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双出”现象谫论-

论文导读：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且能够影响后来者的写作，进而形成小说流派的长篇名著主要有六部，我们把这六部小说写作与出版的时间作些简单的排比：《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几乎同时完成于元末明初，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版本都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刻本；《西游记》和《梅》几乎同时完成于明朝隆庆、万历间，传抄和刊刻于万历中后期；《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差不多同时创作于清朝乾隆前中期。如此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那些开创性的也是后来同一类型作品无法超越的小说名著几乎都是“捉对成双”地同时出现，而且每两部名著的出现都间隔将近二百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或者说，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理据么?就笔者隅见，这方面的深入探讨似乎还不多。它们虽“捉对成双”地几乎同时代出现，但差异性也极为明显，尤其体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结构的安排、叙事语言的择取等方面，这些作为创造性叙事文学作品之文学品质的标志，前人的研究可谓备矣。那么，这些“捉对成双”地出现的小说名著，几乎同时代的每二部之中是否具有同质的方面呢?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每两部同时代出现的小说名著之间的同质性，我们尝试借鉴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然后得出有益的、往往又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作为几乎同一民族同一时代同一文类的两部小说，我们尝试分别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方面来考察它们的内在类同性，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一起研讨，进而揭示其共同产生的社会文化之动因。

一、忠义的失落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招魂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主题也不断产生，但我们就文本阅读而由人物和题材体现的基本主题可以说是集中在“英雄与忠义”，也可以说二者的主题具有互通性或交融性。《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了一批帝王将相类的上层历史英雄，这些人物的故事成为“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水浒传》塑造了一批江湖草莽类的下层传奇英雄，这些人物的故事成为“乱世造反者”的悲歌。这些人物的故事从题材维度来说主要表现为“乱世”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争斗，就大者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表现为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水浒传》表现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征战，就小者而言，两部小说都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智斗勇，人物性格也在这些争斗之中得到充分地展示。两部小说具有共同的主题旨向，那就是对于“忠义”的遵循和依归。《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忠义”旨归于“刘汉”，《水浒传》的“忠义”旨归在“赵宋”，其间当然不乏对于忠义旨归的逸出，比如关羽“义”及“汉贼”曹操，李逵等人有时也会喊出“杀到，夺了鸟位”，但并不危及小说主题的根本指向，只是更为广泛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真实。两部小说主题的同旨性还表现为二者的互补。前人多已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或揭示“乱自下生”，或揭示“乱自上作”，但这只是在两部小说的开头体现的作家观念，在小说中具体的情节展开则表现为各有侧重的叙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乱”主要在上层人物斗争中呈现，《水浒传》之“乱”主要在下层人物抗争中铺陈。上下互补，《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完成共同的主题打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大致同时成书于元末明初，它们的“英雄与忠义”之基本主题也就蕴藏在文本之中。这两部小说产生之外在的社会动因是分裂和战乱，但它们共同的主题指向则与整个元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裂变有关。《新元史·卷二百三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忠义一》开头如此写道：
