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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述党派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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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成绩,尤其是促成中间党派转化并形成为党派阵营,从而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召开新政协、成立人民政府、建立人民统一战线,形成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新制度、新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对于开展新时期统战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民族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方局;中间党派;统战工作
1008-6269(2013)06-0066-06
统一战线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 对中间党派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和解决当代中国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解决党派问题的理论结晶。南方局从1939年1月成立时起,就特别注重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团结工作。周恩来在1939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的性质除了是民族的之外,还应该是的、社会的,这就是说统一战线应该起到对“社会解放的初步的和推动的作用”。他提出了在抗战相持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阶段的统战工作新思路,以过去偏重于联蒋开始转向对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的争取团结和对国民党的统战并重。这使得与中间党派的关系逐渐走向统一,为抗日、走向团结合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大体上就是沿着这个路径发展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南方局在政治上争取和支持中间党派的正义斗争

抗战初期,许多人尤其是中间党派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幻想,并发表了种种错误言论,反对。对此,为争取中间党派的抗战,中国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热情。1937年8月25日,在为起草、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提出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充分表明了我党把争取中间党派抗战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抗战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吸取了过去“太重视国共合作,完全冷落各小党派”81 的教训,把争取中间党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积极争取、团结中间党派。1940年8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如对黄炎培、梁漱溟等的联合工作做得不够”[3], 强调“对各党派的关系——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37的政策和策略。
在皖南事变前夕,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争取中间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决定采取缓和态度,同意将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同时,根据的指示,针对国民党反共投降的趋势,及时地向中间党派阐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争取和团结中间党派参加抗战。皖南事变以后,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在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4]的方针和“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6]192,以反对国民党及争取中间党派。为了让中间党派进一步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通过各种途径对各方人士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多次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中间党派领导人集会,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并阐明“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等原则立场。同时,南方局还同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如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的基本立场,并将编印的有关材料送给他们;还动员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人员及王安娜等设法通过海外关系、外国朋友,把编印的材料或寄或带往国外去。南方局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化解皖南事变带来的消极影响,广泛争取中间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此支持中间党派联合起来争取,从而促成了中间党派与的联合。
1939年的宪政运动开始后,南方局积极宣传争取中间党派,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与宪政运动相结合,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他们把国民参政会作为阵地,利用宪政运动的机会,引导中间党派发起论文导读:
、推进宪政运动的进程,尽力引导他们向靠拢。南方局采取多种形式,如集会讲话、参观访问、登门拜访、聚会谈话等,直至利用国民参政会讲坛,向中间党派阐明新主义纲领及经济发展思想,引导大家认清形势。如吴玉章、董必武、潘梓年应邀参加宪政座谈会,董必武更是作为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委员和常务委员,参与领导工作,宣传的政治主张;周恩来指示南方局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向中间人士、中间党派着重说明的新代议制思想,为此,“指示具体主张以立即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权利作为召集国大的先决条件,保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代表,于是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党员、非党左派、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5]。

二、南方局在组织上关心和扶持中间党派的建立和联合

抗战初期,中间势力怀疑的抗战能力和抗战条件,认为各党派应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关系逐渐恶化及国民党加紧、压制抗日运动,使各中间党派感到忧虑和不满,逐渐认识到力量分散不利于促进团结抗战,萌生了团结协作和组织上联合的愿望。因此,在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争取和平与的斗争中,中间力量不断分化或重新整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政党组织。在构建力量阵营方面,南方局帮助中间党派完善组织结构、组建政党。这些组织从酝酿、成立到发展都得到了以及南方局的大力支持,成为一支反内战、求和平的重要力量。

