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当代文学身份困境与价值迷局：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处境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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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前言
张清华
从80年代中国学界和创作界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业已走过了将近三十年的路程，其间它依次经历了西向探求的先锋文学运动，也借鉴了拉美等第三世界的文学经验，经历了“诺贝尔情结”的漫长期待与纠结，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兴奋与迷惘。在最近的一些年里，则是经历了国家的经济崛起和“本土经验论”的高涨，当然，也经历了来自海外和国内的批评与否定舆论的热炒。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国家文化传播与“软实力”战略的实施，围绕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如何为世界上更多的人们所了解，中国的知识界和作家们也在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如何在“全球性”和“国际化”的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何在表达本土经验的同时获得更具世界性的意义。今年4月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谈体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名作家、诗人、批评家、汉学家、翻译家和学者，就以上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尤为引人注意。这里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发言，以期引发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作为东欧的“流亡作家”的米兰·昆德拉，在上世纪80年代前往以色列领取一个文学奖项时，曾这样赞扬以色列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属性：他说，“正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一直表现出了对于作为“文化的欧洲”的敏感和重视，虽然他们历史上曾饱受欧洲人的欺凌，但是仍然“忠诚于这个国际性的欧洲”，并且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重要性。昆德拉说：“以色列……在我眼中俨然成了欧洲真正的心脏，一颗奇特的、处于身体之外的心脏。”
昆德拉的这番话显然有特殊的“现场效应”，但刨除“人情”因素，他说出了一个奇异的文化关系：以色列，这个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便被欧洲强权不断毁灭和驱散的民族，历经磨难，但在文化上依然固执地认同欧洲，认同这块与它既血肉相连又恩怨纠缠的土地，并且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延续和创造着它的文明，创造出共属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许多核心价值。当然，这番话也同样隐喻着昆德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命运：作为一位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籍作家，他在留居法国并最终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之后，似乎是在刻意显示他对于自己的国籍与民族身份的“不在意”，然而事实上他的这种权利和荣耀的获得，背后除了他文学创作的成就以外，难道就没有背景和出身、民族与政治的潜在作用吗？
举出这个例子，是为了引发人们对于中国作家“文化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同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思考，对于“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价值几何的思考。因为所谓“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解决“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阻隔和障碍的问题。中国人与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固然有很大不同，但同样也有一个遭受西方欺凌的近代历史，特别是与东欧国家近似，还经过了一个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因此，中国作家的某些身份背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处境，与某些东欧国家、甚至东方国家便有诸多可比附处。
从“现代文学”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学”无疑是在“西方文学”的启示下生长发育起来的。而所谓“世界文学”在中国人的想象这里，基本上也即是“西方文学”的同义语。它们之间既是“整体与个别”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母体与派生物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并不稳定。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我们先后从取法欧美文学的价值与思想（五四文学时期），到返回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50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学时期），再到重新找回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价值（80至90年代的新潮文学运动时期），眼下，似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文化与美学思潮又暗流涌动。这些大幅度的摆动表明，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中间，一直有一种深刻的犹疑。而且，它并不仅表现在文学中，还广泛地表现的文化与政治的各个领域与方面。
