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英国中国古代蹴鞠衰落与英国现代足球兴起之深层审视

论文导读：
摘 要：利用文献综述法、史料分析法、比较法，从体育项目的社会认可度、体制宽容度、传承机制和推广平台这4个方面，深入对比研究中国古代蹴鞠的衰落和英国现代足球的兴起背后的深层原因，即2项运动在各自发展的轨迹中，当时中英2国所持的不同态度，2个项目自身的传承与交流机制上的显著差异，以及二者在竞技形式上的本质差异，最终导致了2项运动不同的命运走向。中国古代蹴鞠运动的衰落和英国现代足球运动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然，一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相当规模的体育人口的长期支撑；但隐藏在庞大参与群体表象背后却有4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同一历史时期人们对该项运动的正面社会认同度、该项运动得以生存发展的制度保障框架，该项运动得以良性传承的开放性机制和该项运动朝向大众化发展的推广交流平台。
关键词： 蹴鞠；衰落；足球；兴起
1009-783X（2013）04-0320-05 文献标志码： A
一般认为，虽然英国是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而足球运动最古老的形式——蹴鞠，早在距今5 000多年前的中国原始社会时代就已经出现了6。值得深思的是，蹴鞠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宋代达到了全盛期，却在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初见端倪的明清时期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万里之遥的英国现代足球运动却从民间街头的野蛮运动发展壮大成为一项国际流行项目，繁盛至今。目前，中国体育史学界有观点认为，英国现代足球同中国古代蹴鞠运动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为此，笔者对这2项运动的发展史进行了对比性研究。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古代蹴鞠运动衰落时，正值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和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期。关于蹴鞠衰亡的宏观原因，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刘秉果等97-106认为主要是以下3方面原因所造成：一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文化压迫与干预；二是在意识形态上占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民间体育运动发展的束缚；三是蹴鞠在自身演变上的失误。杨林等则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中找原因，认为“儒、释、道3种文化的内敛特质限制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向对抗性的竞技化方向转变，最终导致了我国古代蹴鞠的衰亡”。关于现代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杨林等进一步指出，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主体的强势文化促成了现代足球成为风靡全球的现代体育项目。
但当我们再从微观角度仔细审视中国古代蹴鞠与英国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历程时，却惊异地发现，这2项运动在各自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其社会认同度而言，曾存在着天壤之别。中国古代蹴鞠运动早在汉代就是国家军事训练项目，随后曾一度作为寒食节的习俗而绵延千载，到唐代仍是主流的民间娱乐形式，在宋代甚至升格为国家级的礼乐仪式。相比之下，直到中世纪的时候，英国足球的运动形式还仅仅是源于基督教宗教节日的一种形式松散的民间游戏；但是，这2项运动在各自发展的轨迹中，当时中英2国所持的不同态度，2个项目自身的传承与交流机制上的显著差异，特别是二者在竞技形式上的本质差异，最终导致了2项运动不同的命运走向。
1 社会认同度层面的差异

