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学前世今生-科研方法与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2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4407
浏览:13502
本站原创
点赞:4407
浏览:13502
论文导读：
摘要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武汉地区多彩多姿的文学传统。从两千多年前的“诗祖”屈原开始，骚人墨客居汉、旅汉、过汉而留下吟咏的代不乏人。当代文学“汉军”异峰突起，为世人所公认。本文着重梳理武汉文学的发展脉络，重点阐述了明清以来各时期武汉文学的特点。认为明清时期，武汉地方文学开始勃兴；近代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停留于封建传统文学的格局；启蒙与救亡一直是武汉现代文学最高亢嘹亮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学汉军的崛起，“汉味文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文坛所公认。
关键词：武汉文学发展脉络
：A
“武汉”之称，始于明代；正式成为政区、市区，是从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的。然而，武汉文学却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远古时期，生活在武汉地区的先民们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文明，积累着文化与文学的经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描述那个口头文学创作时代的文学作品。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既是楚文化的形成期和茁长期，也是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楚地民歌创作的繁盛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二南”（即《周南》、《召南》）其实就是楚地民歌。先秦楚文学最突出的代表是屈原，据有关学者考证，历史上屈原可能到过武汉一带。其实，不论屈原是否来过武汉，更为重要的是，千百年来，屈原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深厚的爱国情怀、不朽的文学成就激励一代又一代江汉、华夏儿女励志前行，保国安民，使得江汉之域成为中华爱国之士集结的腹地。
秦汉时期，武汉地区的文学流于平平。庆幸的是，武汉地区凭借坐拥两江（长江和汉江）的有利位置，引来了不少文化名人。如西汉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东汉末年的狂士祢衡等。这些名士的到来，为武汉文学沉闷的星空平添了几分亮色。汉魏六朝武汉及其所属的荆州地区的民歌创作十分活跃。唐宋时期众多文坛巨擘都曾光临地处腹心的江城。崔颢、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苏轼、陆游、姜夔等纷至沓来。他们登蛇山，上鹤楼，俯瞰浩瀚长江，凭眺荆湖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章，为江城平添了不少翰墨气息和儒雅风采。有人作过统计，唐代出自荆楚地区的诗篇就有两千多首，仅次于当时首都长安，而其中大部分诗作均出自江夏（现武汉地区）。特别是作为江城文化地标的黄鹤楼，在大唐盛世涌起璀璨的游宴和诗词文化，其文脉绵长，垂及当代。
从上古至宋，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交相辉映，构成武汉文学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明清开始，一道新的帷幕徐徐揭开。
一明清时期的武汉文学：地方文学开始勃兴
明清时期，武汉地方文学开始勃兴。
武汉虽历史悠久，但在几千年文明史上，文史、笔记等类作品比较稀少。这种状况与明代以前武昌未成为大区域的人文中心有关，而汉口则因成镇较晚，文化积累不够，人才底气不足，故形成文脉上的虚弱。清代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步改变。清初汉口作为名镇的崛起，引起四方文士瞩目。康熙时著名文人刘献庭就著成《广阳杂记》，汉口为天下四聚之一，则出自此书。清范锴著《汉口丛谈》对汉口历史、名物记述颇丰，可称为清代汉口之风情画。
摘自：硕士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武汉竹枝词是反映本地土风流俗的一种大众文化。最早者当推嘉庆时的《汉口竹枝词》三十首。清道光年间的汉口诗人叶调元写了一本《汉口竹枝词》二百九十二首。以后罗田、王葆心又续编过武汉《竹枝词》。武汉《竹枝词》反映社情民风，留下武汉旧影，为市民所喜闻乐见。在竹枝词诗坛上，一花独秀，与三峡竹枝词、广东竹枝词、上海竹枝词，一气连枝，蔚为大观，为天下人所器重激赏。
明末至清代，武汉诗文活动日见其多。据王葆心编《再续汉口丛谈》卷一载，康熙某年中秋日，蒋玉渊与孝感明经高鸯（字处厚）、河阳游士凤（云子）、华容严首升（平子）、武进毛会建（子霞）等九位老人作九老会于黄鹤楼，他们还准备刻印《清诗选》。这一老人诗会活动比较频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九老诗会和湖南、湖北两省诗人，开创两省诗人唱和之风气。汉口后湖多茶肆酒家，在旷野中耍把戏，茶社中说书，因此招徕汉口的骚人墨客踩青、宴饮。后湖的诗社活动很多，清代中期袁枚的诗话名著《随园诗话》中就说到“汉阳戴喻让诗，有奇气”。文人们在汉诗兴大发，留下许多吟咏汉口的名篇名诗。
由于武昌、汉阳、汉口在全国影响扩大，武汉题材也成为戏剧创作的热点之一。著名戏曲《黄鹤楼》（又名《竹中藏令》），《游龟山》、《击鼓骂曹》等。
二武汉近代文学：传统文学的晚钟暮鼓
近代三镇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停留于封建传统文学的格局。诗作以旧体诗词为主，散文多以文言叙事记物。小说创作并未随时展而演进，在武汉没有出现较著名的作家和小说。
武汉近代文学较有成就的是晚唐诗派与张裕钊的散文。晚唐诗派的领军人物是张之洞。张之洞虽然不是武汉人，但他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武昌创办两湖书院，一大批文人学士聚集麾下，受其影响，并与之互相唱和，逐步形论文导读：整体上尚缺乏世纪之交历史剧变时期昂扬悲壮的朝气与活力。就连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没出现与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相呼应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武汉近代文学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要为民族生存而呐喊，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从战争开始，就出现了公开臧否政治、议论军国、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作家，他们的
