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失去乐园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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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本文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了美国杰出女作家薇拉·凯瑟的代表作《我的安东尼娅》，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在美国西部边疆拓荒的波西米亚女子安东尼娅在家庭灾难、文化疏离、个人不幸与辛苦劳作中的挣扎与绽放，指出大自然赋予了女主人公在逆境中生存和奋斗的生命的活力和健全的人格，缅怀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乐园，得出了幸福就是回归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的结论。
【关键词】 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尼娅》大自然生态文学批评田园文学边疆
本论文受陕西省教育厅 “生态文学批评与美国现当代小说”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为09JK188；本论文同时受西安外国语大学同名重点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号为08XWA07。
引言
《我的安东尼娅》（My Antonia）是美国杰出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代表作之一，它史诗般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移民在美国西部边疆的拓荒生活。小说的女主人东尼娅是从捷克西部的波西米亚（Bohemia）地区来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荒原定居的什米达家的长女，透过她儿时的伙伴吉姆·摘自：硕士论文答辩www.7ctime.com
伯顿（Jim Burden）的双眼，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家庭灾难、文化疏离、个人不幸与辛苦劳作中挣扎与绽放的故事。
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不可以从生态的角度解读，因为生态观察已显示，没有不包含有机体的环境，也没有脱离环境的有机体，所以《我的安东尼娅》这部典型的反映了欧洲移民在美国西部拓荒生活的小说尤其值得从生态批评——尤其是田园文学——的视角加以关注。美国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曾指出，“田园文学是西方思想界两千年来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装备”（Buell,1995:32）。“田园”一词来自拉丁语pastor，是“牧羊人”的意思，它最初指的是任何直接从事畜牧工作的人——顾名思义，“田园文学”（pastoral literature）这个术语的最初含义是指任何描述放牧生活的文学作品；然而，现在这个术语并不再指作为一种已经过时了的传统文学惯例的最初形式，而是指这种文学形式的含义更广泛的第二种用法，即一种对与城镇文化相对的自然或者乡村文化特质的赞美。关于田园文学的最早产生的假说与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s）的“亲生命性（即人类与生命的自然亲近性）”的概念有关——他于1984年出版了名为《亲生命性》（biophilia）一书，表达了人类普遍具有的对自然生命的亲近性。他说：“我认为，探索生命的奥秘、与各种生命体交往是一种深沉而又复杂的思维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和宗教低估了人类的存在价值，所以我们的存在更依赖于生物学的天性——我们的精神与这种天性分不开，我们的希望也来自于这种天性。”（Buell, 1995:32）由于当今世界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有多个宇宙平行存在，而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对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威尔逊还说，社会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宇宙的法则恰好与人类的亲生命性的内在特质相一致。