1.1 蹴鞠运动自元代由盛转衰

蹴鞠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在该运动发展的初期至全盛阶段，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蹴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被边缘化，其中元代是蹴鞠运动由盛转衰的重要分水岭。早在汉代，蹴鞠是军事练兵的常规项目，当时所有符合兵役条件的男子都要接受相应训练33-36。到了唐代，作为寒食节风俗的“寒食蹴鞠”已经十分普遍了36-38。而宋代则是蹴鞠运动的全盛期，当时不但是朝廷接待外国使节的表演项目，在官办的教坊司中有专业从事教学和表演的人员，而且在基层的所即市井的瓦舍勾栏中，蹴鞠也被视为正规的演艺形式，十分受大众欢迎40-44。可以看出，蹴鞠运动发展到宋代不但呈现出较明显的职业化态势，在当时社会大众的心中也依然是十分正规的文体项目。
但是，到了元代，由于当时的蒙古族统治阶级在社会上推行了十分严厉的民族分化政策，处在汉文化核心区的宋朝遗民后代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时间里始终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传习千载的民俗活动自然无法得到来自的扶持与尊重。就这样，在元代，蹴鞠运动既没有在军事上被列为常规的训练项目，也没有在礼制上被纳入国源于：{#GetFullDomain论文导读：身份，她们在社会身份上的特殊性遭到了以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主流文化阶层的排斥。在元代，当时主流社会对蹴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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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的庆典仪式，民间成为了该运动发展的唯一土壤；但令人遗憾的是，元代的蹴鞠运动在民间的发展比较畸形，原本一项集竞技和审美于一体的古老的全民性运动项目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衰落。
蹴鞠运动的衰落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第一，从活动的类型看，竞技对抗型的蹴鞠比赛逐渐消失，杂技演出型的蹴鞠表演蓬勃发展。这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对南宋遗民的后代——“南人”的“学习棒”“聚众迎神赛会”“集市买卖”类的结社活动明令禁止[3]，导致了包括蹴鞠在内的众多对抗竞技型体育活动无法在社会公开场合名正言顺地举办，而幸存下来的只是那些非对抗型的、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表演项目。第二，从社会大众的参与情况看，蹴鞠运动的参与者从宋代的全民性群体逐渐萎缩到以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为主体的单一群体。女性蹴鞠运动在元朝能够如此繁荣，主要根源于古代中国社会一种非常畸形的大众审美心理——对女性缠足的变态欣赏。
这种严重摧残女性肢体的社会丑恶风俗从宋神宗时始流行，到元代依然盛行。这在元朝末年陶宗仪撰写的《南村辍耕录（卷十）》中有明确的记载：“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4]女性缠足导致双脚出现严重的生理畸形，她们从事蹴鞠表演无法体现出该运动的任何竞技对抗性，没有令统治阶级产生武力威胁感，从而使得蹴鞠表演得以在元朝民族歧视十分严重的社会环境下幸存并发展。元朝的女性用缠裹的双脚进行的蹴鞠表演从视觉感官上迎合了当时男权社会畸形变态的审美情趣。对于缠足女性蹴鞠体态之美的歌颂可以从很多著名的元代散曲作品中找到例证。如杨维祯在《铁崖集·踏鞠》中写道“君看脚底软金莲，细蹴花心寿郎酒”等255。然而，由于当时从事职业蹴鞠表演的人员很多同时具有职业娼妓的社会身份，她们在社会身份上的特殊性遭到了以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主流文化阶层的排斥。 在元代，当时主流社会对蹴鞠运动一直持鄙视的态度。在《元史·阿沙不花传》这样的正史文献中蹴鞠运动被视为“奇伎淫巧”之类的活动，“以蹴鞠而受上赏，则奇伎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249而在元朝人王结著的《文忠集（卷六）—— 善俗要义》中更是明确指出：“颇闻人家子弟多有不遵先业，游荡好闲，或蹴鞠、击球……或频游歌酒之肆，或常登优戏之楼。放恣日深，家户荡废，贫穷窘迫。”249可以看出，到了元代，已经完全沦为纯民间文体活动的蹴鞠运动不但失去了来自的制度性保护屏障，还遭到了政府禁止民间结社政令的压制，从而导致对抗型的男子蹴鞠运动在社会公开场合逐渐销声匿迹。而女性蹴鞠表演由于迎合了当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缠足的变态式的欣赏需求，进一步导致了这项已经被迫弱化为纯表演型的文体项目在审美价值取向层面严重偏离了公平、健康、大众化的现代体育项目发展宗旨。就这样，蹴鞠运动自元代摘自：毕业论文格式字体www.7ctime.com
起再没有在社会主流文化心理中重新回升到巅峰时代。

