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文化对多重影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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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从小对弱者就极具有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接济穷人，一直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跟随十五年的卫士李银桥说他见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落泪，命令医生全力去抢救。［4］解放后，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
收稿日期：2012-01-19
作者简介：唐魏娜（1987-），女，湖北赤壁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410000；
朱方长（1963-），男，湖南津市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沙，410000。
摘要：的一生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在很多方面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从作的《祭母文》分析了佛教文化对青年世界观的影响；依据对佛教文化的认识到他后来所坚持的宗教政策，阐述了佛教文化对宗教观的影响；基于对佛教与共产主义一致性的认同，论述了佛教文化对政治观的影响；最后，根据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及佛教典故与语言的运用，探讨了佛教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文化；多重影响
1004-7387(2012)02-0129-06
从小就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从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时代，到战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即使是重病缠身、生命弥留之际，阅读书籍也从未间断。读书，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文、史、哲、军事、自然科学，古今中外，无所不至。对于佛教的相关经典和知识也是涉猎广泛。在他漫长的人生路途中，佛教文化对他也有着多重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的母亲于1919年农历8月因病去世，临终之时没有在其身边，“二弟毛泽民告诉他: 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的名字。那几天, 面对暗淡的油灯, 一直守在灵前。”［1］虽然母亲去世了，但慈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悲痛之余, 于10月8日写下了一篇四言体长诗《祭母文》, 高度赞扬了母亲的精神品质。该诗虽然简单通俗却又催人泪下,情真意切, 重在叙事和抒情；既是毛
对母亲逝世的缅怀，更是对母亲世界观的传承。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慈悲观。祭文里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的母亲是信奉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而在佛教里观世音菩萨的全称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在佛教四大菩萨里，观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的代表。从祭文可以看出，慈悲是母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不管是远近亲疏，贫富贵贱，她都一视同仁的对待，总是不计回报的帮助别人。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谈起母亲时, 他曾这样说: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 为人慷慨厚道, 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荒年前来讨饭的穷人, 她常常给他们饭吃。”［2］作为道德启蒙老师，母亲普济众生的襟怀和高风亮节对的影响至为深刻。［3］在1917念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一体也”，因此“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可见，青年时期认为对小人也应该以慈悲心来救助他们，应把他们也视为一体，这种博爱慈悲的精神无疑也是他从小就从母亲耳濡目染那里得来的。正因为如此，从小对弱者就极具有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接济穷人，一直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跟随十五年的卫士李银桥说他见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落泪，命令医生全力去抢救。［4］解放后，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可见即使身经百战仍不失悲悯情怀。
二是戒律观，祭文“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还有“但呼儿辈，各务为良。”清净戒律是佛教的基础，戒律主要是从人的“身、口、意”三个方面进行规范，从而起到止恶防非的作用。作为一个在家佛教徒，守五戒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另外更高的要求可以受八关斋戒，菩萨戒；而出家比丘要受250条戒，比丘尼要受384条戒。“不妄语”，即不说假话，是所有佛教徒都必须要要遵守的。它要求佛教徒应该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说欺骗他人的话，应该说实话，说真话，保持身口意的一致。佛教认为只有守戒，才能起到“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文中“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就是不妄语戒的表现。而母亲的伟大，不仅在其自身做到，即使在临终之际，她依旧不忘拿佛教的戒律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做个仁慈守信的人。的母亲正是严守了佛教的戒律思想，在身口意上都从好的、善的、真的方面出发，才会表里如一，有着高尚的人格，深受子女和周围人们的爱戴。母亲的这些高尚品质不仅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影响着他的一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教导人时说：“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的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5］正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态度，才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的信任，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性灵观。祭文“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在青年的眼中，母亲虽然离自己而去，但是她的灵性（即本体）却万古长存。佛教认为任何众生的性灵即佛性都是不生不灭的，在众生临终时随着其前世的因果业力去了六道中的另外一道，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根本上来讲性灵是长存的。早在1916年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说道: “世界之外有本体, 血肉虽死, 心灵不死。”［6］由此可见, 当时是承认性灵不灭的。青年还深受谭嗣同“灵魂说”的影响，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人的灵论文导读：