(一)南方局扶持中国政团同盟的成立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反共倒退倾向严重,不断制造摩擦,制造分裂,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局面受到威胁。满怀救国之志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十分关注国共两党的关系,想尽力调解两党纷争,但深感力量弱小,故萌发了联合起来的要求。1939年11月,在南方局推动下,中间党派和人士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由于国民党的高压,该组织言论不自由,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进行改组。1940年12月,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等秘密集会商谈改组同盟问题。同时,第三党的张伯钧、邱哲也积极活动,向各方建议成立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在中国的帮助和大力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政团同盟正式建立,它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成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形势,民盟在重庆是不能公开的组织。民盟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民盟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对此计划,周恩来表示支持。早在民盟成立之前,周恩来就支持梁漱溟到香港创办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为了支持梁漱溟在香港办报,周恩来还专门指示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和主持《华商报》的党员范长江给了梁漱溟许多具体的帮助,包括4000元港币的经费资助。此外,范长江还与梁漱溟共同商定了《光明报》的报名,顺利促成《光明报》的创办。 民盟在香港正式公开后,《解放日报》迅即报道了民盟成立并公开的消息,并对民盟的成立及其宣言给予了公开的支持和热烈的赞扬。1941年,罗隆基在昆明创办民盟支部时,为了帮助民盟发展,特派当时已经参加民盟的地下党员周新民从重庆赶到昆明的云南大学,以教书的名义,帮助民盟支部组织的发展。1943年初,华岗以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昆明,表面上是收容和清理长征中因病失散的干部和战士,实际上是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帮助民盟开展工作,指导云南的运动[5]227。通过南方局的不懈努力,民盟不仅扩大了组织,也成为配合云南地下党开展运动的重要力量。此后,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的斗争中,民盟同中国密切合作,为新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南方局支持其他党派的成立和联合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论文导读:
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活动,成为当时时局的主要危险。鉴于以往的惨痛教训,为了尽量减少中国和进步力量的损失,避免牺牲,周恩来提出在重庆建立中国的一个组织,与配合工作。他提议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包括一部分党员与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等,团结一切力量,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为此,1941年夏,南方局派出王炳南、王昆仑等国民党左派及中间党派人士筹划酝酿,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小民革”在组织上向文化界稳步扩展,并在政治上对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初,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帮助下,谭平山、陈铭枢等国民党进步分子在重庆组织了同志联合会,后将其定名为三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这个组织以争取国民党内中高级干部、团结派、发展反蒋统一战线、争取和平、反内战的爱国运动为重心。1944年冬,在南方局影响下,许德珩等发起组织了科学座谈会,后改建为“九三学社”。1945年,南方局积极支持建国会的成立,为和平统

一、建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出了贡献。

在南方局帮助下,民盟、民联等政党的出现,对于坚持抗战、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动摇国民党的统治,都起了积极作用,有效地争取中间党派立场的转向,逐步形成了新的运动的基础。正如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许涤新所说:“在皖南事变之前,不少党派是站在中间立场的,有的甚至倾向国民党;皖南事变以后,他们痛切地感到国民党的横暴和自身生存的危机,虽然仍旧标榜中间立场,但却逐步向我党靠拢。”[6]这充分地显示了的力量和意志,开创了国统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中间党派紧密合作的良好开端。

三、南方局在思想上善意批评和建议,促使中间党派的进步和与的团结合作

(一)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错误主张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

在分析中间势力的特点时指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747。他还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747-748。南方局在的指导下积极地团结中间党派,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和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
在抗战时期,中间党派虽然在抗日、团结和等问题上与中国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因此,他们也提出过一些错误的主张。他们既反对集团的,也不赞成的武装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主张在中国走改良的道路。明确指出,中间势力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一个幻想,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对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中与我党相同的地方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而对其错误的主张进行批评和帮助。
在国共两党冲突中,中间党派要求我党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建议,及南方局对他们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和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提高了认识,认清国民党的本质,最终使中间党派由劝说我党向国民党让步转而支持我党的原则立场。在对待民盟的态度上,由于民盟遵循了的部分纲领实行了政治上合作,党和称赞这一行为是同盟的光荣。而在民盟被逼解散时,党又指出:“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摘自:硕士论文答辩技巧www.7ctime.com
做,则民盟之被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7]这种对中间势力政治主张的客观评价为党认识和争取中间势力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而南方局认真贯彻执行的这一政策措施,促进了与中间党派的团结合作局面的形成。

