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传播业纳入市场体系不合理性

论文导读：
摘 要 在国内众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行改革的今天，很多人提出将我国的传媒事业也推向市场，作为市场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产业来经营，让其在“市场体系下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历史、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我国的传媒走市场化道路，一旦走进市场，我国传媒事业将面对着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自身无法克服的理由，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述。
关键词 传媒；纳入；市场体系；不合理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7-0211-02
今天的中国每天都经历着改革与变更，几乎每天、每个领域都在不断尝试、拓展、更新，并在不断衍生新鲜事物与丢弃过失事物中度过每一天，因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众传播事业也不例外。纵观我国目前，国内大多数传播机构——新闻单位与出版社都被纳入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系，有的虽然仍旧是事业单位，人员也还都是事业编制，有的则早已经改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制度，有的虽然仍旧是事业单位，但在实质上则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并自负盈亏的企业，并在人事管理、奖金分配、制度运营商都实行的是企业化的模式。一时间似乎很多人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只有商业化才是新闻、出版的必经之路，只有商业化，媒体才会蓬勃发展。可是，我们面对很多传播机构企业化路上出现的很多理由，我们不得不问：企业化真是这样吗？传播机构走进市场体制才会有出路吗？市场体系为传播机构带来商业经济价值的同时，传播机构会失去什么呢？
本人认为，将传播机构纳入市场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不可行之处。
首先，我国的传播事业缺乏商业运作的传统。尽管我国开展传播的历史很悠久，在唐朝就已经有了邸报，并有许多学者认为最早的报纸出现在中国，但是事实上封建社会的“报纸”多为体系内的信息传达方式，它的受众只局限在各级官员里，作为社会主体的普通百姓是无权接触到的，这样的传播很难被称为大众传播，这种封建官文也很被难扣上“报纸”的名头。反倒是在邸报等文书流通的同时出现的私自小报更符合现代商业报纸的定义，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利益，它的受众没有认为的被限制，它的内容出版发行都无虚审查。但是在中国封建集权的社会里，自然不允许这种小报出现，更不会允许这种小报发行壮大，所以这种小报在中国历史上也只能时隐时现，难成气候。事实上商业报纸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从15世纪到16世纪，棉纺，丝织，造船，采矿、冶炼等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已经在地中海的威尼斯等城市逐渐兴起或发达起来，为了了解产品销路市场的动向和船舶到达、起航的时间等重要信息，在威尼斯出现了第一份商业报纸，那是一份不是为政府部门服务，而是专门为民众服务的报纸。由此可见，近代真正作用上的新闻事业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而发展完善的。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发展，并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了市场体系，商业报纸才会得到存活的空间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国，虽然我们早在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客观理由的制约，资本主义也就仅仅限于萌芽阶段，真正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得到顺利的发展：经历明清两个朝代的挤压，到了近代又遭到战争的摧毁，资本主义发展的并不顺利，新中国建立后，的我国的资本主义在没有完全得到发展就被社会主义改造终结了生命，由此可见，我国在社会发展形态上，缺少了资本主义这一重要历史环节，传播事业从诞生之初就明显缺乏商业传统，商业报纸也就命运多舛，一直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夹缝中存活，近代虽然战事不断，时局不稳，但是因为党派林立，前途不明，商业报纸反倒获得了短暂的繁荣；那是我国传播事业商业化最明显的时代，也是我国传播业商业化运作最成功的一个时期，但是，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后传播事业很快被纳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之内，商业报纸迅速被报纸、党报所取代，商业性的传播也就彻底在中国消失。这是我国传播业的先天不足。
其次，我国的社会制度不允许传播事业进入商场体系。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和保护，报纸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大量的廉价的大众报纸应运而生。这种报纸与政党报纸相比较而言，它们经济完全独立，不受政府制约，同时也没有政党的津贴作为补贴，他们在创办报纸时着重强调报纸是商品，面向全体社会公众发行和传播，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也不会为哪一个团体或派别说话。在当时，大众报纸的产生也使整个传播事业呈现出了一派自由竞争和垄断经营的总体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传播业逐渐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企业之一，私人办报，办杂志都是很赚钱的事业。在资本主义传播业的发展历程上，我们不难看出传播业所经历的这些所有的大规模发展都依仗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它就使只有资本主义合法化，只有摆脱了封建政治、经济束缚的商业传播才能自由发展出天然的秉性：不论政治，只有求利益，以价值规律做等价交换。英国有个古典经济学家，叫亚当·斯密的在“经济人”假说中认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经济主体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益于他人利益的实现。任何产业经济的发展都是在经济主体内在的利益趋动下，伴随市场信息的变化，趋利避害，从而达到有效的调节资源配置的目的。同时各种市场信息的变化也往往是市场主体各自追逐利益的结果。”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以报业发展为例，近10年间报业的投资回报率达17%—50%之间，远远高于同期其他产业。
但是在我国，我国的社会制度是人民，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的社会制度就决定了我们的传播制度是不可能商业化的，我们的报纸不可能不问政治只求利益，我们的报纸更不可能用价值规律做衡量准绳，为了某种利益而和谁进行“等价交换”。我们早期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及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的重要工具，它的政治功能和阶级意识都被提高到了首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我们论文导读：够进入市场体系，从事市场运作。很多已经进入市场体系进行运作的传播机构实际上都是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事业单位本身。另一个是挂靠在事业单位的一个经营团体，这样的运转方式本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不合法性，经济利益不明确，行政、经营不明晰，很难将两者划分清楚，既不能做到政企分开，又不能做到责权利明确。因此，我国
的传播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统统被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范畴，完全取消了私人办报，以及任何私有制形式的传播机构。变成了党办报、国家办报。社会主义报刊包括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刊物，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团体和各行业及企业办的报刊。“党的喉舌”是传播业的基本定位，“舆论引导”是传播业的主要功能，报社等传播机构被赋予了甚多的政治功能和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播业走商业化的道路，就很难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带给它的天然使命。同时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独立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而且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作为独立的主体，它能够按照自身的利益依据市场信息进行生产和其他经营决策，并对经营结果完全负责，同时在市场上，企业之间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但是我国目前的传播业的定位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经济主体的要求，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也没有独立的经营权，更不能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自然也就谈不上能够进入市场体系，从事市场运作。很多已经进入市场体系进行运作的传播机构实际上都是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事业单位本身。另一个是挂靠在事业单位的一个经营团体，这样的运转方式本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不合法性，经济利益不明确，行政、经营不明晰，很难将两者划分清楚，既不能做到政企分开，又不能做到责权利明确。因此，我国传播业制度将随着追逐市场内部非均衡性的利益动机的驱使而发生变迁。因为本质上讲，只有社会各产业部门平均利润形成之后，各产业制度的供求才能达到相对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