魂“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风，可以住空气，可以风行往来诸星诸日，虽地球全毁，无所损害，复何不能容之。”可见谭嗣同不仅认为人的灵魂不死，而且几乎无所不能。同时的老师杨昌济也非常推崇谭嗣同和他的《仁学》，甚至在谭嗣同牺牲后还说过；“谭浏阳英灵充塞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可见在《祭母文》中说到“躯壳虽隳，灵则万古”也是受到谭嗣同思想的影响。但是青年毛泽也曾受康德二元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往往与某些佛教观点参杂在一起。他的“世界之外有本体”来自康德，因此他又不完全像谭嗣同那样完全承认灵魂的作用，相反他一方面认为灵魂不死，另一方面又说：“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因此他也承认现实的物质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他并不将物质和精神看作“空”，而是看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这也为他以后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转化创造了条件。
，既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依据，又考虑到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符合马克思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十分适应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需要。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宗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么只有当一定的历史条件成熟之时，宗教才会归于消失，因此并不是任何外在人为的干预所能改变的。早在1927年写《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8］在这时他就看到了当农民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自己愿意丢菩萨的时候，就应该尊重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情绪，认为人连佛菩萨这么有慈悲精神的代表都要摧毁，那还相信什么。人不应该去干涉，因为到一定的时候农民自己会去丢。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及中国一直也是遵循着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政策这一基本原则的。1931年，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规定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后来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以为代表的工农红军也正是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因而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聚居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其他55个少数民族同宗教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对于团结各少数民族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广大少数民族参加抗日，在和的指导下，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分别列入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护他们的宗教场所清真寺和庙，发扬各宗教的美德，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蔑和轻视他们宗教活动的行为。1945年4月，在中国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也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的阐述，并把宗教信仰自由列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还指出了在解放区不论是哪个宗教的教徒，“只要教徒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和不信教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和歧视。”［9］不仅是这样的说的，而且为了团结少数民族，更是亲自去做一些与民族团结有关的宗教工作。例如，1940年3月，在延安成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不仅亲笔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的名字，还与朱德一道，于当年夏天发起公祭成吉思汗。［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人民政府也还是一贯的重视和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将其作为一种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1952年10月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就指出对于不管是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信什么教的，都会予以保护，尊重其自由，现在和将来都会采取宗教保护政策。［11］这就清楚的表明了，只要宗教存在一日，就要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而表明了党的宗教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世界上流传广泛的宗教都是历史悠久，对普通大众影响深远，信徒众多，几乎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信仰宗教的传统。而的群众路线要求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的群众当然也包括广大的宗教信徒，这就需要员深入到宗教信徒中去。对于员为了联系群众去拜佛教的菩萨，也是十分支持的。1942年11月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以彭湃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动大王，是留学生，是委员。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观音菩萨，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12］ 因为在群众的眼中，观音菩萨就是慈悲和正义的化身，如果连观音菩萨都不信仰那会被老百姓误会为不大正派。可见，为了联论文导读：
系群众，为了群众，就必须接近群众。1961年在接见当时西藏的班禅时，他就对班禅说他很赞同共产主义者研究和学习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宗教经典，特别是佛教的经典。因为宗教问题是群众问题，在中国信仰宗教的群众数量相当多，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员必须也能懂得宗教，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关于员如何面对宗教问题，经常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才这样说，而是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在会见外国一些人时，他也经常谈到宗教问题，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学习代表团时，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对宗教的关注、尊重和学习，是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战略高度来认真看待这一问题的，实践证明的这些做法时正确的，不遵循这些做法就会伤害群众的宗教感情，破坏群众之间的团结，是不符合群众路线的观点。
