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沉沦当代西方悲剧文化沉沦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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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悲剧在马娄、莎士比亚等人的笔下更加辉煌。这时期的悲剧性人物不再是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而都是些常人，同时兼具长处和短处、强大和懦弱，并且在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这时期的悲剧性人物仍是正义仁慈、高贵的典型，并怀有热情的人文主义理想。尽管是精神上的负重
摘要：西方悲剧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块绚烂的瑰宝，发展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前悲剧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大都展现出与命运积极抗争的精神和对悲剧困境的积极超越，而当代的悲剧性人物则在权力理论下接受了自我毁灭的结局并陷于消极沉湎的状态，从而使当代悲剧文化在异化的氛围中沉沦。
关键词：悲剧文化权力理论异化沉沦
：A
西方悲剧从古希腊发展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块绚烂的瑰宝。作为一个恒久的文学母题，它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为描写的基点，通过对悲剧性人物的人生命运、性格、社会因素等种种悲剧性的揭示以及其悲惨的结局来体现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因此，悲剧在效果上都是获得毁灭的表现。但是，当面对种种矛盾冲突时，先前的悲剧性人物大都展现出与命运积极抗争的精神和对悲剧困境的积极超越。
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悲剧就已呈现出满目辉煌的状态。悲剧中的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可是，这些反映悲剧性人物的戏剧虽然被称为悲剧，却主要不是写悲，而着重于表现出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悲剧的冲突也主要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悲剧性人物都是“非常人”，是英雄。在面临来自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两大障碍时，他们不为个人利益挂怀，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须做的，并付出勇气去抗争。在这些伟大的受苦者身上，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成为高贵的典型，因为人们能够透过这种积极抗争的精神看到与命运抗争的希望，从而得到情绪上的消解。接下来，在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悲剧在马娄、莎士比亚等人的笔下更加辉煌。这时期的悲剧性人物不再是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而都是些常人，同时兼具长处和短处、强大和懦弱，并且在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
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这时期的悲剧性人物仍是正义仁慈、高贵的典型，并怀有热情的人文主义理想。尽管是精神上的负重者，但由于身兼重任，他们已深刻地意识到，要清除政治的阴谋和腐败，激起其积极进取精神是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因此，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创始人高乃依也在他的理论中强调：悲剧英雄的性格在于公民的义务战胜个人情感。后来，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此时，人们不仅增强了对物质世界的控制，还使新的要求不断产生，也包括了对物质环境、信仰、情感以及行动机会的种种积极追求。通过自己的斗争经历，这些悲剧人物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没落腐败的社会现实，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平民大众不仅是为替某些人服务而生活，他们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进而提出了更多积极自由的要求。因此，从20世纪前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崇高的英雄还是无名的小人物，他们虽然都在对理想的积极追求中幻灭，但他们都是高贵的典型。这些悲剧文化都体现出“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特性，都激起了观众悲愤及崇敬的情绪，从而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20世纪的当代文学是建立在对19的哲学基础和创作原则方面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的。这时期，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胡萨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无意识论，弗雷泽的意识进化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都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共同哲学和思想基础。此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物质利益观念不断加强以及对权力追求不断膨胀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会迷失自我，丧失精神、心理以及人格方面的自由。因此，荒诞与虚无成为了一种普泛化的情绪，甚至是现代哲学也被“怀疑论”的氛围所环绕。这时期的文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在探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途径的同时，却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现象。例如，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一部分的现代主义文学就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通过异化的社会关系、变形的人物、荒诞的故事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感受，因而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属性。因此，当代文学作品着重于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荒谬”和“痛苦”是主人公的主要心理感受，继而成为当代悲剧文学的主基调。这些异化的悲剧性小人物在不幸与毁灭、孤独与失望中，没有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更缺乏与命运抗争的尊严和信心，从而使当代悲剧文化与先前的具有高昂的反抗精神的悲剧截然不同，在悲剧性人物接受自我毁灭的结局并陷于消极沉湎的异化氛围中沉沦，尤其是在权力理论下沉沦。
