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发展空间世界华文文学文化视野和进展空间

论文导读：动去探索新文化、寻求新生活、实现新理想的移居，必然对其文学视角与人生表达产生重要影响。生存的痛苦和眼泪不再是弱国子民的屈辱，而是文化与生活观念的差异使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再是情感家园，而成为与他国异族文化相融并存乃至对立的精神内容，这也是所谓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创作特点之一。1991年下半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
1979年，曾敏之先生在《花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也是在这一年，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刊登在北京《当代》杂志第1期上。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复苏之际，华文文学从理论探讨到创作实绩，都开始引起大陆文学界关注的一个标志年份。30多年过去，华文文学在今天已成为汉语新文学疆土内的重要领域，对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成就也斐然于世。
然而，尽管华文文学已是大陆高校文学课堂里的重要科目之一，“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也开了十六届，但在掌握华文文学的基本事实与现象的基础上，怎样去看待其与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关系，怎样认识其内涵和精神特质，如何为之定位等方面，依然观点纷纭，各执一见。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在当下正面对一个不争的现实，那就是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的多元化。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闭关锁国地偏安一隅，不同文化的交融互渗形成了从物质生存方式到思维方式的大变革，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体现得最为显明。因此，华文文学研究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在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整合研究思路，以探索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印证的是中华民族从近始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求强思变的过程。换言之，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有着微妙而直接的对应关系。纵向看，世界华文文学的流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战争为起点，清政府派往各国的外交官员和留学生，如黄遵宪、薛福成等人，曾出使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学书写成为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文本。到19世纪末以来，台湾、香港、澳门相继沦为殖民地，战乱与生存的极度困顿让一批批中国人被迫流亡海外，寻找新生。如法国人弗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所说：“两千万人分布在各洲各国，从巴西到印度尼西亚，从越南到英国，这就是海外的中国，外部的中国，一个隐蔽甚至神秘的中国，一个守旧而时髦的中国，一个繁荣的、不问政治然而忠诚大陆的中国。”广泛地流散在世界各地（主要是东南亚）的第一代华侨、华人，在精神上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归宿。被动地远离故国故土的怀乡爱国情感，使他们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饮食、节日与生活习惯，保持着中华传统的道德和语言文字。饱含海外华人苦难和血泪的各类文学文本，延展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回故乡之路。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新型政体的即将诞生，秉持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华文文学形成了“二水分流”的现象。在与大陆迥然不同的人生环境下，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文作家延续着五四文学传统，继续借鉴吸收西方文学传统的养料，以对社会、人生进行观察、体验和传达的崭新视角，书写着与大陆作家不相同的文学内容和艺术想象。无论是创作观念、样式、题材、主题，还是形象、手法、技巧等等，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都为汉语文学做出了全新贡献。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不仅催生了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享誉华语诗界的大诗人，还或多或少地对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多年以后，这种影响甚至也波及大陆的朦胧诗潮。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各个方面都为大陆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视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包括台港澳及东南亚国家在内，海外华文作家的群体构成开始发生很大变化。除了移民海外的第一代华文作家，还有出生在移居国家或地区并有该国国籍的第二代华文作家，在文学立场和文学观念等方面，他们已与父辈们有很多区别，“国族意识”日渐淡化甚至消失。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恢复高考制度后，从首届毕业生开始不断有人走出国门，移居北美、欧洲乃至世界各地，这与第一代移民被动地离乡去国不同，主动去探索新文化、寻求新生活、实现新理想的移居，必然对其文学视角与人生表达产生重要影响。生存的痛苦和眼泪不再是弱国子民的屈辱，而是文化与生活观念的差异使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再是情感家园，而成为与他国异族文化相融并存乃至对立的精神内容，这也是所谓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创作特点之一。1991年下半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在大陆轰动一时，作品为国人展示的新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从认同到相当程度上产生背离的情感历程，凸显出20世纪末期中国人世界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觉醒，也即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剧烈冲突，引起的不再只是疼痛、无助与彷徨。同期类似的作品，已与第一阶段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观和主题有较大差异。