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思想源于马克思《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意即是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先解放全人类，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大公无私，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在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中，这种先人后己的宏愿也随处可觅，如《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中就有“我国中人民住止尽般泥洹，不尔者我不作佛 。”［13］观音菩萨 “即使一人无法得除如斯烦恼，我亦誓不成佛道”；［14］地藏菩萨“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蹈我上度去”，“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5］等誓愿，都表达了此种境界。可见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实际上与佛教文化所提倡的理念是有相类似的精神源头，可以说是借鉴了佛教文化的思想。尽管后来提倡的的人生哲学同佛教教理在理论形态上有本质区别，但就实践者所拥有的美好信念和情怀而言，两者在精神境界上所具有的相通之处又是非常明显的。
在佛教文化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共同之处这一点上，虽然放弃了少年时代的佛教信仰，但是凭他对佛教典籍的学习和研究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他早就了然于胸。1948年与周恩来、任弼时及五台山寺院的出家人等在五台山时，就和任弼时就佛教文化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异同进行了一番讨论。任弼时认为佛教是一种为了拯救民众而甘愿自己牺牲的宗教。释迦牟尼佛虽然是一位王子，但他仍旧觉悟到了世间有太多的苦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才决心放弃一切出家修道寻找答案的，这也是一种舍生取义。在听到这番话后也认为“马列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无产阶级，挽救所有的穷人，这也是“佛”。因为马列主义能指导所有的穷困民众团结起来闹革命，当家作主了，这才能够解决守压迫的痛苦。因此从员的献身精神来看，和佛教的献身精神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1955年3月8日，在同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6］1959年10月22日，在同第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时，又指出：“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站在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和释迦牟尼是一样的，都是对待老百姓没有阶级差别，一律平等的对待受压迫的老百姓，为大众谋幸福的事业而甘愿牺牲奉献。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欣赏禅宗六祖慧能的创新精神。建国以后，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观察工作时也带着。也曾对班禅大师提到《六祖坛经》，认为它虽然不是佛陀亲口宣说的佛经，却是唯一一部被佛教徒尊称为“经”的书。可见，非常看重《六祖坛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六祖慧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开禅宗南宗顿悟法门，一方面使破除了普通老百姓想象中认为佛法高深莫测的误解，证明了“诸佛妙理，不关文字”，一字不识之人也能成佛；一方面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虽然和六祖慧能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但是慧能使印度佛教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慧能的创新精神对在政治领域的创新也具有深刻影响。佛教不是共产主义，也并非菩萨，他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只是说他们在思想境界和道德实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能同中国社会相适应，而且能够在今天的社会还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祖坛经》等书及相关著述及解释，都读过，还曾多次向身边人员索要《金刚经》。1959年10月有一次外出前除指名要带马列著作、欧洲著名哲学著作以及中国古代经典论著外，还特别提出要带《大涅槃经》、《法华经》、《六祖坛经》等佛经。正是因为对佛教经典广泛且深入的阅读和学习，在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时，常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许多典故，其中不乏很多与佛教有关的。对于读过的佛教典籍和佛教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文学作品、戏剧也是信手拈来的运用到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
对《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很熟悉，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总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做不同的解释。如1957年3月，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在谈到一个人在世界上挨点整也是必要的时说，玉皇大帝对孙悟空也不公平。孙悟空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也蛮厉害，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齐天大圣”，而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在1957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地主、富人、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要戴上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1958年4月又在会议上说，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1959年在一个批示中，在谈到对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敌对分子的活动应注意观察时说，我们是如来佛掌，跳不出去的。还曾以猪八戒为例，说明必要的清规戒律和波浪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7年3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可以搞那么一点点，让大家见见世面。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不要因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着急，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除了《劈山救母》，其他三个都是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对《西厢记》及由其改编的一些戏剧也很感兴趣，在他的多次谈话中，还以《西厢记》中的故事为例，说明某些政治道理。在谈到工作要抓重点时，曾引戏剧《香山记》中的开头两句唱词：“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就是讲的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故事，在青少年的时候就曾看过这出戏。
