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品贸易与区域发展间联动关系研究-学位

论文导读：
摘要：在研究相关文献与回顾现状的基础上，以1997-2011年数据作为研究范围，分析了我国各地科技财政拨款、高技术产品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协整检验，本文认为：三者之间均存在短期和长期均衡关系，但是格兰杰因果检验却存在三种不同的结果。结合本文结论与现实发展，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科技拨款， 高技术， 高技术贸易， 经济发展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Study of the Linkage
between High-tech Products Trade Relation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quo, to 1997-2011data for research on the scope of analysis of financial provis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over the country, high-tech product import and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relationship. Through co-integration test, we know that among the short-and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re exists, but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results. Considered with the reality development, we conclude with the fin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Technology Financial Funds,High-tech,High-tech trade,Economic Development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的发展源泉在各国竞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我国政府近些年对科技的财政投资力度逐渐加大，全球化使得高技术产品贸易异常活跃。无论是在投资还是贸易的角度，都对我国经济起到了直接或间接地作用。目前，政府高技术投资的效果、与高技术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全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等方面，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掌握这一问题，对于调整政府财政科技投资方向、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快经济转型以及转变政府职能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理论动态与现状描述

理论界对于财政科技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高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等研究角度各有不同，成果较为丰富。

(一)文献综述

由于国外技术市场发展较为成熟，高技术投资方面的研究文献多集中于风险投资领域，比如美国“硅谷”时期的政府行为。由于高技术属于新兴行业，其具有高风险性或强外部溢出效应，因此各国政府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予以资助，加速科学技术转变成生产力的步伐。由于高技术行业风险性高、投资期长，因此各政府都为促进该行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及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至于政府介入多少及方式，各国因其各自国情不同还存在差异。
Spulber（2008）则分析了技术的创新和贸易，指出市场中的技术，相对于GDP发展更为迅速，通过技术贸易可以提高创新的质量，可以降低R&D低水平研发国家的不平衡性，可以增加产品品种，增加国家总收益等，所以技术贸易具有重大经济影响。Tsai，Yifu Lin和Kurekova（2009）对新兴国家发展战略型产业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其中指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应该努力发展科技型战略产业，如半导体和信息技术产业.Colombo和Grilli（2011）以风险投资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投资对于高科技企业增长的作用，通过研究表明风险投资不仅促进高技术企业经济增长，同时还能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颜永廷和刘玲娅（2009）基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一国的高技术，必须要具备诸如高知识密集度、高研发投入、高附加值、高度集成化，能够带动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形成技术群、具有较强的系统协同效应等许多特征，但高技术的国别属性即自主品牌与自主知识产权，应该是高技术最为关键的一个属性。陈丽珍，赵美玲（2011）从发展高技术产品贸易战略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等意义的角度，对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比重进行预测，并分析促进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对策。陈茵（2011）一我国海西经济区为例，研究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通过探讨政府角色等，提出促进海西经济区风险投资业发展途径。

(二)发展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支出中对科技的投入逐年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率达17%以上。但是目前，我国科技投入还存在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水平总体不高，结构不合理；我国财政科技运行效率较低等问题。
在科教兴国以及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显著提高，我国高技术贸易产品结构大大优化。同时我国通过进口高新技术产品来发展我国的薄弱行业，这些技术贸易使该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利用TC指数测算出我国高技术产品竞争力指数可知。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不断改善。同时，中国从高技术产品的净需求国转变为净供给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贡献了接近30%，表明高技术产品贸易逐渐成为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标准www.7ctime.com
但是，我国科技贸易还存在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方式较为传统单一；我国高技术贸易区域过于集中，范围较为狭窄等问题。二、数理论文导读：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短期关系模型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各模型的T检验均显著，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的修正系数符合反项修正原则，但各变量的波动幅度不大，误差修正项的回调力度也不大。4.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从上述分析已知，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但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方向如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模型——生产函数分析法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理论中，贸易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本文上述定量描述中，可以看出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密切，从实证角度分析和研究就需要利用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判断。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Balassa将传统的道格拉斯函数扩展化，引入了出口变量，从而扩展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总生产函数，从而公式演变成为：
Y = F（L, K, X）
若对时间求导并同时除以Y，公式演变成为：
GY = eLGL + ekGK +eXGX
其中，GY表示产出，GL表示劳动力资本，GX表示出口增长率，其前面系数表明产出弹性。令弹性系数为常数，加上常数项和随机干扰项，得出回归模型：
GY = c0 + c1GL +c2GK + c3GX + u
该模型随后得到了经济学家Feder（1983）的修正，其将经济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并认为出口部门会对非出口部门产生外部经济效应。经过一系列演变，得出如下回归模型：
GY = c + α(I/Y) + βGL + [FX + δ/(1+δ)]GX(X/Y)
更进一步的，该学者采用Fx的表达式分解要素生产率微分，若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影响弹性是稳定的，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为：N = F(KN,LN,X) = XθF(KN, LN)，对上式求导可得：
?N/?x= FX = θ(N/X)
将该式代入Feder早先推导出的模型中，导出：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搜集及处理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主要考察15年来全国各全国地方政府对科技
的财政拨款、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的选取对象是15年的经济数据。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科技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资料。
模型中GDP是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指标；HTFH是财政科技投资；HTIM和HTEX是高技术产品交易状况。为消除因时间引起的数据变化，本文对该经济数据进行调整，选取指数以1990为基期(1990=100)对数据进行平减。同时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二)计量经济分析

