋江一厢情愿地为皇帝尽忠。当他服了朝廷赐的药酒，死在旦夕时，首先想到的是李逵可能重新聚义，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将李逵招来，让他也服药酒，临死还在表白忠心：“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孝论文导读：
当竭力，忠则尽命。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将这些俗语用在宋江身上，没有一句不合适。宋江死后才盖棺论定，皇帝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封祠堂，塑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二)关于“义”

对于“义”的内涵，孔子则认为是“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论语·宪问》中“事之宜曰义”。《礼记·中庸》中也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谓义”。这些都指明“义”的原意是合理的，应该做的，即凡是符合规范的行为都可以称作义行。所以古代“义”、“理”相通。这个理当然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理，因而，“义”确实有着和“忠”相联系的一面。郑庄公谴责公叔段“不义不昵，厚将崩”[6]这里的“义”显然是“忠”的意思。有别于统治者的这种“义”含义，是后来产生的。司马迁作《游侠列传》称赞了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扶危救困的可贵精神，并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主义又曷可少哉！”[7]可见，当此之时，已有一种“侠客之义”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正义”中分离出来，他与郑庄公所说的“义”，已不是同一概念。这种“侠客之义”就是后来绿林好汉的“江湖义气”的雏形。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这些侠客或绿林好汉常常“以武犯禁源于：毕业论文指导记录www.7ctime.com
” [8]，扰乱封建社会的秩序，因而这种“义”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统治者的利益。
宋江所表现的“义”正是这种“侠客主义”，他继承了“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华并有所发展。例如，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困济贫。值得指出的是，阎婆惜母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并不属于“士”的阶层。可见宋江的“义”举，已不仅限于“赴士之厄困”，而是把扶危济困的范围扩展到了赴民——即赴一百零八姓之厄困。宋江所扶助的对象，大都是下层被压迫的百姓，或是直接受官府迫害的的人。因此，宋江所表现的“义”已经有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性。另一方面，宋江的义行已经扩展到包括下层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封建邪恶势力的受害者，如义施薛永。宋江被称为“及时雨”，深受下层劳动人民的爱戴，也正说明了他的“义”符合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深为封建社会中无权无势的弱者所欢迎。同时宋江的“义”还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许多散在江湖上的好汉，闻得山东及时雨，便甘拜下风，望风而归。宋江的这种江湖义气不但是他们共有的品德，而且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走上反抗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更可贵的是，小说中宋江的“义”不仅被作为一种思想品德来歌颂，而是被升华到一个“理想王国”的高度。也就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论秤分金银”的高度。这里的“义”已经表现为平等互爱关系、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随才器使”的用人主张。所有这些都与当时社会上压迫重重、腐败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可见，宋江“义”的内容已经得到了扩充和丰富，其中已经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因素。
纵观宋江的一生，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的观点看待宋江，他身上有值得歌颂的一面，也有被批判的一面。在宋江身上传承了中华的“忠义”文化，作为一个士族阶级知识分子，既能对上尽忠又能对百姓施义，那是值得学习的一面，但他一昧的愚忠，那就是不可取的一面。宋江注重人的价值，重视功名利禄，有强烈的进取心，开明仁义，曲线尽忠，这些体现了宋明之际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不同侧面。此外，宋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人情练达、中庸持平、团结众人，则体现了中国儒学文化传统的部分特点。他不仅是政治的存在，也是文化的存在，道德的存在。所以宋江一生所追求的忠义思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邓绍基.《试论〈水浒〉的忠义》《文艺论丛》[J]第十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张国光.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水浒》与金圣叹研究 [M].郑州：中州出版社.198

1.9.174.

[3] 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 [M].郑州：中州出版社.198

1.9.序言.

[4]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

7.166.

[5] 陈忱.水浒后传[A].水浒传子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

2.490.

[6]《左传》卢隐公元年.
[7]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王伯祥校注本.
[8] 韩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