1.2 从英国“氓夫足球”到现代足球

与中国古代蹴鞠运动由盛转衰的社会认同演变过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国足球运动在最初兴起的时候在民间并没有被大众视为一项高雅或正规的体育运动。在中世纪时期，曾流行过一种被后世称为“氓夫足球”（mob football）的民间游戏。这种“氓夫足球”没有规则，不限人数，就是尽其所能把球踢到对方的球门即可[5]1。该运动引起的民怨也是非常强烈的，对此，英国的统治者们也曾陆续制定禁止踢足球的法律。例如，最早是1314年爱德华二世，后来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期间还特别宣布伦敦城内禁止踢足球。“其实，担心街头暴力的背后，是对群众失控情绪的恐慌。因为一旦群众情绪失控，全国的局势就会迅速动荡起来，贵族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损失”[6]17-18。
但是在英国进入工业革命后，人们在娱乐上的真空客观上为流行于中上层论文导读：酷的刖足肉刑。清朝虽然没有类似的酷刑警示，但据《九朝东华录》记载，顺治皇帝明令“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及诸色人等皆踢石球为戏。本朝平素学习艺业，骑射之暇，旁涉书史，各该旗牛录及包衣牛录，即行禁止”269。可以看出，在制度层面上，明、清初期的统治者对蹴鞠的态度已经不是简单地不重视、不作为了，而是把蹴鞠视为职业军人的
阶级的体育活动在社会上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其中贵族学校里开展的足球运动是非常典型的项目之一。与“氓夫足球”相比，那是当时唯一有一定规范性的足球运动。最初推动现代足球运动的群体是英国公学的校长和学长（由高年级男生担任，负责管理低年级学生们的日常事务）。当时的英国公学一直有踢“氓夫足球”的传统，由于行为野蛮，常常处在严格禁止的状态；但是当时支持现代足球运动的公学校长们比较开明，“他们鼓励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把运动当作培养和灌输秩序和纪律的一种方法”。可以看出，英国现代足球正是对中世纪“氓夫足球”进行了若干行为规范上的改良才逐渐被大众所接受[6]22。在戴维斯所著的《足球史》一书中，特别引用了N·L·杰克逊于1899年著《协会足球》中所描述的英国现代足球的发起群体在球场上的文明表现。“在这种运动刚刚出现的时候，参加者主要还是原来公学的男生，大家恪守规则，违规纯属偶然现象。这毫无疑问地要归结于那个时代可敬的相互谅解，男生们在一流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他们不会采用不公平的方法来战胜对方”[6]24。
此外，从社会心理层面看，“氓夫足球”在1825—1873年间进入衰退期，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大众在心理上出现了越发强烈的希望地方或国家政府去干预娱乐文化行为规范的愿望[5]17。另一个导致英国足球从“氓夫足球”向“现代足球”演变的重大社会心理变革就是对“公平竞赛”（fair play）体育精神的认同。Crolley等[7]指出：足球中“公平竞赛”概念的确立是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足球比赛已经是一项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了，那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体育信念与体育活动的联系十分紧密。公平竞赛不但包含杜绝不公正的比赛，而且确立了比赛的通用规则和具体的规格标准。与此同时，运动员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了尊重。依照惯例，在赛事报道中对足球运动员冠以“先生+名字首字母缩写+姓氏”的敬谓方式，这种做法一直沿袭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这样，足球运动员就被体育专栏作家们尊以“体育人”的角色称呼。英国现代体育早期核心观念强调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它“镶嵌在了足球文化和媒体的赛事报道中，折射出了这段时期人们对足球的社会价值观”[7]。显然，这些新兴的现代体育概念和足球运动的紧密结合赋予了现代足球运动正统和积极的形象，在英国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与中国古代蹴鞠运动发展到元代沦为花街柳巷的娱客手段不同的是，英国的足球运动从“氓夫足球”发展为现代足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们对该项运动的发起阶层——英国上流社会青年贵族的认可。在英国的贵族教育中，强调纪律、团队协作精神，提倡奉献、兄弟情谊，这些主张在竞技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制度保障层面的差异

2.1 明清时期对蹴鞠运动的官禁

史料表明，对于蹴鞠运动真正的打击并不只存在于元代，在后来的明、清2朝开国时均存在过矫枉过正的压制性政策。出于对元代蹴鞠运动和娼妓业的密切联系所造成的恶劣社会风气的担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均明令禁止职业军人玩蹴鞠。明朝《南京刑部志》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榜文规定：“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园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8]这则榜文记载的刑罚中提到了对军人玩蹴鞠处以十分残酷的刖足肉刑。清朝虽然没有类似的酷刑警示，但据《九朝东华录》记载，顺治皇帝明令“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及诸色人等皆踢石球为戏。本朝平素学习艺业，骑射之暇，旁涉书史，各该旗牛录及包衣牛录，即行禁止”269。可以看出，在制度层面上，明、清初期的统治者对蹴鞠的态度已经不是简单地不重视、不作为了，而是把蹴鞠视为职业军人的违规行为而明令禁止。军中禁止蹴鞠的官令无疑对该运动的发展给予了最致命的封杀，它从制度上限制了蹴鞠运动良性发展所需的为主流文化心理所包容的体育人口，没能给蹴鞠运动在制度层面适宜的生存发展空间。

