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族裔金山想象与世界文学版图中汉语族裔写作

论文导读：而“被抄袭者”也因为他们大多数中文水平不够读懂《金山》，无法回应。这个反讽尴尬的境况随着《金山》英译本的出版有了新的进展：三位华裔作家崔维新，李群英和余兆昌2011年十月在加拿大以侵犯版权起诉出版社，张翎和英文译者NickyHarman。但他们的起诉是否能成立还有待联邦法院裁决。这里我引用这个尚待查证的文学诉
摘 要：族裔写作指相对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少数民族边缘另类写作，或指专注于某个少数民族生存文化习俗的作品和写作实践。此论文以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为主要案例，讨论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海外汉语族裔写作问题，及其对当代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文章以文本叙事分析为主要方法，辅之以文学史和作者研究的方法。《扶桑》虽然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空白，但对种族“奇观”的营造展现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金山》则借重两种文学传统，把金山经验放到百年中国人现代化过程的中心，达到了文化转译和沟通的效果。两部小说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汉语族裔写作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这一问题。
关键词：金山；华美文学；族裔写作；自我东方主义；文化转译
1006-0677（2012）5-0005-12
引言
一部票房大片《唐山大地震》使华裔加拿大作家张翎为中国文学评论家和读者所熟悉。虽然冯小刚的电影与张翎的原小说《余震》几乎是两个时空两种态度的文本。用张翎自己的话说，“一个是讲疼痛，一个是讲温暖。”一个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命题，用心理分析的话语和意象，讲人性可怕的一面，讲童年创伤对一个人生活的影响。所以《余震》是让人不安的。而《唐山大地震》则更多借重前现代的感伤主义话语，是关于家庭，社会变迁和大团圆的。文学与大众传媒这种不无反讽的改写与被改写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当代汉语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语境和意义呈现的困境，或多重时空错位。
张翎的另一部更为恢宏的作品《金山》则引发了一场涉及面甚广的争议。该书在大陆印行获奖不久，2010年十一月新浪网上就有署名长江的文章指控《金山》“使用”多部（加拿大）英文小说“最精彩的构思和情节内容，”是“一种搅拌式抄袭的写作方式。”①对此各大华文传媒争相炒作，海内外华人文学圈子也各立阵营，而更多的人则在观望，揣测。吊诡的是，论战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读过“被抄袭的”英文作品，而“被抄袭者”也因为他们大多数中文水平不够读懂《金山》，无法回应。这个反讽尴尬的境况随着《金山》英译本的出版有了新的进展：三位华裔作家崔维新，李群英和余兆昌2011年十月在加拿大以侵犯版权起诉出版社，张翎和英文译者Nicky Harman。但他们的起诉是否能成立还有待联邦法院裁决。
这里我引用这个尚待查证的文学诉讼并非想讨论海外文学的政治——这包括海外华人写作圈子的种种内讧，中国文人传统的相轻以及人性中的妒嫉，甚至近年来因华人英文写作和中国作家的国际市场引发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的争夺，我是想以《金山》写作的合法性入手从另一个角度为当代汉语写作提出一个问题，即汉语作家如何介入族裔写作（ethnic writing/literature）。这里，我用族裔写作指代两个意思，一是从写作者的族裔身份和文化位置入手，指相对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少数民族（minority）边缘另类写作。该用法最初起源北美学术研究界的近几十年的少数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如亚美作家（Asian American writers）的写作。而我在这里用来指像严歌苓、张翎这类在海外从事汉语写作的作家，某种意义上，她们的作品相对中国文学主流，或美国/加拿大文学主流都是边缘的“族裔”写作。我用族裔写作的另一个意思是从作品内容着眼，指专注于某个少数民族生存文化习俗的作品和写作实践，这个意思有的学者用人种志/民族志来表达。近年来西方学界不乏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中国电影，尤其对第五代导演作品的研究。而我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是想指出在文学写作中存在的一种类似的审美倾向和文化立场。
在本篇论文中，我将以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和张翎的近作《金山》为主要案例，讨论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海外汉语族裔写作问题，及其对当代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影响。在当今世界文学普及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扶桑》、《金山》等作为小说一出现，它们在文学市场上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定位。前者九十年代中期先在台湾印刷发行并获重要奖项，同时期的大陆版本却影响不大。直至几年后英译本成为当地畅销小说，作者又裹挟海外获得的文化资产“衣锦回乡”小说再次印行并畅销。而后者在大陆文学市场的推销一是借助“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效应，二是借助作者张翎近年的声名雀起——包括“抄袭案”负面新闻的轰动效应。国内几家出版社借助张翎今年年初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东风大卖其作品，而开始开拓中国文学的世界市场的国外出版商也积极参与。《金山》目前已被出版社翻译成英文（Gold Mountain Blues）（图1）。