成了一个以张之洞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张之洞明确提出“宋意入唐格”，其门人幕僚同声响应，标举唐宋，尤为推崇晚唐诗风，于是形成清末民初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即晚唐诗派。近代武汉文坛的代表作家是张裕钊。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多学韩愈与汉赋，文章纵横开阖，气势宏肆。《赠范生当世序》则是其典范之作。游记散文则清丽典雅，风格秀润。如《游虞山记》、《北山独游记》等皆为晚清游记中的上品。
由于晚清民初的近代武汉作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在思想观念与文学观念上对封建社会制度与封建文化传统非常依恋。他们痛心于纲常名教、教化的沦落，但是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的便是面对封建王朝的没落而无可奈何的凄楚情环与个人才志无法施展的怀旧意绪。大量的山水游记也寄寓了作家落寞悲凉的情绪。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晚钟暮鼓在武汉文坛的回响。比起湖南、江浙与广东的近代文学，武汉近代文学整体上尚缺乏世纪之交历史剧变时期昂扬悲壮的朝气与活力。就连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没出现与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相呼应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武汉近代文学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要为民族生存而呐喊，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从战争开始，就出现了公开臧否政治、议论军国、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内忧处患、国势日衰的时代生活面影。辛亥革命前后，武汉的旧主义革命派大量运用白话文体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武汉报刊迅猛发展，使文学创作从传统的上层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化。1918年，恽代英的《真男儿》，是武汉地区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
三武汉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
武汉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是中国社会大演变的一个重要舞台。武汉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启蒙与救亡一直是武汉现代文学最高亢嘹亮的主旋律。
1919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武汉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即白话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思潮和外国现实主义作品的传入，也使得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建立，使武汉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面貌。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人，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武昌星期评论》、《互助》、《我们的》等刊物，与《新青年》桴鼓相应。恽代英率先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在著名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提出，“要先有革命的情感，才会有革命文学”。他从知识分子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改造入手，赋予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想以特有的内涵。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武汉又一次成为政治风云际会的重要阵地。抗敌救亡的文化热潮与文学运动以罕见的声势在武汉蓬勃兴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文协”以文学史上空前的规模结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在江城燃起“战火”，一个包括邹荻帆、绿原、冀仿、曾卓、胡征等在内的“七月”湖北诗人群走向文坛，构成了“七月诗派”的中坚力量。同期，街头剧演出观众如堵，诗歌朗诵活动盛况空前，这一蔚为壮观的大众化爱国文艺运动，直接影响了4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深入开展。
1945年，由于发生内战，武汉的文学创作受到遏制，但进步作家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作品，形成“沙漠的喧哗”。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武汉文学：文学汉军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武汉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文学创作的格调积极向上，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叙事长诗、短诗或抒情诗，还是短篇、中篇或长篇，都有佳作问世。如武汉作家绿原的抒情组诗《江南春早》、碧野的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大批老作家被迫停笔。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武汉文学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搁笔的老作家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活力，写出了一批为人称道、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名篇。1977年，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第二卷。同年，徐迟发表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开创了新时期报告文学赞颂知识分子光辉业绩的先河，此篇与稍后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一起荣获首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并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老诗人曾卓写出了许多澎湃、感人至深的作品，他的诗集《老水手的歌》、散文集《听笛人手记》均在全国诗集、散文集评奖中获奖。这些作家以优秀的作品为武汉新时期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以刚健的正气为其特色定下了基调。