也就是说，在这个特例中，本能与理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Buell, “American Pastoral”: 1-29）。基于以上两点认识，威尔逊作了饱含希望的结语：“我们越了解其他的生命体，就会越尊重它们的价值，从而也就越会尊重我们自身的价值。”（Buell, “American Pastoral”: 1-29） 后来许多科学家的论文也都阐释了支撑田园文学漫长发展历史的社会生物学方面的基础，并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回归自然可以使人恢复身心健康的科学依据。地理学家罗杰·乌利齐（Roger Ulrich）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达尔文的格言：“如果亲生命性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库里，那就是因为早期人类对某些自然因素和场所的亲生命性反应有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健康。”（Ulrich, 1993: 75）
笔者认为，女性作家描写荒原的角度与许多男性作家不同，她们与荒原融为一体，而不与之对立；她们强调“认同”，而不是“挑战”。《我的安东尼娅》一书的作者薇拉·凯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内布拉斯加州草原度过，所以她对那里荒原的粗犷之美和移民拓荒者艰苦生活的切身体验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足以激发想象力的素材，而小说的叙述者吉姆·伯顿则是凯瑟的代言人——也就是说，虽然小说表面上讲述的是安东尼娅的故事，实际上它却表现的是吉姆眼中的安东尼娅以及她对他的影响；安东尼娅的故事是构成小说的主要框架，而吉姆的双眼则好比是两扇窗户，吉姆正是通过这两扇窗户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看到的草原风景，以及他与草原之间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深刻联系，也就是凯瑟在小说末尾处所说的吉姆与安东尼娅所共同拥有的“无法言表的过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当吉姆在九岁那年初次遇到安东尼娅时，他发现她是一位比自己年长四岁的漂亮女孩，她的眼睛“又大又热情，流光溢彩，就好像森林中棕色池塘波光临粼粼的水面一样”。命运使他们几乎同时来到了内布拉斯加草原，他们的眼前只有无边无际的荒原：
当我四处眺望时，我看到这个地方尽是野草，就好像大海里尽是海水一样。红色的野草将整个草原染成了酒红色，或者是像被海水冲到岸边的海藻的颜色，当风吹草动的时候，整个草原好像都奔腾起来。
这就是安东尼娅将要深深植根的土地。很快我们就从小说中得知，什米达家被一个同乡骗光了钱，由于不会种田，又不懂英语，他们不得不住在土穴里。当冬季来临时，安东尼娅绝望的父亲在严寒、极端贫困和对故园的无尽思念中饮弹自尽了。安东尼娅十五岁时就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地在田里劳作，她的胳膊和喉咙处的皮肤“晒成了像水手一样的棕”，她的强健的脖子挺立在肩膀上，“好像草皮上的一棵树干一样”。什米达家的人和大草原上的其他人一起耕种，靠此安身立命；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与大自然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是朴素而又自然而然的——生态批评家麦德哈夫·盖底吉尔（Madh论文导读：
Gadgil）指出，促使人类融为一体的亲缘和互惠关系，在以农耕为主的族群里，也包括了非人类的成员（即构成大自然的基本因素），因为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水和庇护所，而人类则会保护它们不被过分地破坏（Gadgil, 1993: 365-80）。此外，大自然也满足了人类审美的本能——在视野开阔、阳光灿烂的原野上劳作，听着身旁小溪“潺潺”的流水声，望着在远处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悠闲吃草的畜群，谁能不感到心旷神怡呢？所以，安东尼娅说：“我属于农田。”——在这里，她从来不感到“孤独”和“忧伤”。