与此相应，两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也注定被放在一个双重的参照系中。也就是说，要正确评估《扶桑》、《金山》的成就，不仅要把它放在百年现代中国文学谱系中，而且要比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北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族裔文学的创作。而我用族裔写作这个在中国文学论文导读：人表述呈现在文学实绩上，除了大量“家族文学”的出现外，还体现在表现性别经验上有所突破。这一突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明显地出现了大量的书写移民女性经验的作品。这一点可能与很大部分的作者都是女性，而且是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有关。她们的写作，常常发掘母女的关系，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共同命运
研究领域尚有些含混模糊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的意图，就是强调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华裔作家的英文创作，海外汉语写作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某种接合与联系。
所以，在我进入对两部作品的分析之前，我先对北美族裔文学/写作中的金山想象作一个简单梳理，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对族裔写作定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文章的主体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系。

一、族裔文学/写作和金山想象的缘起

在文学史上，一些虚构的人文地理和小说世界常常因为某些杰作而比现实和历史中的地方更为生动更为长久也更广为流传。比如波德莱尔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福克纳的南方小镇，或者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在中国，则有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王安忆的上海。套用王德威在论述“故乡”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时所述，（它们）“不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②
与以上的文学重镇不同，金山（Gold Mountain）是一个还仍在被文学作品不断界定的文学草莽之地，而且参与这一文学拓荒工程的作家人数不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少。从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加美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余兆昌（Pau Yee）到以汉语为主的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从温哥华的崔维新（Wayson Choy）到加州的邝丽莎（Lisa See）、赵健秀（Frank Chin），近四十年来金山被历史叙述和文学想象逐渐填充丰富，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文学重镇。原创论文www.7ctime.com
其次，这种历史经验的个人表述呈现在文学实绩上，除了大量“家族文学”的出现外，还体现在表现性别经验上有所突破。这一突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明显地出现了大量的书写移民女性经验的作品。这一点可能与很大部分的作者都是女性，而且是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有关。她们的写作，常常发掘母女的关系，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共同命运，以及华裔女性在艰难的环境中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生存勇气。她们的作品打破了好莱坞或者一些英文流行小说中东方女性“中国娃娃”或“日本艺妓”式的模式，凸现亚裔女性人性的力量。华裔文学另一个性别经验的建构就是描述在的社会环境中，华裔男性中的那种“被阉割化”或说“去男性化”。汤婷婷的小说《金山勇士》中沉默的父亲、祖父和叔伯们虽然通过修铁路、开垦种植园以及从事无数普通的服务性工作成为美国社会的建设者，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和承认，反而因为语言文化的障碍，他们的声音逐渐暗哑，他们在金山的遭遇就像在前现代的中国女性一样，被放逐到边缘和被压迫的地位。华裔男性所受的身心影响，甚至在下一代身上也留下阴影。这种性别认识，就从人性被损伤、摧残和扭曲的角度上，有力地控诉了制度化的。