《选集》中记摘自：7彩论文网学术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载了他使用的佛教语言有：“觉悟”、“自觉觉他”、 “单兵独马”、“在劫难逃”、“口头禅”、“引玉之砖”、“对牛弹琴”、“五体投地”、“三灾八难”、“大慈大悲”、“敲骨吸髓”、“拖泥带水”、“回头是岸”、“空中楼阁”、“同床异梦”、“救苦救难”、“一相情愿”、“隔靴抓痒”、“牛鬼蛇神”等的出处都是来自于佛教的经典，仅此就可看出对佛教语言的运用是多么自如了。据胡乔木回忆,晚年对于当时迟迟结束不了文化大革命时，心情非常的忧虑，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不不了了之。”［17］以表达他对时局的无奈。
参考文献：
［1］［2］傅德岷、邓洪平：《诗词鉴赏》，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何显明：《超越与回归——的心路历程》， 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4］权延赤：《走下神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1页。
［5］《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版，第78页。
［6］《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7］牛崇辉：《与五台山僧同人》，《纵横》2000第9期。
［8］《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版，第33页。
［9］《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版，第1063-1092页。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11］《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
［12］《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68页
［13］《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1。
［14］《道行般若经·贡高品》。
［15］《优婆塞戒经》卷
［17］ 常家树：《与佛教文化》，《党史纵横》2008第3期。
(编校：龙凯)
收稿日期：2012-01-19
作者简介：唐魏娜（1987-），女，湖北赤壁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410000；
朱方长（1963-），男，湖南津市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沙，410000。
摘要：的一生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在很多方面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从作的《祭母文》分析了佛教文化对青年世界观的影响；依据对佛教文化的认识到他后来所坚持的宗教政策，阐述了佛教文化对宗教观的影响；基于对佛教与共产主义一致性的认同，论述了佛教文化对政治观的影响；最后，根据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及佛教典故与语言的运用，探讨了佛教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文化；多重影响
1004-7387(2012)02-0129-06
从小就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从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时代，到战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即使是重病缠身、生命弥留之际，阅读书籍也从未间断。读书，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文、史、哲、军事、自然科学，古今中外，无所不至。对于佛教的相关经典和知识也是涉猎广泛。在他漫长的人生路途中，佛教文化对他也有着多重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一、 佛教文化对青年世界观的影响
和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一样，的母亲文七妹虽然是一个文盲，对佛教理论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佛教信仰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普及，佛教的慈悲为怀，严于律己，宽于待人道德准则也成为了母亲文七妹行为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母亲的精神品质深受的敬仰，对他也产生了很多深刻的影响。的母亲于1919年农历8月因病去世，临终之时没有在其身边，“二弟毛泽民告诉他: 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的名字。那几天, 面对暗淡的油灯, 一直守在灵前。”［1］虽然母亲去世了，但慈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悲痛之余, 于10月8日写下了一篇四言体长诗《祭母文》, 高度赞扬了母亲的精神品质。该诗虽然简单通俗却又催人泪下,情真意切, 重在叙事和抒情；既是毛
对母亲逝世的缅怀，更是对母亲世界观的传承。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慈悲观。祭文里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的母亲是信奉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而在佛教里观世音菩萨的全称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在佛教四大菩萨里，观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的代表。从祭文可以看出，慈悲是母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不管是远近亲疏，贫富贵贱，她都一视同仁的对待，总是不计回报的帮助别人。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谈起母亲时, 他曾这样说: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 为人慷慨厚道, 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荒年前来讨饭的穷人, 她常常给他们饭吃。”［2］作为道德启蒙老师，母亲普济众生的襟怀和高风亮节对的影响至为深刻。［3］在1917念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一体也”，因此“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可见，青年时期认为对小人也应该以慈悲心来救助他们，应把他们也视为一体，这种博爱慈悲的精神无疑也是他从小就从母亲耳濡目染那里得来的。正因为如此，从小对弱者就极具有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接济穷人，一直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跟随十五年的卫士李银桥说他见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落泪，命令医生全力去抢救。［4］解放后，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可见即使身经百战仍不失悲悯情怀。