(二)南方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促使中间党派的进步与合作

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在加强对各党论文导读:益的新政策,从政治利益、组织建设,到个人生活及安危,都悉心照顾。(一)南方局尊重中间党派意见,争取和照顾他们的利益在与中间党派人士的交往中,南方局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如何白“皓电”①发表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趋于破裂之势。中间党派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就向周恩来建
派进行政治压迫的同时,反共的军事摩擦也在不断发生,如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抗日军民,破坏团结大局。为避免矛盾激化,未予揭露。但是,国民党忽视维护国共团结的诚意,在1940年4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公然发动反共攻势,遭到参政员的反驳和揭露,也引起了各中间党派参政员的极大忧虑和愤慨,他们纷纷发表谈话,对表示同情和支持。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妄图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国人,对此进行了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的基本立场,国内外各界反应很强烈,一致反对国民党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为了缓和时局,妄图利用国民参政会议的召开,诱骗参政员出席会议,掩盖事实的真相。提出“废止,实行政治”等十二条善后办法,并强调若当局不接受十二条,参政员就不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各中间党派对这一原则立场表示谅解,并愿意采取一致行动。但是当表示接受中间党派设立各党派委员会的要求时,中间党派对又抱有幻想,与采取一致行动的立场发生动摇,又转而受蒋委托力劝出席大会。对此,周恩来指示南方局本着不拒绝同各党派讨论临时折衷办法的原则,表示愿意加入党派委员会,同时提醒中间小党派不要上国民党当局的当,免被其各个击破。后来在会上推翻其全部“”许诺,中间党派才醒悟过来,明白坚持原则、对其进行善意委婉批评的正确性。 1943年9月,国民党当局为摆脱不利局面,继续玩弄假的把戏维持其统治。南方局根据的指示,决定联合民盟等各党派进行回击。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根据的来电“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实事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5]228 的指示精神,约见张君励、左舜生、邓初民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交换对于宪政运动的意见,研究对策,从而推动国统区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开展。
南方局始终坚持同盟者的成败就是我们的成败的信念,不遗余力地扶持和帮助中间党派,当他们出现动摇时,及时地给以善意的批评,并尽力争取他们成为团结抗战、进步的同盟军。正是经过这样一次次的批评、教训,终于使中间党派对的坚持原则、善意批评逐步加深了理解,从而不断地改正自身缺摘自:硕士论文答辩技巧www.7ctime.com
点,坚定了与的团结合作。

四、南方局在利益上采取优惠政策,尊重、关心和保护中间党派

曾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8]同时他也认为争取中间势力的态度决定成败。1940年3月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争取中间势力专门谈了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尊重他们的利益,避免对其采取冒险政策。周恩来也主张要“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的地位”742。根据这一策略,南方局始终坚持并执行,从多方面采取和实行了一系列兼顾各抗日阶级利益的新政策,从政治利益、组织建设,到个人生活及安危,都悉心照顾。

(一)南方局尊重中间党派意见,争取和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与中间党派人士的交往中,南方局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如何白“皓电”① 发表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趋于破裂之势。中间党派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就向周恩来建议,要让一步。根据周恩来的汇报,采纳了这一建议,做出了长江以南新四军移到江北的决定。1941年,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秘密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许多员参加了这一组织。民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香港地下组织在人员和资金上也给予了论文导读:
大力支持。1944年8月,准备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团体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于是,周恩来要求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林伯渠广泛征询各中间党派和各地方势力派的意见,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为了照顾中间势力的利益,中国在各个根据地普遍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抗日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9],吸收中间分子参加,维护了中间党派的权益。在重庆谈判中,提出召开政协会议,并始终按照所定实现国共加上民盟建立联合政府的原则行事,其所提政协会议代表名额分配办法也是三方各占三分之一,各为9名。由于国民党当局唆使青年党与民盟闹分裂,使民盟名额减少过半。周恩来断然要求国共让名额给民盟,结果是民盟仍有9名,却降至7名。刻意克己而有利于民盟,就是为了照顾中间党派的政治利益,为了更好地团结它们促成政治的发展,争取抗战的胜利。

(二)南方局真诚地关怀、保护中间党派,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

南方局真诚地关心、帮助和保护中间党派人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他们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如:左舜生的3岁女儿患急性肺炎,周恩来和董必武派汽车把他女儿送往医院,使左舜生大为感动。曾琦的夫人宋静芳被敌机炸死,南方局赠送5000元,帮助其顺利安葬。1940年12月马寅初被捕后,为了揭露对中间党派人士的迫害,《新中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文中用大量的事实,彻底地揭穿了国民党社对马寅初问题报道的骗局。不仅如此,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也配合《新中华报》把马寅初被捕的真相公布于众。在各种压力下,被迫释放了马寅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代表党立即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持人廖承志等人,设法将滞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约800人,安全转移到内地,保全了许多社会精英。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周恩来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10]。中间党派对南方局这一系列的举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坚定了他们同中国联合斗争的信心。
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带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它促使我们党发挥党的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力量;它促使我们党正确处理与地方的关系,推动党对党派统战工作协调健康发展,更好地丰富和完善当今中国领导的合作制度;它促使我们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促使我们党继承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9.
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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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北京:党校出版社,1982:193.
[5] 胡大牛.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44-145.
[6] 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4:238.
[7] 中国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35.
[8] 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8.
[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8:470-471.
[10] 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M]. 北京:文献出版社,1998:49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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