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立宪立宪：理由与出路技巧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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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治理结构尚未理清的情况下，匆忙制定大学章程，很有可能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要么过于宽泛和原则化，对大学治理实践缺乏实质效用，成为“空中楼阁”；要么自我窄化改革路径，束缚改革手脚，此种情况无异于“画地为牢”。“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是我国大学立宪突破重围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大学章程；大学治理；现代大学制度
2012年1月11日，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等15所高校的管理者、教育部官员和相关教育专家结集北大，共同探讨大学章程制定问题。自2012年1月1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以来，各大高校纷纷启动制定或修订大学章程工作。媒体将这一改革称之为“大学立宪运动”。 2012年2月3日，人民网以《2012，大学进入“立宪”时代》为题对我国大学章程建设情况进行了报道。
这些纷繁的报道还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大学真的进入了“立宪”时代。笔者对所谓的“运动”一向持谨慎的态度。教育是“慢”的艺术，容不得各种“运动”的“蹂躏”。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过往的悲剧。在那段令人揪心的历史时期，我们为各种“运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曾经，我们为了快速建成社会主义，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曾经，我们为了在经济上超英赶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今天，难道还要让历史的悲剧在教育领域重演吗？教育部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要求各大高校启动大学章程建设工作，并将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工作重点。这本身是令人鼓舞和振奋人心的。然而，如果政策操盘手急于显示“政绩”，在大学治理结构尚未理清的情况下，督促高校匆忙出台章程，无异于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南辕北辙。
一、大学立宪之困境：“空中楼阁”与“画地为牢” 周光礼认为“我国公立学校制定大学章程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章程的法律效力问题”[3]。为了提高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甚至提出建议：“大学章程要真正成为大学宪章，必须经过立法程序。”[4]他提出，对于省属高校，应该将大学章程提交省人大审议；对于部属高校，则交由全国人大审议。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建议似乎不太符合国情，尽管从法理学角度而言确应如此。
然而，学者们在探讨大学章程时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事实：我国大学“无章”运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大学发展历程中，我国大学在“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应对机制。现在要突然“强加”给大学一个章程，并要产生实际效用，势必会对原有的大学势力平衡形成挑战。要使新制定的大学章程能够真正产生效力，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以及与大学相关的利益集团能够对章程条款，尤其是对核心条款达成共识。2010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然而，时至今日，“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大学章程遭集体沉默”[5]。复旦大学立宪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我国两千多所普通高校中公布大学章程的不到70所，此外，中国的顶级大学诸如北大、清华至今尚未出台大学章程。可以想见，大学立宪之路是多么艰难。并且，从已经制定的大学章程来看，基本上是高教法的翻版，流于形式，认可度低，大多制定完之后即被束之高阁。[6]这样的章程即使制定出来又有何意义呢？
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章程碰到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法律效力，而在于大学相关的利益集团是否真正认可新的“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大学章程就是一种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大学章程“必须能反映大学内部和外部不同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这是大学真正实现自主权，构建高水平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前提”[7]。 因此，如果大学内部和外部的权力集团尚未对新“游戏规则”达成共识，那么，纵使这个“游戏规则”再美好，再怎么符合大学的理念，也只是“空中楼阁”。
“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是早在1998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就明确了的原则，然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大学办学自主权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依然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相反，大学行政化愈演愈烈。可见，在法制环境不太理想的现实境遇之下，单纯的强调大学章程进入立法程序，对大学改革助益不大。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大学论文导读：
章程进入立法程序，反而十分渴望大学章程能够进入立法程序，使大学章程真正成为大学“宪章”。然而，无论从我国政治体制来看，还是从大学章程制定的实际情况来看，时机都尚未成熟。如果权力集团在大学治理结构、大学改革方向、议事规则等关键环节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匆忙地将大学章程进入立法程序，则无异于“画地为牢”，实质上是大学窄化了自我改革的路径，束缚了改革的手脚。这样无疑与建立大学章程的初衷相背离。并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的联系将变得更加密切。大学立宪必须理清大学与外部机构的关系，尤其是与政府的关系。而对于这些关系不是大学自己能够决摘自：毕业论文选题www.7ctime.com
定的。正如包万平所言：“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8]
正是由于大学章程存在上述困境，“大多数高校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然而，迫于行政权力的压力，大学又不得不制定大学章程。这就很可能导致大学章程的“空心化”[9]。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大学章程的实质就是要对大学治理中利益主体的权力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明晰不同权力主体的权力边界。”[10]如果大学章程无法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规范，那么这样的章程无异于一纸空文。即使这样的章程被制定出来，并进入立法程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大学宪章”，依然无法规制大学治理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因此，如果教育部急于督促高校出台大学章程，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出台的章程将很难突破早前束缚章程制定的“藩篱”。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
在如何保障大学的学术权力方面，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实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负责制。2005年，东北师大各学院成立了教授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学院的学术事务。[21]2010年复旦大学提出了去行政化改革，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将学术委员还给教授”[22]。
尽管改革之路艰辛，但毕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源于：毕业论文总结www.7ctime.com
步。同时，这些改革先驱们的经验恰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大学立宪必将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切忌急功近利。只有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步步为营，才有可能实现大学立宪的突围。
参考文献：
大学“立宪”运动[EB/OL].http：//.cn/GB/17014849.html，2012-02-03.
