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新时期以“曹文轩现象”看新时期文学经典化

论文导读：典，就是那些在思想主旨上追求“形而上”、在艺术上追求“纯美”、“唯美”且倾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而“经典”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好）东西”理应成为将来的经典。二、曹文轩文学创作的经典化历程与策略对于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经典”的事实，相信不会存在太大的疑问，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宣
在当代文坛上，曹文轩以其多重身份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将两部著作命名为“文学现象研究”，却似乎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文学界、出版界当作一种“现象”来加以研究。提起曹文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成长小说”作家，其次会意识到他身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也许还有不少人知道他身兼多重文学官员身份；资深影迷可能了解他在电影编剧方面的成就；而他近年来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力推韩寒等80后、倡导“儿童阅读”“分级阅读”的种种举措，又使他俨然成为一位青少年语文（文学）教育专家，成为众多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家长追捧的对象……曹文轩已经成为讨论中国文坛现状时不能绕过的人物，但多年来学术界对“曹文轩现象”的关注还只是局限在作者的某（几）部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的成绩上，未能深入考察这一现象背后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它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意义。
在笔者看来，由于曹文轩的多重复杂身份，考察他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关系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这些角度主要包括：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曹文轩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策略；曹文轩是如何以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经典化的。

一、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

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历来都是人们争议的热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挑拣出他文学观与经典观的“关键词”，例如“纯美”“感动”“审美”“形而上”“悲悯情怀”等等。他自称“在理陛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和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有评论家指出，“曹文轩的小说以其优美的诗化语言、优雅的写作姿态、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执著于古典主义的审美情趣。他追求艺术感染的震撼效果，追求文学的永恒魅力，同时也汲取了西方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悲剧精神”，他的创作也因此被视为当代文学“古典美”的典范。然而，他对于源于：毕业论文总结www.7ctime.com
当代文学的一些偏激看法也屡屡遭到非议。例如，他反复强调并怒斥当下中国文坛的“粗鄙化”倾向，认为“文学不能转向审丑”，“文学不能缺少美的特质”，并且将新时期文学总结为“粮食”与“房子”两大主题，追问作家们“我们可曾想过，这粮食问题与房子问题总有一天是要被解决掉的吗？如觉得文学确实不能这样太形而下，便应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力图寻找到形而上一些的东西（如人性等）”。这样的文学观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经典观，进而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与选择。
在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曹文轩列举并分析了80年代的诸多文学现象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渴望着‘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所谓“‘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其实就是“经典”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在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被译介到国内以后，曹文轩似乎马上找到了文学观和经典观上的知音；而他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诗意语言倾诉“遭遇”布鲁姆时的欣喜，甚至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在理论资源枯竭之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所谓“憎恨学派”将审美“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是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最基本的文学立场和首要的文学观念。他强调“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以及“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其实早在读到《西方正典》前，曹文轩便已经大致形成了与布鲁姆相同的经典观，在随笔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中收录的十七篇对经典作家的解读中，我们看到，那些或是竭力追求形式美或是力图探讨形而上问题的20世纪西方作家的名字占了多数（川端康成、普鲁斯特、卡夫卡、奥尼尔、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一人则占了两篇），而毛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三人也是19世纪西方文坛上以“形而上”思考和对艺术性追求著称的作家。在对中国作家的态度上，鲁迅因其不可回避的经典地位入选，但曹文轩基本上是在探讨鲁迅在艺术上的不朽价值。另外三位中国作家则分别是钱锺书、沈从文和废名——其倾向与立场不言自明。至于中国当代作家，则没有一人进入曹文轩的法眼；相反，他对已经“经典化”了的当代作家赵树理颇有微词，认为他一生都在关心“当前问题”，开了当代作家执著于“形而下”问题的先河。
在积极投身倡导“儿童阅读”和中小学生“经典阅读”的活动中，曹文轩终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典观”：“所谓的经典就是那样一种东西，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面。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我只能这么说，它可能成为经典。”“我以为一个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当将对经典的阅读看作是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尽管曹文轩延续了一向使用的诗意语言风格而使得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并不是很明确，但综合他在其他场合的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他所谓“至高无上”、需要“仰视”的经典，就是那些在思想主旨上追求“形而上”、在艺术上追求“纯美”、“唯美”且倾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而“经典”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好）东西”理应成为将来的经典。

