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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知识分子谢冕老师“三心”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反思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584 浏览:111706
论文导读:总系》是由谢冕老师主编的一套皇皇十几卷数百万字的文学史新著。这套文学史丛书显然从体例上说就很新颖,它是在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选取十来个典型的年代,通过这些典型年散式地波及前后。尽管这种写作体例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独创,谢冕老师自己就说过他是受到《万历十五年》《十九主潮》的启发,但由于我们读惯了传统
谢冕老师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家,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治学的榜样。《谢冕编年文集》十二卷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坚实步履。假如要来总结谢冕老师的治学经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三心:童心、诗心和良心。
每一次见到谢冕老师,都会被他的笑声所感染。他的笑声透露出一个秘密: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他的童心永远保持不变。因为他有一颗童心,所以他把学术研究变得非常单纯,他剔除了日益恶化的社会风尚附加在学术研究上的各种功利,以率真的态度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期待。同时,他还有一颗诗心,从本质上说,他就是一位诗人,从而他把学术研究变得充满诗意。他用诗的甘露滋润了学术,给灰色的理论穿上了七彩纷呈的盛装。我们阅读他的学术文章,就像读一首诗,我们是在被一种诗歌的感动之中接受他的学术见解的。尽管并非学术见解一定要通过诗意的表达传递给读者,但因为谢冕老师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因此他的诗意表达与他的研究对象更加贴切。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无论他面对现实还是回望历史,都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童心、诗心、良心,在谢冕老师身上融为一体。有的人不失童心,但因为缺乏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童心在社会现实的大叙事上是麻木的;有的人也富有诗心,但因为缺乏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诗心只会对着风花雪月开放。谢冕老师因其强大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就使得他的童心和诗心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我想在这篇文章里专门谈谈我读谢冕老师的《1898:百年忧患》的体会。这部专著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知识分子。在这部总结百年文学史的专著里,谢冕老师就是凭着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去反思知识分子百年心路历程的。
《1898:百年忧患》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由谢冕老师主编的一套皇皇十几卷数百万字的文学史新著。这套文学史丛书显然从体例上说就很新颖,它是在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选取十来个典型的年代,通过这些典型年散式地波及前后。尽管这种写作体例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独创,谢冕老师自己就说过他是受到《万历十五年》《十九主潮》的启发,但由于我们读惯了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著作,因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即使在形式上给我们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然而这套文学史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形式。我以为,正是有了学术思想的趋于成熟,才会寻找到这样一种更适合表达新的文学观的写作形式。
以往正统的文学观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被引作教材的文学史往往就是社会性背景、作者生平、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框架。后来这种逐渐被机械化了的文学观被突破,出现了不少以新的文学观来观照文学史的论文甚至著作。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新的文学观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有的从思维方式来说甚至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一样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其表现就是对过去文学史的简单的否定。谢冕老师显然要从这样一种观念的拉锯战中脱身出来,并在现有的观念上得到某种超越。这种意图通过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得到了实现。他从社会文化发展整体格局中考察文学的运动和变化,并在社会文化的变革中寻求文学观演变的内在动因。谢冕老师在这套文学史著的总序中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的近、现代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
《1898:百年忧患》是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很显然,这开头的一部必须由谢冕老师本人来承担,这是全套史著的纲,“纲举目张”。谢冕老师在这部书中提出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学主题,实际也是这套丛书的主题:“1898年的泪和血,都成了哺育中国文学的母亲之乳。中国百年文学因了这样的母乳而染上了忧患难与共的遗传,并由此如蚕吐丝般地萌生出众多的小说、诗、散文和戏剧,以及众多的言说这些作品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这一切,又都无例外地体现着、抒发着和叙说着那些痛苦的思索,悲哀的寻求,以及无尽的哀愁。”