很明显，中国作家在对待欧美文化与文学的价值观方面，并非像昆德拉所赞美的以色列知识分子那样“专一”和无愧无悔，而是很容易就被国内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或是民族主义的思潮所左右——过去这种游移曾被解释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今天则是“全球化”与“本土经验”的恩怨纠结。这两年，关于中国文学究竟价值几何，在中国学者之间，在西方汉学家与本土批评家之间发生的争论，也都是同一种价值游移的表现。相应地，我们对精英文学的评判尺度便随之剧烈地摆动。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恐怕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和欧美文化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与传统。犹太民族的文明自“公元”前后就开始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了，而中国文化直到黑格尔的时代，“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当然，他所说的“世界”只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而非全人类的世界。黑格尔说，在这个“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一种亘古流传的传统，中国与西方观念的对话便如此艰难。这当然也与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充满痛苦的被强迫和被侵入的创伤记忆有关，在许多时候，“现代”、“现代化”、“全球化”都同时意味着中国人对亘古无疆的“天下”概念的丧失，其“大国”地位的湮灭，其在全球资本配置与分工中的“被边缘化”……在业已跨入新文化一百年以来，中国的文学仍然在“西方”和“本土”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摇摆，中国作摘自：本科毕业论文模板www.7ctime.com
家的文化身份依然暧昧不明——是昆德拉式的“世界公民”呢，还是索尔仁尼琴式的不肯离开本土的“异见人士”？还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某种意义上，关于“传播”的焦虑是来自同一种文化矛盾。
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是西方知识界评价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依据。这样说不是“控诉”，而只是“陈述”。具体的例子是，欧美知识界对于第三世界和集权国家的文学的看法，从来不纯然是“经验的异质性”和“美学上的独异性”——这种评判尺度名义上是一个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包容性的定理，但从来就不能真正落实；而从来都首先是出于其价值观的衡量和比照——是否是本国文化的批判者和政治上的异见人士论文导读：未有地成熟，但离西方世界的关注和认可却更加遥远。这当然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比如网络大众文化的急剧蔓延，消费趣味与娱乐精神对于精英文学所生成的“阻断效应”，使受众与传统的严肃文学与经验作家之间出现了无法穿透的互为屏蔽。这种情形带来了中国当下自身文学价值观念的调整，比如最近几年中“悬疑”或“谍战”的故事
，是他们取舍的首要依据。将诺贝尔文学奖评给法籍华裔的高行健便是一个明证。事实是，假如以高行健的“文学成就’为标准的话，那么中国至少应该有十位以上的作家应该获得该奖。而为什么西方的评委们宁愿把诺贝尔奖授予在文学成就上并不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高行健，而不愿意授予更多生活于中国、有更好的文学才能和书写了更为生动的“中国经验”的作家？究其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持有像歌德那样的评判尺度，歌德那样的“世界文学”理想，在他们这里仍旧是一种西方价值中心论的观念和标准。因为这种观念的差异，我们便不难看出一个趋势，那就是，眼下中国作家们正由于他们某种程度上的成熟、由于他们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书写、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自觉承接和体现，而不幸与“诺贝尔文学奖”渐行渐远。其原因，正是“文化身份”的一个微妙变化。顾彬教授之所以坚持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而相较之下“诗歌要好于小说”，其实是同样的根据，他想象中国的诗人们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可能有更多的不和谐性，比如他对于北岛诗歌的推崇，然而事实上北岛诗歌为当代中国诗歌所提供的思想与美学财富非常有限，论诗艺也并非最突出者，但他之所以在国际上被视为最重要的中国诗人，便是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另外还有更接近的例证，便是诗人西川最近在美国也被询问“为什么不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7ctime.com
流亡”。
当我们不带偏见去思考这些现象的时候，便会发现一个“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明显的偏差：西方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类似苏联那样的作家和文学创作，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中国作家希望以自己“本土经验”的丰富书写，还有“美学上的独特贡献”来进军西方的愿望，也终究很难得到真正的承认。这一方面有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力的匮乏，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价值的“傲慢与偏见”。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就其作品所书写的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就其作品的艺术格局和技术含量看，甚至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对于中国现实与历史秉笔直书的勇毅和智慧，与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还可能是更突出的，他们的创作中所体现的人类性的普遍价值，其人文主义精神的含量都可以说是充沛和饱满的，但这也同样不能得到西方知识界的承认和重视，因为他们更重视的是西方概念中“写作的政治”——即作家文化身份的符号化。这种分歧正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作家还曾经有可能“取道斯德哥尔摩”（诗人王家新的一本书的书名）的话，那么今天则几乎是南辕北辙了。
这当然并不绝对是坏事，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能不能成为“世界文学”也许并不是最急迫的，因为急也没有用，他们已不大可能靠身份的符号化——成为异见人士或流亡者——来获得国际声誉或维持自己的文学影响，中国历史在最近十几年的变化，微妙地改变了这一逻辑。至于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恰恰是在最近的若干年中渐渐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了，他们更多考虑的，除了渴望与西方文学“对语”，还有对本土经验的书写和体现。而我以为，这也许是真正“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础，尽管它暂时离得“远”了一些。