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继承了老作家的真诚和，同时开拓出新的文学天地。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等获奖作品，已从一味抚摸伤痕、咀嚼痛苦中升华，表现了人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向往。中年作家杨书案的长篇小说《九月菊》、《长安恨论文导读：》，写活了武汉市民的民风民俗，写活了武汉的民魂。因为有了“汉味文学”，使中国“城市文学”中长期以来以“京味文学”和“海味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得到根本性转变。新世纪以来，熊召政、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等相继推出极具影响力的新作《张居正》、《所以》、《圣天门口》、《我是我的神》，文学“汉军”继续活跃于中国文
》以及后来陆续推出的“诸子系列”在全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占据一席之地。
1987年以后，武汉的文学创作在量多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新作品层出不穷，好作品不断问世。方方、池莉、刘醒龙、董宏酞、邓一光、陈应松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以各自独特的关注现实的方式介入当下的文学潮流之中，他们的作品在全国频频获得大奖，标志着文学“汉军”的崛起。其中，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长篇小说，成为“社会问题小说”的佳篇；董宏酞则以新异的构思，在童趣盎然的儿童文学领域施展拳脚；邓一光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独树一帜，陈应松发表了一系列摘自：学术论文网www.7ctime.com
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新潮小说”，均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了轰动效应。
一批武汉作家创作出的“汉味小说”和“汉味散文”，为中国都市文学填补了空白，方方的《黑洞》、《落日》；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来来往往》；彭健新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挽世》）；董宏猷的《我爱武汉的热干面》，写活了武汉市民的民风民俗，写活了武汉的民魂。因为有了“汉味文学”，使中国“城市文学”中长期以来以“京味文学”和“海味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得到根本性转变。
新世纪以来，熊召政、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等相继推出极具影响力的新作《张居正》、《所以》、《圣天门口》、《我是我的神》，文学“汉军”继续活跃于中国文坛。
参考文献：
周积明：《湖北文化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邹莉，女，1972—，湖北武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武汉文化，工作单位：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
摘要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武汉地区多彩多姿的文学传统。从两千多年前的“诗祖”屈原开始，骚人墨客居汉、旅汉、过汉而留下吟咏的代不乏人。当代文学“汉军”异峰突起，为世人所公认。本文着重梳理武汉文学的发展脉络，重点阐述了明清以来各时期武汉文学的特点。认为明清时期，武汉地方文学开始勃兴；近代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停留于封建传统文学的格局；启蒙与救亡一直是武汉现代文学最高亢嘹亮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学汉军的崛起，“汉味文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文坛所公认。
关键词：武汉文学发展脉络
：A
“武汉”之称，始于明代；正式成为政区、市区，是从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的。然而，武汉文学却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远古时期，生活在武汉地区的先民们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着精神文明，积累着文化与文学的经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描述那个口头文学创作时代的文学作品。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既是楚文化的形成期和茁长期，也是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楚地民歌创作的繁盛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二南”（即《周南》、《召南》）其实就是楚地民歌。先秦楚文学最突出的代表是屈原，据有关学者考证，历史上屈原可能到过武汉一带。其实，不论屈原是否来过武汉，更为重要的是，千百年来，屈原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深厚的爱国情怀、不朽的文学成就激励一代又一代江汉、华夏儿女励志前行，保国安民，使得江汉之域成为中华爱国之士集结的腹地。
秦汉时期，武汉地区的文学流于平平。庆幸的是，武汉地区凭借坐拥两江（长江和汉江）的有利位置，引来了不少文化名人。如西汉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东汉末年的狂士祢衡等。这些名士的到来，为武汉文学沉闷的星空平添了几分亮色。汉魏六朝武汉及其所属的荆州地区的民歌创作十分活跃。唐宋时期众多文坛巨擘都曾光临地处腹心的江城。崔颢、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苏轼、陆游、姜夔等纷至沓来。他们登蛇山，上鹤楼，俯瞰浩瀚长江，凭眺荆湖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章，为江城平添了不少翰墨气息和儒雅风采。有人作过统计，唐代出自荆楚地区的诗篇就有两千多首，仅次于当时首都长安，而其中大部分诗作均出自江夏（现武汉地区）。特别是作为江城文化地标的黄鹤楼，在大唐盛世涌起璀璨的游宴和诗词文化，其文脉绵长，垂及当代。
从上古至宋，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交相辉映，构成武汉文学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明清开始，一道新的帷幕徐徐揭开。