2.2 现代足球运动的规范化进程论文导读：

和中国古代蹴鞠遭遇官禁的命运不同的是，“氓夫足球”在工业革命中逐渐消亡并非意味着足球运动在英国的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在贵族学校中开展的更为规范的学校足球运动，而英国政府始终未对当时兴起于学校的足球运动有过多的干预，这在客观上为现代足球运动的诞生提供了一条民间渠道。这其中最值得思考的一点是现代足球规则诞生中的民间运作机制。首先是各贵族学校足球规则的印制为足球运动规范化迈出了第一步。早在1845年，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Rugby公学就率先印制了自己的足球规则。随后在1850—1856年间，大多数英国公学都印制了自己的足球规则。虽然在摘自：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1860年以前，这些英国公学的足球运动并非通过其足球规则对外界产生重大影响[5]48，但是这些学校竞技规则的涌现客观上为正式足球规则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其次是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Sheffield FC）灵活务实的会议协商体制为英国足球运动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了良性的民间运作机制。1857—1867年间的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被视为英国现代足球史上里程碑式的机构；因为从它成立起，足球运动正式进入了俱乐部组织时代，其主要的决策机构是俱乐部委员会，主要的决策平台是俱乐部年度会议。根据Harvey的分析，在1861—1867年间，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除了出台了统一的地区性俱乐部联赛足球规则外，执委会在设计和调整比赛规则方面也秉承了高度的务实精神。“执委会所有的决定都是根据日常比赛中遇到的问题而作出的，其目的也总是从最可行的角度去寻求切合实际的解决途径”[5]120。
3 传承机制层面的差异

3.1 竞技形式的本质不同

首先，从竞技形式上看，虽然中国古代蹴鞠和英国足球都需要运动员用脚触球进行比赛，但是二者在竞技形式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对比宋代《蹴鞠谱》记载的比赛规则122-124，蹴鞠和现代足球最重要的差异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无论是有球门的对抗赛，还是无球门的表演赛，蹴鞠比赛均不允许将球接触地面，并且对踢球的动作有严格的规定，这种带有杂技性质的技术要求提高了蹴鞠比赛的竞技难度，也加大了蹴鞠运动发展成为表现项目的可能。第二，无论是少至2人，还是多至9人的比赛，球必须按照固定顺序从一个队员传给另一名队员，即便是有球门的射门动作也规定只能由队长一人完成，这些都在规则设计上排除了双方队员之间争抢球的可能性，使得比赛的对抗强度大大降低。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理解，在唐代十分流行的单球门“风流眼”之所以逐渐从蹴鞠运动中淘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蹴鞠运动最具竞技美感的部分体现在队员之间眼花缭乱的控球、传球过程，而不是现代足球中双方队员争抢护球射门的一刹那。也正是由于中国古代蹴鞠和现代足球在竞技形式上的本质差异，导致了二者在传承道路上的不同走向。

