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略论略论汪曾祺新时期小说艺术特质及其原因

论文导读：由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培育的学院精英文化向着民间文化的方向倾斜了。而这一趋势在他于“”时期参与创作京剧样板戏《芦荡火种》等剧目的经历中，可谓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沙家浜》《芦荡火种》等作品的构思和编排中，汪曾祺吸取了地方民谣、民间戏曲唱腔等元素进行创作，使得作品在正统意识形态规约的罅隙之中，又增添了显而可
摘 要：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散文化的语言与纯美的意境珠联璧合；健康本真的人情人性与柔美如水的情境相得益彰；人物塑造与情节构设贴近和谐的生活真实，营造出恬淡而和美的艺术境界。这些艺术特质的形成，与其“创作沉潜期”的独特人生体验和艺术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化 和谐 小说文体 “创作沉潜期” 成因
在新时期伊始，汪曾祺重操小说之笔，胸怀高拔的人文理想与文化寻根意识，以散文化笔法写短篇小说。他在创作中秉承了20世纪40年代京派小说的文化精神，并在其中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活力，呈现出恬淡风雅，且富有和谐之美的小说艺术世界——在其中，散文化的语言与纯美的意境珠联璧合；健康本真的人情人性与柔美如水的情境相得益彰；人物塑造与小说情节的构设贴近和谐自然的生活“现场”。本文拟从汪曾祺那恬淡而和美的艺术境界入手，论述其新时期小说的创作特质，并从其“创作沉潜期”（“反右运动”至“”结束）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的角度简要剖析这些特质的成因。

一、散文化、日常化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为数众多小说作品的语言均呈现出显著的散文化、日常化特征，宛如一条极富鲜明生活气息的小河，静谧地流淌着，将一切带着矫情与造作气味的“尘埃”冲刷干净；又仿佛一支节奏轻快明朗、田园牧歌式的曲子，歌唱着质朴、安详的村人及坊间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
汪曾祺小说那带有鲜明散文化特征的语言十分自然质朴，富有诗意，与作品的意境浑融一体，含蕴深远。他的作品《天鹅之死》可以说是他语言散文化的典型之作，甚至可视为一首格调哀婉凄美的抒情散文诗。以下文字尤其体现其散文化的美学特征：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了呼伦贝尔草原，草原一片白茫茫。圈儿河依恋着家乡，它流去又回头。在雪白的草原上，画出了一个又一个铁青色的圆圈。
这一段文字以极为质朴简洁的散文化语言，勾勒出一幅草原上色彩对比分明，意境开阔的图画。而作品中“天鹅”这一主体抒情意象的具体形象也鲜活地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体验。而篇末人们对“天鹅之死”的议论与孩子们含泪呼唤天鹅回归的情景，亦由散文式的细节白描手法写就。全文的语言是如此清新、自然，未经雕琢却又焕发出天然的美之神采。主人公白蕤善良聪慧、德艺双馨的人性魅力，以及人们对“”遗毒的痛楚控诉就在这诗化的纯美意境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汪曾祺的其他代表作中，《受戒》末段中那宛若地域民俗风情画的景物描写，以及《大淖记事》中月夜下十一子与巧云在大淖东边幽会的一段描写等，均运用了散文式的笔法写成。这些描写看似信笔偶得之，实则意境十分深远。作者在其中寄寓了含蓄蕴藉的意味，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