20世纪是科学技术及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时代，人们取得巨大的科学成就，创造出了非凡的物质财富，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观，也没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普遍的安乐和幸福，相反，战争、失业、贫困、核危机和道德沦丧等种种危害与恐惧或隐或显地威胁着人们。因此，在20世纪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更加尖锐和明显。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陷入极度的震惊与不可自拔的危机意识之中，觉得自己不可避免地甚至是身不由己地受到种种异己力量的支配”。其中，隐藏在这些危机及尖锐的社会矛盾背后的异己力量之一是人类对权力的追逐欲。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影响和制约自己或其他主体的价值和资源的能力。著名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对权力的嗜好是人类动机中最强烈的一种；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权力却被分配得很不均匀，就由此产生出了竞争、妥协、管理的需要以及反抗的冲动和动乱的爆发。”那么，在这种权力欲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背景下，20世纪就出现了多部反映社会权力对人性造成扭曲以及个人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注定是失败者这一主题的悲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而悲剧性人物也大多是生活在异化世界里的小人物，他们对的追求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是其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当在怀有并追求各种的时候，这些小人物总是想方设法去提高其追求目标的能力。然而，社会状态及外部环境却未必能与之达成和谐，悲剧性人物在与社会不和谐的状态下论文导读：日子》等小说都备受关注。在这些悲剧作品中，塞林格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看，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变成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颓废、没落的一代，但观察其精神实质，这些主人公都表现出纯真、敏感、善良的一面。因此，“在深入地剖析这些聪明、纯真的儿童及青年成为社会反叛
就呈现出种种异化的现象。当代负有盛名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于1948年发表了使他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问题的核心》。这部作品虽然一向被认为是一部宗教题材的小说，但它却反应出了人性在现代社会凝视权力下的异化与扭曲。它叙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英属西非殖民地的署副专员斯科比由沦为罪人，由观察者沦为被观察者的悲剧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主人公斯科比本身是，代表着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力，他凝视的目光维护了英属塞拉利昂殖民地的正常秩序。然而，这个凝视者，作为个人，却又时刻置身于“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斯科比的身上虽然时时显现出人性道德的火花，但是，在现代权力制度下，最终的悲观与失望使他在他人的注视中沉沦和异化。此外，20世纪美国著名的反文化运动作家J·D·塞林格也创作了一批作品，塑造了许多早熟、出众，但不合适宜的儿童和青年反叛者的形象。其中，《麦田里的守望者》、《法兰妮与卓依》及《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等小说都备受关注。在这些悲剧作品中，塞林格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看，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变成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颓废、没落的一代，但观察其精神实质，这些主人公都表现出纯真、敏感、善良的一面。因此，“在深入地剖析这些聪明、纯真的儿童及青年成为社会反叛人物的过程后，人们不难看出，塞林格笔下的这些‘神经质’、‘异化’的人物其实是现代社会权力体制下的疯狂反抗者，他们的个人经历都体现了主流社会道德规范与异化者之间的权力斗争。”20世纪的悲剧是在现代权力的地位被提升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时期的工业虽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大机器和现代工业相结合只是逼迫人们以同一的方式发展，普通人更像是一架大机器上的零件，被视为是一种受法律约束的没有感情的东西。在权力理论下的悲剧文化向人们展示出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很难看到权力被驯服并不再为这个或那个狂热的暴君或集团服务的可能性。悲剧失去了使人们得到情绪上消解的功能，悲剧文化不仅没有从工业及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实惠中解脱，反而在对权力斗争这一担忧中沉沦了。