假如撇开上述问题来单向度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话，问题就变得简单得多，当代文学已经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更为丰富、也更本土化。有人用语言风格与“美学”上的粗鄙化和对“中国经验”的复杂书写，来判断它“向下走”的趋势，但据我看来，这并不表明书写者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堕落，因为某种程度上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道德状况与作家个人的道德水准也并不是一回事。在当下的中国，我以为表现出当代中国历史的剧变，以及现实的“壮观的时间流动”（萨特语），比表白作家自己的道德观念更为重要，除非写作者极尽可能、生动地体现出了我们时代的“经验的异质混合性”（诗人欧阳江河语），否则，仅仅传达写作者的道德取舍是没有力量的。
显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也正面临着两个深刻的矛盾：一个是“承认的政治”在其中所产生的障碍力；另一个便是对中国当下写作转向的判断也出现了困难和分歧。更要命的是，连汉学家也参与其中，根据中国作家“人品的低下”和“语言的粗糙”（顾彬语）来判其死刑，这更使判断陷入了一个复杂的“道德迷局”。
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作家们如何面对这样一种处境，一种命定的待遇？——这里有一组并不一定确切的数据：2008年以来，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汉语文学作品一共有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仅19种，且无一进入大众视野。最近三年在美国出书最多的中国作家是莫言和毕飞宇，各出英译小说两种。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2011年1月11日的排名显示，销售排名最靠前的是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排到了第84187位，余华的《兄弟》（纸皮平装本）是排在了第206596位，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排在第325242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60万名之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传播情况的一个缩影。
不过反过来看一下，在自己本土国内的精英文学的发行传播情形又怎样呢？事实上也同样是在萎缩之中。这是一个奇怪的对比：中国当代的文学在空前成长，但它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却在空前下滑；中国作家的成就和技艺正前所未有地成熟，但离西方世界的关注和认可却更加遥远。
这当然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比如网络大众文化的急剧蔓延，消费趣味与娱乐精神对于精英文学所生成的“阻断效应”，使受众与传统的严肃文学与经验作家之间出现了无法穿透的互为屏蔽。这种情形带来了中国当下自身文学价值观念的调整，比如最近几年中“悬疑”或“谍战”的故事元素的侵入，类似麦家一类作家的走红，便表明了这种价值的微妙转换。虽然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一代业已经典化的作家，基本还坚持着他们的精英主义的写作但那是因为他们业已拥有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固定读者，他们暂时还不必担心被挤出图书市场，但是，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的更年轻的作家们，则无法不面对这个论文导读：是，在一些作家那里，他们身上早期的人文主义情怀，如今更多地正被一种“职业意识”所取代。我现在从作家那里听到的最多的，是他们关于自己海外版权的获益情况，在哪里又得了个什么奖，政府或单位又给了什么待遇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他们和眼下的“现实”正如胶似漆如鱼得水打得火热。虽然他们的技艺确乎更加纯熟，也不能说他们
市场的严酷逼挤和挑战。这些问题当然也是世界性的，西方的作家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因此，也许最终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会得到消除——但究竟这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呢？现在似乎还不好说。
还有一个问题便是暗藏在精英作家们中的“主体危机”。回到文章开始“文化身份”的主旨，我们必须清楚，除了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中的尴尬地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们也面临来自中国和自身现实的考验。在最近的若干年中，这些业已成名的作家，大都成为了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人士”——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公共领域频频“露面”，而并非意味着他们都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相反，他们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性”，比起他们身上的“中产阶级趣味”甚至“富豪化的气味”来，可能正越来越趋于稀薄。原因是，在一些作家那里，他们身上早期的人文主义情怀，如今更多地正被一种“职业意识”所取代。我现在从作家那里听到的最多的，是他们关于自己海外版权的获益情况，在哪里又得了个什么奖，政府或单位又给了什么待遇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他们和眼下的“现实”正如胶似漆如鱼得水打得火热。虽然他们的技艺确乎更加纯熟，也不能说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感与经验含量就变得比过去稀少了，但是无疑，他们的作品总体的感染力正处于下降的趋势。假如我们按照中国古老的“道德文章”或“知人论世”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中人格力量的见证性，确有越来越稀薄的趋势。