一明清时期的武汉文学：地方文学开始勃兴
明清时期，武汉地方文学开始勃兴。
武汉虽历史悠久，但在几千年文明史上，文史、笔记等类作品比较稀少。这种状况与明代以前武昌未成为大区域的人文中心有关，而汉口则因成镇较晚，文化积累不够，人才底气不足，故形成文脉上的虚弱。清代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步改变。清初汉口作为名镇的崛起，引起四方文士瞩目。康熙时著名文人刘献庭就著成《广阳杂记》，汉口为天下四聚之一，则出自此书。清范锴著《汉口丛谈》对汉口历史、名物记述颇丰，可称为清代汉口之风情画。
摘自：硕士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武汉竹枝词是反映本地土风流俗的一种大众文化。最早者当推嘉庆时的《汉口竹枝词》三十首。清道光年间的汉口诗人叶调元写了一本《汉口竹枝词》二百九十二首。以后罗田、王葆心又续编过武汉《竹枝词》。武汉《竹枝词》反映社情民风，留下武汉旧影，为市民所喜闻乐见。在竹枝词诗坛上，一花独秀，与三峡竹枝词、广东竹枝词、上海竹枝词，一气连枝，蔚为大观，为天下人所器重激赏。
明末至清代，武汉诗文活动日见其多。据王葆心编《再续汉口丛谈》卷一载，康熙某年中秋日，蒋玉渊与孝感明经高鸯（字处厚）、河阳游士凤（云子）、华容严首升（平子）、武进毛会建（子霞）等九位老人作九老会于黄鹤楼，他们还准备刻印《清诗选》。这一老人诗会活动比较频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九老诗会和湖南、湖北两省诗人，开创两省诗人唱和之风气。汉口后湖多茶肆酒家，在旷野中耍把戏，茶社中说书，因此招徕汉口的骚人墨客踩青、宴饮。后湖的诗社活动很多，清代中期袁枚的诗话名著《随园诗话》中就说到“汉阳戴喻让诗，有奇气”。文人们在汉诗兴大发，留下许多吟咏汉口的名篇名诗。
由于武昌、汉阳、汉口在全国影响扩大，武汉题材也成为戏剧创作的热点之一。著名戏曲《黄鹤楼》（又名《竹中藏令》），《游龟山》、《击鼓骂曹》等。
二武汉近代文学：传统文学的晚钟暮鼓
近代三镇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停留于封建传统文学的格局。诗作以旧体诗词为主，散文多以文言叙事记物。小说创作并未随时展而演进，在武汉没有出现较著名的作家和小说。
武汉近代文学较有成就的是晚唐诗派与张裕钊的散文。晚唐诗派的领军人物是张之洞。张之洞虽然不是武汉人，但他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武昌创办两湖书院，一大批文人学士聚集麾下，受其影响，并与之互相唱和，逐步形论文导读：整体上尚缺乏世纪之交历史剧变时期昂扬悲壮的朝气与活力。就连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没出现与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相呼应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武汉近代文学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要为民族生存而呐喊，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从战争开始，就出现了公开臧否政治、议论军国、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作家，他们的
成了一个以张之洞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张之洞明确提出“宋意入唐格”，其门人幕僚同声响应，标举唐宋，尤为推崇晚唐诗风，于是形成清末民初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即晚唐诗派。近代武汉文坛的代表作家是张裕钊。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多学韩愈与汉赋，文章纵横开阖，气势宏肆。《赠范生当世序》则是其典范之作。游记散文则清丽典雅，风格秀润。如《游虞山记》、《北山独游记》等皆为晚清游记中的上品。
由于晚清民初的近代武汉作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在思想观念与文学观念上对封建社会制度与封建文化传统非常依恋。他们痛心于纲常名教、教化的沦落，但是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的便是面对封建王朝的没落而无可奈何的凄楚情环与个人才志无法施展的怀旧意绪。大量的山水游记也寄寓了作家落寞悲凉的情绪。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晚钟暮鼓在武汉文坛的回响。比起湖南、江浙与广东的近代文学，武汉近代文学整体上尚缺乏世纪之交历史剧变时期昂扬悲壮的朝气与活力。就连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没出现与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相呼应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武汉近代文学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要为民族生存而呐喊，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从战争开始，就出现了公开臧否政治、议论军国、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内忧处患、国势日衰的时代生活面影。辛亥革命前后，武汉的旧主义革命派大量运用白话文体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武汉报刊迅猛发展，使文学创作从传统的上层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化。1918年，恽代英的《真男儿》，是武汉地区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
三武汉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
武汉从近代到现代一直是中国社会大演变的一个重要舞台。武汉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启蒙与救亡一直是武汉现代文学最高亢嘹亮的主旋律。
