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苏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经济进展中对苏联因素内化

论文导读：义哲学原理，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在解释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变化时同样颇为精当。在此以中国经济的具体走势和中苏关系的年度变化作为例证：在五六十年代美苏两极争霸、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新政权持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态度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只能向社会主义“一
摘要：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曲折发展而言，既要看到苏联对影响因素的授予过程，更要深入分析中国对苏联因素的接受和内化过程，关注本国领导人特质、领导层经验、下层群众响应等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环节，从而构建出苏联因素在中苏两国间由“授”到“受”的完整路径，并对苏联影响中国经济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五六十年代 中国经济 苏联因素 内化
长期以来，谈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起落曲折，苏联因素始终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在具体论证时，学者们往往把重心放在苏联对影响因素的“授予”过程，如派遣专家、提供贷款、苏联模式、中苏论战、边境屯兵等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对中国“接受”和内化这些因素的过程却鲜有论及。由此，并未能构建出苏联因素在中苏两国间由“授”到“受”的完整路径，对“苏联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这一问题的解释稍显乏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在解释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变化时同样颇为精当。在此以中国经济的具体走势和中苏关系的年度变化作为例证：
在五六十年代美苏两极争霸、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新政权持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态度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只能向社会主义“一边倒”，苏联由此成为中国对外关系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对象。从经济与政治辩证关系的角度而言，此阶段中苏关系的变化趋势应与中国经济的走势呈基本正相关。然而通过图表1和图表2的对照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并不完全一一对应。特别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因素持续施加负面影响（撕合同、撤专家、布加勒斯特会议、珍宝岛事件等）的同时，中国经济并未随之陷入持久糟糕的境地。这就意味着，在此阶段苏联因素并未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原因。苏联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扮演指挥者与领导者的角色，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与干预也随处可见，但中苏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苏联施加的影响必须经由中国本土的系统，如领导人特质、领导层经验、国民心理等的消化，经过增益或消减后才能最终作用于中国经济。
首先，从核心领导人的个人特质来看，独特的个人经历使有着敏感、冲动的个性特征，这一特征在两件事情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1958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固然苏联在这两项计划中可能未考虑中国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正如日后苏方所披露的档案或当事人回忆所显示，苏联的这些建议“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自己也亲口承认，“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作为一个刚从被欺侮、被压迫境地走出不久的国家来说，中国迫切需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独立姿态，可现在连盟友都无视自己的主权，感情上难免会受到伤害，因此对两项合作计划持异议是正常现象。可敏感的面对这两项建议勃然大怒，认为苏联想把中国当作棋子玩弄于鼓掌之中，表面冠冕堂皇的理由实则暗藏着监视、控制中国的动机。因此极尽粗暴、激烈的言辞怒斥尤金与赫鲁晓夫，甚至大肆借题发挥以表心中不满。在的强硬态度下两项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可也正是由于敏感下的固执坚持，中苏双方种下了龃龉的种子。苏联日后对金门炮击的不满、对中印冲突的倒戈立场，直至最后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举动皆受此因素的影响。二是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抨击。在广泛听取意见的会议上，党内干部呈上表达心中真实想法的信件是极其正常的一件事，然而敏感的偏要将此事与苏联对中国的抨击联系起来、与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回国的背景联系起来，最终得出彭也摘自：毕业论文结论www.7ctime.com
走上了“苏修”道路的结论，从而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对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戕害的十年内乱由此发端。
其次，中国领导层的特点尤其是经验特征也对苏联因素的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革命战争年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对军事斗争的那一套得心应手，至于搞好经济建设，无疑缺乏足够的经验。经验的多寡对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而言只是时间积累的问题，但就某一具体时间点而言，却可以导致某一历史事件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以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为例，在东方阵营唯苏联马首是瞻，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冷战封锁的环境下，论文导读：
这一成功模式未必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但这个现成的他国模式并不必然被中国当作模仿的样板，即使成为样板，也不必然从宏观经济体制到微观经济运行事无巨细、全盘模仿。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经济建设领域经验极为缺乏，拿不出自己的那一套可行理论或方针，这导致“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的确立失去可能，甚至导致在吸收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式苏联模式”也失去可能，进而使纯粹的“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由或然上升到了必然。再以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为例，这是针对中苏边境问题而实行的战备化策略。两国的边境冲突和偶然交火到底是视为正常范围内的军事摩擦还是战争即将来临的前兆？若将问题的答案锁定为前者，三五计划的重点可能依旧是“解决吃穿用”，六十年代的经济也可能继续循着“农轻重”的比例向前发展。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三十多年的军事斗争经验使中国形成了惯性思维，自然而然地将上述问题的答案向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引导，做出“大战即将来临”的判断，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调整。
与此同时，下层群众的响应更是将苏联因素的内化从国家决策层面延续到了具体实践领域。如果说国家决策是一个由上层理念逐渐发展到下层实践的自上而下过程的话，那么群众性的回应则是一个在下层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为整个国家意识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一般而言，自下而上比自上而下具有更广泛的受众基础，更容易实现。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民众的呼应，苏联因素在内化过程中必将失去动力。在一五计划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得益于苏联对华156项工程的援助协议，同时也要归功于战斗在生产一线的广大工人群众胼手胝足、无私奉献的主人翁意识，以及虚心求教、排除万难的攻关精神。如果不是鞍山群众靠肩挑、手拿把捐献出的6万多件各种器材运回工厂，鞍钢的苏联式高炉里喷不出铁水；如果没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能工巧匠日以继夜，依靠手工敲打的方式打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苏联式的吉斯汽车依然只是躺在图纸上的模型……正如鞍钢劳模李绍奎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国家，给自己干活，是不能偷懒的。”一五期间在华的一位波兰作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自愿、积极、热情地投入建设……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至于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如果说一开始仅仅是领导层对苏联“十五年赶上美国”口号的理论回应的话，广大人民群众则将这一理论推进了战天斗地的具体实践。如果没有人民群众“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决心、“为把英美赶过去，决不放过一秒钟”的热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妄尊自大以及“相信要到迷信程度”的盲目崇拜，苏联刺激下的“赶英超美”计划不可能演变成一场从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的全民大跃进。
上述原因的挖掘为正确认识五六十年代经济建设的得与失树立了客观的评判标准：对于一五计划顺利实施、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等成就，在肯定苏联资金、技术、人才援助的同时，也应充分肯定广大劳动群众的澎湃的革命热情与战天斗地的火热实践；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失误，在不回避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残余、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刺激作用的同时，更应充分正视自身建设经验的缺乏以及党内、国内对领导权威的盲目迷信和理解偏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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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志华：《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1页。
[5]沈志华：《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1页。
[6] 电视台：《复兴之路》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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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视台：《复兴之路》解说词
http论文导读：国：《从民歌中透析大跃进时期的群体心理》，《与科学》，2004年第2期，第46页。作者简介：张洁（1987—），女，江苏省宜兴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上一页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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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昭国：《从民歌中透析大跃进时期的群体心理》，《与科学》，2004年第2期，第46页。
[9] 张昭国：《从民歌中透析大跃进时期的群体心理》，《与科学》，2004年第2期，第46页。
作者简介：张洁（1987—），女，江苏省宜兴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