假如从内部看，这应是目下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了，光从外部找原因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着眼自身的问题。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变了，其作品的人文价值和世界意义也必然变得可疑。假如这个问题不是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话，那么认真地追问一下是确有必要的。
前言
张清华
从80年代中国学界和创作界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业已走过了将近三十年的路程，其间它依次经历了西向探求的先锋文学运动，也借鉴了拉美等第三世界的文学经验，经历了“诺贝尔情结”的漫长期待与纠结，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兴奋与迷惘。在最近的一些年里，则是经历了国家的经济崛起和“本土经验论”的高涨，当然，也经历了来自海外和国内的批评与否定舆论的热炒。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国家文化传播与“软实力”战略的实施，围绕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如何为世界上更多的人们所了解，中国的知识界和作家们也在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如何在“全球性”和“国际化”的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何在表达本土经验的同时获得更具世界性的意义。今年4月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谈体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200余名作家、诗人、批评家、汉学家、翻译家和学者，就以上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话题尤为引人注意。这里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发言，以期引发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作为东欧的“流亡作家”的米兰·昆德拉，在上世纪80年代前往以色列领取一个文学奖项时，曾这样赞扬以色列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属性：他说，“正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一直表现出了对于作为“文化的欧洲”的敏感和重视，虽然他们历史上曾饱受欧洲人的欺凌，但是仍然“忠诚于这个国际性的欧洲”，并且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重要性。昆德拉说：“以色列……在我眼中俨然成了欧洲真正的心脏，一颗奇特的、处于身体之外的心脏。”
昆德拉的这番话显然有特殊的“现场效应”，但刨除“人情”因素，他说出了一个奇异的文化关系：以色列，这个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便被欧洲强权不断毁灭和驱散的民族，历经磨难，但在文化上依然固执地认同欧洲，认同这块与它既血肉相连又恩怨纠缠的土地，并且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延续和创造着它的文明，创造出共属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许多核心价值。当然，这番话也同样隐喻着昆德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命运：作为一位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籍作家，他在留居法国并最终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之后，似乎是在刻意显示他对于自己的国籍与民族身份的“不在意”，然而事实上他的这种权利和荣耀的获得，背后除了他文学创作的成就以外，难道就没有背景和出身、民族与政治的潜在作用吗？
举出这个例子，是为了引发人们对于中国作家“文化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同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思考，对于“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价值几何的思考。因为所谓“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解决“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阻隔和障碍的问题。中国人与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固然有很大不同，但同样也有一个遭受西方欺凌的近代历史，特别是与东欧国家近似，还经过了一个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因此，中国作家的某些身份背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处境，与某些东欧国家、甚至东方国家便有诸多可比附处。
从“现代文学”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学”无疑是在“西方文学”的启示下生长发育起来的。而所谓“世界文学”在中国人的想象这里，基本上也即是“西方文学”的同义语。它们之间既是“整体与个别”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母体与派生物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并不稳定。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我们先后从取法欧美文学的价值与思想（五四文学时期），到返回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50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学时期），再到重新找回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价值（80至90年代的新潮文学运动时期），眼下，似乎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文化与美学思潮又暗流涌动。这些大幅度的摆动表明，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中间，一直有一种深刻的犹疑。而且，它并不仅表现在文学中，还广泛地表现的文化与政治的各个领域与方面。