汪曾祺还善于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语言描写，展现广大乡村百姓或普通市民那真实而鲜活的日常生活。这些契合了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地域风貌的语言不仅表现了说话者的个性特点，也使作品更具有地域特色与生活真实感。如《八月骄阳》中，张百顺与刘宝利等人沉痛地为老舍先生之死鸣不平。他们那带着纯正京味的哀伤话语所道出的，是“”期间文艺界骨干惨遭人身迫害的血淋淋的事实。另外，《陈小手》一文末尾处写到团长的粗鲁话语：“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团长过河拆桥的丑恶嘴脸以及对产科医生陈小手恩将仇报的心态，也从侧面展示出陈小手这样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是无法逃避的。其他作品如《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中对詹大胖子的语言描摹，以及《仁慧》中对仁慧的思想和话语的刻画等均十分妥帖、简洁而精当。汪曾祺正是这样一位长于刻画人物语言的出色的小说家。
汪曾祺新时期小说的散文化、日常化的语言风格，不仅与其20世源于：论文封面www.7ctime.com
纪40年代深受西南联大求学时风气浸染而创作的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作品（如《复仇》）分野明显，还与其小说创作生涯的“沉潜期”仅有的收获《羊舍的夜晚》略有差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语言风格的转型？笔者认为：这种转型与汪曾祺在“反右”运动至“”时期的人生阅历和特殊的创作履历密不可分。汪曾祺在回顾自己被打成“”并革职下放张家口劳动四年的经历时曾说：“从某个角度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晚上就在一个大炕上，同盖一个被窝，虱子很多，它们自由自在，从东边爬到最后被窝去。农民和我无话不谈，我确实觉得中国的农民，一身很沉重的负担，他们和中国大地一样，不管你怎么打击，还是得靠他们，我从农人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①与黄土地、农民、农村的密切接触，使得汪曾祺开始真正地了解了从事农业劳动的普通中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并能发自内心地与他们沟通，体验了真实的乡野生活，也积累了写作素材和灵感。这样的人生阅历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生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他的文化身份认同取向开始由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培育的学院精英文化向着民间文化的方向倾斜了。而这一趋势在他于“”时期参与创作京剧样板戏《芦荡火种》等剧目的经历中，可谓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沙家浜》《芦荡火种》等作品的构思和编排中，汪曾祺吸取了地方民谣、民间戏曲唱腔等元素进行创作，使得作品在正统意识形态规约的罅隙之中，又增添了显而可见的民间文化鲜活因子。这样的人生履历和特殊的创作经历，潜移默化地使得汪曾祺的艺术创作向着贴近中下层民众审美趣味的方向，进行着“去精英化”的“转型”，并在新时期的小说中呈现出口语化、日常化、平民化的语言形态。