再次，虽然华美文学建立在一种很具体的历史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经验和很强烈的政治意识上，但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如汤婷婷的小说都会突破其特殊性，在更高的道德和艺术层次上体现文学的魅力和力量，并在两种文化和想象之上，建立一个第三类空间（The third Space）。无论在字面还是象征的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的“转译者”，有研究者已经指出，“翻译是族裔转码（transcode）的比喻。”⑤真正的族裔文学并不是两种文化语言叠加起来的总和，而是产生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新质。族裔文学中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是一个重要的阐释也是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在不同的有对立关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商讨谈判（a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nd renegotiation）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象征或类比”（metaphors or analogies）是一种重要的写作策略。汤婷婷的小说与一般的书写家族史的叙述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她借助神话（myth o/fantasy）的力量使其小说超越了不是华裔就是美国的二元界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⑥的确，神话正是她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策略。在《女战士》、《金山勇士》和《孙行者》等小说中，汤大量采用中国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的人物、风俗、意象和象征符号，比如花木兰的故事，唐敖和女人国，民间的抓周，女性的裹脚习俗，因为这些文化碎片在她的人物生活体验和身份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不是一般狭隘意义上的怀乡情结和中国元素，而是作为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对比与隐喻。在这些意象符号所积淀的历史与文化给小说以厚度和丰富性的同时，又因其对人类普遍经验的观照和概括，而获得叙事上的“象征与类比”的作用，成为一种主题呈现的有效手段。如有学者提到，《金山勇士》中开篇的唐敖在女人国的经历是取自晚清小说论文导读：面前，我却疑惑你其实不是我了解的你；你那时代的服式、发型、首饰只是个假象，实质的你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不，比那还古老。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因为每个男人在脱下所有衣服时，随你返归到了无概念的混沌和天真中去了。”{18}这段引文可以概括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刻画方式及赋
《镜花缘》的一段，但汤在此用它喻示华裔男性在金山“被女性化”的痛苦经历，同时也反过来以这种经历批判中国封建父权制对女性的摧残，以及对人性的严重损害。⑦神话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从现实具体的历史经验中生成，但又远远超越某一特定的情境，具有人类普遍的价值、情感和真理性。
正是通过以上描述的英文华美文学/历史书写，金山作为一个主观化的政治寓言和具体的历史经验的想象之物进入世界文学，并被后来人一再想象书写。也由于这些作品，金山并不是一般广泛意义上的移民所去的新大陆，它有特定的历史所指和情感内容。因此，关于金山的想象就涉及了一个种族志书写的重要命题，即这个关于特定人种的历史是由谁书写，写给谁看，谁是其中被观看的客体。这个问题我们在以上华裔第二、三代以英文写作的作家中已有个初步认识，下面我们转向移居海外的用中文写作的新移民作家。

二、跨界书写的东方主义奇观：

严歌苓的《扶桑》
与以上所述的华美族裔文学遥相对应的是大陆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家族史/民族史写作和影像生产。尤以寻根文学和第五代导演及民俗电影为代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刘恒的《伏羲伏羲》，陈忠实的《白鹿原》突破几十年文学狭隘反映现实的状况，开创了把文学电影艺术之根探向民族、人种、文化和生存环境的新方向。这些作品本身很多也成了张艺谋和田壮壮等导演的灵感和素材。产生了一大批从《黄土地》到《菊豆》，从《盗马贼》到《炮打双灯》这样在国际影展上屡屡获奖的民俗电影。
二十年后回头再看，我们无疑可以看到这种常常以家族史出现的周蕾所谓的“自我种族志”（auto-ethnography）⑧小说和电影产生既来自于文学艺术发展的内部要求，也和其生产消费的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把写作对象放置到一个时代久远，边缘荒僻甚至是模糊的时空，去探讨人性，民族性和生存的基本困境，本身是对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文学文化体制下写作和电影创作准则的一个反叛。这种寻根的意义就不止是小说电影中对民族之根的寻找，也是对文学电影之根的反思。这种“自我种族志”式写作虽然在文学中发轫，但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普遍思潮和密切联系使其形态和影响在电影中得到最完美的表述和完成。《黄土地》的凌空出世，使这种思潮和表现形式迅速得到港台和国外艺术界和评论界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文化企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注入。接着就是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以及何平等一系列民俗电影向世界推出一个以传统的民俗的中国为核心影像的东方主义景观。