以上所说的是对权力领导和服从的人，在众多的悲剧作品中还存在着对权力持第三种态度的人，那就是在黑暗中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的超脱者，他们无疑是人性异化大流中的清醒者，体现出人性的复苏和尊严的回归。例如，《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的西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犀牛》中的贝兰吉，《海上钢琴师》中的丹尼·布德曼等。在这些悲剧性人物的身上，丝毫没有那种能引起领导的专横，相反，他们那看似异化的疯狂却反映出难得的童真和纯净的品性。他们虽然对权力一再地提出质疑和反抗，但在强大的社会权利面前，他们那弱小的势力注定其反抗是失败的，可是当不得已还要在社会中继续生活的时候，消极躲避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例如，《海上钢琴师》的主人公1900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仅凭听到的钢琴演奏音乐后居然开始弹钢琴，与之天天为伴，并成为才华瞩目的钢琴师。音乐使他沉迷，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走下船，走上陆地，开始新生活的勇气，以致最后与船一起爆炸沉海，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00这种离奇的生活经历虽然让人震撼，可他的宁可随船逝去也不愿踏上凶险恶俗的陆地这种心态却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悲剧性人物典型的心理世界，荒诞感、孤独感、恐惧感与绝望感弥漫其身，这种氛围造就了当代西方悲剧文化的主流基调，使其成为沉沦意识的艺术升华。这些悲剧性人物的结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范文www.7ctime.com
局并没有像先前的悲剧文化那样要去激起读者的悲愤及崇敬感，相反，悲观厌世及沉沦成为主流。悲剧性人物最终都步入了绝境，虽然在效果上获得“毁灭”的表现，但是，与反抗命运的悲剧不同，他们接受了自我毁灭的结局，更没有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在失去了与命运抗争的尊严和信心的同时，完美的人格和纯真的人性就这样在无所遁形的权力威胁之下沉沦了。
综上，在这种权力斗争无所不在的现实社会中，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当代悲剧文化所展现出的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在权力的阴影下变得有害，有的是出于无知，而更多的是出于你死我活的以竞争为根据的无良。这种竞争意识虽然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但科技的发展和工业的发达不仅使其加上了深深的金钱烙印，还扩充了人们获取权力的能力。这一切都使得本应以爱为基础的社会发生着变质和异化，毕竟美好的社会需要有良好的道德来支撑，否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总要发生，悲剧也不可避免，但在提出人类究竟应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社会现实时，当代悲剧文化与先前含有积极成分的悲剧不同，在权力欲与金钱欲交织的背景下发出一种深深的荒诞感、孤独感、恐惧感和绝望感，西方悲剧文化因此而进一步沉沦。
参考文献：
陈新安：《论西方悲剧性人物形象发展》，《今日南国》，2008年第5期。
马奇：《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语丝》，1925年第15期。
[4]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张巧欢：《在守望中寻觅爱——〈麦田里的守望者〉异化主题再探索》，《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 罗素，李国山译：《罗素道德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7] 包亚明主编，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 蒋天平：《疯狂：逮住香蕉鱼的童性——J·D·塞林格笔下的疯子》，《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晓 ，女，1972—，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工作单位：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西方悲剧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块绚烂的瑰宝，发展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前悲剧作品中的悲剧性人物大都展现出与命运积极抗争的精神和对悲剧困境的积极超越，而当代的悲剧性人物则在权力理论下接受了自我毁灭的结局并陷于消极沉湎的状态，从而使当代悲剧文化在异化的氛围中沉沦。
关键词：悲剧文化权力理论异化沉沦
：A
西方悲剧从古希腊发展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块绚烂的瑰宝。作为一个恒久的文学母题，它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为描写的基点，通过对悲剧性人物的人生命运、性格、社会因素等种种悲剧性的揭示以及其悲惨的结局来体现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因此，悲剧在效果上都是获得毁灭的表现。但是，当面对种种矛盾冲突时，先前的悲剧性人物大都展现出与命运积极抗争的精神和对悲剧困境的积极超越。
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悲剧就已呈现出满目辉煌的状态。悲剧中的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可是，这些反映悲剧性人物的戏剧虽然被称为悲剧，却主要不是写悲，而着重于表现出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悲剧的冲突也主要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悲剧性人物都是“非常人”，是英雄。在面临来自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两大障碍时，他们不为个人利益挂怀，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须做的，并付出勇气去抗争。在这些伟大的受苦者身上，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成为高贵的典型，因为人们能够透过这种积极抗争的精神看到与命运抗争的希望，从而得到情绪上的消解。接下来，在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悲剧在马娄、莎士比亚等人的笔下更加辉煌。这时期的悲剧性人物不再是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而都是些常人，同时兼具长处和短处、强大和懦弱，并且在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