很明显，中国作家在对待欧美文化与文学的价值观方面，并非像昆德拉所赞美的以色列知识分子那样“专一”和无愧无悔，而是很容易就被国内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或是民族主义的思潮所左右——过去这种游移曾被解释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今天则是“全球化”与“本土经验”的恩怨纠结。这两年，关于中国文学究竟价值几何，在中国学者之间，在西方汉学家与本土批评家之间发生的争论，也都是同一种价值游移的表现。相应地，我们对精英文学的评判尺度便随之剧烈地摆动。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恐怕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和欧美文化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与传统。犹太民族的文明自“公元”前后就开始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了，而中国文化直到黑格尔的时代，“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当然，他所说的“世界”只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而非全人类的世界。黑格尔说，在这个“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一种亘古流传的传统，中国与西方观念的对话便如此艰难。这当然也与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充满痛苦的被强迫和被侵入的创伤记忆有关，在许多时候，“现代”、“现代化”、“全球化”都同时意味着中国人对亘古无疆的“天下”概念的丧失，其“大国”地位的湮灭，其在全球资本配置与分工中的“被边缘化”……在业已跨入新文化一百年以来，中国的文学仍然在“西方”和“本土”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摇摆，中国作摘自：本科毕业论文模板www.7ctime.com
家的文化身份依然暧昧不明——是昆德拉式的“世界公民”呢，还是索尔仁尼琴式的不肯离开本土的“异见人士”？还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某种意义上，关于“传播”的焦虑是来自同一种文化矛盾。
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是西方知识界评价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依据。这样说不是“控诉”，而只是“陈述”。具体的例子是，欧美知识界对于第三世界和集权国家的文学的看法，从来不纯然是“经验的异质性”和“美学上的独异性”——这种评判尺度名义上是一个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包容性的定理，但从来就不能真正落实；而从来都首先是出于其价值观的衡量和比照——是否是本国文化的批判者和政治上的异见人士论文导读：未有地成熟，但离西方世界的关注和认可却更加遥远。这当然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比如网络大众文化的急剧蔓延，消费趣味与娱乐精神对于精英文学所生成的“阻断效应”，使受众与传统的严肃文学与经验作家之间出现了无法穿透的互为屏蔽。这种情形带来了中国当下自身文学价值观念的调整，比如最近几年中“悬疑”或“谍战”的故事
，是他们取舍的首要依据。将诺贝尔文学奖评给法籍华裔的高行健便是一个明证。事实是，假如以高行健的“文学成就’为标准的话，那么中国至少应该有十位以上的作家应该获得该奖。而为什么西方的评委们宁愿把诺贝尔奖授予在文学成就上并不具有充分代表性的高行健，而不愿意授予更多生活于中国、有更好的文学才能和书写了更为生动的“中国经验”的作家？究其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持有像歌德那样的评判尺度，歌德那样的“世界文学”理想，在他们这里仍旧是一种西方价值中心论的观念和标准。因为这种观念的差异，我们便不难看出一个趋势，那就是，眼下中国作家们正由于他们某种程度上的成熟、由于他们对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书写、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自觉承接和体现，而不幸与“诺贝尔文学奖”渐行渐远。其原因，正是“文化身份”的一个微妙变化。顾彬教授之所以坚持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而相较之下“诗歌要好于小说”，其实是同样的根据，他想象中国的诗人们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可能有更多的不和谐性，比如他对于北岛诗歌的推崇，然而事实上北岛诗歌为当代中国诗歌所提供的思想与美学财富非常有限，论诗艺也并非最突出者，但他之所以在国际上被视为最重要的中国诗人，便是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另外还有更接近的例证，便是诗人西川最近在美国也被询问“为什么不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7ctime.com
流亡”。
当我们不带偏见去思考这些现象的时候，便会发现一个“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明显的偏差：西方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类似苏联那样的作家和文学创作，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中国作家希望以自己“本土经验”的丰富书写，还有“美学上的独特贡献”来进军西方的愿望，也终究很难得到真正的承认。这一方面有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力的匮乏，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价值的“傲慢与偏见”。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就其作品所书写的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就其作品的艺术格局和技术含量看，甚至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对于中国现实与历史秉笔直书的勇毅和智慧，与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还可能是更突出的，他们的创作中所体现的人类性的普遍价值，其人文主义精神的含量都可以说是充沛和饱满的，但这也同样不能得到西方知识界的承认和重视，因为他们更重视的是西方概念中“写作的政治”——即作家文化身份的符号化。这种分歧正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作家还曾经有可能“取道斯德哥尔摩”（诗人王家新的一本书的书名）的话，那么今天则几乎是南辕北辙了。
这当然并不绝对是坏事，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能不能成为“世界文学”也许并不是最急迫的，因为急也没有用，他们已不大可能靠身份的符号化——成为异见人士或流亡者——来获得国际声誉或维持自己的文学影响，中国历史在最近十几年的变化，微妙地改变了这一逻辑。至于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恰恰是在最近的若干年中渐渐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了，他们更多考虑的，除了渴望与西方文学“对语”，还有对本土经验的书写和体现。而我以为，这也许是真正“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础，尽管它暂时离得“远”了一些。