美国学者周蕾和她的著作《原始：视觉性、性欲、种族学和当代中国电影》对中国研究所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从以往研究关注中国电影所表现的文化内部的民族社会问题这个思路跳出来，把中国电影制作、观赏和跨文化的人类学和种族学联系起来。⑨她认为，中国当代小说和电影的这种种族志倾向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现象之间是互为语境，互为依存的。准确说是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景观别具一格地呈现在各种国际影展、西方艺术影院，并赢得国外一小部分艺术电影影迷（学生、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的青睐。周蕾进一步指出这一文化现象的实质，“象种族学者一样，电影节观众希望获得对一个异己文化的深入知识和真实性，这是一种幻象，因为提供信息的本土人恰好也迫切地想提供能满足西方预期的证据”，他们渴望拿出的产品是为外国人的“视觉盛宴”而“计划、包装、推销的”。黄土地，大红灯笼，喜庆，哭丧等民俗仪式，构成民俗电影“自我东方主义”的景观。在西方影评人和观众的注视下，这些曾经的日常生活的习俗细节被奇观化、种族志化，“在多个方面，这些电影可以说构成一种新的种族志……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很多是想象出来的……事物人物和叙述并不在于自身，他们具有代表种族性的集体的幻觉的语意……这些种族细节（ethnic details）（完成了）张艺谋的中国神话建构”⑩。但是有意思的是，周在大胆采用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义等理论和策略来描述这种文化现象后，指出“自我东方主义”（Oriental’s orientali）也具有一种“挑战”的力量，具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抵制权力结构的批评可能。{11}源于：本科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洋人史书留下的空白，就由“我”的对“普遍人性”的想象来填充，而这里的“我”只是一个洋人想象的空洞的“代言人“，因为她不拥有与洋人对话所必须拥有的自己的经验与语言。
“有时，虽然你就这样近的在我面前，我却疑惑你其实不是我了解的你；你那时代的服式、发型、首饰只是个假象，实质的你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不，比那还古老。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因为每个男人在脱下所有衣服时，随你返归到了无概念的混沌和天真中去了。”{18}
这段引文可以概括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刻画方式及赋予她一种不可解释的神秘色彩，用美国出版家周论文导读：，我们又面临一个吊诡的困境：一方面，严采用了一个十足的东方主义的观看情境，书中扶桑的种种魅力展现，都是通过克里斯，一个十二岁的白人小嫖客的眼睛看到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恋爱中的人神化了的东方女神的形象。即使是在他偷窥这个与其他无数男人的交易时，也看到了“那和谐是美丽的”“那最低下的，最不受精神干涉的
刊（Publisher’s weekly）书评的话，就是人物缺少现实基础而失去可信性。{19}严把她的人物从神女变成女神的过程正是通过种种叙事手段，包括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克里斯的终生迷恋和叙事者“我”的凝视来完成的。
后殖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对凝视/观看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揭示的权力的非对称性概念。用此理论框架看《扶桑》一书中的人物关系、叙述视点与叙事结构，我们又面临一个吊诡的困境：一方面，严采用了一个十足的东方主义的观看情境，书中扶桑的种种魅力展现，都是通过克里斯，一个十二岁的白人小嫖客的眼睛看到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恋爱中的人神化了的东方女神的形象。即使是在他偷窥这个与其他无数男人的交易时，也看到了“那和谐是美丽的”“那最低下的，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甚至她被迫在经期工作这一残酷的现实，也被歌咏，“你让他明白你如此享受了受难，你再次升起，完整丰硕。”于是，这个男童，“梦想中的自己比他本身高大得多”“那昏暗牢笼中囚着一位奇异的东方女子在等待他搭救”。
另一方面，以严歌苓的聪慧，她并不是没有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建构毫无意识，她甚至有意识地在本文叙事中对这种凝视/观看的权力关系和与此相关的“阐释结”进行一种“元叙事”或者说“解构”式的呈现。
“这时你看着二十世纪末的我，我这个写书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金山的异国码头。……你知道我也在拍卖你。”{20}
作者在结尾处甚至仿效后现代文本为扶桑的暮年结局给出了多种“历史”版本，可是这种对叙事技巧的倚重恰恰暴露了其叙事道德的含混和历史经验的苍白。最后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好莱坞加中国文艺小说的结局，扶桑和克里斯各自为自己找到一段婚姻做掩护，好继续他们的那段咫尺天涯心有灵犀的爱情。
“她和即将被处死的大勇结婚便是把自己永远地保护起来了……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伤害”{21}“他五十年的美满婚姻和家庭也证实了扶桑的高明：婚姻的确把他保护起来了，一生没再受爱情的侵扰。”{22}
这种超越历史种族文化的“普世”爱情，更多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却缺乏现实的基础，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现实。这种爱情神话在百老汇热卖的《西贡小姐》及其大大小小的好莱坞变种中早就被一再咏唱过，模仿过。从更广阔的文化传承上讲，它其实是在“重复与歌剧《蝴蝶夫人》从上个世纪早期就开始表现的主题相同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想象图景。”{23}这样看来，叙事者所声称的“所以我和我丈夫所拥有的历史绝不可能是共同的”只是一句无力的空言。
