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出版业香港出版业与五六十年代新马图书市场生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9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7645
浏览:23998
本站原创
点赞:7645
浏览:23998
论文导读：乎全由大陆供应，香港的出版物只有历书（俗称通胜），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有限的几种。1949至1953年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来港，开设出版社与经销机构，因此增加了教科书，少年儿童读物和一些文学创作之类图书的出版，其中五十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更给香港华文出版界带来了一股活力。然而从
摘要：此文讨论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图书在新马的消费情况，对我们了解新马华文文化与香港出版业是有价值的。
关键词：香港出版业；五六十年代；新马图书市场
1006-0677（2013）1-0055-03香港图书文源于：毕业论文理工www.7ctime.com
具业商会理事长沈本瑛先生，于1997年7月所写“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过去与现在”一文，被世界出版社收录在《半世纪风云——专访香港书业翘楚》书中，列为引言。该文对香港出版业早期的经历，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沈先生把1948年至1952年前后的香港，称为“文化沙漠时期”，那时期香港的中文课本几乎全由大陆供应，香港的出版物只有历书（俗称通胜），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有限的几种。1949至1953年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来港，开设出版社与经销机构，因此增加了教科书，少年儿童读物和一些文学创作之类图书的出版，其中五十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更给香港华文出版界带来了一股活力。然而从出版品种和规模来说，直到五十年代末，香港华文出版业在沈先生的笔下，还只算是“初具雏型时期”，香港的出版业进入“发展成型期”，已经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另外，1954年就从上海到香港工作，前香港上海书局经理黄国祥先生，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在1990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创业65周年纪念册里写道“五十年代，香港社会还是很落后，失业失学的现象很普遍，一般人终年为生计张罗，生活并不好过，读书风气相应地很差，当时香港出版的图书，主要是依靠外销去新、马一带，本销的不到三成，所以做出版行业的很少。新、马、港、澳的中文图书，可说百分之八十是大陆版的市场，因为它定价低，汇率折算又相宜，新书种类又多，一般爱读书的人都负担得起，所以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黄先生清楚地指出：（一）五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华文图书，七成以上的市场在新、马；（二）大陆版的图书又占据了当时新、马、港、澳市场的八成左右。因此做出版行业的很少。由此看来，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直到五十年代末，华文出版物不但种类稀少，规模也很小，可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业。
而中国华文书业研究学者《世界华文出版业》一书的作者辛广伟先生，于2006年接受《出版参考》杂志访问时，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整体概况，归纳为“三大基地，四个地区”。三大基地有根基的意思，是发射之源，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而把新、马列入除了上述三个基地之外的第四个地区，那是因为新、马出版的华文书，虽说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远不如中、港、台，却比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又高出一截，因而有幸被列入四个地区之内。中国出版集团属下的数字出版网《大佳网》，在2012年4月郑坚的一篇报导里写道，当前世界华文出版的情况是，中国大陆每年出书十多万种，台湾两万多种，香港八千多种，新加坡（应该是新、马地区之误）两千多种。由此看来，“三大基地，四个地区”的格局，至今还是基本保持不变。
那么香港的华文出版业，从当年微不足道的规模，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
出版华文图书
这事情还得从54年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一纸禁书令讲起。1958年10月23日，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政府，突然宣布不准53家中国大陆（包括三家香港）出版社的全部出版物，进入到新、马两地发行与销售。在这项地毯式禁书令下，当年所有在新、马华文书店里贩卖的书刊，不论是期刊，小说，字典或地图，连同少年儿童读物，甚至像“范氏大代数”等之类的教科书，虽然书的内容没有政治问题，却因为出版社列在被禁的名单之内，全变成禁书，都不能售卖了。这禁书令生效后，市面上超过九成以上的图书都将归入禁书之列，都不能售卖。这一来华文书店又将如何生存？为此，新、马的华文书商不得不设法来填补，这个不论在品种或是数量方面，突然出现十分庞大的市场真空。
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两家当时在新、马最主要的华文书商，此前都曾通过设在香港的编辑部门，出版新、马所需的教科书，教学辅助读物及一些儿童读物等，因此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它们在香港有现成的编辑部和出版方面的人员，加上在新、马也有畅通的发行渠道，如今为了应付这特殊的需要很自然就担当起填补市场真空的重任。于是它们在论文导读：
香港设立了众多的出版社，一方面安排与大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以便在香港翻印各种在新、马合销的中国版图书，另一方面也在香港组织作者和编者，编写和出版各种新书，供新、马和南洋各地销售。
这纸禁令所造就的商机，促使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从一般的书商，提升为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图书出版商。它们当年在香港出版的图书，尽管编写者和印制地点在香港，不过，在策划出版时，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及读者对象，是新、马和南洋各地的读者，加上后台老板，幕后的出版商，也是地道的新加坡华文书商，有人认为可把这一段时期，这两家书店在香港出版的图书，归入为新、马的出版物，看来这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的。
