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贫富差距:效率与公平功能失位下回归-

论文导读：出近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如早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就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面对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及其加速扩大的趋势，我国政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但效果难言乐观。笔者
摘要：从分配过程的功能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发现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功能失位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为缩小贫富差距，应杜绝非市场化的不合理分配方式的存在，使初次分配回归其效率功能；充分发挥税收收入调节功能、扶贫维稳功能、社会保障“安全阀”功能，使再次分配回归其公平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好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关系，最终达成收入分配力量方面的对立性均衡。
关键词：贫富差距；初次分配；再次分配；效率功能；公平功能
1673－1573（２０12）01－００80-0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增长，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提高到2009年的25 575元，GDP由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 506.9亿元；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GDP和人均GDP分别增长了92.4倍和66.1倍。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我国GDP于2009年末首次超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www.7ctime.com
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软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2009年的3

6.5%、41.0%。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并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据2009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数据表明，20%最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在中国是10.7，美国是8.4，俄罗斯是4.5，印度是4.9，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更为严峻的是，作为客观、直接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在2000年我国就已达0.408 9，并从这一年开始全面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到2005年则接近0.45，并还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多项研究证明，我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目前已达0.5左右，达到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我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近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如早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就表明，我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3]。面对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及其加速扩大的趋势，我国政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但效果难言乐观。笔者认为，主要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功能失位所导致的，即由于两次分配过程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相应功能，为此，现亟需准确定位两次分配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分配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

二、初次分配分析

(一)初次分配功能分析

我国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当展生产力的一种良好方式，它与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或隶属关系，它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很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但若要市场经济机制发挥最佳作用，在分配方面，特别是初次分配方面，必须由市场主导而自发完成。这种由市场安排和决定的初次分配可以发挥其效率功能，实现市场公正。因为市场存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根据各种资源自身的稀缺程度予以其对应的进行配置，在不存在垄断等外部因素干扰的前提下，最终可以达成资源配置的帕累托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及对市场经济机制特性的了解和认识的加强，我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初次分配应该由市场决定，由市场说了算。党的“十六大”明确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一分配原则的确立和完善，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确认，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有利于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初次分配方面逐步建立和健全以按要素分配的改革与我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确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构想相匹配的。

(二)初次分配应该回归其效率功能

按照西方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四位一体”的生产要素分配过程而言，获得利息的资本和地租的土地，从来源上看，属于先天性因素，拥有者之间会存在相当大的数量差异；获得利润的企业家才能和工资的劳动属于后天性因素，在形成过程中由于个人禀赋和机遇会产生相当大的质量差异。生产要素的这些差异会通过市场上存在的“看不见的手”，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以初次分配的形式加以表现及放大，从而造成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马太效应”。不过，罗伯特·诺齐克就表示，现实中财富占有的结果不平等虽然“令人遗憾”，但他同时认为只要符合“获得的正义”和“交易的公平”，无论是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必要和理由济贫抑富，否则就违反了分配的正义[4]。此外，美、日、德、英等市场经济机制发展成熟的西方国家目前的基尼系数均远低于我国，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选择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按要素分配机制之外其他分配形式的存在，如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等。
针对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等不合理分配所产生的灰色收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经过统计后认为：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规模达5.4万亿元。姑且不论数字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大小，但起码已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灰色收入的存在，且规模不小。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与社会心态问题研究”的相关调查表明，对于“通过非正当手段致富的人”，5

4.4％的被调论文导读：

查者表示不满，27.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仇恨的态度，选择其他态度的被调查者占很小的比例；但该研究的研究结果也同时表明：贫富差距本身并不是引起人们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正常收入之外的不合理收入才是人们对于当前的贫富差距持否定态度的根源。虽然上述不合理分配形式在我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也并非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但客观而言，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过程中这些不合理分配形式的存在，对我国经济进一步的持续稳定增长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已构成了直接冲击。在这一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曾郑重地提出了警告：“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5]。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初次分配中这些不合理分配形式的存在其实就是执行按要素分配原则不彻底的产物，这种恶果实际上就是初次分配的效率功能失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为此，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彻底杜绝可能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来源，以免加剧初次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可能产生的社会心态失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在我国社会中由贫富差距的扩大所引起的社会心态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比贫富差距本身更为复杂的问题”[6]。所以，初次分配必须回归其本身的效率功能，其分配过程必须由市场决定，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而决不能允许非市场化分配方式的存在和干扰。

