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诗正义》“诗缘政说-

论文导读：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

一、《正义》“诗缘政”说的提出及内含

孔颖达在讨论《风》、《雅》诗体不同时曾说：“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注解《颂》诗时又认为《颂》者“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同样与政教有关。可以发现，孔颖达至少在理论上将整部《诗经》皆视为“缘政而作”的成果。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诗缘政”。与此观点紧密相关，孔颖达又提出了两个可以支撑这一理论的概念。一是“非君子不能作诗”。《小雅·四月疏》曰：
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诗，以告诉于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悯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诗故也。
陈奂指出：“‘君子’指在位之人。作此诗，歌以告哀于君子，此倒句也。《正义》谓‘作者自言君子’，似非诗恉。‘君子作歌’与‘吉甫作颂’不同也。”这类问题似乎不应归结到孔颖达的理解力上去，从全诗疏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氏极力将庶民与君子之间的界线消融，但其最后却肯定了“非君子不能作诗”，认为全诗均为君子观民情所作，说明诗乃“缘政而作”的精英观念仍是其所要表达的重点。
二是“诗人救世”。《诗大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正义》疏日：
《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陈、郑之俗，亡形已成，诗人度已箴规必不变改，且复赋己之志，哀叹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谓匡谏之志微。
意即《诗三百》是救治时政疾病的良药。如同人之疾病有轻重缓急，医之者以重轻急缓应之一样，时政之病，如果典刑尚存，可以改过，诗人进谏之意就急切；若淫风盛行，世不可改，诗人进谏之意就微弱，仅叹息闵世而已；到国家亡形已现，诗人就不再进谏，转为赋己之志。总之，诗人乃以匡时救世之心作诗。
在此基础上，《正义》又强调了诗的两点作用，一为“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诗谱序疏》云：
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此训“诗”之名，《正义》勾稽典籍，得出三层含义。以时间顺序罗列材料，《周礼》最早，故《内则》列于首位。《春秋说题辞》和《诗纬》都是汉代纬书，前者“诗之为言”与《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接近，可能《正义》认为其直承子夏观点，故列次位。《诗纬》为汉代纬书，时间较晚，且释意又有变化，遂列最后。先秦时期，诗担负着礼仪制度教化的重任，故言“承”。汉初注意到作诗之人的存在，诗乃诗人志之所现，故云“志”。“持”进一步认识到诗对读者的影响。刘勰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 范文www.7ctime.com
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认为诗之“持”乃要端正人们的性情，《诗》之“无邪”也符合这一意义。但《正义》认为诗之“持”不在“情性”，乃在“持人之行，使不失坠”，这也是诗之三训中《正义》突出强调的一个。“情”与“行”的转换，表达了两个时代对诗的不同理解，意义深刻。
二为“文刺前朝，意在当代”。《大雅·抑》一诗，《序》认为是“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笺》释“自警”为“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正义》疏《笺》曰：
武公虽非厉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沦胥以败，无世不然，冀望远彼恶人，免其患祸，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故诵习此言，以自肃警。
《序》未言卫武公何时作此诗，《笺》亦不言。《史记·卫世家》载，卫武公在宣王十六年即位。那么厉王时其仅为诸侯庶子，“未为国君，未有职事，善恶无豫于物，不应作诗刺王”。因此，《正义》依附《国语·楚语》和韦昭的观点，认为卫武公年九十五始作《抑》。但此时作诗，距厉王时已远，刺之直接意义似乎不大。孔颖达遂又圆通之，指出正经美诗可以由后王时人作，追美前王，那么刺诗也可以由后王时人作，以追刺前王。诗虽刺前世之恶，含意却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作戒鉴，故《抑》诗的价值和意义就可以概括为“文刺前朝，意在当代”。孔颖达如此详尽论证卫武公作诗时间及意义，其目的首先在于坚持“非君子不能作诗”的观点，由于君子指在位之人，故卫武公作诗一定是其在位之时方可。其次是要表明诗之作用“意在当代”，就《抑》之创作看，这是实际情况。但孔颖达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其注疏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意在当代”观念进行。
由上所述可见，孔颖达的“诗缘政”说是一个结构极为缜密的理论体系。它以“非君子不能作诗”和“诗人救世”来支撑“缘政”说，又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和“文刺前朝，意在当代”来考察诗言政之作用。既有理论的提出，又有理论的检验。这与其时代背景有重要关系。
《正义》之前，有关诗之本质有着两个体系的不同论说，即“诗言志”和“诗缘情”。先秦时期，诗与政教不分，无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采用朱自清的概括)，还是诸子言论大都与政治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世人普遍认为诗之作用乃在“言志”。但从《诗大序》起，“诗言志”说开始发生变化，引入了“情“的成分，整个汉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基本都呈现这一特点。南北朝时期，情的地位又有上升，此时的论诗文章，已经很少再用“言志”这个词。“情”的地位不断扬升，最终失去控制，诗歌创作领域以描写为主的宫体诗开始泛滥。这一污迹斑斑的风气直到《五经正义》修撰之时仍然盛行。这种情况下，孔颖达率先在经学系统内对这一风气进行抵制。抵制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倡导恢复“诗言志”传统，然而魏晋六朝并没有彻底放弃“言志”之说，因此仅仅倡导“诗言志”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六朝习气，于论文导读：是孔颖达非常极端地提出了“诗缘政”的观点，将整部经书置于超出“言志”的政教高度进行阐释注疏，并为之精心构建一套理论体系。源于：7彩论文网党校毕业论文www.7ctime.com7彩论文网怎么写论文www.7ctime.com上一页12
是孔颖达非常极端地提出了“诗缘政”的观点，将整部经书置于超出“言志”的政教高度进行阐释注疏，并为之精心构建一套理论体系。源于：7彩论文网党校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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