为了考察政府投资管理的效果，即高技术产品贸易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行为—结果”内在的逻辑关联，以全国地方政府为活动主体，以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为媒介，考查政府科技财政投资的传导效果。文章各自进行二部分推导分析：第一部分，以二组变量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逻辑关系。
因此，本文在对变量经过平减处理、取对数后，做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其结果如下：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当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继续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
*注:滞后阶数的选择本文采取赤池（Akaike）的AIC准则；变量的临界值括号内数字代表显著性水平；此处略去一阶不平稳检验结果。
由表一可以看出：对序列进行二阶差分后趋势基本消除，即变量均为I(2)。

2. 协整性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均为I（2），构成协整检验的前提，通过回归得到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Adjusted R-squared = 0.984178 F-statistic = 747.4218 Durbin-Watson stat =

1.857125

由上式可以看出,各组变量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协整关系,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方程分别为是①～⑤式。各关系式的相关数据都能通过检验，各残差经过单位根检验也是平稳的，所以以上公式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变量的系数也都符合经济意义。
由上述长期均衡方程可得出以下结论：全国地方科技财政投资与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之间；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全国各全国地方经济增长之间；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与全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资之间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而且从方程的协整系数来看，全国地方科技财政投资与高科技产品出口，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与全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资之间的关系最强,协整系数分别达到1.75与1.57，而高技术产品进口与全国地方GDP之间关系较弱，协整系数均不到0.5。所以，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短期内全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各地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财政科技投资每变动1%，高技术产品进口变动1.26%、高技术产品出口变动1.75%；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每变动1%，全国地区经济就要变动0.44、0.32%；地区经济增长每变动1%，全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资就要变动1.57%。

3. 误差修正模型(ECM)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变量偏离随机趋势的调整速度,本文在协整检验基础上建立了包含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期分析结果如下式所示:
（1）全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资和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短期关系模型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各模型的T检验均显著，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的修正系数符合反项修正原则，但各变量的波动幅度不大，误差修正项的回调力度也不大。

4. 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

从上述分析已知，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但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方向如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为此我们对LnGDP与LnHTFH摘自：7彩论文网硕士论文答辩www.7ctime.com
、LnHTIM、LnHTEX做格兰杰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二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资与高科技产品贸易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全国地方经济增长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财政科技投资与全国地方经济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政府财政科技投资没有明显促进高科技产品贸易，高科技产品贸易也没有明显促进财政投资；全国地方经济增长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全国地方经济促进财政科技投资，但财政科技投资并没在全国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1997-2011年数据进行处理，研究发现：各变量之论文导读：
间分别存在短期与长期的正向变动关系，并且在长短期动力度各有不同。并且政府财政科技投资与高科技产品贸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全国地方经济增长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全国地方经济与财政科技投资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在研究结论和现状发展的基础上，本文对此进行了解释，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转变政府财政投资方向，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力度，加快企业创新成长

由本文结论可知，财政投资与高技术产品贸易和经济发展都存在正向关系，但是并不显现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在政府科技投资不能起到直接拉动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制度、资源等方面引导高技术企业，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

(二)转变高技术产品贸易重点，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在本文结论中，高技术产品贸易出了包括存在技术含量的产品之外，还有相当大部分的加工贸易，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格式设置www.7ctime.com
加上我国高技术产品贸易主体多是外资企业，内资仍以逆差为主并且贸易规模小。本文认为：除了和其他贸易一样进行国内外活动外，我国企业要多多利用高技术产品的特点，加快企业现阶段的加工贸易升级到反映技术实力的一般贸易。否则，这种简单贸易型活动只在短期刺激了经济，长期中反而损害企业创新积极性，企业丧失创新动力，将会损害经济增长源泉。
所以，高技术贸易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们应该在加快贸易的基础上，其实质是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引进高质量的技术并消化吸收的集成创新，也就是“二次创新”环节。

(三)明确政府投资领域，加强基础性及社会公益领域的投资力度

本文认为，虽然政府科技投资不能起到直接拉动经济的作用，但是在长期中，政府对于企业的直接与间接支持，会传导到经济中来。具体来说，政府除了对企业可以直接投资与体制上间接支持之外，政府对于科研院所还有大专院校的科技研发支持是社会进行创新，技术发展的基础。虽然在短期内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但在长期中，优秀的技术成果经过技术市场的转化就会形成生产力，即形成所谓 “产学研一体化”。同时，在非利润性行业，如低碳概念的环保领域，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当该行业科技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高效率必然带来利润。届时，政府再像风险投资行业一样退出市场，进行监管。
总之，解决我国对外技术贸易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我国国家的创新体系。无论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转型这一特殊背景下，要形成“财政—高技术—经济”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需要政府与企业双方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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