安东尼娅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吉姆清楚地记得，她儿时在园子里采摘蔬果时总是哼着小曲，并且急切地想学会用英语叫出周围所有事物的名称；当父亲去世后，她和哥哥一道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一天到晚毫无怨言地在田地里埋头苦干；当年纪稍长时，她受雇到布莱克·霍克镇上的哈林太太家里做保姆，为了取悦自己所照料的孩子们，她心甘情愿地忍受一切苦累和麻烦；当她刚刚长大成人时，为了赶时间在镇上瓦内斯夫妇办的舞蹈大蓬里“潇洒走一回”而不惜与雇主闹翻…… 她那“蓬乱”的头发使人很容易把她与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女性崇拜者们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她们对生活的狂喜庆祝的标志。“不顾苍冷的死亡的威胁”，生态批评家安德鲁·艾丁（Andrew Ettin）写道，“我们生活在这丰富多彩的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微小而重大的乐趣，这本身就是田园生活”（Love, 2003: 84.）。显然，年轻的安东尼娅对田园生活的真谛有着直觉般的领悟。文学评论家伊莉莎白·萨珍特（Elizabeth Sergeant）认为，凯瑟试图把安东尼娅塑造成大地母亲的形象——她的存在只会激起像吉姆那样的年轻男子的热爱：她的角色是原始的，只属于女性的——无论是她为哥哥耕种，还是为布莱克·霍克镇的哈林太太家做饭——这只会激起作为一个孤独的旁观者的男孩子的青春的爱恋，这种爱恋中混杂着对大自然的渴望。(Ryder, 1990: 150)
尽管安东尼娅纯洁、美丽又善良，她还是在结婚前夕遭到了她那喜欢吹嘘的心上人莱瑞·道诺凡（Larry Donovan）的抛弃，于是她不得不羞惭地带着身孕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即使是在生孩子的那一天，安东尼娅仍然在地里辛勤劳作，像狄米特（Demeter）①一样履行着护佑土地丰饶和妇女多产的责任：一切就发生在那天晚上。她把畜群赶回家，把它们关在了畜栏里，然后自己进了屋，又进了位于厨房后面的房间。在那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一声，她躺下身去生了孩子。
安东尼娅的母性不但表现在她对土地的悉心照料上，更表现在她对孩子的无私关爱上。为了避免私生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安东尼娅发誓要保护好她：“我要让女儿比我有更好的机会，我会照顾好她的，吉姆。”安东尼娅没有食言，直到那个女儿长大结婚的那一天，她才极不情愿地把她交到新郎官手里……安东尼娅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即使她的过失也是由于心中的爱太充溢而导致的——正如她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的问题是……我从不相信我爱的人会伤害我”。
自然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在小说的中间还充满象征意味地描绘了吉姆在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一幅难忘的画面：一天傍晚，放在远处田野高地上的一把铁犁，在落日余辉的映衬下，显现出了优美而又富有诗意的剪影：太阳正从它（铁犁）的后面落下。由于被远方地平线上的光亮放大，它挡在了太阳的前方，并完全被包含在了太阳的圆圈之内；黑色的犁把、犁舌和犁头以熔化的赤红为背景，显出了异常巨大的尺寸，在太阳上形成了一幅画。
这个铁犁形象使人不由联想到了埃涅阿斯（Aineias）②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兵器——他和他的属下正是凭着这些兵器打败了拉丁人③。在安东尼娅这里，铁犁成了她战胜生活中的不幸的武器——当她全神贯注地用铁犁耕作时，就会把屈辱、忧伤和迷惘通通抛在脑后，而她的汗水则会渗入脚下的土壤，为大地带来丰收的希望。这个铁犁难道不正是大自然所赋予安东尼娅的勤劳、坚忍的品格的绝好写照吗？
人生的痛苦经历并没有使安东尼娅消沉，她不久就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嫁给了同样来自波西米亚的同乡库萨克（Cuzak）——他们的家庭快乐又温馨。安东尼娅和丈夫情投意合，感情甚笃，而这正是她获得新生的基础。在小说将近结尾处，安东尼娅直言不讳地对吉姆说，她在城市里会过得很惨——“我会死于孤独。我喜欢呆在我熟悉的一草一木所在的地方，我喜欢肥沃的土地。我想生活在这里，也死在这里”。当吉姆在阔别二十多年后再回到内布拉斯加草原去看望安东尼娅时，他发现曾经的荒原已变成了良田，而安东尼娅也拥有了一座伊甸园般的农场。吉姆看到，她的农场虽不太齐整，但却郁郁葱葱：房子掩映在高大的蜀葵丛中，而院子则是由刺槐树篱围起来的，果园“像茶杯一样盛满了阳光”，处处弥漫着成熟的果子的清香——真是一派祥和的景象！吉姆注意到，“她只需站在果园里，把手放在山楂树上，或者是抬头看一看树上的苹果，就可以让你感受到种植、照料以及最后的收获是多么美好”。