所以，遗憾的结论是，严歌苓小说中的这种凝视/观看情境的设置只限于一种叙事姿态，是被抽空了内部颠覆力量的“后现代”的姿态，她并没有借此制造一个更好的“反讽”的批评距离。严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立场对这种东方主义和种族“奇观”进行颠覆，像汤婷婷通过小说达到的那样，而相反的却似乎深深自恋于这种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再次言说，结果就是与克里斯殊途同归的视点，即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叙事视点“我”——事实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读者联想到她与作者严歌苓的经历与观点的相似——在很多方面认同并加强着与克里斯同样的东方主义视角，只是在“我”而言，这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这也难怪在小说的结尾，“我”这样一个嫁给美国人的“第五代移民”作家的视点与七十五岁的汉学家克里斯“认识到的”合二为一了：
“他想到扶桑就那样剪开了他和她，也剪开一切感情爱恋的牵累。或许扶桑从爱情中受的痛苦比肉体上的任何痛苦都深。”“他也有一片无限的自由，那片自由中他和扶桑无时无刻进行他们那天堂的幽会。”{24}
也许正是因为过分相信“跨国爱情”的力量并把它尊奉为叙事的全部与动力，《扶桑》对金山经验所蕴含的种种苦难、希望、歧视与抗争无法给予令人信服的有深度的表达，而这个本来很有挖掘潜力的族裔题材，却因为迎合潜在的大众读者（和学术评委），成了严歌苓勤奋多产的创作中一部令人遗憾的讨巧的作品。

三、金山想象中的文化转译：

张翎的《金山》
　摘自：毕业论文提纲范文www.7ctime.com
　作为中国历史现代化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人大规模留学移居海外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了数个。这个历史体验也被中国现代作家所记录，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从郁达夫的《沉沦》、老舍的《二马》到白先勇的“纽约客”、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从台湾的於梨华、陈若曦、张系国，到大陆的《北京人在纽约》、《他乡明月》、《我的财富在澳洲》，现代文学的主流对留学移民的经验表述在表现现代人的离散漂泊意识同时，也带有深重的海外淘金梦幻和民族主义情结，就是陈若曦所说的海外作家的乡土性。虽然拥有看世界的自由，但仍局限于“写中国、中国人、中国事。”{25}这种“中国情结”（Obsessed with China）与整个现代文学产生的环境论文导读：
和担负的社会责任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海外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中国文学的主流基本上是“乡土意识”，对现代性的表现狭隘且甚少突破。多数中国作家的“离愁别绪”还是狭隘的寻根情结、乡土情结、“海外奋斗”也是琐屑的实际的“打工文学”和“成功故事”。{26}只有少数作家，如聂华苓、马森、查建英、刘再复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把中国人的流动放到现代人类生存的普遍处境加以表现，并对根和乡土做出不同的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对金山/新大陆的想象与书写与上述海外华文文学总的走向有关。从整个文学史看，虽然当代海外中文写作一直热闹纷繁，对新大陆和海外华人生活也有一定的表现，但常常拘于表层的个人体验，带有很大的即时性，缺少积淀和反思，而且创作比较分散，这与海外作家常因生存压力和读者匮乏而放弃写作有关，以致无论个人还是创作群体常常缺少连续性，在文学史上分量并不很重。比如至今缺少一部真正以金山为背景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史诗性作品。这与本文第一部分简述的英文华美文学中对金山的构建不仅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在关于身份认同、文化经验及表达的丰富性与想象力上也很少能与其对话。
正是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关于《金山》的争议实际上暴露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中国文学与华美文学在表现移民和文化冲突主题上的隔阂现象，我们也才能对张翎的《金山》所作的贡献有一客观评估。《金山》是张翎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写作计划，全文共八章，四十多万字。因为是一部关于百年华人移民的史诗性作品，该书不同于张先前的多数作品，是建立在对史实和某些华人移民的共同经验的知性了解和积累之上。据张翎自述，这部书酝酿二十余载，并经过多方面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从书中附录的研究参考资料看，作者的确是花了一番功夫。对于该书的这一特点，尤其是涉及一些华工历史的公共史料和共同经验的参考引用方面，我认为并非坏事，更无可指责，除非指控者能找到落实到具体段落篇章上的抄袭实据。张的研究和考察帮助她突破个人经验，反映了海外中文作家超越“一己所限”、“现实所限”的努力，借助想象的力量在更广阔更丰富的历史文化视野下表现移民生活。
然而史实的占有和堆积并不等同于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正确评价这一作品的成就，乃至这部作品是否存在抄袭，问题的关键不是某些历史，某类人物是否有人已/也写过，而是张的《金山》整体上是否对某些熟识共睹的历史素材给予艺术上的重新创造，并建立起她自己的小说世界。具体到这本书，就是张的小说对已经存在的金山想象，包括中英文写作，起到怎样的建设性甚至超越的作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金山》对中国文学是有贡献的。《金山》小说借助两种文化两个文学传统，高屋建瓴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山的想象，在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空白的同时，也超越中西方流行文化（包括畅销小说）中的原型想象。更重要的是，它开拓了汉语族裔写作的多处前沿，并勾连起英文和中文的族裔写作实践。