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这时期的悲剧性人物仍是正义仁慈、高贵的典型，并怀有热情的人文主义理想。尽管是精神上的负重者，但由于身兼重任，他们已深刻地意识到，要清除政治的阴谋和腐败，激起其积极进取精神是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因此，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创始人高乃依也在他的理论中强调：悲剧英雄的性格在于公民的义务战胜个人情感。后来，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此时，人们不仅增强了对物质世界的控制，还使新的要求不断产生，也包括了对物质环境、信仰、情感以及行动机会的种种积极追求。通过自己的斗争经历，这些悲剧人物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没落腐败的社会现实，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平民大众不仅是为替某些人服务而生活，他们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进而提出了更多积极自由的要求。因此，从20世纪前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崇高的英雄还是无名的小人物，他们虽然都在对理想的积极追求中幻灭，但他们都是高贵的典型。这些悲剧文化都体现出“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特性，都激起了观众悲愤及崇敬的情绪，从而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20世纪的当代文学是建立在对19的哲学基础和创作原则方面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的。这时期，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胡萨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无意识论，弗雷泽的意识进化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都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共同哲学和思想基础。此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物质利益观念不断加强以及对权力追求不断膨胀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会迷失自我，丧失精神、心理以及人格方面的自由。因此，荒诞与虚无成为了一种普泛化的情绪，甚至是现代哲学也被“怀疑论”的氛围所环绕。这时期的文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在探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途径的同时，却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现象。例如，属于20世纪资本主义文化一部分的现代主义文学就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通过异化的社会关系、变形的人物、荒诞的故事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感受，因而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属性。因此，当代文学作品着重于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荒谬”和“痛苦”是主人公的主要心理感受，继而成为当代悲剧文学的主基调。这些异化的悲剧性小人物在不幸与毁灭、孤独与失望中，没有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更缺乏与命运抗争的尊严和信心，从而使当代悲剧文化与先前的具有高昂的反抗精神的悲剧截然不同，在悲剧性人物接受自我毁灭的结局并陷于消极沉湎的异化氛围中沉沦，尤其是在权力理论下沉沦。
20世纪是科学技术及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时代，人们取得巨大的科学成就，创造出了非凡的物质财富，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观，也没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普遍的安乐和幸福，相反，战争、失业、贫困、核危机和道德沦丧等种种危害与恐惧或隐或显地威胁着人们。因此，在20世纪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更加尖锐和明显。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陷入极度的震惊与不可自拔的危机意识之中，觉得自己不可避免地甚至是身不由己地受到种种异己力量的支配”。其中，隐藏在这些危机及尖锐的社会矛盾背后的异己力量之一是人类对权力的追逐欲。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以威胁或惩罚的方式强制影响和制约自己或其他主体的价值和资源的能力。著名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对权力的嗜好是人类动机中最强烈的一种；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权力却被分配得很不均匀，就由此产生出了竞争、妥协、管理的需要以及反抗的冲动和动乱的爆发。”那么，在这种权力欲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背景下，20世纪就出现了多部反映社会权力对人性造成扭曲以及个人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注定是失败者这一主题的悲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而悲剧性人物也大多是生活在异化世界里的小人物，他们对的追求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是其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当在怀有并追求各种的时候，这些小人物总是想方设法去提高其追求目标的能力。然而，社会状态及外部环境却未必能与之达成和谐，悲剧性人物在与社会不和谐的状态下论文导读：日子》等小说都备受关注。在这些悲剧作品中，塞林格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看，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变成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颓废、没落的一代，但观察其精神实质，这些主人公都表现出纯真、敏感、善良的一面。因此，“在深入地剖析这些聪明、纯真的儿童及青年成为社会反叛