综而言之，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历史，应该说始终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本的。但是，这种“根本”表现在各个阶段的华文文学创作中，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早期的作为精神归宿，到20世纪末期以来的相融并存，再到之后的因“第二故乡”而产生的参照对立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背离，都展示出华文文学在创作立场、价值取向、人生思考等方面的新特点和新内涵。这是今天的华文文学研究者们，尤其要加以关注的。
如前所述，自战争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也就是国家实力强弱的变化，直接形成了全世界最大数量的移民群体，也派生出世界上最大的语种文学。但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却是在近些年才开始体现出来的。当下的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热、汉语热不断升温，华文文学在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的同时，也源于：大学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日益受到海内外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再以旧有的“大陆文学中心论”的立场和观念，来研究解读华文文学的话，恐怕已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因此，建立新的华文文学观，大力拓宽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应该是必须和必要的。
事实上，我们几十年来习惯称为“华文文学”的，只是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一部分，专指中国大陆及台港澳文学以外的汉语文学。所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分界，是形成后两者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边缘化的主要因素。而早于19论文导读：态与生存方式的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和接受，对世界意识的理性思中专毕业论文www.7ctime.com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背离等等，都成为对我们固有的华文文学研究观念的有力挑战。例如美华文学中的“香蕉人”形象，就是华人移民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托而又不能完全被西方文化所接纳的生动写照，这在张翎、阎真等的小说中
85年，秦牧先生在为汕头大学创办的《华文文学》试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界定了“华文文学”概念的基本范围：“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正像英语文学比英国文学的内涵更丰富，西班牙语文学比西班牙文学的内涵要丰富的道理一样。”也就是说，“华文文学”应该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这一期杂志结尾《编者的话》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第一，凡是用汉语写作的，都可称之为华文文学。第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不是等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只包含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文学。第三，“华文文学”不同于“华人文学”，海外华人用汉语之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相反，非华裔外国人的汉语创作，则属于华文文学。”如果以此内涵界定作为标准，华文文学的版图就应该分为以下几个板块：1 中国大陆文学板块。中国大陆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几千年来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华文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拥有数量最大的华文文学创作队伍和读者群。
2 台湾、香港、澳门文学板块。台港澳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港澳文学自然也是中国文学所属的地方性文学。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港澳文学越来越多地与大陆文学互渗交融，渐成一体。但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台港澳文学在总体上，依然呈现出与大陆当代文学很不相同的创作特点和风貌。
3 东南亚文学板块。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汉语文学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区域。
4 欧美文学板块。主要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移居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华文作家，以及从台港澳地区移居欧美各国的华文作家所进行的汉语文学创作，其作品大都在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出版发行，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有力延伸。
问题出现在后两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外华文文学”，近几十年来常常表现出与中国大陆文学迥异的创作立场、价值取向、人生思考和艺术经验。虽然是用汉语写作，也与中华母体文化保持着难以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对“第二故乡”（所在国或移居国）意识形态与生存方式的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和接受，对世界意识的理性思中专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背离等等，都成为对我们固有的华文文学研究观念的有力挑战。