《金山》对族裔写作的第一个突破就是把金山经验放到百年中国人现代化过程的中心，通过方家四代漂泊海外和留居中国的两种经验的交叉书写，而建构起金山这一既具体又抽象的现代中国的人文地理标志。在方家四代的百年历史中，金山既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动乱的梦想之地，也是使他们失去根祗被主流隔离的无底深渊；既是剥夺他们尊严与身份的异乡，也是他们建立新生活和认同的此岸；即是引向财富幸福的通道，也是阻隔家人团聚的重岭。张翎对金山的观照，因为广采博取——她一方面在广东开平实地考察体验，一方面在加拿大收集大量史料，而获得了一种双重的文化视点和丰富的情感内容。书中的金山经验既包括由方家男人、阿发、锦山、锦河在温哥华的做工，也包括由方家的留守妇女们，麦氏、六指、锦绣在开平碉楼的盼望，既有阿发、六指的坚持、隐忍和希望，也有锦山、延龄的迷惑、失落和反叛，既是猫眼一辈子活在两个社会边缘没有名分任人践踏的苦难身世，也是锦河源于：论文的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曲曲折折穿越两种文化的千山万水最后成为华裔加拿大英雄的心路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张翎借《金山》打通了两个文学世界，把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与体验融合成一个家族抑或种族的故事。
张翎对两个世界的发掘都有与在她之前的写作不同的可圈可点之处。在用中文写金山，写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唐人街生活的方方面面，张翎把史实和个体感受结合得很好，比如阿法在温哥华开洗衣店以及破产，其中与满清政府、辛亥革命以及当地的隐约联系，若有若无，没有中国作家写家与国关系时用力过猛的问题。再比如写锦河在白人家庭做男佣所受的文化冲击和性的诱惑，写在加拿大成长的第二代移民延龄的成长经验尤其与父母之间的冲突都在以往英文华美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但张的小说因其史诗性又给出这些具体经验的历史向度，即与中国人现代化历程的总体联系。比较英文华美文学，她又能把“金山客”的中国部分写得具体而生论文导读：
动。比如写“金山客”的衣锦还乡，尤其是他们设计、建筑开平碉楼的情节，充分挖掘了现实主义小说中客体的精神及象征意义，开平碉楼象征着“金山客”们试图保护和供养家人的心情，以及他们的家属忍受的长期等待和恐惧。这个用来防土匪强盗的碉楼先被流荡的日兵，后被支持的造反的农民侵入抢劫的情节又把现代中国人所承受的创伤与灾难形象地刻画出来，迄今还没有其他英文作品能出其右。
这两个世界又是由一封封语气措词都很恰当的方家家书串联起来，这些家书成为小说描绘中国移民经验的标志文献。它们一方面作为连接叙事空隙也是历史时间间隔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赋予人物即那些在历史书中面目模糊的早期移民和他们的女人以情感和个性化的特点。虽然这一形式不能说很有原创性——很多华作家采用过这一形式，但张运用得很适当，赋予了这部立意甚高的种族小说以主观个体的声音。
《金山》的第二个突破就是把家族历史与种族历史有机融合，从一个新角度写出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史诗。上世纪末中国文学涌现出一大批以写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史为目标的作品，包括前面所论及的寻根文学和民俗电影作品，学者们甚至归之为一个流派，新历史小说，其特点就是用家族史写民族史，用魔幻现实主义代替社会写实主义传统。新历史小说主要都是以乡土中国为主体，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以及《生死疲劳》、陈忠实的《白鹿原》、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余华的《活着》、《兄弟》等。在很多层面上，《金山》也与这种文学思潮异曲同工，其中的民族意识和历史线索是非常明显的，而用个人家族写时代民族的用意也是昭然若揭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书中小至细节设计，如每一章节开头的年代地点的交代，引用的历史资料如报纸新闻，出现的公众人物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等，大到整体上的书中人物事件与历史事件的重合并行。主人公阿法在加拿大的经历就是早期所有移民劳工经验的缩影和集合：从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到无偿被遣失业流落到温哥华岛，再到温哥华唐人街开洗衣行，到新西敏接手农庄，最后老年沦落以不景气的烧腊店维生。其间种种个人恩怨，生意起落都与当时加拿大的种族关系、歧视政策息息相关，也有中国社会变迁做遥远的历史背景。同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也在广东开平和安乡自勉村阿法的老家得到具体的体现，更直接介入那些乡土人生。在这方面，张无疑是深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作家不仅担负着个人灵感的期许，作家也对自身族裔文化历史有些不可推卸的责任。”{27}同时，对西方文化和英美文学（包括华美族裔文学）的熟习，又使张的作品立足在个人家庭，并以文学的构思和形象来传达历史感。张的《金山》虽然有种族史的意义，但从作品的品质和构造看，它是一部构思缜密，形象生动的文学创作。在这方面，我觉得《妾的儿女》——被指为《金山》抄袭的原本之一——与《金山》并不太具源于：论文 格式www.7ctime.com