二是戒律观，祭文“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还有“但呼儿辈，各务为良。”清净戒律是佛教的基础，戒律主要是从人的“身、口、意”三个方面进行规范，从而起到止恶防非的作用。作为一个在家佛教徒，守五戒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另外更高的要求可以受八关斋戒，菩萨戒；而出家比丘要受250条戒，比丘尼要受384条戒。“不妄语”，即不说假话，是所有佛教徒都必须要要遵守的。它要求佛教徒应该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说欺骗他人的话，应该说实话，说真话，保持身口意的一致。佛教认为只有守戒，才能起到“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文中“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就是不妄语戒的表现。而母亲的伟大，不仅在其自身做到，即使在临终之际，她依旧不忘拿佛教的戒律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做个仁慈守信的人。的母亲正是严守了佛教的戒律思想，在身口意上都从好的、善的、真的方面出发，才会表里如一，有着高尚的人格，深受子女和周围人们的爱戴。母亲的这些高尚品质不仅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影响着他的一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教导人时说：“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诚心诚意地和他们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的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5］正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态度，才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的信任，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性灵观。祭文“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在青年的眼中，母亲虽然离自己而去，但是她的灵性（即本体）却万古长存。佛教认为任何众生的性灵即佛性都是不生不灭的，在众生临终时随着其前世的因果业力去了六道中的另外一道，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根本上来讲性灵是长存的。早在1916年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说道: “世界之外有本体, 血肉虽死, 心灵不死。”［6］由此可见, 当时是承认性灵不灭的。青年还深受谭嗣同“灵魂说”的影响，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人的灵论文导读：
魂“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风，可以住空气，可以风行往来诸星诸日，虽地球全毁，无所损害，复何不能容之。”可见谭嗣同不仅认为人的灵魂不死，而且几乎无所不能。同时的老师杨昌济也非常推崇谭嗣同和他的《仁学》，甚至在谭嗣同牺牲后还说过；“谭浏阳英灵充塞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可见在《祭母文》中说到“躯壳虽隳，灵则万古”也是受到谭嗣同思想的影响。但是青年毛泽也曾受康德二元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往往与某些佛教观点参杂在一起。他的“世界之外有本体”来自康德，因此他又不完全像谭嗣同那样完全承认灵魂的作用，相反他一方面认为灵魂不死，另一方面又说：“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因此他也承认现实的物质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他并不将物质和精神看作“空”，而是看成两个独立的实体，这也为他以后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转化创造了条件。
二、 佛教文化对宗教观的影响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信仰佛教，但他出生于一个深受佛教影响并且虔诚信仰佛教的家庭之中，自然知道宗教在中国所具有的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曾经高度评价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说“古人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 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等上取得的成就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7］佛教虽然是一种宗教信仰，但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认识，在中国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虽然后来转变为毛克思主义者，但他仍然深刻地认识到对宗教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打压的方式，更不许采取行政手段来强行“消灭”宗教。因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实践以及制定宗教政策时，都十分重视制定和认真执行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范文格式www.7ctime.com，既具有唯物史观的科学依据，又考虑到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符合马克思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十分适应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需要。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宗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么只有当一定的历史条件成熟之时，宗教才会归于消失，因此并不是任何外在人为的干预所能改变的。早在1927年写《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8］在这时他就看到了当农民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自己愿意丢菩萨的时候，就应该尊重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情绪，认为人连佛菩萨这么有慈悲精神的代表都要摧毁，那还相信什么。人不应该去干涉，因为到一定的时候农民自己会去丢。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及中国一直也是遵循着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政策这一基本原则的。1931年，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规定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后来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以为代表的工农红军也正是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因而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聚居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其他55个少数民族同宗教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对于团结各少数民族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广大少数民族参加抗日，在和的指导下，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7月）分别列入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护他们的宗教场所清真寺和庙，发扬各宗教的美德，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蔑和轻视他们宗教活动的行为。