前一阵子，在报上读到有关香港作家小思的报导，得知当年在新、马受年轻人喜爱的读物，有许多也是香港年轻读者中的畅销书。这些由香港的作者编写，在香港印刷出版，也在香港畅销的图书，当然更有资格被香港的出版界，列入为香港的出版物。因而，这批在特殊的年代和背景下，由新加坡的出版商在香港出版的图书，便身不由主地拥有了双重国籍。对于远隔重洋的两地年轻人，身处不同地域，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却不约而同地沉浸遨游在同一片书海之中，接受着相同的文化哺育和滋养，这背后的渊源，及对于他们所处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一个有趣和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新加坡华文书商催生了香港的
华文出版事业
当年为了应对可能再次颁布的地毯式禁书令，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在香港，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香港出版社来出书。世界书局的作法比较规范，至今可查和确认的出版社约27家，其中包括海滨图书公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世界少年出版社、南洋文摘出版社、文学出版社、新文化出版社及南洋文艺出版社等等。所出版的“世界儿童”、“儿童画报”、“小学生丛书”、“曹聚仁作品”、“中国新文学丛书”、通俗化改写的世界名著等出版物，都是当年畅销的读物，在新、马两地，拥有大量的读者。世界书局的出版物，涵盖了字典辞典、文艺丛书、期刊月刊、地理历史与游记、社会与经济类书籍、语言与语文书籍等等，是一个有规模、有实力和多元化的华文出版集团，是当年香港华文出版界中的一支大柱。上海书局在香港的出版运作，相对于世界书局，则显得比较随性和不规范。因而在香港与上海书局有资金联系的出版社，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以香港上海书局自身的名称来出书的；（二）设立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来出书的；（三）与他人成立合资公司或一次性资助成立的出版社来出书的；（四）用没有实体只挂空名的机构来出书的。由于当年经手的当事人年岁已大或不在了，确实数目已不可考。据眼下所知和一些不精确的资料来估算，总数约在五十家上下。其中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由阮朗著的《格罗珊》和俞远著的《思前想后》小说，以及大光出版社出版，由尚京著作的心身放松技术《你就是天才》，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丛书等等。在六七十年代是新、马华校中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长和人生观，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思前想后》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生的必读小说，它通过描述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说教，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三十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二十年才滞销，是上海书局所出版创作小说中销量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上海和世界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书商，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约二十年间，通过这些性质不同，重点不一的众多香港出版社，出版种类与内容、各不相同、丰富多彩的图书。它们涵盖了创作作品、翻译作品、历史、地理、哲学、科学文集、医药卫生、地图、音乐艺术，少儿读物等等。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出版运作，让香港的华文出版业，摆脱了此前种类稀少和内容贫乏的面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香港华文出版物的内容。
受惠于大陆版图书在新、马被禁，让上海与世界在香港的出版业务获益，这业绩也大大地刺激了香港其他众多的华文出版商投身于香港图书出版的业务，让香港的华文出版行业逐渐形成一个全面多元和完整成熟的行业，得以跻身于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
新加坡华文书商为香港培育了
华文出版业的人才
新加坡华文书商，在香港大规模地出版运作，同时也为香港的华文出版界，培育了不少作家、画家、编辑和发行人员等各方论文导读：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致的总编辑，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前开明书局硕老的甘丰穗，
面的人才。从上海书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悉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致的总编辑，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前开明书局硕老的甘丰穗，连同由他聘用和引进的林瑞祺、谭秀牧、夏易、何达、关怀、黄墅、郑家镇、司空明、张钦灿、刘茹、海辛等人，曾为世界书局及其属下的出版社，编写出版了有关修养、文学常识的丛书，《世界少年》、《妇女与家庭》和《南洋文艺》等杂志，还有字典、辞典等等，为香港的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任大众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总裁的周曾锷，于1964年从外国毕业后，就到香港负责处理世界书局在港的业务。在他的规划下，公司的出版物主要分为杂志、杂书和教科书等三大类，以不同的出版社品牌出版，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市场渗透率。这些人和当年许许多多陪同他们一起，在台前幕后，为香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7ctime.com
港的华文出版业，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人，为香港华文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造就了今天香港在全球华文出版界中的地位。
积蓄待发，乘势壮大：
