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代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故乡想象与未完成现代性结论

论文导读：的过渡中，一国的现代性成长不足，民智未开，就会为极权主义、留下发展空间，它们根基于一个家族、团体、民族的贪欲，强调一部分人（同一种政治、经济、民族身份）比另一部分人特殊，具有优先的权利。极权主义者必然信奉丛林法则，动用一切手段攫取、垄断所有权利，包括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他们的外在情态无论表现得理性还是非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故乡”想象，体现了不同的现代性态度。鲁迅的“故乡”鲁镇与未庄，呈现出灰暗溃败的景观，僵冷的舞台上活动着一群愚昧守旧的否定性人物，体现出鲁迅对旧中国的否定态度；而沈从文的湘西“故乡”，人物俊秀淳朴，充满生机活力，是自由野性的边城景象，比之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要健康美丽得多。对于“故乡”，鲁迅的否定性评判与沈从文的赞美性评判，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愿望与情感，成为“故乡”想象的两极，影响了后来乡村小说的方向与调性，“故乡”与现代性由此构成了复杂的关系，构成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的舞台。
今天的人们对于现代性的认知既有较多共识，也有很多歧义，影响着对中国二十，特别是对鲁迅等作家创作倾向的评判，对现代性内涵与核心问题加以梳理，也是对现当代文学的再认识。
现代性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它体现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本质差异，其核心是自由、平等理念、人的主体性认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理论与制度。它伴随着一些具有特异性的历史过程，在皇权社会转进到公民社会的历史鸿沟中，先后出现过几种重要的演变状态，英国式改良、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德国纳粹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等情态，影响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工业化、市场经济体系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形成，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基于共识的规则，解决经济利益纠纷的行为取向，同时经历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消退，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转型的历史过程，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对抗构成了重要的话语场。现代性先后在欧洲、北美、亚非拉各地得到了验证和补充，不断吸附新的经验，呈现不断发展的未完成情态。
对现代性的反思潮流中，有一些说法流传已久：卢梭等启蒙作家追求自由平等的热情，要对法国大革命的残暴负责，尼采的超人论要对德国纳粹的崛起负责，而鲁迅、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否定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决态度，要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负责。一些科学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把浪漫主义看作是暴力革命、极权主义思想渊薮，一些人文主义者把科学理性传统看作是极权主义的来源，这些恰恰都是在真实的问题面前滑开了舞步，理性与感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所必须的多重文明面向而已。这些论者应该搞清楚革命发生与、极权主义的兴起，真正的缘由是什么，而不应该把现代性转型历史中的任何情态都归结为现代性的“后果”。
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存在特权阶级和不平等，并且缺少调节社会不公的法治规则。法国大革命的惨烈是历史事源于：如何写论文www.7ctime.com
实，法国知识分子对大革命的反思与劝诫并没有能够阻止其他国家发生一连串的暴力革命。避免革命的有效途径只能是一国统治者克制自己的贪婪，主动消除特权，遵循法治规则，逐步向制度转型，这正是西欧君主立宪制国家改良成功的经验，也反证了中国晚清改良失败的原因。有法治则有改良，无法治则有革命，与法治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历史的结果。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能保护所有人包括曾经的统治者的利益的，只能是法治制度。