这时，安东尼娅来到了吉姆面前，她现在是一位“皮肤棕黑、胸脯扁平的高大结实的妇人，棕色的卷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吉姆发现，牙齿已经脱落的安东尼娅虽说上了年纪，却并没有颓废之色；相反，她内心的“生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烧——她对自己的丈夫和快乐的孩子们充满了喜爱，对自己丰饶的农场骄傲不已。她的丈夫从前是个城里人，一开始并不喜欢乡村生活，他坦白地对吉姆说：“我起初都快寂寞得发疯了，但是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一副热心肠，她总是竭尽所能地为我做好一切。现在，一切都还不赖，我也已经开始喜欢和我的儿子们一起玩了！”吉姆羡慕地看到，安东尼娅儿女成群，农场里一片欣欣向荣，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鸭子和鹅在我的前面‘嘎嘎’地叫着，几只白猫正卧在门廊台阶上的金的南瓜中间晒太阳。”吉姆注意源于：论文的格式www.7ctime.com
到了这个乡村家庭的和谐——家庭成员之间“不在意身体的自然接触”。在凯瑟的小说中，艰苦的中西部边疆地区的家庭是抵御孤独的堡垒，而安东尼娅的成就就在于论文导读：识地把家庭、大自然和美国思想先驱拉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所倡导的自立自足的理想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安东尼娅非常地热爱生命，她甚至对待动物也非常的仁慈——在向吉姆解释她为什么怕时，她说：“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愿意杀害了，我连一只鹅的脖子也不敢拧断。”安东尼娅成了凯瑟笔下大地母亲的
她无意识地把家庭、大自然和美国思想先驱拉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倡导的自立自足的理想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安东尼娅非常地热爱生命，她甚至对待动物也非常的仁慈——在向吉姆解释她为什么怕时，她说：“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愿意杀害了，我连一只鹅的脖子也不敢拧断。”安东尼娅成了凯瑟笔下大地母亲的化身，是“生命的母矿、人类的创造者”。纯朴的乡村生活是对人有益的，科学家大卫·W·奥（Did W. Orr）曾说：正是流水、清风、树木、云彩、降雨、雾霭、山峦、动物、夜空、四季的变换、生命的循环等基本因素促使了思维和语言的产生。它们今天仍然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是没有从前那么明显罢了。（Orr, 1993: 425）生活在包含几乎所有这些因素的大自然中，难怪安东尼娅的心灵会青春长驻。
【摘 要】本文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了美国杰出女作家薇拉·凯瑟的代表作《我的安东尼娅》，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在美国西部边疆拓荒的波西米亚女子安东尼娅在家庭灾难、文化疏离、个人不幸与辛苦劳作中的挣扎与绽放，指出大自然赋予了女主人公在逆境中生存和奋斗的生命的活力和健全的人格，缅怀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乐园，得出了幸福就是回归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的结论。
【关键词】 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尼娅》大自然生态文学批评田园文学边疆
本论文受陕西省教育厅 “生态文学批评与美国现当代小说”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为09JK188；本论文同时受西安外国语大学同名重点科研项目资助，项目号为08XWA07。
引言
《我的安东尼娅》（My Antonia）是美国杰出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代表作之一，它史诗般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移民在美国西部边疆的拓荒生活。小说的女主人东尼娅是从捷克西部的波西米亚（Bohemia）地区来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荒原定居的什米达家的长女，透过她儿时的伙伴吉姆·摘自：硕士论文答辩www.7ctime.com
伯顿（Jim Burden）的双眼，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家庭灾难、文化疏离、个人不幸与辛苦劳作中挣扎与绽放的故事。