纵观当年的时局，中国大陆经历了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共内战，给大陆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动乱，许多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中国人，纷纷移居香港，其中也不乏图书出版界的人才。不过真正让这些人才得到发挥的机遇，却是新加坡华文书商到香港大规模地搞出版。进入六十年代，香港本地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教育日益普及，本土的图书市场也日益成熟，香港的出版物除了外销之外，还有可观的内销。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出版界受到致命的打击，图书出口几乎绝迹，更让香港的出版物充斥了本地和外销市场，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在世界华文出版界的地位。
（责任编辑：黄洁玲）
摘要：此文讨论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图书在新马的消费情况，对我们了解新马华文文化与香港出版业是有价值的。
关键词：香港出版业；五六十年代；新马图书市场
1006-0677（2013）1-0055-03香港图书文源于：毕业论文理工www.7ctime.com
具业商会理事长沈本瑛先生，于1997年7月所写“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过去与现在”一文，被世界出版社收录在《半世纪风云——专访香港书业翘楚》书中，列为引言。该文对香港出版业早期的经历，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沈先生把1948年至1952年前后的香港，称为“文化沙漠时期”，那时期香港的中文课本几乎全由大陆供应，香港的出版物只有历书（俗称通胜），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有限的几种。1949至1953年左右，上海、广州等地陆续有出版界人士来港，开设出版社与经销机构，因此增加了教科书，少年儿童读物和一些文学创作之类图书的出版，其中五十年代中期，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更给香港华文出版界带来了一股活力。然而从出版品种和规模来说，直到五十年代末，香港华文出版业在沈先生的笔下，还只算是“初具雏型时期”，香港的出版业进入“发展成型期”，已经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另外，1954年就从上海到香港工作，前香港上海书局经理黄国祥先生，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在1990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创业65周年纪念册里写道“五十年代，香港社会还是很落后，失业失学的现象很普遍，一般人终年为生计张罗，生活并不好过，读书风气相应地很差，当时香港出版的图书，主要是依靠外销去新、马一带，本销的不到三成，所以做出版行业的很少。新、马、港、澳的中文图书，可说百分之八十是大陆版的市场，因为它定价低，汇率折算又相宜，新书种类又多，一般爱读书的人都负担得起，所以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黄先生清楚地指出：（一）五十年代香港出版的华文图书，七成以上的市场在新、马；（二）大陆版的图书又占据了当时新、马、港、澳市场的八成左右。因此做出版行业的很少。由此看来，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直到五十年代末，华文出版物不但种类稀少，规模也很小，可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业。
而中国华文书业研究学者《世界华文出版业》一书的作者辛广伟先生，于2006年接受《出版参考》杂志访问时，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整体概况，归纳为“三大基地，四个地区”。三大基地有根基的意思，是发射之源，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而把新、马列入除了上述三个基地之外的第四个地区，那是因为新、马出版的华文书，虽说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远不如中、港、台，却比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又高出一截，因而有幸被列入四个地区之内。中国出版集团属下的数字出版网《大佳网》，在2012年4月郑坚的一篇报导里写道，当前世界华文出版的情况是，中国大陆每年出书十多万种，台湾两万多种，香港八千多种，新加坡（应该是新、马地区之误）两千多种。由此看来，“三大基地，四个地区”的格局，至今还是基本保持不变。
那么香港的华文出版业，从当年微不足道的规模，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
一、始于何时？背后的推手又是谁？
新加坡的华文书商在香港大规模出版华文图书
这事情还得从54年前，英国殖民地政府的一纸禁书令讲起。1958年10月23日，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政府，突然宣布不准53家中国大陆（包括三家香港）出版社的全部出版物，进入到新、马两地发行与销售。在这项地毯式禁书令下，当年所有在新、马华文书店里贩卖的书刊，不论是期刊，小说，字典或地图，连同少年儿童读物，甚至像“范氏大代数”等之类的教科书，虽然书的内容没有政治问题，却因为出版社列在被禁的名单之内，全变成禁书，都不能售卖了。这禁书令生效后，市面上超过九成以上的图书都将归入禁书之列，都不能售卖。这一来华文书店又将如何生存？为此，新、马的华文书商不得不设法来填补，这个不论在品种或是数量方面，突然出现十分庞大的市场真空。
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两家当时在新、马最主要的华文书商，此前都曾通过设在香港的编辑部门，出版新、马所需的教科书，教学辅助读物及一些儿童读物等，因此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它们在香港有现成的编辑部和出版方面的人员，加上在新、马也有畅通的发行渠道，如今为了应付这特殊的需要很自然就担当起填补市场真空的重任。于是它们在论文导读：
香港设立了众多的出版社，一方面安排与大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以便在香港翻印各种在新、马合销的中国版图书，另一方面也在香港组织作者和编者，编写和出版各种新书，供新、马和南洋各地销售。
这纸禁令所造就的商机，促使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从一般的书商，提升为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图书出版商。它们当年在香港出版的图书，尽管编写者和印制地点在香港，不过，在策划出版时，其主要的销售市场及读者对象，是新、马和南洋各地的读者，加上后台老板，幕后的出版商，也是地道的新加坡华文书商，有人认为可把这一段时期，这两家书店在香港出版的图书，归入为新、马的出版物，看来这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的。
前一阵子，在报上读到有关香港作家小思的报导，得知当年在新、马受年轻人喜爱的读物，有许多也是香港年轻读者中的畅销书。这些由香港的作者编写，在香港印刷出版，也在香港畅销的图书，当然更有资格被香港的出版界，列入为香港的出版物。因而，这批在特殊的年代和背景下，由新加坡的出版商在香港出版的图书，便身不由主地拥有了双重国籍。对于远隔重洋的两地年轻人，身处不同地域，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却不约而同地沉浸遨游在同一片书海之中，接受着相同的文化哺育和滋养，这背后的渊源，及对于他们所处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一个有趣和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新加坡华文书商催生了香港的