3.2 蹴鞠传承平台的特征与局限性

在中国古代蹴鞠技艺的传承过程中有一个蹴鞠艺人的专门组织——齐云社，也称圆社。这种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当时最为专业的蹴鞠教育机构。既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详细的组织规则，也有庞大而固定的组织成员。值得肯定的是，齐云社中很多社规不但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展现出积极的体育精神。这些精神可以被简单地提炼为尊师重道、圆友情义、和气礼让3大核心观念。《蹴鞠谱》中开篇明义第一篇就是“拜师礼”，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对蹴鞠技艺传播者和技艺评判者的尊重，既尊重教练又尊重裁判，无疑是中国传统体育教育中最动人的一面。而且社规里对不尊师重道的人还有强烈的舆论谴责机制。“如有盗学轻师，不达圆情，此非人也。”113《蹴鞠谱》中还提出了在球场上不分贵贱，运动员人人平等的观念，“任是王侯并宰相，齐肩并立乐优游”132。在封建等级社会非常森严的古代中国，能在蹴鞠这样的民间体育游戏规范中提出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蹴鞠谱》中规定的在比赛始末所要进行的一整套谦虚礼让的程式化礼节，也充分折射出和平、友谊的竞赛观念。“一团和气逢人喜”132，这种不苛求名次只为增进友谊的体育竞技的终极诉求已经非常具有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特质了。
可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齐云社在传承机制方面的某些固有的局限性，使论文导读：曲同工之处；但是，英国的现代足球运动并没有上一页12345678下一页
得这个已经非常发达的蹴鞠艺人专业组织没有将中国古代蹴鞠运动引向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是将该运动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封堵了蹴鞠运动向社会大众普及的渠道与平台。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齐云社对蹴鞠技艺神秘性的强调。如《蹴鞠谱》中所述，“齐云家数少人知，奥妙中间实是奇，场中公子虽然有，规矩家风知者稀”114。显然，齐云社将蹴鞠技艺的传承视为秘籍宝典似的稀缺资源，没有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广为传播这项运动，在技艺传承上体现的是一种封闭式的、排外的教育观。这种出自体制自身的封闭性的另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圆社锦语。它是齐云社蹴鞠艺人内部交流的行话，在语义上带有常规意义之外的特殊含义，非组织内部成员很难听懂，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明清时代，随着民间秘密会社的发展，行话随之流行，各秘密会社组织都有自己的行话作为联络语言。正如刘秉果等所指出的，“锦语的创造是社会文化发展中不正常现象。它造成了语言的混乱，使社会正常的交际工具变得复杂”93。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锦语是令齐云社成员非常自豪的文化特质。“锦”在古汉语中是褒义色彩的修饰词，这种起源于汉代隐语的交流方式虽然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齐云社内部成员在公开场合进行秘密性谈话，保守行业秘密；但是锦语的这些隐秘性特征无形中为蹴鞠运动的大众化普及传承制造了天然的障碍。
更为遗憾的是，在当时中国的正规教育体系中，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没有将蹴鞠这类民间体育活动纳入基本的课程教育体系。唐宋以后中国的科举制度日益完善，然而明代以后八股取士的制度化则将中国的教育引入了很大的误区。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要金榜题名，入仕做官。虽然明代“洪武二十五年重新规定，即分礼、射、书、数4科，颁布经、史、礼仪等书，要生员熟读精通。生员还要练功习武，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9]；但实际上，当时的学校已成为科举附庸，大部分读书人的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他们的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明代的学校不论是私塾还是官学，都宣扬士子应学而优则仕，读书方法是半日，半日苦读。就这样，当时整个教育的思想和制度都被扭曲了，像蹴鞠之类的体育技艺也很自然地被排除在了正规教育的传承渠道之外。

3.3 英国公学与大学对现代足球的推广

值得反思的是，英国现代足球运动在传承过程中一直得益于2类正规的教育机构——英国公学和大学。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足球运动就同板球、击剑和军事训练一道作为“改良的青年锻炼方式”，在各个规模较大的公学中开展起来，对于体育教育的益处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那些以接收英国精英阶层及贵族子弟就读的公学有一个特色制度——学长负责制，即低年级班级通常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学长。他们经常利用课余活动的时间组织足球比赛，以此来加强对低年级学生的纪律约束。这种由学生自发组织的课余足球运动到了19世纪50年代时渐渐被公学校长认同，他们开始对这类健康的娱乐活动产生兴趣并开始为学生聘请源于：论文库www.7ctime.com
更高水平的比赛教练，到1860年，体育活动在英国的公学中已经十分普遍了[5]18；但Harvey也指出，当时英国现代足球运动的真正推动者是公学的学生而并非校长。直到19世纪40年代，校方除提供足球场地外，并没有太多实际作为。流行于英国公学的足球运动在最初仍是比较封闭的。足球赛主要是以宿舍楼为单位开展，大部分足球俱乐部都是由学生们发起的，所谓的和外界的比赛也仅局限于毕业的校友返回母校踢球。总之，英国早期公学的足球比赛并没有和外界人员有太多的交流，在封闭性上和中国古代的齐云社蹴鞠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英国的现代足球运动并没有论文导读：发生过非常著名的文化交流活动——骠国献乐，在宋代也有过3次蒲甘王朝遣使臣朝贡的外交活动；因此，不排除蹴鞠运动至少在唐、宋时期南传缅甸的可能。这些佐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或许那些已经在我国民间失传数百年的《蹴鞠谱》中描述的“千般解数”可以从现代缅甸的传统藤球技术中找到实证。