昔宋亡，其降将入朝，世祖召问曰：“汝等何降之易?”对曰：“贾似道轻侮臣等，故皆无斗志。”帝曰：“此似道一人之罪，汝主何负焉!”符宝郎董文忠从旁责之日：“宋主贵汝、富汝，未尝薄汝也。今坐视社稷之亡，可乎?”诸降将皆惭谢而退。大矣哉，世祖之教忠也。
常理而言，征服者对于所到之处的投降者多给予奖赏，很少有像元世祖这样责问投降者不忠国事的。元代在政治上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类：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世祖的责问其实让“忠义”这个华夏传统价值观在蒙元时期使汉人和南人进退两难。汉人和南人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本不应临难而降；但既已投降，希望自己的忠心能够被新朝赏识，却不料被否定。这种情况也许影响了整个元代汉人和南人中之儒士的地位，他们几乎不得为正官。为汉人和南人赖以进升改变命运的科举几经反复，并没有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而正常执行，这样就截断了汉人和南人仕进的可能。可以说，元代的儒士经历着精神和物利的双重痛苦，一方面自己在“夷夏之辨”的传统忠义价值观中作着艰难的选择，另一方面又不能通过科举仕途得到新朝的认可，钱穆先生指出：“至于元代，在中国社会上自汉以来甚摘自：7彩论文网学年论文www.7ctime.com
占重要地位的儒士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因此，面对这种“九儒十丐”的残酷现实，对“忠义”价值的追寻也就成了元代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追寻不仅具有文化复归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而且也具有对抗现实的意义。元代的统治者在儒学上陷入了自身的悖境：一方面，元蒙打压儒学的传承者——儒士，使绝大多数儒士处于永世难以翻身的底层，几乎很难找到上升的通道；另一方面，元蒙又尊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为学说。因此，儒士的低下地位并没有中断儒学的教育与承传。“在元明之际的氛围中，崇拜义、勇、智为核心的英雄气概或气度，才是时代的基本情感和客观思潮”，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把这种对“忠义”的肯定与追寻外化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式的文学表现，也是汉民族在异族统治之特定时期文化招魂的，心理体现。

二、理学的窳败与《西游记》和《梅》对佛教之皈依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成书大约二百年后，《西游记》和《梅》几乎同时出现，它们的主题亦如前两部小说一样，历来争论不休且随时代而丰富。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论文导读：于是，私人生活成了人们表达真实情感的唯一空间，成了思想逃逸的唯一场所，它与公众场合的姿态和原则难以一致。”“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能力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自己个人的思考。”而文学尤其小说在当时无疑是极为“私人生活”化的文类。考据学者在经典还原中不仅发现了自我
和《水浒传》的主题无论人们如何争论，二者的主题还有比较明显的交集的话，《西游记》和《梅》的主题则几乎从来少人合论，更不用说有共同、的主题指向了，这与二者的题材选择有着显著的关联。诚然，《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世情小说，其题材之别犹如霄壤，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游记》和《梅》都把皈依佛教作为人世苦海的解脱之道——取经五众最终修成正果，西门庆之子即西门庆托生之孝哥随普静禅师皈依佛门。作成人世之苦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欲，而的生成源于《梅》开头所说之“酒色财气”四字，“酒色财气”也可以说是的具象，这四件之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就《梅》而言，自是“财色”之欲令人败身亡家，促人警醒，唯有皈依佛门才能超度重生；而《西游记》中则多“酒气”之欲致人昏愦，违乱天条佛规，从而被迫走上修炼去欲之路。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小结www.7ctime.com
《红楼梦》的版本比较复杂，至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学界仍然争论无休；但就前八十回而言，作者自云“大旨谈情”，大致是符合文本的实际的，其他诸般主题的申说大约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个基本主题。《红楼梦》写“情”虽夥，但以“适情”为标尺，凡“情”如不能遂心适意，则非小说所肯定的真情。《红楼梦》的人生悲剧意义主要体现在不得“适情”之上。因此，《红楼梦》的主题主要表现为适情的人生，而因屈情造成的悲风凉雾则笼罩着全书。由于《红楼梦》的主题着意于“适情”，它不仅否定了对一姓一代的依循，而且否定了一切可能的事功，甚至拒斥任何屈情的庸常人生，死亡与寂灭几乎是屈情而无意义的悲剧人生无可逃避的选择与终局。在《红楼梦》中，造成屈情的因由不外乎对既有的功名富贵之墨守、对未有的功名富贵之渴望与追求，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同《儒林外史》中功名富贵造成人生之不得适性，《红楼梦》中也由于功名富贵而使人不得适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适性适情”基本摆脱了任何外在的利害依附而回归到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之叙写，如果说《儒林外史》的“适性”还有“文行出处”的人生价值之凭依的话，《红楼梦》的“适情”就是人生意义的全部，即便是“文行出处”也被看作矫情屈情的无意义的人生，就这一点来看，适情比适性对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之叙写更彻底、更纯粹，更富有文学的魅力。