二、和谐与健康的美学标的

汪曾祺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始终自觉地把和谐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美学目标。在他的心目中，和谐是小说艺术美的第一要义和最高境界：“美是什么？如果要求用最简约的几个字说出来，又有角度不同，说法不一。……汪曾祺的说法是两个字：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追求。”②汪曾祺小说中平和隽永的和谐美，显然与“以和为美”的中华传统审美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同时也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小说美学特征一脉相承。此论文导读：
外，汪曾祺小说还显露出了新时期所特有的时代因素。汪曾祺作品中，人物情感的展现富有节制性和分寸感——既没有因愉悦而发出欣喜若狂的欢呼，也没有因不幸而产生捶胸顿足的悲号。其作品中和谐而美好的艺术境界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特质的契合点或许正在于此。汪曾祺秉持平和的创作心态，以一种近乎“无为”的小说艺术将大喜大悲隐忍于人物心中，因而其作品展示了克制中的和谐，静穆中的庄严。在《大淖记事》中，被刘号长奸污的巧云并未悲痛欲绝，更没有想跳到淖中自尽。她想起小时候看见的新娘缎子花鞋，想起妈妈用胭脂给她点的眉心红，进而想起了要对得起自己心仪的小锡匠十一子……在这里，巧云美好人性和心灵的魅力超越了不幸遭际带来的痛苦——痛苦也带有一种健康的诗意。这也印证了汪曾祺所言，要把《大淖记事》“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此外，《受戒》中的明子没有因小英子对他倾心而格外惊诧或狂喜；《岁寒三友》结尾处三位好友借酒浇忧的情景亦仅仅体现了三人淡淡的哀怨情怀……一切喜怒哀乐均经过“淡化”处理，体现了汪曾祺和谐至上的美学追求，还以静美温婉的艺术风格，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小说界呈现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风貌。
汪曾祺小说中健康的人情人性焕发出的本真、和谐的艺术魅力，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颇值得重视的是，这迷人的人情人性美是通过作品中那如水般柔美婉丽的情境展现出来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③可以说，水也间接影响了汪曾祺小说人物的人格特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的乡镇摘自：毕业论文工作总结www.7ctime.com
远离现代大都市文明，民风淳朴，人情健康自然。无论是《受戒》中天真无邪的明子、小英子，还是《大淖记事》中美善、忠贞而纯情的巧云，以及《职业》中精明强干、童趣盎然的卖糕饼小孩，均流露出不受世俗玷污的真性情。这种性情与周围如水般柔美的环境融为一体，是一种被纯净清水濯洗过、一尘不染的本真状态。这令读者自然而然联想到废名《竹林的故事》的叙事特征，想起了沈从文《边城》《月下小景》《萧萧》等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汪曾祺对朴实自然的人性美的悉心描摹，可谓是对京派作家废名、沈从文二人艺术灵韵的接续与承传。此外，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这些拥有真性情、个性不受现实世界压抑的人物形象呼唤着艺术世界中美善人性回归、个性解放的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人们饱受“”动乱纷争摧残的心灵世界得到了抚慰，从而重新树立起人们对美好人性的信心。
事实上，若我们联系汪曾祺在“创作沉潜期”的人生遭际，则或可从作家个人精神私史的向度，对其新时期小说冲淡平和、和谐而健康的美学趣味的成因加深体悟。汪曾祺在“反右运动”的后期（1958）被打成了“”，其缘由耐人寻味。当时他所在的北京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指标不够，因而单位的党支部“动员”他写了对人事工作提出意见的黑板报稿子，于是他“中标”了。之后，“”期间他的才华又深得赏识，身为“老”却得以被“解放”，成为“样板戏”创作班子的主将之一。待到“”结束，“”垮台，汪曾祺又被要求深刻检讨，在政治立场上撇清与的关系。④汪曾祺在政治运动的潮流中沉浮，却始终还是一个对政治风云懵懵懂懂的“局外人”。面对大历史对个体命运的冲击，他所一以贯之的，是才情卓异的文笔和谦虚谨慎、乐天达观的性格特质，这些使得他能从几度浮沉的人生遭际中，形成了宠辱不惊、谦冲随和、淡泊名利的精神气度。因而，当新时期他重拾小说之笔时，作品里充溢着的美学气韵可谓洗尽铅华，深得其人格器识的神韵。
在今天看来，汪曾祺在小说中展现的人性美，对当今生活重担压迫下以及浮躁功利权势思想影响下的人们，亦能起到灵魂上的净化、升华作用。因此，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所具有的人性力量，不仅是对20世纪40年代京派小说内在文化精神的一种挖掘与重现，还具有崭新的时代审美意义。而这一切或许都可归于汪曾祺将和谐与健康作为首要美学目标的努力。