4.2现代足球的推广与交流英

随着公学学生的毕业而使传承活动遭遇断层。正相反，恰恰是那些从各自家乡升入大学就读的公学校友继续不断传承并推广着足球运动，为英国现代足球运动的深入普及开辟了更加宽广的空间[5]40-41。
4 推广交流机制层面

4.1 蹴鞠运动的推广与交流

由于中国古代的蹴鞠运动从元代起就沦为纯粹的民间娱乐形式，再未获得过的认可，它的推广与交流也仅依赖于齐云社内部的运作机制。根据《蹴鞠谱》所载，蹴鞠艺人的交流最主要的形式有“撞案”和“山岳正赛”2种。撞案是齐云社对外来蹴鞠艺人的接纳仪式，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入会拜师。这种对门派界限的强调使得蹴鞠人才的有序流动成为一种非常态的模式。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蹴鞠谱》中所记载的齐云社社规中，有一些禁忌从体制上就将某些可能的蹴鞠爱好者排除在比赛之外，所规定的10种没有参赛资格的人群中，排在前几位竟是僧侣、唱曲艺人、马夫、船工，甚至没有经过拜师仪式的业余选手127。而山岳正赛则是齐云社内部最重要的蹴鞠比赛，一般会在空间开阔的寺庙或庭院中进行；但是这些比赛也仅局限于齐云社内部，没有将蹴鞠运动通过更加宽广的交流平台向全社会推广。无论是个体流动的“撞案”仪式还是群体流的“山岳正赛”，均将对师者技艺的继承提升到了神圣化的地位，这种类宗教性的门派认同与排外心理一定程度上为蹴鞠技艺的创新与改良设置了思维禁忌。
尽管中国古代蹴鞠在自身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变异和劫难，但是从竞技方式和技术规则看，它却与现在已流行于东南亚地区数百年之久的藤球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目前藤球运动公认的起源和中国古代蹴鞠没有最直接的文献证据，从视藤球运动为国球且在东南亚地区流行时间最长的国家缅甸看，早在1 000多年前的骠国时期，藤球就已经出现了，作为体育运动的藤球由劈成细条的藤晒干后编织而成[10]。这和中国最早纠毛而制的鞠球在制作工艺上有近似点。更为巧合的是，缅甸的传统藤球是为皇家表演的高雅运动，同样需要使用音乐伴奏[11]。此外，缅甸语中的某些藤球术语和中国古代蹴鞠术语在古汉语读音和意义也惊人地吻合。最典型的有2例，一是在缅甸语中，把由女子单人表演藤球技巧称作“ta-pan-daing”[11]，而“白打”一词最早自唐始专指表演类蹴鞠，文献资料中有不少描述女子在寒食节进行白打类蹴鞠游戏的诗歌40。另一个是，在缅甸语中，把由多人围拢集体玩耍的藤球游戏称作“wein-kat”[11]，这几乎就是古汉语读音“围踏”的谐音。而缅甸和我国恰巧在唐生过非常著名的文化交流活动——骠国献乐，在宋代也有过3次蒲甘王朝遣使臣朝贡的外交活动；因此，不排除蹴鞠运动至少在唐、宋时期南传缅甸的可能。这些佐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或许那些已经在我国民间失传数百年的《蹴鞠谱》中描述的“千般解数”可以从现代缅甸的传统藤球技术中找到实证。