极权主义、必然与现代性的核心、自由平等理念和制度相对立。在皇权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中，一国的现代性成长不足，民智未开，就会为极权主义、留下发展空间，它们根基于一个家族、团体、民族的贪欲，强调一部分人（同一种政治、经济、民族身份）比另一部分人特殊，具有优先的权利。极权主义者必然信奉丛林法则，动用一切手段攫取、垄断所有权利，包括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他们的外在情态无论表现得理性还是非理性，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只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那个样子而已，内里都是很冷酷很精明的权利算计。他们利用一切工业社会的技术手段和人才，利用一切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的理论主张，包括“自由”“平等”的口号，但是达到目的之后，必然视自由、平等理念为敌人而消灭之。在政体尚未建立，而又加速工业化的社会，城市贫民与进城的大量乡村青年，碎片化、原子化生活形态，导致他们容易亲近极权主义的权力理想，需要被“组织”，在思想行为一致性中，得到平等感、归属感、安全感与力量感，稍加训练就可形塑为极权主义的大量零部件。这是很多国家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都遇到过的诱惑、挑战与危机。
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型一直很不顺畅，始论文导读：动砸烂孔家店，鲁迅怒斥儒教纲常为吃人，这是一些人批评鲁迅等人为“文化激进主义”的理由。但是，老中国遍地愚民，是皇权专制统治和儒教纲常濡化的产物，儒家阻碍了现代性转型，这个事实是难以否定的。在中国，把儒家推下神坛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前提。鲁迅开创的以“故乡”想象为依托的现代性启蒙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终未能进行彻底的现代性启蒙运动。由于国家危亡的压力，自由平等价值观一再为救亡理论让道，百年来真正融入国人心扉的“西学”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支配下的“自强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主宰了国家建构趋向，利益与权力向政府集中，政权力量越来越强大，而民权与民间社会越来越萎缩，这样的国家的集权主义才是百余年来真正的社会实践主潮，才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真实脉络。
现代国家的基础是现代国民的人格，是每个自强不息的社会主人公，而旧中国的国民性是现代人格的反面。欲建新中国，必先培育新国民，这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就已经具有的共识。但是何为新国民，国家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不同取向。在国家集权主义的视野中，“新国民”应该具有为国奉献的精神、舍小家顾大家的觉悟、高昂的民族主义，所以国民性以牺牲奉献精神为中心导向，最后通向强盛国家所需的“群众属性”；而自由主义的国民性认知是国民应该具有的主体性。明晓自身的权利与责任，如胡适所言，每个人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因为民强，所以国强，这是社会的基础，所以国民性应该是公民属性，自由主义者更希望通过国民性改良达成现代文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启蒙，国家集权主义启蒙一直是很强劲的主流叙事，以自由平等理念为核心的现代性启蒙则在断断续续中补课。
二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宪政实践很快失败，根源在于缺少的主体，万里江山万里愚民，谁是政治的支柱？不可能是统治者的恩赐，服膺丛林法则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必定以最终胜利者垄断权力而告终。
对于鲁迅来说，城头变幻大王旗并不具有正义性，现代性启蒙的基础工作就是治疗芸芸众生的奴性，就是树人。鲁迅在《呐喊》与《彷徨》中，把“故乡”塑造成老中国的象征，生活在“鲁镇”与“未庄”的众生，除了颟顸而骄纵的乡绅赵老太爷是社会主宰，阿Q、小D、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人都是匍匐在地的生物，没有仰望天空的觉悟，缺少主体性，在长期的身心奴役中形成愚昧、麻木的奴隶人格，他们的人生愿望都不能实现，只能靠精神胜利法或者迷信来活得心安。这样处于深度麻痹的国民的觉醒，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衮衮愚民围观启蒙者被杀的悲惨景象，革命也难以触动其灵魂，而且“革命”唤醒的很可能是的兽性，如同阿Q对革命的理解是可以合法抢劫与占女性便宜的“平等”，愚民转化为觉醒的现代国民具有社会主人公的意识和能力，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而愚民到暴民只需要一天的“革命”教育：抢劫有理。 鲁迅的“故乡”想象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愿望与立场，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鲁迅怒斥儒教纲常为吃人，这是一些人批评鲁迅等人为“文化激进主义”的理由。但是，老中国遍地愚民，是皇权专制统治和儒教纲常濡化的产物，儒家阻碍了现代性转型，这个事实是难以否定的。在中国，把儒家推下神坛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前提。