[3]周光礼.高校内部规则的法理学审视[J].现代大学教育，2005（4）：10.
[4][8]柳园.大学章程：权力的边界[J].教育与职业，2011（10）：33，33.
[5]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 大学章程遭集体沉默[EB/OL].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24307
[7][10]王丽坤.大学章程建设中的权力关系研究[J].高教探索，2012（3）：34，34.
[9]焦志勇.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中的“空心化”问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7）：18.
[11]孙宵兵.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论文导读：设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5，95，3，249.马凤岐.“依法治校”还是大学自治？.高教探索，2008（1）：16.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31.马凤岐.大学的校内治理.高教探索，2011（1）：47，49.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12][13][18][19]马廷奇.大学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
[15]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31.
[16][17]马凤岐.大学的校内治理[J].高教探索，2011（1）：47，49.
[20]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21]东亚经贸新闻：东北师大有个“教授委员会”[EB/OL].http：//info.nenu.edu.cn/newsdetail.php？id=5093，2012-11-10.
[22]学术和行政分离 复旦探索“去行政化”破冰之路[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10/09/c_122131161.htm，2012-11-10.
摘要：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治理结构尚未理清的情况下，匆忙制定大学章程，很有可能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要么过于宽泛和原则化，对大学治理实践缺乏实质效用，成为“空中楼阁”；要么自我窄化改革路径，束缚改革手脚，此种情况无异于“画地为牢”。“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是我国大学立宪突破重围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大学章程；大学治理；现代大学制度
2012年1月11日，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等15所高校的管理者、教育部官员和相关教育专家结集北大，共同探讨大学章程制定问题。自2012年1月1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以来，各大高校纷纷启动制定或修订大学章程工作。媒体将这一改革称之为“大学立宪运动”。 2012年2月3日，人民网以《2012，大学进入“立宪”时代》为题对我国大学章程建设情况进行了报道。
这些纷繁的报道还真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大学真的进入了“立宪”时代。笔者对所谓的“运动”一向持谨慎的态度。教育是“慢”的艺术，容不得各种“运动”的“蹂躏”。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过往的悲剧。在那段令人揪心的历史时期，我们为各种“运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曾经，我们为了快速建成社会主义，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曾经，我们为了在经济上超英赶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今天，难道还要让历史的悲剧在教育领域重演吗？教育部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要求各大高校启动大学章程建设工作，并将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工作重点。这本身是令人鼓舞和振奋人心的。然而，如果政策操盘手急于显示“政绩”，在大学治理结构尚未理清的情况下，督促高校匆忙出台章程，无异于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南辕北辙。
一、大学立宪之困境：“空中楼阁”与“画地为牢” 周光礼认为“我国公立学校制定大学章程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章程的法律效力问题”[3]。为了提高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甚至提出建议：“大学章程要真正成为大学宪章，必须经过立法程序。”[4]他提出，对于省属高校，应该将大学章程提交省人大审议；对于部属高校，则交由全国人大审议。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建议似乎不太符合国情，尽管从法理学角度而言确应如此。
然而，学者们在探讨大学章程时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事实：我国大学“无章”运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大学发展历程中，我国大学在“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应对机制。现在要突然“强加”给大学一个章程，并要产生实际效用，势必会对原有的大学势力平衡形成挑战。要使新制定的大学章程能够真正产生效力，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以及与大学相关的利益集团能够对章程条款，尤其是对核心条款达成共识。2010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然而，时至今日，“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大学章程遭集体沉默”[5]。复旦大学立宪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我国两千多所普通高校中公布大学章程的不到70所，此外，中国的顶级大学诸如北大、清华至今尚未出台大学章程。可以想见，大学立宪之路是多么艰难。并且，从已经制定的大学章程来看，基本上是高教法的翻版，流于形式，认可度低，大多制定完之后即被束之高阁。[6]这样的章程即使制定出来又有何意义呢？
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章程碰到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法律效力，而在于大学相关的利益集团是否真正认可新的“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大学章程就是一种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大学章程“必须能反映大学内部和外部不同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这是大学真正实现自主权，构建高水平的内部治理结构的前提”[7]。 因此，如果大学内部和外部的权力集团尚未对新“游戏规则”达成共识，那么，纵使这个“游戏规则”再美好，再怎么符合大学的理念，也只是“空中楼阁”。
