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少数民族文化话语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新视野

论文导读：”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掘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化话语现象”的内涵特征，并围绕“话语”的研究范畴如话语主体、话语主题、话语策略、媒介形式及话语效果等，可提出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新问题。关键词：话语文化话语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引言1980年代以来，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文艺思潮对国内人文社会
内容摘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需更新批评理念和研究方法已成学界共识。从“文化话语”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掘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化话语现象”的内涵特征，并围绕“话语”的研究范畴如话语主体、话语主题、话语策略、媒介形式及话语效果等，可提出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新问题。
关键词：话语 文化话语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
引言
1980年代以来，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文艺思潮对国内人文社会学科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这一大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经学人鼎力推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批评话语系统的陈旧僵滞、理论建设的缺失，使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面对“狂潮涌起”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象，时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进入新世纪，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陈旧和缺失的问题，已有研究者开始反思，并寻求改革、发展、创新，提出需对批评理论资源进行吸取和整合，明确批评目标，确立批评姿态、问题意识等，这些有益的尝试都意在提醒：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更新批评理念和研究方法已“刻不容缓”。
本文意在从文化话语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发掘其尚未被注意或被重视的性质和特征。
“话语”意义的多维度阐释
“话语”（discourse）在语言学中指“书面或口头表达中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Zel-lig Harris于1952年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题为“Discourse Analysis”的文章，首次提出“话语分析”的概念。从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及至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话语研究逐渐成为20世纪后半时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并广泛影响了其他学科，出现所谓的“话语转向”。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话语”的概念学术界并无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的学科出于各自的学术立场，不断给“话语”添加新的涵义，使得“话语”这个概念，越来越复杂多义，终至含混不清。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所说：“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的和学科的立场。”
巴赫金在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批判地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建立了“超语言学”，而话语是贯穿其中的核心概念。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分为言语活动（langage）、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并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一切与语言体系本身无关的东西都被索绪尔排除在外。不同于这种静态的、封闭的、自成系统的语言观，巴赫金认为“语言实际的存在方式是话语，而不是语言结构，而话语并不是个人的、任意的行为，而是社会制约性行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以语言结构为唯一的对象，还应该包括话语。”他所要研究的正是被索绪尔排除在“语言”之外的生活中的话语。
所以巴赫金说，“任何现实的已说出的话语（或者有意写就的词语）而不是在辞典中沉睡的词汇，都是说者（作者）、听众（读者）和被议论者或事件（主角）这三者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和产物。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它不满足于充当某个抽象的语言学的因素，也不可能是孤立地从说话者的主观意识中引出的心理因素。”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话语不是“自给自足的”僵死的、未被使用的语言，而是“活生生的，并且正是在这里历史地形成的，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而不是在抽象的语言学的语言体系和说话者的个人心理之中形成。”同时，“它产生于非语言的生活情景中并与它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语境对于话语具有重要作用，两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把抽象的语言单位放人上下文语境，并且放人更为广阔的特定的社会现实、文化底蕴、历史时空中，我们才能对话语做出准确的理解，才得以判断“谎言”、“真理”，判断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第二，话语在与语境相联系，由死的“沉睡”的词语转向活的动态的言语交际单位的过程中，需要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因此，除了语境以外，能构成具体的表述的因素还包括说话者、听话者和言说内容三要素；而且巴赫金特别重视听话者的地位，这是与传统的语言学侧重于说话者的语境极为不同的地方。第三，话语是“社会事件”，也就是说话语从本质上看是意识形态的实践。巴赫金指出“话语是一种par excellence（独特的）意识形态的论文导读：