可比性。前者是以回忆录出现的历史类作品，不仅作者恪守真实，用纪实手法写自己的家族历史，而且常常直接用全知的权威的叙事，插入很多历史的交代。《金山》则很少直接交代历史，却专注于人物故事的营造，并通过这种文学世界的建立，达到一种与历史叙述不同的人文经验的表述。书中的大量人物并不是简化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载体。相反，张充分利用长篇小说的优势，把人物性格发展和命运变迁放在大时代的框架中，又给予有条不紊的有心理深度的详细刻画，创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如顽固的麦氏，叛逆的延龄，隐忍大气的六指，由懦至勇的锦河，被金山击败的阿法、锦山，甚至次要人物猫眼、墨斗、阿元、区氏都各有特征。他们的身心交瘁的劳累与孤独，以及他们为之坚持的梦想的最后破灭几乎都触手可及。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与多数中外写“金山客”的作品不同，张选取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作她主人公的阿发的原型灵感，“除了坚忍、刚烈、忠义这些预定的人物特质之外，我决定剥除他的无知，赋予他知识，或者说，赋予他对知识的向往。一个在乱世中背井离乡的男人，当他用知识打开的眼睛来巡视故乡和他乡时，那会是一种何等的疮痍。”{28}阿法和六指的知书达理包括含有传统中国人的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民族国家的关心，虽是理想化的处理，但是属合情合理，给了全书人物以灵魂。阿法给自己开的洗衣行以一个温文儒雅颇有出处的“竹喧”的名字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既写出阿法在传统民间儒家道家教育中得到的那份文化感，却又点出其迂腐的理想与充满为生存而挣扎的唐人街是如何格格不入。这个细节也为后来阿法去见正在访加的李鸿章和冲动地折卖了店铺支持梁启超变法行为都作了铺垫。与阿法所代表的附着儒教精神的早期移民人物相比，当代移民和留学生文学中那些虽受过高等教育却被北美的物质文明招降得一败涂地的王启明们可悲地代表了某种传统和精神的丧失。
《金山》的第三个突破就是对文化的转译与沟通的表论文导读：
现与诠释。这一点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给出了很多具体实例。在文本层面，这还体现在书中极富原创性且饶有象征意味的艾米和欧阳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关系的设置。“公元2004年初夏，一个叫艾米史密斯的加拿大女人在一个叫欧阳云安的政府官员陪同下，参拜了广东开平和安乡的方氏家族宗祠，发现族谱里关于方得法家族的记载……”{29}虽然以往的华美文学不乏移民后代回乡探亲，完成母/父愿的情节——如《喜福会》、《妾的儿女》，但常常只是结尾戛然而止的一笔，是第二、三代移民寻根经验的一种具体表现，并且鲜有与国内“史者”的互动的情节。《金山》中，艾米和欧阳是两个把故事贯穿起来，赋予其意义的关键人物，有叙事者的作用。我们看到，从引子中艾米和欧阳一出场开始，这两个有不同背景但又被一个共同任务牵到一起的人物就寓意深刻，将贯穿全书。各个时期主要人物的历史遗迹和谜团就由由艾米和欧阳共同挖掘并加以诠释。艾米作为一个ABC，一个回来寻根的华人后裔，她对祖先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了解有限，所以她的寻根之旅必须有欧阳的陪伴和帮助才能完成。如果说艾米这个叙事者/人物作为在海外长大的第四代移民在先前的华美文学中多有出现，那么欧阳这个中国地方史家却是张翎的独创。他是一个务实但又幽默，知识渊博却又善解人意的地方政府官员，也是对地方史感兴趣的民间学者，而且其家族与方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与他那些教书先生的前辈一样，是他耐心不着痕迹地引导着“半唐番”艾米一步步接近和了解她的家族和历史。但同时，他也需要艾米的帮助来了解方家在大洋彼岸的历史，以便给他的地方史写作一个完整的叙述。“方家的历史，我还有一个大洞需要填补。作为方得法第四代唯一的后裔，我对你成人以后的故事所知甚少。你能帮我，把这个洞填补起来吗？”{30}而经过一点点的磨合，到书的结尾，他们已经成为默契的朋友，超越了各自开始时利用对方的实际打算而懂得了历史教给他们的真正的任务，即沟通两种文化而写出同一本历史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翎的《金山》似乎在提示我们，无论是英文还是汉语写就的族裔文学，它们对世界文学应做的贡献乃是一种沟通，一种通过文化的转译和商讨达到的与过去的沟通，与他者的沟通。
七十年代始的华美文学打破英美主流文学传统的霸权，展现了英文族裔文学沟通多种文化语言的可能性，从而为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31}；但用汉语写作的中国当代作家直至最近才跳出乡土国族的框架，对此努力有所回应。《扶桑》、《金山》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汉语族裔写作的政治和文化意义这一问题，并用亲身实践，给出各自初步的答案。
必须认识到，汉语族裔写作的成败与否固然与作家们对族裔经验的挖掘和反思有关，同时又与创作者和出版者们如何回应种种市场，或民间奖项的诱惑有关。以张翎为代表的汉语族裔写作也只能用文学实绩来证明她们有没有能力拓展中国文学的疆域，使身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视野的海外中文写作跻身世界文学的行列。这种可能性正是海外中文写作的价值所在。
① 11月16日，长江在网上发表了首篇文字《张翎〈金山〉等作品剽窃抄袭英文小说铁证如山》。作者指控，“在她的一个作品中多处使用别人著作中最精彩的构思和情节内容，在她多个作品中出现的精彩构思和情节内容都能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出处，这正是张翎的写作方式：一种搅拌式抄袭的写作方式。”其后，网上和传统媒体又有多篇文章，代表性的有，成兴邦“灵感与构思：《金山》涉嫌剽窃抄袭《妾的儿女》线索”，2010-12-27 10：19南方报网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12/27/content_18772179.htm和成兴邦，“关于《金山》涉嫌剽窃抄袭《残月楼》的线索”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12/26/content_18764331.htm②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③ 早前也有几部华裔作家写的以唐人街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如《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 C. Y Lee，1957），《吃一碗茶》（Eating a Bowl of Tea， Louis H Chu， 1961），但或者反歧视的族裔意识不强，或者生产的数量或影响也有限，没有形成文学上的运动或趋势。
