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新主义革命新主义革命时期党政联系四个特征

论文导读：，即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由于苏维埃政权具有革命属性，认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重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党怎样控制公权力是一个既老且新的问题。如何处理党政关系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的曲折探索之中。三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党政关系却依旧是一个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并已经成为深化改革必须的一个瓶颈难题。为此，本刊在10期和11期连续两期刊发一组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改革实践中的难点、焦点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探讨，希望能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提供一些启迪。
1949年，中国取得新主义革命的胜利，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如摘自：学士论文www.7ctime.com
何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中国就有了局部执政的实践，并开始了对党政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用历史的、比较的眼光和视角来探寻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规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党政关系形成的源头和脉络，有利于党政关系的改革与发展。

一、努力实践人权的理念

中国建立政权时的最初理念深受苏联影响。采用“苏维埃”作为政权名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深度。苏维埃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对人权理念的实践体现在当时政权建设和处理党政关系的整个过程中。
1928年，中其六大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的最好方式”。（《文件选集》第4册，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1934年10月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一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他认为“工农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金冲及：《传（1893-1949）》，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强调苏维埃政权要特别注意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只要解决和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1934年4月，撰写题为《乡苏怎样工作》的文章，指出乡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是四“最”，即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由于苏维埃政权具有革命属性，认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重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为了保障苏区人民群众广泛享有权利，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着力建立市乡代表会议制度。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苏维埃代表的产生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初步构建了苏维埃政权的选举框架。从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到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选举。选举制度建立起了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机制，保证了广大民众参与政治。
人权的思想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得到了体现，在1940年的《新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其中无产阶级是领导的力量。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联盟的国家制度。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1949年，在《论人民》中系统地提出了人民理论，对人民在政权中的地位和制度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二、认真探索适合国情的政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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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情民情相结合，对人民政权的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于1940年3月6日为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一种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即“三三制”原则。
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问题，其优势在于能够团结大多数力量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同时又能体现其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在《党与抗日政权》一文中，认为，“三三制”“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目，也是将来新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党在抗战时期建设国家政权的“三三制”思想也对抗战胜利后党如何建设国家政权产生了影响。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建立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并提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需要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的正式的政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8页）。
在赢得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开始着手团结党内外一切积极力量，建立联合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1948年4月30日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政府61名委员中非人士有31名；6名政府副主席中非人士有3名；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非人士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人士有9名；政务院34个部、委、院、署中，担任正职领导的非人士有15名。这种政权安排体现了党派的地位变化，党派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参与者，和一起担负起了管理国家的责任。 源于：硕士论文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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