4.2 现代足球的推广与交流

英国现代足球运动在推广交流机制层面最值得借鉴的是英国的校际联赛和足球俱乐部体制。比齐云社幸运的是，英国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结构在客观上为英国现代足球运动发展所必需的技术交流和人员有序流动提供了良性适宜的平台。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大学都是英国的精英教育机构。由于牛津、剑桥大学吸收了大量来自不同公学的毕业生，客观上为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足球选手提供了广泛的交流机会。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第一是校际联赛，第二是合作制订更加规范的足球比赛规则和章程。从1860年到1863年公学之间有记载的校际联赛有25场，都是当时正在大学就读的公学校友们自发组织的，并未获得批准[5]44-45。而在牛津、剑桥大学，由于这些学生出自不同的贵族学校，足球比赛所使用的规则非常不统一，在19世纪50年代初，毕业自不同公学的学生开始动用足球俱乐部委员会会决机制创制他们可以共同使用的比赛规则。在整个会期的讨论进程中，他们利用报纸媒体将各自的规则印制出来征求社会意见[5]91。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反映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某些立法程序的缩影。正是这种足球俱乐部委员会的协商共识、会议表决的机制使得英国现代足球运动逐步被纳入规范化发展的良性轨道。
5 结束语
起源于基督教节日普通民俗活动的英国现代足球在社会认同度层面最初是无法同中国古代蹴鞠的显赫地位相提并论的。蹴鞠早在汉代就被列为军事训练项目，在宋代甚论文导读：级礼乐庆典仪式；但是，虽然中国古代蹴鞠运动在封建社会的繁荣期宋代达到了全盛，却在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初见端倪的明清时期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其中重要的分水岭是元代。由于蹴鞠运动在当时丧失了国家级礼仪庆典的殊荣地位，完全流入民间自然发展，当时大规模的男子蹴鞠运动由于受到政府禁止结社的干预而逐渐销声匿迹，幸存下
至升格为国家级礼乐庆典仪式；但是，虽然中国古代蹴鞠运动在封建社会的繁荣期宋代达到了全盛，却在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初见端倪的明清时期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其中重要的分水岭是元代。由于蹴鞠运动在当时丧失了国家级礼仪庆典的殊荣地位，完全流入民间自然发展，当时大规模的男子蹴鞠运动由于受到政府禁止结社的干预而逐渐销声匿迹，幸存下来的女子蹴鞠运动员们本身为缠足妇女，同时具有娼妓的职业身份，进一步使得这项运动在审美层面上畸形发展，从而使得该项运动渐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所排斥。随后在明、清两朝初期，对职业军人蹴鞠的禁令再次从制度上限制了该项运动发展所必备的体育人口的进入。在传承过程中，由于中国古代蹴鞠和现代足球在竞技形式上的本质差异，导致二者在传承道路上的不同走向。蹴鞠运动唯一的传承渠道和推广平台——“齐云社”自身封闭、排外的传承、推广机制将蹴鞠技艺刻意精英化、神秘化，从而堵塞了该项运动向大众化的良性通道。 [3]然而，英国现代足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依托了重要的社会传承载体——贵族学校和大学。青年贵族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发起群体在体育道德和行为规范上树立了十分文明的榜样，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由于正规学校体育机制的介入，从根本上保证了英国现代足球运动所需的常备体育人口。而在足球规则出台过程中体现协商精神的会议决策程序为该项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积极开放的制度性框架。足球俱乐部联赛机制的良性运作模式则最终将英国的现代足球运动推向了大众化的通途。
值得反思的是，尽管人们从蹴鞠与现代足球的近似表象看，二者似乎应当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但从竞技形式的本质看，中国古代蹴鞠在竞技规则上的近似度和历史传承的机会上，与流行于东南亚地区的藤球运动有亲缘关系的可能性要超过它和现代足球运动的关系。由于在蹴鞠南传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缅甸的相关历史文献十分匮乏，使得这个主观猜测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明，这也是有待于体育史学界将来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新领域。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蹴鞠运动的衰落和英国现代足球运动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然，一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相当规模的体育人口的长期支撑；但隐藏在庞大参与群体表象背后的4个重要因素却不容忽视，即同一历史时期人们对该项运动的正面社会认同度、该项运动得以生存发展的制度保障框架，该项运动得以良性传承的开放性机制和该项运动朝向大众化发展的推广交流平台。尽管中国古代蹴鞠和英国现代足球都是用脚触球的运动；但是由于二者在竞技形式上的本质差异和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使得这2项运动的发展命运有着显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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