1945年4月，在中国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中也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的阐述，并把宗教信仰自由列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还指出了在解放区不论是哪个宗教的教徒，“只要教徒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和不信教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和歧视。”［9］不仅是这样的说的，而且为了团结少数民族，更是亲自去做一些与民族团结有关的宗教工作。例如，1940年3月，在延安成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不仅亲笔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的名字，还与朱德一道，于当年夏天发起公祭成吉思汗。［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人民政府也还是一贯的重视和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将其作为一种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1952年10月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就指出对于不管是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信什么教的，都会予以保护，尊重其自由，现在和将来都会采取宗教保护政策。［11］这就清楚的表明了，只要宗教存在一日，就要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而表明了党的宗教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世界上流传广泛的宗教都是历史悠久，对普通大众影响深远，信徒众多，几乎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信仰宗教的传统。而的群众路线要求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的群众当然也包括广大的宗教信徒，这就需要员深入到宗教信徒中去。对于员为了联系群众去拜佛教的菩萨，也是十分支持的。1942年11月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以彭湃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动大王，是留学生，是委员。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观音菩萨，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12］ 因为在群众的眼中，观音菩萨就是慈悲和正义的化身，如果连观音菩萨都不信仰那会被老百姓误会为不大正派。可见，为了联论文导读：
系群众，为了群众，就必须接近群众。1961年在接见当时西藏的班禅时，他就对班禅说他很赞同共产主义者研究和学习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宗教经典，特别是佛教的经典。因为宗教问题是群众问题，在中国信仰宗教的群众数量相当多，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员必须也能懂得宗教，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关于员如何面对宗教问题，经常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才这样说，而是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在会见外国一些人时，他也经常谈到宗教问题，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学习代表团时，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对宗教的关注、尊重和学习，是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战略高度来认真看待这一问题的，实践证明的这些做法时正确的，不遵循这些做法就会伤害群众的宗教感情，破坏群众之间的团结，是不符合群众路线的观点。
三、 佛教文化对政治观的影响
在的母亲去世不久，他在给好友邹蕴真的信中写道：“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损己不利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我的母亲就属于第三种人。”而母亲这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体现的也正是佛家先人后己的菩萨道精神。在革命生涯中，把佛家的怜悯弱者、普度众生、平等博爱等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加以改造和吸收，融入于他的人格理想之中。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思想源于马克思《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意即是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先解放全人类，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大公无私，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在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中，这种先人后己的宏愿也随处可觅，如《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中就有“我国中人民住止尽般泥洹，不尔者我不作佛 。”［13］观音菩萨 “即使一人无法得除如斯烦恼，我亦誓不成佛道”；［14］地藏菩萨“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蹈我上度去”，“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5］等誓愿，都表达了此种境界。可见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实际上与佛教文化所提倡的理念是有相类似的精神源头，可以说是借鉴了佛教文化的思想。尽管后来提倡的的人生哲学同佛教教理在理论形态上有本质区别，但就实践者所拥有的美好信念和情怀而言，两者在精神境界上所具有的相通之处又是非常明显的。
在佛教文化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共同之处这一点上，虽然放弃了少年时代的佛教信仰，但是凭他对佛教典籍的学习和研究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他早就了然于胸。1948年与周恩来、任弼时及五台山寺院的出家人等在五台山时，就和任弼时就佛教文化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异同进行了一番讨论。任弼时认为佛教是一种为了拯救民众而甘愿自己牺牲的宗教。释迦牟尼佛虽然是一位王子，但他仍旧觉悟到了世间有太多的苦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才决心放弃一切出家修道寻找答案的，这也是一种舍生取义。在听到这番话后也认为“马列主义”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无产阶级，挽救所有的穷人，这也是“佛”。因为马列主义能指导所有的穷困民众团结起来闹革命，当家作主了，这才能够解决守压迫的痛苦。因此从员的献身精神来看，和佛教的献身精神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1955年3月8日，在同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6］1959年10月22日，在同第十世班禅大师谈话时，又指出：“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站在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和释迦牟尼是一样的，都是对待老百姓没有阶级差别，一律平等的对待受压迫的老百姓，为大众谋幸福的事业而甘愿牺牲奉献。