二、曹文轩文学创作的经典化历程与策略

对于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经典”的事实，相信不会存在太大的疑问，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宣称“曹文轩是新时期以来最出色的少年小说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一直是少年文学创作的标杆性人物”。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的，因此，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可以说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始终，是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一个理想剖面。
提到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策略，人们通常会想到文学评奖、评榜叙述、命名叙述、大众文化传媒叙述等路径。而在这些路径上我们都能看到曹文轩的身影。就文学评奖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曹文轩一入曾五获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无出其右者；第二，在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曹文轩的个人著作荣获两项大奖，这在历届国家图书奖的评比中尚属首次。此外论文导读：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曹文轩作品并非仅被学院派的“经典”眼光看好。在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时，文学图书的发行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已经进入“畅销书时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抛弃了“流行=庸（低）俗”的片面观点，开始探求既叫好又卖座的文学创作与销售之路；而全社会
，在曹文轩的自述中，我们还了解到《红瓦》曾参与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当年进入茅盾文学奖评奖的终评，直到最后一轮才下来，而且好像就差一票”。罗贝尔·埃斯卡皮曾说过，“在某一种著名的文学奖中获得一票或两票，就会成为一张王牌，人们是不会忘记在书的封套上提上一笔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由“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具有权威性（起码就当下而言），并且能够意识到它们在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就应该承认曹文轩的文学创作（起码是获奖作品）已经具有了成为“新经典”的资格。吴义勤先生在论及文学选本活动时曾指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年度内的中国中、短篇小说被‘经典化’的机会。”选本（不仅是年选）和排行榜对于经典化的重大意义并非仅限于中短篇小说领域，对于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领域都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中小学生“经典阅读”之风日盛的当下，曹文轩的作品被选人由“当今国内权威的儿童文学专家”们组成高端评选委员会、费一年多时间选编的带有鲜明的“”“正史”色彩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其“经典”地位的权威性似乎已不容置疑；而诸多民间“经典”选本也纷纷看好曹文轩，将其作品列入选本（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曹文轩作品并非仅被学院派的“经典”眼光看好。
在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时，文学图书的发行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已经进入“畅销书时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抛弃了“流行=庸（低）俗”的片面观点，开始探求既叫好又卖座的文学创作与销售之路；而全社会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自然会淘汰那些庸（低）俗的通俗文学出版物，兴起高品味阅读的热潮。曹文轩的作品几乎每一种都是图书市场上的热门之选。仅《草房子》一书，印刷次数就超过了一百次，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家的版本销量就超过六十万册，而包括《草房子》在内的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问世二十七个月的总销售达到一百零四万册，被国内出版界惊呼为“奇迹”。为此，江苏少年儿童出源于：毕业www.7ctime.com
版社专门在北京举行了“《草房子》百次印刷庆典暨曹文轩创作成就研讨会”。曹文轩作品的畅销与长销，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同样是以高品位青春小说创作著称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村上作品中文译者林少华先生的论文《村上文学的经典化的可能性——以语言或文体为中心》则力陈村上小说可以列入“经典”的诸多理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有追问、灵魂的自觉和力度；表现了对人类正面价值、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的肯定与张扬；对人性的把握和拓展方面有新意；具有个性化的语言或文体。我们发现，曹文轩的作品也基本上具备这些特点：《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对于“”时期乡村生活片段的呈现，作者对人性深入剖析，对人文关怀、“感动”等普世理念的追求，以及富有诗意的语言风格，都使曹文轩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醒目的存在。如今，村上小说能否算作“经典”尚无定论，或许这正符合曹文轩的“经典生成过程论”，但林少华论文中列举出的那些观点无疑能带给我们些许启示，成为同样支撑曹文轩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有力理由。
从《飘》等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出，畅销书有朝着经典或名著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或者说经典和名著必须首先是畅销书，因为“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读者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本质特征”。“文艺作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当下学界对“畅销书”的定义众说纷纭，在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就给出了“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很高、深受读者欢迎的各类图书”和“专指一种商业运作意识自觉的商业性图书”两种不同的解释。曹文轩作品比较符合前一种定义，但在其出版发行过程中也可以嗅到浓郁的商业气息。广告、书评、专访等传统宣传方式自不待言。在出版商的策划与配合下，曹文轩也曾多次举行大张旗鼓的签售和读者见面活动；而借“人文进校园”等教育主管部门所举办的活动积攒人气、向乡村小学和少儿图书馆赠书等做法，无形中塑造出了作家热心公益事业的形象，相较于许多作家负面新闻不断的现状，堪称成功的宣传与营销策略。种种事实都表明，在一个所谓“注意力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与各种媒体配合默契程度的大小，或许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销量与受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其“经典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影响”理应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例如，村上春树作品的中译本行销总数已逾三百三十万册（截止到2007年10月），他本人已经成为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而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也无疑成为了“村上春树作为严肃文学作家也正在得到承认”的重要证据。曹文轩的许多作品早已走出国门，在韩国、新加坡等地受到追捧。例如，韩国早在2001年便翻译出版了《红瓦》，该书随后被韩国全国国语教师协会选为“国内外最优秀的成长小说”，并入选高一国语教材《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成为写小说和阅读的样板；至2009年，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均已被翻译为朝鲜文在韩国出版。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向全国国民推荐阅读《草房子》，并规定全国所有国立图书馆均需配备四十册《草房子》……国际影响的增强，也为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加分不少。