三、再次分配分析

(一)再次分配功能分析

按生产要素的贡献、由市场决定的初次分配，本身就是一次存在差距、不公平前提下的分配，必然产生一定的贫富差距，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先天性缺陷之一。不过从正面意义而言，这种正常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会产生富者对贫困者的社会示范性，也是市场经济效率的重要力量来源；况且，初次分配所产生的差距，还可以通过再次分配的公平功能得以一定程度的修正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约翰·罗尔斯就认为应当注重分配结果的平等，认为“社会经济利益应当合乎最多受益者的最大利益”[7]，主张通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利益实行再分配。
再次分配由政府主导完成，主要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第二次分配，其目的是克服市场公正的自然性和局限性，力求实现社会公正。我国政府在再次分配的过程中，付出不可谓不多，努力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并不见乐观，因为，再次分配过程对政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具有高超的调控技巧，恰到好处地对财富分配格局施加影响”[8]。参照这一定性标准和要求，我国政府在再次分配的具体手段运用中，尚存在不小的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其实就是再次分配功能失位的原因。

(二)再次分配必须回归其公平功能

1. 税收收入调节功能。2009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全年税收总额为3 949.35亿元，占各项税收收入的6.64%，而发达国家则大约占一半左右。这并不表明相对人们的收入而言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负较轻，也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就已准确定位于国际通行的收入差距调节功能，因为，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扮演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缴纳力量。统计资料表明，2010年工薪贡献的税收占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89%，而包括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生产经营所得等其他征税项目仅占11％。显然，“其他项目所得”中，恰好汇集了大量高收入人群。据瑞士宝盛银行2011年8月发布的首份亚洲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09年高资产净值人士（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可投资资产、并不包含他们主要居住物业的人士）已达50.2万人之多[9]。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目前主要还是定位于财政收入功能而非收入差距调节功能，这可能与分税制下个人所得税收入属于地方税收有关。
关于个人所得税应该回归至其收入差距调节功能，政府通过2011年9月开始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法做出了直接的回应：自2011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2 000元提高到每月3 500元。按照这个规定，纳税人数将由原来的约8 400万人减至约2 400万人。其实，关于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回归的具体手段，除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外，我国政府还有着更多的选择，如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都是不错的有效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方式。
2. 扶贫维稳功能。一般而言，贫困者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可以比较肯定地预言，我国社会如果出现不稳定，这部分人群将提供其中破坏力量最直接的来源，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仓廪实才知礼节，衣食足才知荣辱，一个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个体，是不可能产生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这种破坏性力量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不能承受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甚至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为了将这一不稳定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我国政府于2011年起开始执行农村（人均收入）为1 500元的新贫困线标准，这一标准相对原有的农村（人均收入）贫困线为1 196元的旧标准，已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按购买力平价换算，我国新执行的贫困标准约为人均每天消费1.12美元的水平，尚略低于印度（1.2美元/人·天），与世界银行的全球标准（1.25美元/人·天）的差距就更明显了。面对新贫困标准下我国贫困人口或将破亿的现实，政府的相关财政支出的确压力不小，所以，政府应该在扮演扶贫主力的同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社会力量，从输血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两个角度、有针对性地重点解决这一问题。
3. 社会保障“安全阀”功能。社会保障的意义在于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在困难境遇下的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济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瑞典甚至接近50％[10]，2009年我国国家财政总支出为76 299.93亿元，其中仅有7 60

6.68亿元，即不论文导读：

到10％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相反却有3 203.25亿元用于所有正常支出外的其他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够，对社会保障系统所起到的社会稳定“安全阀”功能的重视不够。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重视社会保障系统所起到的社会稳定“安全阀”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对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

四、协调好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不反对依法、合法致富，并且还必须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市场效率基础上。没有一部分人的先富的共同富裕，只是市场低效率、无效率的表现。在市场无效率的前提下，所实现的也只能是低水平、低质量的社会公平，距真正的社会繁荣、经济昌盛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相去甚远。但社会最终的共同富裕，也不能指望依靠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来自动实现，必须由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再次分配的公平功能。因为若没有社会公平，市场也不可能实现持续效率。也就是说，在社会不公平的前提下，所实现的也仅仅是短期的、局部的市场效率，社会的不公平一定会损害市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并最终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就已有的社会分配调节而言，初次分配的效率功能和再次分配的公平功能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力量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加剧了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差距。面对我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要想取得理想的分配效果，政府在分别对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还必须对分配过程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协调好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关系，使得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达成力量方面的对立性均衡而非一致性均衡。这种重构，并不是对之前的分配原则重来，而是对现有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构建，力求实现“效率中有公平，公平中有效率”的分配效果，这样才能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向更高层面推进。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GDP由1 000美元向3 000美元过渡的特殊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这个时期是社会矛盾集中且多发的敏感期。贫富差距过大，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对当前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后，在对分配过程中的两种分配形式进行准确定位和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好两者的关系，使得每种分配形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样才能不致于因分配功能紊乱而陷入改革困局，从而有利于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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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