现象”“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在话语史上，福柯是一位重要人物。“话语”作为他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贯穿了其研究的始终。历史地看，福柯的话语概念随着其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不仅不同时期的术语有差异，有时甚至是前后矛盾。但恰因福柯思想的多变甚至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而赋予了“话语”独特的内涵，使之突破语言学的界限而具有一些鲜明的重要特征：
首先，话语是一种实践。福柯认为，话语不是单纯的语言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实践性，这是和语言学“话语”概念最大的不同。话语虽“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要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由此，福柯赋予了“话语”一种本体论的地位。“话语也许同语言不同，它基本上是历史的，它不是由可拥有的成分构成，而是由人们不能在话语展开的时间范围以外对它进行分析的真实和连续的事件构成”（知识考古学），可见福柯的话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
其次，话语具有建构性。正因为话语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是动态而非终极的，因此，话语从本质上来说是聚合的、建构的。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福柯举了“精神病”这个对象被建构的过程。
第三，话语的同一/差异。“话语”这个概念在福柯那里有两个相反的含义。在《词与物》中，话语被描写成一种同质秩序，而在《知识考古学》中，话语则成为一种异质的、非连续性概念。引入间断性、差异、断裂等概念，赋予“话语”多元性，这意味着，“话语”不仅是历时性的一元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多元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是共存于“话语”之中，而非二元对立源于：大专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非此即彼的选择。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www.7ctime.com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是动态向前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些变迁不仅反映在题材、体裁、内容、价值观上，也表现在作家群、读者群、社会影响上。所以，考察其变化发展及其背后的成因、性质、意义，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以鄂温克当代文学为例，在话语内容上，历经了从传统口头民间文学到书面创作文学到后设历史书写的转型，口头文化与书面叙事之间的关联，不仅是技术层面，更是精神层面的延续传承；而伴随着内容上从“虚构”到“写史”变化的，是话语主体文化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的自觉；此外，从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在相对狭小的地域依靠口耳相传，到书面文学借助印刷技术打破时空壁垒，拥有广大读者，及至影视等媒介以更直观形象的手段面对大众，这些不同媒介形式的介入，在话语效果上，对鄂温克文学及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在媒介率、公众认知、读者的接受与影响等方面产生不同影响，而多渠道的媒介传播必将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第三，从话语交际主体形成的社会关系来看，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形成差异性的、权势不对称的关系。与汉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在学界认识上、读者数量上都还处于边缘地带。这些差异性和权势性关系反映、存在于话语的整个过程和所有环节。因此，民族文学的研究要求文化的、跨文化的理论及方法，特别是要具有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立场的研究体系，揭示、消解民族、文化不平等的话语策略，关注被边缘化的民族、文化（话语），推动人类（话语）学术的文化多元对话、批评。
因此，从上述对话语的定义以及作为文化话语现象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特征出发，话语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包括小说文本本身，还包括产生这些文本的各种语境（包括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由这些文本和语境引起的语用效果（如小说的发行、获奖情况、读者反映/评论以及由小说带来的论文导读：艺术欣赏、传统说教、知识学习、还仅仅好奇心满足或是商品买卖关系，关于这一点，笔者曾进行过小范围（103人）的问卷调查，在回答“您看少数民族小说的原因”这一问题时，“陌生好奇”和“了解风俗”两个选项占了63.63%。（见下图）（五）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效果考察。如前文对话语的定义，话语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因此和其他社会
行为后果等）；既要宏观的少数民族文学话语进行整体把握（主体、主题、媒介、效果），又要微观的对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叙事）策略的细致分析，力求把对文本的形式分析放入更广阔的社会学的视野中进行。
明确了上述认识后，我们可以围绕构成话语的各个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对既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尚未涉及的新问题进行关注和探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考察：
（一）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主体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话语主体指在特定语境下运用语言符号生成意义的具体的人或社会组织形式。我们既要考察谁在说话，更要分析谁不在说话。就文学而言，话语主体包括生成主体（作家、作品）和接受主体（读者）两方面。对于生成主体来说，一方面，从整体少数民族文学的构成结构来看，我们可以考察各民族的作家、作品的种类、数量差异；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我们也可以考察作为作品中发话人的言说主体的身份特征，这些身份特征如何通过话语得以确立，从历时的角度对话语主体形象进行谱系学考察，追踪其历史演变轨迹。比如，乌热尔图80年代的小说话语主体认同集体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对少数民族身份进行遮蔽，而在90年代后期则显露了对少数民族主体的文化身份的自觉。对于接受主体来说，我们可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读者尤其是汉族读者的数量、身份以及与生成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比如有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文学可供阅读？汉族读者又是选择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文学进行阅读的（比如什么类型、题材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汉族读者中比较畅销）？汉族接触少数民族文学的渠道、动机和目的等等。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形态变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基本释义，“形态”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也就是说，对“形态”一词的理解应包含两个层次：事物的外部形状姿态以及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源于：初中英语论文www.7ctime.com