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不可以从生态的角度解读，因为生态观察已显示，没有不包含有机体的环境，也没有脱离环境的有机体，所以《我的安东尼娅》这部典型的反映了欧洲移民在美国西部拓荒生活的小说尤其值得从生态批评——尤其是田园文学——的视角加以关注。美国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曾指出，“田园文学是西方思想界两千年来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装备”（Buell,1995:32）。“田园”一词来自拉丁语pastor，是“牧羊人”的意思，它最初指的是任何直接从事畜牧工作的人——顾名思义，“田园文学”（pastoral literature）这个术语的最初含义是指任何描述放牧生活的文学作品；然而，现在这个术语并不再指作为一种已经过时了的传统文学惯例的最初形式，而是指这种文学形式的含义更广泛的第二种用法，即一种对与城镇文化相对的自然或者乡村文化特质的赞美。关于田园文学的最早产生的假说与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s）的“亲生命性（即人类与生命的自然亲近性）”的概念有关——他于1984年出版了名为《亲生命性》（biophilia）一书，表达了人类普遍具有的对自然生命的亲近性。他说：“我认为，探索生命的奥秘、与各种生命体交往是一种深沉而又复杂的思维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和宗教低估了人类的存在价值，所以我们的存在更依赖于生物学的天性——我们的精神与这种天性分不开，我们的希望也来自于这种天性。”（Buell, 1995:32）由于当今世界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有多个宇宙平行存在，而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对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威尔逊还说，社会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宇宙的法则恰好与人类的亲生命性的内在特质相一致。也就是说，在这个特例中，本能与理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Buell, “American Pastoral”: 1-29）。基于以上两点认识，威尔逊作了饱含希望的结语：“我们越了解其他的生命体，就会越尊重它们的价值，从而也就越会尊重我们自身的价值。”（Buell, “American Pastoral”: 1-29） 后来许多科学家的论文也都阐释了支撑田园文学漫长发展历史的社会生物学方面的基础，并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回归自然可以使人恢复身心健康的科学依据。地理学家罗杰·乌利齐（Roger Ulrich）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达尔文的格言：“如果亲生命性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库里，那就是因为早期人类对某些自然因素和场所的亲生命性反应有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健康。”（Ulrich, 1993: 75）
笔者认为，女性作家描写荒原的角度与许多男性作家不同，她们与荒原融为一体，而不与之对立；她们强调“认同”，而不是“挑战”。《我的安东尼娅》一书的作者薇拉·凯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内布拉斯加州草原度过，所以她对那里荒原的粗犷之美和移民拓荒者艰苦生活的切身体验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足以激发想象力的素材，而小说的叙述者吉姆·伯顿则是凯瑟的代言人——也就是说，虽然小说表面上讲述的是安东尼娅的故事，实际上它却表现的是吉姆眼中的安东尼娅以及她对他的影响；安东尼娅的故事是构成小说的主要框架，而吉姆的双眼则好比是两扇窗户，吉姆正是通过这两扇窗户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看到的草原风景，以及他与草原之间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深刻联系，也就是凯瑟在小说末尾处所说的吉姆与安东尼娅所共同拥有的“无法言表的过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当吉姆在九岁那年初次遇到安东尼娅时，他发现她是一位比自己年长四岁的漂亮女孩，她的眼睛“又大又热情，流光溢彩，就好像森林中棕色池塘波光临粼粼的水面一样”。命运使他们几乎同时来到了内布拉斯加草原，他们的眼前只有无边无际的荒原：
