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少数民族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身份反思设计

论文导读：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始，我国兴起了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热潮，其重要话题之一是探讨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这催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要进一步发展，应有针对性地克服这些不足。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文化研究 文化身份
一
自上世纪60年代始，西方文学研究出现了一次重大“转向”，那就是文化研究的勃兴。“它最初是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产物”，但其序幕的正式拉开，应始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研究流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另一重镇，是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旗号的文化研究，譬如“女权主义”、“后殖义”和“新历史主义”等，也风起云涌。如今，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中压倒一切的主潮。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倾向：极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因此，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其确定的文化研究课题就包括“种族与少数民族”以及“民族性和民族特征”等。所以，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特别关注一些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尤其是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等的文化身份。许多小说研究者，譬如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等，都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有着清醒的认同意识，因而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小说叙事对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研究。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译为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对文化身份的讨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北美理论界，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后被编辑为一部题为《身份认同》（Identities）的专题研究文集，这滋生了许多学术争鸣的新理论话语。如今，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已成为文学研究者所广泛使用的一种理论话语，而探讨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作家如犹太裔作家、非裔作家和华裔作家等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则成为其中一个尤其重要的话题。
受西方理论和本土社会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文学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始，也引人注目地转向文化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研究者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来考察，因而越来越关注民族文学中的文化问题，比如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等问题。丁守璞的《历史的足迹：论民族文学与文化》、李子贤主编的《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和张福三的《民族文学的文化思考》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杨继国的《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源于：论文写法www.7ctime.com
化与西藏文学》和马丽蓉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等，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就更多了，比如刘琴的《阿来小说与川西藏族文化》、齐丽梅的《伊斯兰苏菲主义与张承志》等。
同样，探讨当代民族作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成为我国民族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譬如，徐其超和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和多元创造》，就探讨了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揭示了中国当代民族作家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努力使自己具备多元文化素养，融合多元文化为一体，实行‘文化整合’。”马绍玺的专著《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也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等文化身份问题。丹珍草在其专著《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中，重点讨论了“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汉语创作者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实质”。吕豪爽在其专著《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中，重点研究了“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多重文化资源、多重文化身份、多重文化立场之间”的不同文化选择。此外，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文化认同》、邓楠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等博士论文，也都涉及了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探讨。
这种文化研究，尤其是多元语境中文化身份的探讨，无疑为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新视角，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视野，因而给我国民族文学研究增添了诸多新的活力。然而，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诸多偏颇和不足，尤其突出的是：狭隘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片面重视身份认同而忽视身份建构的倾向和反诗意的非文学研究倾向。
二
我国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一直存在着狭隘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不少研究者在情感上往往都向自我所属的民族文化倾斜，常表现出强烈的以自我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对自我所属的民族文学及文化，有着极端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对诸多他者文化，则表现出情不自禁的忽视甚至轻视。因此，他们的文化研究，就成为弘扬自我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最佳途径，成为释放自我文化情结的有效方式。这样，为自己所属的民族文学及文化加油呐喊，以塑造出自我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光辉形象，就成为许多研究者不言而喻的重要目标。论文导读：
其结果必然是：许多文化研究都终为狭隘的自我民族文化情结所损害，只闻褒扬与肯定之声，而难见反思和批判之影。
例如，回族文学研究者在探讨当代回族作家的回族化创作时，毫不涉及其缺陷，而只一味宣称：“文化的自觉使得这批作家，凭借着民族文化充足的底气，构建着回族文学的辉煌殿堂，使得回族文学丰富多彩，异彩纷呈。”藏族文学研究者在探讨藏族母语写作时，也毫不论及其不足，而只聚精会神地论证：藏族母语写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和语言文化沉淀在多种形式的文学表现中，成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旨趣”。而哈尼族文学研究者在探讨哈尼族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时，也无心顾及其弱点，而只兴趣盎然地引证论述其优点，诸如“他们往往把自己民族的文化方式和个人的体验不露痕迹地融入极其质朴的语言之中，使那一行行明白如话的长短句之下，流溢出一种如天籁一般的情韵”、“哈尼族作家（诗人）群是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佼佼者”和“哈尼族作家（诗人）个性独特，思维方式新奇，很有，不从概念出发，他们的作品是自己的血肉与爱的结晶”之类。只要稍加注意，你就不难发现，在那貌似公允的理性论证中，其实往往暗藏着主观而非理性的偏激，其文本中主导一切的深层逻辑，常常是论者难以掩饰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显然，这样的研究难免会留下诸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