从人物维度来看，《儒林外史》写士人，《红楼梦》写女儿，前者批判仕宦对适性之扭曲，后者揭示婚姻对适情之异化。陈寅恪先生在论及中古时期的士大夫人生时指出：“可知当时人品地位，实以仕宦婚姻二事为评定之标准。……故婚仕之际，仍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之所关也。”到了近世的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为社会人员之阶层流动提供了可能，专制皇权的进一步加强，豪门大族鲜有久盛不衰者，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强大固力仍在，婚仕不仅为士大夫阶层所看重，比如《儒林外史》也写到牛浦郎、匡超人、沈琼枝、陈木南等人的婚恋，《红楼梦》也写到贾雨村、贾政等人的仕宦，只不过两书叙写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抓住仕婚来表现生命个体之适性适情实在击中了传统中国人之要害。因此，《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主题在“为人生”的意义上具有共同指向。尽管《儒林外史》的题材形同多人传记的缀合，但我们应看到这些人物性格之完成与小说主题之表达也借助家庭生活之描写，比如范进家、严监生家、娄府、匡超人家、鲍文卿家、杜府等，这些家庭要么是已经衰败的科举世家，要么是普通的底层平民家庭。《红楼梦》的题材以写家族生活为主，人们虽然常说“四大家族”，其实小说中真正详写的也就是贾薛二家，贾府是世袭的军功贵族，薛家则是皇商，他们皆是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豪族，正与《儒林外史》中的平民人家相异。可以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题材的选择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存在下层与上层的互补性。
明代中叶后，王学的末流堕入空谈性命，科举制度日益败坏，佛教禅风盛行，这些都导致思想界失实向虚。经过明末清初天崩地裂般之巨变，以实学取代虚学之学术转轨最终造成朴学成为民间学术潜流，其特征为求真向实。但是，占据满清统治的主流思想则是程朱理学。葛兆光指出：“在整个清帝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表面的同一与和谐状态中，恰恰一切都在分裂。最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分裂，这是由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对立而引起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普遍真理话语的笼罩下，士人渐渐丧失了思想空间，丧失了空间则失去了立场，主流话语以‘理’的名义侵入并控制了知识世界，使士人在所有公开和公众场合，不能不自觉依照这种天经地义的原则说话，否则就有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的危险，除了不公开的私人生活之外。于是，私人生活成了人们表达真实情感的唯一空间，成了思想逃逸的唯一场所，它与公众场合的姿态和原则难以一致。”“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能力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自己个人的思考。”而文学尤其小说在当时无疑是极为“私人生活”化的文类。考据学者在经典还原中不仅发现了自我，重新认识了“人”，而且“对主流社会中空谈义理之学的疑惑，……于是有‘以礼’的思路”。这些乾嘉朴学思潮中最富有震撼力的见解当然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
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学，当人们厌倦了远离现实人生甚至伪饰现实人生的各种才子佳人或历史演义小说之后，对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追寻也就无可抵挡地来到了富于创造性的作家的笔下。吴敬梓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研究《诗经》，著有《诗说》，并且认为“此人生立命处也”。吴敬梓说《诗》，从学术层面来讲，当然是顺应了从宋学转向汉学的时代民间潮流，但其中也寄寓了他重视孝道、礼义的个人思想，试图以原始儒家的“礼”来消解当时屈悖人性的“理”，进而批判以“理”为核心的八股科举制度。因此，吴敬梓的《诗说》也如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充满了“求真”的旨趣；《儒林外史》一方面追求“人性之真”的“适性”生存，另一方面也寻求“以礼”的社会人生出路。《红楼梦》全书也在于“求真”——_追求真情，论文导读：