当我四处眺望时，我看到这个地方尽是野草，就好像大海里尽是海水一样。红色的野草将整个草原染成了酒红色，或者是像被海水冲到岸边的海藻的颜色，当风吹草动的时候，整个草原好像都奔腾起来。
这就是安东尼娅将要深深植根的土地。很快我们就从小说中得知，什米达家被一个同乡骗光了钱，由于不会种田，又不懂英语，他们不得不住在土穴里。当冬季来临时，安东尼娅绝望的父亲在严寒、极端贫困和对故园的无尽思念中饮弹自尽了。安东尼娅十五岁时就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地在田里劳作，她的胳膊和喉咙处的皮肤“晒成了像水手一样的棕”，她的强健的脖子挺立在肩膀上，“好像草皮上的一棵树干一样”。什米达家的人和大草原上的其他人一起耕种，靠此安身立命；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与大自然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是朴素而又自然而然的——生态批评家麦德哈夫·盖底吉尔（Madh论文导读：
Gadgil）指出，促使人类融为一体的亲缘和互惠关系，在以农耕为主的族群里，也包括了非人类的成员（即构成大自然的基本因素），因为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水和庇护所，而人类则会保护它们不被过分地破坏（Gadgil, 1993: 365-80）。此外，大自然也满足了人类审美的本能——在视野开阔、阳光灿烂的原野上劳作，听着身旁小溪“潺潺”的流水声，望着在远处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悠闲吃草的畜群，谁能不感到心旷神怡呢？所以，安东尼娅说：“我属于农田。”——在这里，她从来不感到“孤独”和“忧伤”。安东尼娅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吉姆清楚地记得，她儿时在园子里采摘蔬果时总是哼着小曲，并且急切地想学会用英语叫出周围所有事物的名称；当父亲去世后，她和哥哥一道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一天到晚毫无怨言地在田地里埋头苦干；当年纪稍长时，她受雇到布莱克·霍克镇上的哈林太太家里做保姆，为了取悦自己所照料的孩子们，她心甘情愿地忍受一切苦累和麻烦；当她刚刚长大成人时，为了赶时间在镇上瓦内斯夫妇办的舞蹈大蓬里“潇洒走一回”而不惜与雇主闹翻…… 她那“蓬乱”的头发使人很容易把她与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女性崇拜者们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她们对生活的狂喜庆祝的标志。“不顾苍冷的死亡的威胁”，生态批评家安德鲁·艾丁（Andrew Ettin）写道，“我们生活在这丰富多彩的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微小而重大的乐趣，这本身就是田园生活”（Love, 2003: 84.）。显然，年轻的安东尼娅对田园生活的真谛有着直觉般的领悟。文学评论家伊莉莎白·萨珍特（Elizabeth Sergeant）认为，凯瑟试图把安东尼娅塑造成大地母亲的形象——她的存在只会激起像吉姆那样的年轻男子的热爱：她的角色是原始的，只属于女性的——无论是她为哥哥耕种，还是为布莱克·霍克镇的哈林太太家做饭——这只会激起作为一个孤独的旁观者的男孩子的青春的爱恋，这种爱恋中混杂着对大自然的渴望。(Ryder, 1990: 150)
尽管安东尼娅纯洁、美丽又善良，她还是在结婚前夕遭到了她那喜欢吹嘘的心上人莱瑞·道诺凡（Larry Donovan）的抛弃，于是她不得不羞惭地带着身孕回到了母亲的家里。即使是在生孩子的那一天，安东尼娅仍然在地里辛勤劳作，像狄米特（Demeter）①一样履行着护佑土地丰饶和妇女多产的责任：一切就发生在那天晚上。她把畜群赶回家，把它们关在了畜栏里，然后自己进了屋，又进了位于厨房后面的房间。在那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一声，她躺下身去生了孩子。
安东尼娅的母性不但表现在她对土地的悉心照料上，更表现在她对孩子的无私关爱上。为了避免私生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安东尼娅发誓要保护好她：“我要让女儿比我有更好的机会，我会照顾好她的，吉姆。”安东尼娅没有食言，直到那个女儿长大结婚的那一天，她才极不情愿地把她交到新郎官手里……安东尼娅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即使她的过失也是由于心中的爱太充溢而导致的——正如她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的问题是……我从不相信我爱的人会伤害我”。