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欣赏禅宗六祖慧能的创新精神。建国以后，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观察工作时也带着。也曾对班禅大师提到《六祖坛经》，认为它虽然不是佛陀亲口宣说的佛经，却是唯一一部被佛教徒尊称为“经”的书。可见，非常看重《六祖坛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六祖慧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开禅宗南宗顿悟法门，一方面使破除了普通老百姓想象中认为佛法高深莫测的误解，证明了“诸佛妙理，不关文字”，一字不识之人也能成佛；一方面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虽然和六祖慧能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但是慧能使印度佛教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慧能的创新精神对在政治领域的创新也具有深刻影响。佛教不是共产主义，也并非菩萨，他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只是说他们在思想境界和道德实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能同中国社会相适应，而且能够在今天的社会还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四、 佛教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影响
因为出生在佛教氛围浓厚的韶山地区，在他的家乡附近就有很多佛教寺庙，少年时期的他到寺庙里去借书看。后来到长沙读书，他还念念想读佛教的书。在1920年6月，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他想研究佛学的愿望。根据生前负责图书的秘书逄先知回忆，他也认为非常重视对佛经的研读。因为在中国佛教徒最重视的《金刚经》、《华严经》、《六论文导读：祖坛经》等书及相关著述及解释，都读过，还曾多次向身边人员索要《金刚经》。1959年10月有一次外出前除指名要带马列著作、欧洲著名哲学著作以及中国古代经典论著外，还特别提出要带《大涅槃经》、《法华经》、《六祖坛经》等佛经。正是因为对佛教经典广泛且深入的阅读和学习，在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时，常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许多典故，其中不乏很多与佛教有关的。对于读过的佛教典籍和佛教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文学作品、戏剧也是信手拈来的运用到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
对《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很熟悉，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总是根据当时的需要做不同的解释。如1957年3月，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在谈到一个人在世界上挨点整也是必要的时说，玉皇大帝对孙悟空也不公平。孙悟空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也蛮厉害，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齐天大圣”，而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在1957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地主、富人、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要戴上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1958年4月又在会议上说，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1959年在一个批示中，在谈到对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敌对分子的活动应注意观察时说，我们是如来佛掌，跳不出去的。还曾以猪八戒为例，说明必要的清规戒律和波浪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7年3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可以搞那么一点点，让大家见见世面。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不要因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着急，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除了《劈山救母》，其他三个都是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对《西厢记》及由其改编的一些戏剧也很感兴趣，在他的多次谈话中，还以《西厢记》中的故事为例，说明某些政治道理。在谈到工作要抓重点时，曾引戏剧《香山记》中的开头两句唱词：“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就是讲的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故事，在青少年的时候就曾看过这出戏。
《选集》中记摘自：7彩论文网学术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载了他使用的佛教语言有：“觉悟”、“自觉觉他”、 “单兵独马”、“在劫难逃”、“口头禅”、“引玉之砖”、“对牛弹琴”、“五体投地”、“三灾八难”、“大慈大悲”、“敲骨吸髓”、“拖泥带水”、“回头是岸”、“空中楼阁”、“同床异梦”、“救苦救难”、“一相情愿”、“隔靴抓痒”、“牛鬼蛇神”等的出处都是来自于佛教的经典，仅此就可看出对佛教语言的运用是多么自如了。据胡乔木回忆,晚年对于当时迟迟结束不了文化大革命时，心情非常的忧虑，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不不了了之。”［17］以表达他对时局的无奈。
参考文献：
［1］［2］傅德岷、邓洪平：《诗词鉴赏》，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何显明：《超越与回归——的心路历程》， 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4］权延赤：《走下神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1页。
［5］《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版，第78页。
［6］《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7］牛崇辉：《与五台山僧同人》，《纵横》2000第9期。
［8］《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版，第33页。
［9］《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版，第1063-1092页。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11］《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
［12］《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68页
［13］《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1。
［14］《道行般若经·贡高品》。
［15］《优婆塞戒经》卷
五、《杂品之余》。
［16］《同西藏的谈话》1955年3月8日。［17］ 常家树：《与佛教文化》，《党史纵横》2008第3期。
(编校：龙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