谢冕老师的这一思路就把一种狭小的文学观念转化成一种大文学的观念。这种大文学的观念是与谢冕老师始终坚持的人文精神相吻合的。在对百年文学的思考中,谢冕老师实际上是将文学的主体确定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将文学作为其人文精神的载体,一百年来文学的沉沉浮浮,也映现着人文精神是张扬还是萎顿的状态。所以就有一个“有用”还是“无用”的视角。文学有用还是无用,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判断,而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期待,有了不同的期待也就有了文学的不同发展。谢冕老师这样来叙述百年文学时就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的一条途径。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形成应该是19世纪末的事情了,但从传承的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文人可以视作特定的中国社会中传统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文人历来主张匡世济民的人文理想,而文人又与仕是分不开的,文人实现其理想的首选途径就是从政,这是古代文人与仕的一种特定关系,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古代有入世与出世两种文人的人生态度,有儒士与隐士两种文人的身份。但这二者从本质上说其人文理想并没有发生变异。文人唯有当参政不成时,便只好出世当隐士。孔子的话精辟地概括了这二者的关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有道无道,出世入世,在朝在野,古代文人的这种不同角色不同态度的转换,决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深沉而又内涵复杂的忧患意识,在漫长的封建文化历史中连绵不断。而这种忧患意识也就与谢冕老师所阐述的“百年忧患”衔接了起来。于是我们通过谢冕老师在这部文学史中的叙述,看到了一百年前,中国古代文人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之际,是如何艰难地为完成一次更深刻的角色转换而作准备的。这次角色转换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换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一百年前,由于西方文化强悍地进入,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已在悄悄地松动。对于文人来说,首先士与仕的密切关系就变得游离不定。谢冕老师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出场开始这部文学史的章节,也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对文人政治地位的历史性论文导读:注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形成,不仅仅指出新型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旧文人的差异,还指出了这二者之间的某种传承关系。如果没有中国文人历代相承的以匡世济民为主旨的人文理想精神,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那么浓烈的忧患意识。“百年忧患”这个主题,既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准确表述,也是对中国
思考上来。接着在关于黄遵宪的一章里紧扣“才大世不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一个时代若是剥夺了它的精英的所有可能性,而独独留下了‘无用’的诗,这是诗家的福音,却是社会的悲哀。”我想,还可以再加一句话:这是传统文人的悲哀,却是即将诞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福音。在黄遵宪之后关于刘鹗的一章里,谢冕老师则着重谈到了决定传统文人角色转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西方文化正在改变中国文人的知识结构。他认为刘鹗的实践“展现出一种与旧式文人并不相同的生活道路。学问的观念,在这里已经有了新的内涵,一种可供经世的实用之学的观念,正在代替传统的经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学问的观念”。两种不同的因素生发在文人身上,就会得到文学的多种可能性。黄遵宪的“才大世不用”,他只能将诗作为“他关怀国家和社会命源于:党校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运的最后的方式”,尽管他大胆提出了“诗界革命”,但他只能做到将“新理想”的酒往旧模式的瓶子里装。刘鹗虽屡遭失败却仍怀着很大抱负,做小说只是他不经意间的一件事情,这反而使《老残游记》具有了超前性。
谢冕老师在第五章结尾引述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张灏的一段话,并称之为“精彩的评述”,可见对其观点的充分认同。张灏通过分析19世纪末中国文人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认为“可以看到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谢冕老师在著作中对1898年间的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的分析,为张灏的这段评述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论据。但我觉得还有必要进一步指出,谢冕老师的分析不仅仅是为这段评述提供论据,他在这部文学史中对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把握和剖析,要比张灏的评述包含着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
谢冕老师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不仅仅关注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形成,不仅仅指出新型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旧文人的差异,还指出了这二者之间的某种传承关系。如果没有中国文人历代相承的以匡世济民为主旨的人文理想精神,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那么浓烈的忧患意识。“百年忧患”这个主题,既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准确表述,也是对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性观照。谢冕老师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详细论述到严复、林纾、苏曼殊等人的言行,其深刻的思想启迪性也正在此。沿着这一新的思路,我们对于“五四”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也许会有不少新的思想发现。所以谢冕老师在书中特意写了重评“五四”的一节,他从1898年的历史叙述跳跃性地回到当代,引述了一位教授在1996年写的文章:“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爱国,而是启蒙、,作为新文化运动,其本质更不在救亡而在启蒙,不在激进、排他,而在渐进、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谢冕老师不得不在1898年和当代之间来回地作大跨度的跳跃,因为他要展示“百年忧患”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反省并走向成熟的历史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过程。中国这一百年的文学由于与“百年忧患”紧紧捆绑在一起而显得过于沉重。今天的文学似乎正在力图消解历史的沉重,越来越显得轻松、虚缈、洒脱、娱悦,不知这是喜还是忧。但无论如何,请记住谢冕老师的告诫,不要“失去历史记忆和对事实的麻木不仁”。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