例如美华文学中的“香蕉人”形象，就是华人移民失去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托而又不能完全被西方文化所接纳的生动写照，这在张翎、阎真等的小说中都有具体表现。而在东南亚文学里，还有一种“马铃薯”的悲哀。菲律宾华文作家佩琼在小说《油纸伞》中，写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华文化，却因从母亲那里遗传的肤色而被恋人的华人家庭拒之门外，甚至不被整个菲华社会所理解。“我的悲哀是自己是马铃薯，不管内里怎样黄了，外表仍是褐色的。”李珍妮的感叹，道出的是华人移民文化身份的尴尬，是移居地文化和中华文化发生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与悲哀。
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曾说：新加坡人几乎都发现自己像既不能上山又不能下海的鱼尾狮，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三明治”社会里，成了怪异的动物。他们是黄皮肤的华人，却没有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涵；受英文教育，却没有西方优秀文化的涵养，只学到个人主义自私的缺点。经历了这样的困境，让占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的华人认识到：新加坡就是自己的家园。承认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但也要建立新加坡自己的国家文化传统。在创作实践中，新加坡华文作家就要描写自己作为新加坡公民的人生感受，表现出的是多元文化的思想内容。也正如马来西亚学者黄文斌所言：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至少面对两种困惑：一、身为华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汉民族的文化、教育及生活方式；二、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我们也希望与其他种族共同塑造一个共生共荣的“新兴国家”。他们在进行华文文学创作时，已不再想认同故国而“落叶归根”，也不认为自己是飘零离散的游子，他们只属于自己所在的国家。以汉语写作，只是为了保留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特征而已。“我终于明白，金宝小镇，就是我的神州。”马来西亚作家钟怡雯在其散文《我的神州》里说出的这句话，表明新生代马华作家的文化感情，已经从祖国大陆转移到了马来半岛，那块他们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土地。
也就是说，王润华、黄文斌等认为，既然华人已经与中国和中华文化处于离根状态，他们就不再是飘零的移民，而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他们的文化和文学，也就不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种“新兴华文文学”存在着。如果过分强调“中国性”，就会“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
虽然，王润华、黄文斌、钟怡雯等不想再做中国人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海外华文作家则愿意在创作中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和“双重传统”。但是当我们面对上述与中国文化处于疏离状态的观点与作品时，基于旧有华文文学观念的不解、愤怒进而忽略和无视，显然有些掩耳盗铃的意味。除非我们认为其不属于华文文学。
必须承认，大陆以往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从台港文学研究起步的，时至今日也依然对白先勇、於黎华、聂华苓、陈若曦等人的创作情有独钟。因为他们的作品除了艺术精湛意蕴深刻，还最能显示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诚然，因为中国国力的极大增强，海外华人和汉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国际汉语教育也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走出国门，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理论探索和创作的新生力量；中国与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日益繁荣，有助于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深入。但这些社会学层面上的优势，只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华文文学多元化发展态势的出发点和平台。
而所谓多元化发展态势，首先体现为华文文学是一种跨文化性写作，这是通过地理时空变化和不同文化的冲突融会来实现的。在“地球村”的范畴内，除了前述部分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土化”的吁求，还有一批属于不同国籍疆界的华文作家，如马来西亚作家移居台湾，台湾作家人籍北美，港澳作家移民欧洲北美，大陆作家又旅居澳欧；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空间移动，使得华文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的写作，以独特视角与论文导读：共生、和而不同”的华文文学研究观念，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既求“同”也求“异”。只有如此，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文化，才能与他族他种文化交流、互动、共通，才能自觉地承传和发扬自身特色，以民族文化的鲜活姿态，参与到人类文化建设的阔大潮流中。文化人类学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突出特征之

一、就是跨文化因素的

移居地（本土）文化相遇、碰撞、对话、融合，又在他族文学里显示独有的民族性。凡此种种，让华文文学以不变的汉语书写，架构其一个全球性的文学表达空间，成为世界文学创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基于这样的华文文学创作发展实绩，华文文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建立一种大文化视野，消除顽固的“国族意识（主义）”或“我族中心主义”，封闭自足的研究堡垒，确立“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华文文学研究观念，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既求“同”也求“异”。只有如此，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文化，才能与他族他种文化交流、互动、共通，才能自觉地承传和发扬自身特色，以民族文化的鲜活姿态，参与到人类文化建设的阔大潮流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跨文化因素的普遍存在，也即共时文化处于强势发展态势中，而单独一种文化的纵向继承则会迟滞其发展进步。世界华文文学近些年来的发展繁荣，恰恰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时认同与横向融合。这也为我们拓展研究视野，确立“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华文文学研究观，提供了学理依据。源于：论文怎么写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