自然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在小说的中间还充满象征意味地描绘了吉姆在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一幅难忘的画面：一天傍晚，放在远处田野高地上的一把铁犁，在落日余辉的映衬下，显现出了优美而又富有诗意的剪影：太阳正从它（铁犁）的后面落下。由于被远方地平线上的光亮放大，它挡在了太阳的前方，并完全被包含在了太阳的圆圈之内；黑色的犁把、犁舌和犁头以熔化的赤红为背景，显出了异常巨大的尺寸，在太阳上形成了一幅画。
这个铁犁形象使人不由联想到了埃涅阿斯（Aineias）②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兵器——他和他的属下正是凭着这些兵器打败了拉丁人③。在安东尼娅这里，铁犁成了她战胜生活中的不幸的武器——当她全神贯注地用铁犁耕作时，就会把屈辱、忧伤和迷惘通通抛在脑后，而她的汗水则会渗入脚下的土壤，为大地带来丰收的希望。这个铁犁难道不正是大自然所赋予安东尼娅的勤劳、坚忍的品格的绝好写照吗？
人生的痛苦经历并没有使安东尼娅消沉，她不久就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嫁给了同样来自波西米亚的同乡库萨克（Cuzak）——他们的家庭快乐又温馨。安东尼娅和丈夫情投意合，感情甚笃，而这正是她获得新生的基础。在小说将近结尾处，安东尼娅直言不讳地对吉姆说，她在城市里会过得很惨——“我会死于孤独。我喜欢呆在我熟悉的一草一木所在的地方，我喜欢肥沃的土地。我想生活在这里，也死在这里”。当吉姆在阔别二十多年后再回到内布拉斯加草原去看望安东尼娅时，他发现曾经的荒原已变成了良田，而安东尼娅也拥有了一座伊甸园般的农场。吉姆看到，她的农场虽不太齐整，但却郁郁葱葱：房子掩映在高大的蜀葵丛中，而院子则是由刺槐树篱围起来的，果园“像茶杯一样盛满了阳光”，处处弥漫着成熟的果子的清香——真是一派祥和的景象！吉姆注意到，“她只需站在果园里，把手放在山楂树上，或者是抬头看一看树上的苹果，就可以让你感受到种植、照料以及最后的收获是多么美好”。
这时，安东尼娅来到了吉姆面前，她现在是一位“皮肤棕黑、胸脯扁平的高大结实的妇人，棕色的卷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吉姆发现，牙齿已经脱落的安东尼娅虽说上了年纪，却并没有颓废之色；相反，她内心的“生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烧——她对自己的丈夫和快乐的孩子们充满了喜爱，对自己丰饶的农场骄傲不已。她的丈夫从前是个城里人，一开始并不喜欢乡村生活，他坦白地对吉姆说：“我起初都快寂寞得发疯了，但是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一副热心肠，她总是竭尽所能地为我做好一切。现在，一切都还不赖，我也已经开始喜欢和我的儿子们一起玩了！”吉姆羡慕地看到，安东尼娅儿女成群，农场里一片欣欣向荣，充满了生命的活力：“鸭子和鹅在我的前面‘嘎嘎’地叫着，几只白猫正卧在门廊台阶上的金的南瓜中间晒太阳。”吉姆注意源于：论文的格式www.7ctime.com
到了这个乡村家庭的和谐——家庭成员之间“不在意身体的自然接触”。在凯瑟的小说中，艰苦的中西部边疆地区的家庭是抵御孤独的堡垒，而安东尼娅的成就就在于论文导读：识地把家庭、大自然和美国思想先驱拉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所倡导的自立自足的理想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安东尼娅非常地热爱生命，她甚至对待动物也非常的仁慈——在向吉姆解释她为什么怕时，她说：“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愿意杀害了，我连一只鹅的脖子也不敢拧断。”安东尼娅成了凯瑟笔下大地母亲的
她无意识地把家庭、大自然和美国思想先驱拉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倡导的自立自足的理想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安东尼娅非常地热爱生命，她甚至对待动物也非常的仁慈——在向吉姆解释她为什么怕时，她说：“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愿意杀害了，我连一只鹅的脖子也不敢拧断。”安东尼娅成了凯瑟笔下大地母亲的化身，是“生命的母矿、人类的创造者”。纯朴的乡村生活是对人有益的，科学家大卫·W·奥（Did W. Orr）曾说：正是流水、清风、树木、云彩、降雨、雾霭、山峦、动物、夜空、四季的变换、生命的循环等基本因素促使了思维和语言的产生。它们今天仍然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是没有从前那么明显罢了。（Orr, 1993: 425）生活在包含几乎所有这些因素的大自然中，难怪安东尼娅的心灵会青春长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