假如撇开上述问题来单向度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话，问题就变得简单得多，当代文学已经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更为丰富、也更本土化。有人用语言风格与“美学”上的粗鄙化和对“中国经验”的复杂书写，来判断它“向下走”的趋势，但据我看来，这并不表明书写者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堕落，因为某种程度上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道德状况与作家个人的道德水准也并不是一回事。在当下的中国，我以为表现出当代中国历史的剧变，以及现实的“壮观的时间流动”（萨特语），比表白作家自己的道德观念更为重要，除非写作者极尽可能、生动地体现出了我们时代的“经验的异质混合性”（诗人欧阳江河语），否则，仅仅传达写作者的道德取舍是没有力量的。
显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也正面临着两个深刻的矛盾：一个是“承认的政治”在其中所产生的障碍力；另一个便是对中国当下写作转向的判断也出现了困难和分歧。更要命的是，连汉学家也参与其中，根据中国作家“人品的低下”和“语言的粗糙”（顾彬语）来判其死刑，这更使判断陷入了一个复杂的“道德迷局”。
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作家们如何面对这样一种处境，一种命定的待遇？——这里有一组并不一定确切的数据：2008年以来，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汉语文学作品一共有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仅19种，且无一进入大众视野。最近三年在美国出书最多的中国作家是莫言和毕飞宇，各出英译小说两种。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2011年1月11日的排名显示，销售排名最靠前的是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排到了第84187位，余华的《兄弟》（纸皮平装本）是排在了第206596位，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排在第325242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60万名之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传播情况的一个缩影。
不过反过来看一下，在自己本土国内的精英文学的发行传播情形又怎样呢？事实上也同样是在萎缩之中。这是一个奇怪的对比：中国当代的文学在空前成长，但它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却在空前下滑；中国作家的成就和技艺正前所未有地成熟，但离西方世界的关注和认可却更加遥远。
这当然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比如网络大众文化的急剧蔓延，消费趣味与娱乐精神对于精英文学所生成的“阻断效应”，使受众与传统的严肃文学与经验作家之间出现了无法穿透的互为屏蔽。这种情形带来了中国当下自身文学价值观念的调整，比如最近几年中“悬疑”或“谍战”的故事元素的侵入，类似麦家一类作家的走红，便表明了这种价值的微妙转换。虽然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一代业已经典化的作家，基本还坚持着他们的精英主义的写作但那是因为他们业已拥有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固定读者，他们暂时还不必担心被挤出图书市场，但是，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的更年轻的作家们，则无法不面对这个论文导读：是，在一些作家那里，他们身上早期的人文主义情怀，如今更多地正被一种“职业意识”所取代。我现在从作家那里听到的最多的，是他们关于自己海外版权的获益情况，在哪里又得了个什么奖，政府或单位又给了什么待遇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他们和眼下的“现实”正如胶似漆如鱼得水打得火热。虽然他们的技艺确乎更加纯熟，也不能说他们
市场的严酷逼挤和挑战。这些问题当然也是世界性的，西方的作家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因此，也许最终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会得到消除——但究竟这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呢？现在似乎还不好说。
还有一个问题便是暗藏在精英作家们中的“主体危机”。回到文章开始“文化身份”的主旨，我们必须清楚，除了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中的尴尬地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们也面临来自中国和自身现实的考验。在最近的若干年中，这些业已成名的作家，大都成为了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人士”——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公共领域频频“露面”，而并非意味着他们都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相反，他们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性”，比起他们身上的“中产阶级趣味”甚至“富豪化的气味”来，可能正越来越趋于稀薄。原因是，在一些作家那里，他们身上早期的人文主义情怀，如今更多地正被一种“职业意识”所取代。我现在从作家那里听到的最多的，是他们关于自己海外版权的获益情况，在哪里又得了个什么奖，政府或单位又给了什么待遇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他们和眼下的“现实”正如胶似漆如鱼得水打得火热。虽然他们的技艺确乎更加纯熟，也不能说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感与经验含量就变得比过去稀少了，但是无疑，他们的作品总体的感染力正处于下降的趋势。假如我们按照中国古老的“道德文章”或“知人论世”的要求，他们的作品中人格力量的见证性，确有越来越稀薄的趋势。
假如从内部看，这应是目下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了，光从外部找原因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着眼自身的问题。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变了，其作品的人文价值和世界意义也必然变得可疑。假如这个问题不是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话，那么认真地追问一下是确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