式。因此，我们所说的话语形态包括话语主题与话语策略两部分。话语主题传达的是表述者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信息。历时地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话语主题（内容）上有什么变化？叙述了什么样的历史？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怀？比如乌热尔图的创作在话语主题上经历了表现民族关系、民族情谊到书写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变化。此外，我们也应该考察由不同的内容而决定的话语策略。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叙事话语，它用以组织和整合话语的主要方式就是叙事，而整合的最为重要的力量和依据是话语主题。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策略，意指根据话语主题对话语进行重新整合与包装的手段和途径。
（三）少数民族文学的媒介运用情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媒介”一般被认为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我们认为，除了是一种“工具”外，“媒介”还体现了传播的维度和方式。举例来说，对于鄂温克文化的呈现，既有古老的神话传说，又有当代作家文学书写，还有影视作品的直观记录（如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被改编成电影《最后一个猎人》、顾桃的反映使鹿鄂温克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孙增田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这些不同的媒介手段的运用，对于鄂温克族文学、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从口头文学口耳相传的面对面交流到书面叙事文字阅读的单向想象，从纸质平面媒体的单一视觉维度到影视、网站等立体媒体视、听觉的多维度信息传递，不同话语媒介的灵活运用是增强话语效果的重要手段。此外，我们还可以探讨少数民族文学母语/汉语写作、翻译等问题。
（四）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构建出各种社会交往关系——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这种社会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文化。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与本民族、其他民族读者也会形成各类社会关系——这些也是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比如，我们可以去调查读者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形成的是艺术欣赏、传统说教、知识学习、还仅仅好奇心满足或是商品买卖关系，关于这一点，笔者曾进行过小范围（103人）的问卷调查，在回答“您看少数民族小说的原因”这一问题时，“陌生好奇”和“了解风俗”两个选项占了6

3.63%。（见下图）

（五）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效果考察。如前文对话语的定义，话语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因此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话语具有目的性以及丰富的社会效果。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考察其话语效果包括如作品的发行/销售量、获奖情况、媒介上的率，以论文导读：
及对受众进行访谈等民族志方法，通过定性与定量的分析，考察作品接受的辐射面及给民族关系可能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等等。
以上只是就文化话语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般性问题的粗线条勾勒。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必须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对研究问题进行增补取舍，并作更为细致的考量与设计。
结语
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历史进程中动态健康发展的。这些动态变化不仅反映在作品的内容/形式上，也反映在话语交际主体（如作家、读者）、媒介渠道（如书面文学、影视传播媒介等）以及社会影响上，对此我们可以从历时角度结合不同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其变化发展及成因等。
“话语”是一个多元、辩证、整体的概念，因此，作为话语现象的少数民族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各民族文学的关系网络中，相互粘连、影响：少数民族促进了汉族文学的生发变异探索；而汉文的写作实际上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学生成，二者共生共荣，无法分割。从这个意义而言，才是真正多元一体之体现。
“变则通，通则久”。我们只有跳出边缘，中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思维探讨各民族文学关系，才能欣喜于各民族文学因相互影响而不断进行的有益探索，以及由此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永久不衰、喷薄而前的生命力。
以文化话语研究为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关照少数民族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突破传统的制约，拓宽和丰富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认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发掘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研究课题和行动策略，推动中华民族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施旭，浙江大学当代话语研究中心；陈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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