④ Sau-ling C. Wong， Politics of Mobility in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g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

3.146-5

⑤ Martha J. Cutter， Lost and Found in Translati论文导读：”一文，收录于TheColumbiaCompaniontoModernEastAsianLiteratur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3。第546-53页。{27}《〈金山〉作者反击‘抄袭说’：这是一起攻击事件》，载2010年12月17日《环球华报》。{28}{29}{30}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5页；第388页；第446页。{31}参
on： Contemporary Ethnic American Writ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D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4.
⑥⑦ E. D. Huntley， Maxine Hong Kingston： A critical Companion， Greenwood press， 200

1. 126-7；121-23.

⑧⑩{11}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

5.180-81；143-45；1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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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同上.虽然尼克·布朗等学者批评周学术上的不严谨，认为“自我人种志”这个概念阻碍了人们对第五代电影的本来面貌进行清晰的批评性的理解。混淆了人类学研究中的“人种志电影”和中国十年代这些“显而易见的虚构性的故事片”。参见尼克·布朗，“论西方的中国电影批评”，陈犀禾，刘宇清（译）当代电影，2005/5。但周对这些“民俗电影”的某些特性的一针见血的洞察和描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为许多研究者比如张英进等接受引用。如张就在其《中国民族电影》（Chinese National Cinema）中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在中国人种志电影中，对乡土中国及其受苦受难的女性的描述从无意识层面触及到西方文化记忆的基础，并且在西方观众中产生一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情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种志电影再次证实了中国的强势图象，以及‘中国’在西方被接受的意义”。鲁小鹏也论述了中国新电影“为了迎合国际想象（共同体），将影片的视觉效果异国情调化、化和政治化”。
{12} 雅非：《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http：///group/topic/3157380/
{13} 严自己承认“前期写《扶桑》是为了拿一些奖项，为了给学院派的评审人看”。Lisa，“记5月14日，单向街，严歌苓与金陵十三钗讲座沙龙”，http：///group/topic/19906780/
{14}{16}{17}{18}{19}{20}{21}{22}{24} 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第81-82页，第138-139页，第3-4页，第252页，第253页。
{15}{23} 尼克·布朗：《论西方的中国电影批评》，陈犀禾、刘宇清译《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
{19} http：///reviews/index.cfm？book_number=760
{25} see Hsing-shen C. Gao， Nativi overseas：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26} 对海外中国文学的发展综述，见Shuyu Kong，“Diaspora Literature”一文，收录于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546-53页。
{27} 《〈金山〉作者反击‘抄袭说’：这是一起攻击事件》，载2010年12月17日《环球华报》。
{28}{29}{30} 张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5页；第388页；第446页。
{31} 参见Martha J Cutter， Lost and Found in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Ethnic American writ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d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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