1919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武汉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即白话文占据了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思潮和外国现实主义作品的传入，也使得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建立，使武汉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面貌。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人，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武昌星期评论》、《互助》、《我们的》等刊物，与《新青年》桴鼓相应。恽代英率先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在著名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提出，“要先有革命的情感，才会有革命文学”。他从知识分子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改造入手，赋予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想以特有的内涵。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武汉又一次成为政治风云际会的重要阵地。抗敌救亡的文化热潮与文学运动以罕见的声势在武汉蓬勃兴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文协”以文学史上空前的规模结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在江城燃起“战火”，一个包括邹荻帆、绿原、冀仿、曾卓、胡征等在内的“七月”湖北诗人群走向文坛，构成了“七月诗派”的中坚力量。同期，街头剧演出观众如堵，诗歌朗诵活动盛况空前，这一蔚为壮观的大众化爱国文艺运动，直接影响了4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深入开展。
1945年，由于发生内战，武汉的文学创作受到遏制，但进步作家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发表作品，形成“沙漠的喧哗”。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武汉文学：文学汉军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武汉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文学创作的格调积极向上，时代特征十分明显。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叙事长诗、短诗或抒情诗，还是短篇、中篇或长篇，都有佳作问世。如武汉作家绿原的抒情组诗《江南春早》、碧野的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大批老作家被迫停笔。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武汉文学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搁笔的老作家重新焕发了创作的活力，写出了一批为人称道、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名篇。1977年，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第二卷。同年，徐迟发表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开创了新时期报告文学赞颂知识分子光辉业绩的先河，此篇与稍后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一起荣获首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并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老诗人曾卓写出了许多澎湃、感人至深的作品，他的诗集《老水手的歌》、散文集《听笛人手记》均在全国诗集、散文集评奖中获奖。这些作家以优秀的作品为武汉新时期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以刚健的正气为其特色定下了基调。
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继承了老作家的真诚和，同时开拓出新的文学天地。王振武的《最后一篓春茶》、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等获奖作品，已从一味抚摸伤痕、咀嚼痛苦中升华，表现了人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向往。中年作家杨书案的长篇小说《九月菊》、《长安恨论文导读：》，写活了武汉市民的民风民俗，写活了武汉的民魂。因为有了“汉味文学”，使中国“城市文学”中长期以来以“京味文学”和“海味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得到根本性转变。新世纪以来，熊召政、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等相继推出极具影响力的新作《张居正》、《所以》、《圣天门口》、《我是我的神》，文学“汉军”继续活跃于中国文
》以及后来陆续推出的“诸子系列”在全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占据一席之地。
1987年以后，武汉的文学创作在量多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新作品层出不穷，好作品不断问世。方方、池莉、刘醒龙、董宏酞、邓一光、陈应松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以各自独特的关注现实的方式介入当下的文学潮流之中，他们的作品在全国频频获得大奖，标志着文学“汉军”的崛起。其中，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成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长篇小说，成为“社会问题小说”的佳篇；董宏酞则以新异的构思，在童趣盎然的儿童文学领域施展拳脚；邓一光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独树一帜，陈应松发表了一系列摘自：学术论文网www.7ctime.com
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新潮小说”，均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了轰动效应。
一批武汉作家创作出的“汉味小说”和“汉味散文”，为中国都市文学填补了空白，方方的《黑洞》、《落日》；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来来往往》；彭健新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挽世》）；董宏猷的《我爱武汉的热干面》，写活了武汉市民的民风民俗，写活了武汉的民魂。因为有了“汉味文学”，使中国“城市文学”中长期以来以“京味文学”和“海味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得到根本性转变。
新世纪以来，熊召政、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等相继推出极具影响力的新作《张居正》、《所以》、《圣天门口》、《我是我的神》，文学“汉军”继续活跃于中国文坛。
参考文献：
周积明：《湖北文化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邹莉，女，1972—，湖北武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武汉文化，工作单位：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