鲁迅开创的以“故乡”想象为依托的现代性启蒙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故乡”想象中得以延续，尤以刘震云的“延津”、阎连科的“耙耧山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网站www.7ctime.com
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最有辨识度，是鲁迅国民性批判和社会批判精神的递进。
在刘震云的延津“故乡”中，提出了现代性的新课题。《温故一九四二》呈现了民间视角的历史，与历史成为不搭调的复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历史背景中，延津乃至整个河南这个“故乡”，三百万灾民在逃难中死去，他们是老天爷与国家的弃民，人人相食、弱肉强食的惨景随处可见，灾民奔向一切活命的机会，包括自愿替日军带路。在民间叙事中，活命是原始正义，而在国家叙事中，为国家民族而死是国民的本分，是经过国家集权主义启蒙而得到的“国民的觉悟”，这两者哪一个更为正义？这恰恰是现代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不同的回答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建构。
原本可能是启蒙论文导读：而湘西男女的对立面，是《八骏图》里的教授们，缠绵于失眠、忧郁，生命力低下上一页12345下一页
者的知识分子，在刘震云的“故乡”里成为权力的附庸。《故乡相处流传》中，叙事人“我”的身份既是为曹丞相修脚的弄臣，还是写字的“小刘”是这段历史的记述人，隐喻了知识分子的自我矮化，也许混入俗世生活不仅是历史境遇下的无奈，其实也是自我释放。《一句顶一万句》则发现了乡民心中的“孤独”。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国家叙事中的大事件也许并不重要，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危机才需要自己全力寻求答案，主人公每换一种职业，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换一个名字，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这是自己给予自己的新生，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性觉悟。
阎连科的“耙耧山区”是奇异的文学景观。阎连科凭借心性狠倔与直面苦难的勇气，揭示出了人性底部的真实，呈现出“故乡”的神魔式“秘史”。“耙耧山区”灾祸不断，众生顽强生存，在审丑图景之下，是粗鄙、愚昧的乡民自我拯救与自我启蒙。其《年月日》展现了“耙耧山区”乡民的求生意志，在千古旱年，乡民逃离了家园，只有“先爷”留了下来，与一条瞎狗为伴，在苦难中煎熬，守护着一棵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玉蜀黍。为了给干旱过去逃难归来的村人留下希望的种子，他用自己的肉身串连那棵玉蜀黍，用生命供养了人间绿色。在《耙耧天歌》中，尤四婆让尤石头的鬼魂把邻村的屠户领回来杀死并肢解她自己，并叮嘱用自己的骨肉汁液给儿女喝下以治疗傻病。
在一群类似阿Q、小D、祥林嫂、孔乙己的乡民中间，产生了愚公式的启蒙者自救者，启蒙是他们的内在要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寻找久远而隐蔽的民族精神之根，阎连科在“耙耧山区”接续了这份工作，并且别有心机，“先爷”与“尤四婆”牺牲自己为后人接续生命、开启灵智，展现苦难社群延续传承的韧性，这样的自救与启蒙令人百感交集。
莫言的“故乡”想象更为庞杂浓艳，“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展现国民性的精神国度，鲁迅开设的课题显影其中，尤以《檀香刑》一作扩展了鲁迅曾经描画过的界面：吃人和嗜血的国民精神。这是一部脉络分明的杀人者、被杀者和观众一起合作上演的刑罚大戏，把刑罚变为狂欢的人间奇迹。统治者与底层民众都需要丰富多变的刑罚艺术，看客的期待激发了杀人艺术的创造性，因此诞生了技艺精湛的职业刽子手和一种黑色的历史。罪犯兼英雄是贯穿性人物孙眉娘的亲爹孙丙，行刑者是孙眉娘的公爹、著名的刽子手赵甲，断案的又是孙眉娘的干爹兼情人县令钱丁，他们是整个狂欢与杀人群体的重要角色，是彼此牵扯的社群纽带。
而孙丙，既是这场荒唐悲喜剧的受难者，也是导演兼主演，他积极配合着针对他的程序复杂的酷刑，在观众的注视中始终表现良好，他的精神世界混杂了侠义、迷信、创造历史自我实现的与坚忍的秉性，呈现出独特的“孙丙精神”，体现了中国民间社会与历史文化对国民人格塑造的力量。在东西方冲突的历史情境中，“孙丙精神”表现为一种混杂难明、沧海横流的民族主义。孙丙这个人物体现出特殊的国民性，孙丙精神将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媲美其独创性。
在鲁迅开创的国民精神界面里，阿Q、祥林嫂、孙丙、先爷、尤四婆、罗长礼等人物，无论觉醒程度如何，都具有相似的老中国属性：愚昧。这些“故乡”想象的现代性立场是同一方向的，具有同样的写作动机：促使国民觉醒与中国的现代性转进。
三