把“情”与“理”的冲突完全暴露，明确倡导以“情”抗“理”。《红楼梦》也表现出较强的尊“礼”非“理”的倾向，在“情”与“礼”中取得平衡，人物的正常行为都以“发乎情而止于礼”为准则的。人生之“礼”，莫过于生死两处，贾敬之死和贾母的八旬大庆既详细描述了“礼”，也暴露了贾珍、贾琏、贾蓉等违背“礼”造成的家庭混乱，“首罪宁”即在此，宁国府的不堪正在于背礼的事情太多，尽管贾珍、贾蓉父子表面上假装“守礼”。在整部《红楼梦》中，造成家庭衰败的外在因素就是不合“礼”的人和事太多，而造成个人悲剧的内在因素则是“存天理，灭人欲”，比如晴雯之死、黛玉之死，可以说她们是为“理”所杀，就她们个人来说，并没有背“礼”的行为，甚至积极维护“礼”，但并没有改变她们的悲剧命运，这是因为她们的言行为“天理”所不能容。总的看来，《红楼梦》还是体现了尊“礼”非“理”的倾向。就这点而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具有共同的为人生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文学史实：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六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名著几乎每隔大约二百年捉对儿出现，它们成双结对地在人物形象和题材的选择方面具有上层和下层的互补性，在主题上具有共同的指向。概而言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帝王将相和《水浒传》中的江湖英雄通过各种权谋诈术或投身争战而忠于一姓一代之事，同时实现自身的功名富贵追求，彼此之间则多以“义气”相尚而聚结；《西游记》中的取经五众和《梅》中的财色男女在禁欲修心和纵欲亡身的征途苦海中跋涉，或者得以修成正果，或者获得荐拔超生，二书皆以祛欲皈佛为己群的终宿；《儒林外史》中的举业士人和《红楼梦》中的闺中儿女在为功名富贵所熏染的社会和家庭中挣扎，两部小说批判的锋芒都指向悖性屈情的个体生存困境，二书以或适性或适情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把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整个古代文学对生命本身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自由高度。可以说，这六部小说名著双双把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审美表现力分阶段地向纵深推进。
蒙元反文明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汉民族士人对于本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忠义”之呼唤和歌颂。汉宋两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开明专制的典范朝代，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生活时期，中国传统儒家学术发生裂变分化最为突出的时期，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忠奸”对立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国家民族沦亡、异族野蛮统治之时，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凝聚民族反抗的力量必然地来自对一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格式设置www.7ctime.com
姓一朝的依恋，刘汉和赵宋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既是这两种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促成，也是时势使然，即使元末占据强势之主要起义队伍也多打着汉宋的旗号。朱明建立后两百年，汉宋文明盛世并没有再现，而儒学在粗鄙的统治者进行庸俗政治化的改造后完全堕落，传统士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凭依，人间帝王以及维护帝王专制的一系列的思想和人员都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在那个时代，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在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其中，最有刺激性和挑战力的思想资源，除了逐渐从主流文明和上层人士中淡出的佛学之外，就是在南宋时代曾经与朱学对垒的陆学。”因此，不难看出，当时多具民间色彩的小说家在现实功利的追寻失势后，自然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西天。就文学的审美层面来说，文学的宗教表现正是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宗教的外壳下潜藏的是对人自身荒谬存在的疑问。回到人自身，企图“我是谁”是一切摆脱功利束缚的文学作品之潜在的终极追寻。文学不是宗教，文学的魅力不在于是否能够给出标准答案，不在于如同宗教一般地让人归于平静和安宁。文学的特质还是在于激起人对自身生命真实存在的关注。可以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既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又一次审美超越，也是文学审美的成功软着陆。从文学的表现形式来看，这六部小说名著各有其迷人之处，难分轩轾，但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表现进程来说，这六部小说名著确实对文学内涵的演绎不断地作深层的掘进，直指人的本来性情。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编号：0601031C)；无锡市教师教育教学研究专项课题(编号：201lWXJYJ2)】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9)；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分院(21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