就呈现出种种异化的现象。当代负有盛名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于1948年发表了使他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问题的核心》。这部作品虽然一向被认为是一部宗教题材的小说，但它却反应出了人性在现代社会凝视权力下的异化与扭曲。它叙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英属西非殖民地的署副专员斯科比由沦为罪人，由观察者沦为被观察者的悲剧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主人公斯科比本身是，代表着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力，他凝视的目光维护了英属塞拉利昂殖民地的正常秩序。然而，这个凝视者，作为个人，却又时刻置身于“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斯科比的身上虽然时时显现出人性道德的火花，但是，在现代权力制度下，最终的悲观与失望使他在他人的注视中沉沦和异化。此外，20世纪美国著名的反文化运动作家J·D·塞林格也创作了一批作品，塑造了许多早熟、出众，但不合适宜的儿童和青年反叛者的形象。其中，《麦田里的守望者》、《法兰妮与卓依》及《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等小说都备受关注。在这些悲剧作品中，塞林格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看，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变成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颓废、没落的一代，但观察其精神实质，这些主人公都表现出纯真、敏感、善良的一面。因此，“在深入地剖析这些聪明、纯真的儿童及青年成为社会反叛人物的过程后，人们不难看出，塞林格笔下的这些‘神经质’、‘异化’的人物其实是现代社会权力体制下的疯狂反抗者，他们的个人经历都体现了主流社会道德规范与异化者之间的权力斗争。”20世纪的悲剧是在现代权力的地位被提升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时期的工业虽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大机器和现代工业相结合只是逼迫人们以同一的方式发展，普通人更像是一架大机器上的零件，被视为是一种受法律约束的没有感情的东西。在权力理论下的悲剧文化向人们展示出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很难看到权力被驯服并不再为这个或那个狂热的暴君或集团服务的可能性。悲剧失去了使人们得到情绪上消解的功能，悲剧文化不仅没有从工业及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实惠中解脱，反而在对权力斗争这一担忧中沉沦了。
以上所说的是对权力领导和服从的人，在众多的悲剧作品中还存在着对权力持第三种态度的人，那就是在黑暗中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的超脱者，他们无疑是人性异化大流中的清醒者，体现出人性的复苏和尊严的回归。例如，《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的西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犀牛》中的贝兰吉，《海上钢琴师》中的丹尼·布德曼等。在这些悲剧性人物的身上，丝毫没有那种能引起领导的专横，相反，他们那看似异化的疯狂却反映出难得的童真和纯净的品性。他们虽然对权力一再地提出质疑和反抗，但在强大的社会权利面前，他们那弱小的势力注定其反抗是失败的，可是当不得已还要在社会中继续生活的时候，消极躲避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例如，《海上钢琴师》的主人公1900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仅凭听到的钢琴演奏音乐后居然开始弹钢琴，与之天天为伴，并成为才华瞩目的钢琴师。音乐使他沉迷，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走下船，走上陆地，开始新生活的勇气，以致最后与船一起爆炸沉海，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00这种离奇的生活经历虽然让人震撼，可他的宁可随船逝去也不愿踏上凶险恶俗的陆地这种心态却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悲剧性人物典型的心理世界，荒诞感、孤独感、恐惧感与绝望感弥漫其身，这种氛围造就了当代西方悲剧文化的主流基调，使其成为沉沦意识的艺术升华。这些悲剧性人物的结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范文www.7ctime.com
局并没有像先前的悲剧文化那样要去激起读者的悲愤及崇敬感，相反，悲观厌世及沉沦成为主流。悲剧性人物最终都步入了绝境，虽然在效果上获得“毁灭”的表现，但是，与反抗命运的悲剧不同，他们接受了自我毁灭的结局，更没有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在失去了与命运抗争的尊严和信心的同时，完美的人格和纯真的人性就这样在无所遁形的权力威胁之下沉沦了。
综上，在这种权力斗争无所不在的现实社会中，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当代悲剧文化所展现出的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在权力的阴影下变得有害，有的是出于无知，而更多的是出于你死我活的以竞争为根据的无良。这种竞争意识虽然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但科技的发展和工业的发达不仅使其加上了深深的金钱烙印，还扩充了人们获取权力的能力。这一切都使得本应以爱为基础的社会发生着变质和异化，毕竟美好的社会需要有良好的道德来支撑，否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总要发生，悲剧也不可避免，但在提出人类究竟应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社会现实时，当代悲剧文化与先前含有积极成分的悲剧不同，在权力欲与金钱欲交织的背景下发出一种深深的荒诞感、孤独感、恐惧感和绝望感，西方悲剧文化因此而进一步沉沦。
参考文献：
陈新安：《论西方悲剧性人物形象发展》，《今日南国》，2008年第5期。
马奇：《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语丝》，1925年第15期。
[4]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张巧欢：《在守望中寻觅爱——〈麦田里的守望者〉异化主题再探索》，《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 罗素，李国山译：《罗素道德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7] 包亚明主编，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 蒋天平：《疯狂：逮住香蕉鱼的童性——J·D·塞林格笔下的疯子》，《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晓 ，女，1972—，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工作单位：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