如果说鲁迅开创了以“故乡”状写老中国的先河，是判定“故乡”很糟的那一派祖师，沈从文可以说是“故乡好”这一派的领头人，山好水好，男女老少皆好。的确，沈从文反对“现代化”与城市生活的言论颇为常见，但是如何评判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态度呢？说沈从文是站在现代性一边还是站在其对立面，都是不牢靠的。与其说沈从文的作品展现了现代性价值，不如说现代性文化需要沈从文提供的“想象的异邦”。
二十年代的北京城，除了一小簇留学归国任教的教授以及他们太太的客厅，那个处于前现代的老中国的政治中心，半梦半醒的国民与晚清没有明显差别的城市景观，究竟有多少令人痛恨的“现代化”呢？沈从文亮出反现代化姿态的真实缘由是，他闯入北京城后落入了底层生活，需要寻找一个骄傲的理由，而他可以找到的理由就是与城市世俗生活截然相反的、充满活力与异域风情的“故乡”，在《边城》《三三》《丈夫》等作品中，有着淳朴美丽的“翠翠”“三三”，野性强健的士兵与农人，自由奔放的匪盗，连子的丈夫都能平静友好地对待嫖客，都是很奇特的现世安好。而湘西男女的对立面，是《八骏图》里的教授们，缠绵于失眠、忧郁，生命力低下论文导读：
以至于没有性能力，这显然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沈从文笔下的淳美、野性、非功利、非的“湘西”，夸大的民俗色彩、民族性与地域性，是想象中的异邦，特别是纯美的“三三”与“翠翠”，是城市青年的内心向往，在乡野的想象中放纵身心，是城市人群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对“此在”社会束缚的解放。 源于：论文的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这个革命后遗症反复发烧的进程正在中国重演。对于后发国家，在民族主义精神拮抗中不断西化是一种宿命，如同对待西医，知道是治病的必须，因此含恨服药，却仍然对“祖国医学”进行温情的想象与歌颂。革命与西化曾经多么狂热决绝，儒学传统的回归就会多么一本正经，兼具时尚魅力。二十世纪以来，孔家店砸了又开，轮回数次，这既是心理需要，更是现实需要，隐含着各种复杂的政治文化的诉求。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儒家复辟显性的理由可能是——“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身份，需要提出自己的现代性转型方案，因此必须回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但是，选择现代性道路是为了落实人权，完成现代性转型，还是为了民族主义的光荣？
如何安置儒家传统的复归是中国现代性的思考的必答题。儒家的本质是以家庭作为治国的精神准则，与皇权家天下诉求珠联璧合，形成儒教纲常，其核心功能是维护等级社会的和谐，对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矛盾进行平滑化处置，其余都是枝节的延伸。统治者是君父、是主，被统治者是子民、是从，主从应该各安其位。在白鹿原，白嘉轩为主，应该以仁德厚待低位者，长工鹿三为仆从，可以被温柔对待，可以侠肝义胆，但是绝不可以逾越主从名分，田小娥作为低位者兼女性，更是绝不可以施展女性魅力，祸乱名教纲常，否则不免于身死、灵魂被“镇压”的命运。鲁迅揭示过儒教纲常的吃人，《白鹿原》也从“正面”展示了儒教纲常的威力，展示了维护纲常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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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平等理念、基于个人权利的现度是根本相悖的，下跪与站立是不同的体态，这是浅易常识。儒家思想若作为现代社会的“系统文件”是不够格的，在现代法治社会，儒家思想只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在野者，儒家学说根本就不具备现代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知识体系、组织方法与。至今，也没有任何基于儒家学术的政治整体解决方案出现，但是在社会网络的末梢，还是有儒家发挥空间的。
在现代公民社会结构中，儒家最恰当的地位是在野的清议者、批评者。白嘉轩以仁义为精神依托，带领村民去县政府进行“”，显示了白嘉轩、朱夫子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社会的发起者。充当理性的反对派，集合民意、影响民众选择，正是士绅、在野精英的本分，而接纳这种正是“政府”的本分，这是改良主义构想的必有景象，这样的景象可以在公民社会中具有足够的正当性，此外，儒家在基层社会的自治中可以提供一种拟家族、亲族的情感和基础，使基层的协商式自治体成为乡亲共同体，提高社会的黏着性和稳固性。《白鹿原》展示的白嘉轩、朱夫子在基层自治中发挥精英作用的景象，展现的“故乡”的秩序、权威、的实践性，可能是重要的中国经验——那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在其他华人社会被证明有效的自治经验。《白鹿原》因此具有多重文化面向，将被反复解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故乡”想象，将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过程，延伸着丰富的意义链条，成为常看常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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