三、曹文轩是如何以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经典化的

曹文轩被誉为“国内少有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以及“有出色才华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然而，除了四部学术著作，我们却很少见到他的学术论著（文）。反倒是经常可以看到他为别人的新书作序，或是接受各地各级媒体的访谈，这显然已经成为曹文轩在新世纪表达自己文学观点的最主要方式。一位记者曾如此介绍自己眼中的曹文轩：“现在，曹文轩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书看书。……然而，他做不到。因为俗事缠身。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他接了三个约他讲课或当评委的电话……在曹家书房墙上挂的月历上，9月份30天中有21天画着圈，那是对曹文轩必须外出应付的提醒。论文导读：
……光是写序，曹文轩说他一年到头就不知要写多少，这是他颇为头疼、无奈的事。‘外人只看到我写了多少序，不知道我推掉多少’。”这一段描写或许不仅仅适用于曹文轩，也是当下众多一线评论界、学术界“名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正是这种生活，众多的“曹文轩们”在一点一滴地促成着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历程。
除了撰写评论，学者和评论家们最常做的事情便是编辑各种文学选本。曹文轩曾参与主持了两次著名的选本活动。首先是在新世纪之初主持编选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其次是他长期担任“年度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的主编工作。《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在诸多当代文学作品选本中的独特地位在于，它选择了“20世纪末”这一时段（其实是20世纪最后的20年），是一部当时少有的直接针对“新时期文学”的选本。由此不难看出曹文轩在刚刚经历了二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披沙拣金、力求甄选精品树立经典的意图。而这一选本与他主持的其他选本一样，被冠以“学府选本”的名称，这是编选者理念的集中概括——以“学府”二字彰显与其他商业化选本不同的纯粹性、严肃性、学术性、创造性的品质和特性，这在他为该书所作“后记”中也可看出一二（“作为学府选本，这套选集稍微倾向于作品在艺术上的纯粹性”）。由此，编选者便毫不避讳明显的倾向性，例如对汪曾祺小说和海子诗歌的格外偏好；而海子小说《初恋》、张承志诗歌《（心灵史）第五门尾诗》等“越界之作”的入选，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另外，他还舍弃了不少作家原本被公认的“代表作”，而选择他们并不出名但水平与“代表作”不相上下的作品（例如不选鬼子的代表作《被雨淋湿的河》而选《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选择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冷门作家作品（例如许辉及其《夏天的公事》罕被文学史提及，倘若不是被这一选本选人，也许就会一直湮没无闻下去）。这些做法无疑会使“新时期文学经典”更具多样性，但也更复杂了。而“年度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的编选，则是长期以来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北大评刊”活动的深入。印在扉页上的“学院的立场，可信的尺度，严格的筛选，切近的点评”点明了这一编选活动与《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学府选本”在艺术追求上的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曹文轩历来强调“点评式”的小说评论与鉴赏，认为“若干世纪以来，艺术品就是这样被阅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阅读，使文学成为了文学”，并由此找到了“新批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小说鉴赏》与金圣叹、张竹坡等中国古典批评家的相通之处。而“北大评刊”正是他重振评点式、鉴赏式小说评论的实验田，彰显出他力求借助中国古典文艺批评资源参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努力。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