三、非“典型论”、反“戏剧化”的文体构建

汪曾祺不仅在小说语言、意境及美学追求上匠心独运，还在小说文体建设上做出了独特贡献。其新时期小说在人物塑造与情节构设上别出心裁，不仅挑战了传统小说理论中的“典型论”，还在文体层面进行“反戏剧化”的实践。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文体发展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人物与情节两方面。
首先，正如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散文化的小说不过分地刻画人物。他们不大理解，也不大理会典型论。”⑤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像某些以“宏大叙事”见长的现代小说中办出“惊天地，泣鬼神”大事的典型人物，有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系列恬淡而庸常的日常生活场景。汪曾褀是那些易为常人忽略的细小题材的偏爱者，他认为“题材无所谓大小……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⑥该说法也正是汪曾祺小说创作题材观的写照。他的作品如《岁寒三友》中的三位好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自短暂风光之后的悲凉际遇本乃人生一大憾事。然而作者将他们的忧伤完全“外化”进酒杯之中，并且以漫天飘雪的静谧环境作为他们含愁对饮的背景。这种经过“微小化”处理的题材，不仅不会消解读者对他们悲剧命运的感怀，还在一种日常化（而非典型化）的审美语境中，对这一类小人物形象的内在美学意蕴有了独到的认识。其他人物如《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沅、《徙》中的高北溟与高雪、《鸡毛》中的文嫂等，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均跌宕起伏，结局却都在情理之中，并不会令读者觉得唐突，从中足见汪曾祺小说人物塑造的平民化、日常化风格。他的小说正是颠覆并解构了传统的“典型论”，并将一种贴近日常生活的艺术真实呈现于读者面前。
其次，汪曾祺小说人物之间没有剑拔弩张的剧烈冲突。当人物之间发生矛盾时，像《小姨娘》中章老头那样怒不可遏的情绪毕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即便是《小姨娘》中也未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激烈摩擦。此外，通常的人际关系中也并不像同样以“文化寻根”姿态活跃于文坛的冯骥才的论文导读：者写章叔芳“很浪漫主义”地通过与心爱的宗毓琳私奔来反抗章老头；而后者写辜家女儿迫于生计不得不屈从于类似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从以上所列作品中，我们不难觉察汪曾祺小说“反戏剧化”的特征。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人就对“戏剧化”小说美学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类小说与真实的生活场景距离太远了一些，并力
《铺花的歧路》《啊！》等作品中那令人惊奇的巧合因素。譬如《小姨娘》及《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这类描写年轻女子命运的作品中，围绕着她们的遭际，原本有可能出现的激烈冲突并不存在。二者相异之处仅仅是：前者写章叔芳“很浪漫主义”地通过与心爱的宗毓琳私奔来反抗章老头；而后者写辜家女儿迫于生计不得不屈从于类似出卖自己肉体的命运。从以上所列作品中，我们不难觉察汪曾祺小说“反戏剧化”的特征。早在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人就对“戏剧化”小说美学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类小说与真实的生活场景距离太远了一些，并力倡“随笔风”的小说。汪曾祺传承了他们的主张并使其在新时期得以继续，对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汪曾祺在小说文体上的独到贡献，既彰显出他的人文关怀，又暗中契合了新时期民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其一，汪曾祺以清新自由的笔风书写了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小到油盐酱醋，大到生老病死都成为作者悉心体悟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艺界，他通过这种以普通民众为抒情主体的小说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呼唤社会中丧失已久的人文精神重新觉醒的作用。其二，在中国内地新时期伊始，呼唤启蒙理性回归的社会思潮方兴未艾，广大读者普遍渴望自身的视野不再被蒙蔽，心智得到启迪。而汪曾祺反“戏剧化”的小说中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日常化艺术真实，积极地引领着审美大众关注自我、关怀常人生活，以获得新颖的艺术体验，进而开启心扉放眼大千世界。因此，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文化内涵，与新时期之初呼唤人文精神回归和重视文化启蒙的社会语境是恰切地契合的。
四、结语
对小说语言问题、文体问题的悉心关注与独到实践，对人文关怀文化指向和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不懈追求，是汪曾祺新时期小说艺术特质的核心质素。而这些艺术特质的形成，除了作家艺术创作发展的普遍规律之外，还与汪曾祺本人在“创作沉潜期”特殊的人生遭际和艺术创作体验息息相关。汪曾祺小说恬淡而和美的独特艺术境界，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艺术殿堂中熠熠闪光的瑰宝。
① 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②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一)·出版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③ 汪曾祺：《我的家乡》，见陆建华选编：《汪曾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④ 关于汪曾祺在“”期间相关史实的叙述，可参见陈徒手：《汪曾祺的十年》，《读书》1998年第11期。
⑤⑥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第79页。

作者：倪思然，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常瀚文，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性别理论。
编辑：郭子君 E？鄄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