“大学依法自主办学”是早在1998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就明确了的原则，然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大学办学自主权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依然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相反，大学行政化愈演愈烈。可见，在法制环境不太理想的现实境遇之下，单纯的强调大学章程进入立法程序，对大学改革助益不大。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大学论文导读：
章程进入立法程序，反而十分渴望大学章程能够进入立法程序，使大学章程真正成为大学“宪章”。然而，无论从我国政治体制来看，还是从大学章程制定的实际情况来看，时机都尚未成熟。如果权力集团在大学治理结构、大学改革方向、议事规则等关键环节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匆忙地将大学章程进入立法程序，则无异于“画地为牢”，实质上是大学窄化了自我改革的路径，束缚了改革的手脚。这样无疑与建立大学章程的初衷相背离。并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的联系将变得更加密切。大学立宪必须理清大学与外部机构的关系，尤其是与政府的关系。而对于这些关系不是大学自己能够决摘自：毕业论文选题www.7ctime.com
定的。正如包万平所言：“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8]
正是由于大学章程存在上述困境，“大多数高校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然而，迫于行政权力的压力，大学又不得不制定大学章程。这就很可能导致大学章程的“空心化”[9]。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大学章程的实质就是要对大学治理中利益主体的权力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明晰不同权力主体的权力边界。”[10]如果大学章程无法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清晰的界定和规范，那么这样的章程无异于一纸空文。即使这样的章程被制定出来，并进入立法程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大学宪章”，依然无法规制大学治理实践中的权力运作。因此，如果教育部急于督促高校出台大学章程，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出台的章程将很难突破早前束缚章程制定的“藩篱”。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
在如何保障大学的学术权力方面，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实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负责制。2005年，东北师大各学院成立了教授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学院的学术事务。[21]2010年复旦大学提出了去行政化改革，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将学术委员还给教授”[22]。
尽管改革之路艰辛，但毕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源于：毕业论文总结www.7ctime.com
步。同时，这些改革先驱们的经验恰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大学立宪必将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切忌急功近利。只有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步步为营，才有可能实现大学立宪的突围。
四、结语：一场艰难而又深刻的制度变迁
尽管高教法早就规定大学拥有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样原本属于大学的权力因一直缺乏实现路径而无法兑现。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和《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出台，教育部明确了将建立大学章程，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高校应该抓住这次大学改革的历史机遇，建立、完善和创新大学治理结构，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同时，采用“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策略，逐步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为大学“立宪”，为大学改革保驾护航。由于一直以来，中国大学场域中学术逻辑的式微与权力逻辑的强势，注定了承载着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历史重任的大学立宪必将是一场深刻而又艰难的制度变迁。参考文献：
大学“立宪”运动[EB/OL].http：//.cn/GB/17014849.html，2012-02-03.
[3]周光礼.高校内部规则的法理学审视[J].现代大学教育，2005（4）：10.
[4][8]柳园.大学章程：权力的边界[J].教育与职业，2011（10）：33，33.
[5]复旦去行政化改革遇阻 大学章程遭集体沉默[EB/OL].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24307
4.shtm，2012-11-10.
[6]周光礼，朱家德.大学章程的国际比较[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1（5）：30.[7][10]王丽坤.大学章程建设中的权力关系研究[J].高教探索，2012（3）：34，34.
[9]焦志勇.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中的“空心化”问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7）：18.
[11]孙宵兵.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论文导读：设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5，95，3，249.马凤岐.“依法治校”还是大学自治？.高教探索，2008（1）：16.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31.马凤岐.大学的校内治理.高教探索，2011（1）：47，49.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2.东亚经贸新
度建设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12][13][18][19]马廷奇.大学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
7.95，95，3，249.
[14]马凤岐.“依法治校”还是大学自治？[J].高教探索，2008（1）：16.[15]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31.
[16][17]马凤岐.大学的校内治理[J].高教探索，2011（1）：47，49.
[20]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21]东亚经贸新闻：东北师大有个“教授委员会”[EB/OL].http：//info.nenu.edu.cn/newsdetail.php？id=5093，2012-11-10.
[22]学术和行政分离 复旦探索“去行政化”破冰之路[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10/09/c_122131161.htm，2012-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