华文出版事业
当年为了应对可能再次颁布的地毯式禁书令，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在香港，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香港出版社来出书。世界书局的作法比较规范，至今可查和确认的出版社约27家，其中包括海滨图书公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世界少年出版社、南洋文摘出版社、文学出版社、新文化出版社及南洋文艺出版社等等。所出版的“世界儿童”、“儿童画报”、“小学生丛书”、“曹聚仁作品”、“中国新文学丛书”、通俗化改写的世界名著等出版物，都是当年畅销的读物，在新、马两地，拥有大量的读者。世界书局的出版物，涵盖了字典辞典、文艺丛书、期刊月刊、地理历史与游记、社会与经济类书籍、语言与语文书籍等等，是一个有规模、有实力和多元化的华文出版集团，是当年香港华文出版界中的一支大柱。上海书局在香港的出版运作，相对于世界书局，则显得比较随性和不规范。因而在香港与上海书局有资金联系的出版社，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一）以香港上海书局自身的名称来出书的；（二）设立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来出书的；（三）与他人成立合资公司或一次性资助成立的出版社来出书的；（四）用没有实体只挂空名的机构来出书的。由于当年经手的当事人年岁已大或不在了，确实数目已不可考。据眼下所知和一些不精确的资料来估算，总数约在五十家上下。其中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由阮朗著的《格罗珊》和俞远著的《思前想后》小说，以及大光出版社出版，由尚京著作的心身放松技术《你就是天才》，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丛书等等。在六七十年代是新、马华校中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长和人生观，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思前想后》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生的必读小说，它通过描述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说教，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三十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二十年才滞销，是上海书局所出版创作小说中销量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上海和世界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书商，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约二十年间，通过这些性质不同，重点不一的众多香港出版社，出版种类与内容、各不相同、丰富多彩的图书。它们涵盖了创作作品、翻译作品、历史、地理、哲学、科学文集、医药卫生、地图、音乐艺术，少儿读物等等。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出版运作，让香港的华文出版业，摆脱了此前种类稀少和内容贫乏的面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香港华文出版物的内容。
受惠于大陆版图书在新、马被禁，让上海与世界在香港的出版业务获益，这业绩也大大地刺激了香港其他众多的华文出版商投身于香港图书出版的业务，让香港的华文出版行业逐渐形成一个全面多元和完整成熟的行业，得以跻身于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
新加坡华文书商为香港培育了
华文出版业的人才
新加坡华文书商，在香港大规模地出版运作，同时也为香港的华文出版界，培育了不少作家、画家、编辑和发行人员等各方论文导读：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致的总编辑，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前开明书局硕老的甘丰穗，
面的人才。从上海书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悉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致的总编辑，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前开明书局硕老的甘丰穗，连同由他聘用和引进的林瑞祺、谭秀牧、夏易、何达、关怀、黄墅、郑家镇、司空明、张钦灿、刘茹、海辛等人，曾为世界书局及其属下的出版社，编写出版了有关修养、文学常识的丛书，《世界少年》、《妇女与家庭》和《南洋文艺》等杂志，还有字典、辞典等等，为香港的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任大众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总裁的周曾锷，于1964年从外国毕业后，就到香港负责处理世界书局在港的业务。在他的规划下，公司的出版物主要分为杂志、杂书和教科书等三大类，以不同的出版社品牌出版，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市场渗透率。这些人和当年许许多多陪同他们一起，在台前幕后，为香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7ctime.com
港的华文出版业，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人，为香港华文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造就了今天香港在全球华文出版界中的地位。
积蓄待发，乘势壮大：
纵观当年的时局，中国大陆经历了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国共内战，给大陆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动乱，许多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中国人，纷纷移居香港，其中也不乏图书出版界的人才。不过真正让这些人才得到发挥的机遇，却是新加坡华文书商到香港大规模地搞出版。进入六十年代，香港本地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教育日益普及，本土的图书市场也日益成熟，香港的出版物除了外销之外，还有可观的内销。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出版界受到致命的打击，图书出口几乎绝迹，更让香港的出版物充斥了本地和外销市场，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在世界华文出版界的地位。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