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商业银行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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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但没有将政治关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度量方面也比较单一。Boyd、DeNicolo和Jalal等以西方国家银行运作机制为研究对象，考察银行市场力对银行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因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所得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在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本文展开政治关联
基金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CSTC，2011BB2088）；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No.CDJRC 1102001；CDJSK100208）
：A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实证研究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狭义货币供应量、当年和上年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准货币供应量、再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治关联与市场力结合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市场力结合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政治关联 货币政策 市场力 风险承担行为 商业银行
引言
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变深化，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日益受到实务界、学术界和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因素众多，就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银行市场力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大多拥有政府官员背景，具有强烈的政治关联性；地方性或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政策性利益，也常常聘请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人员担任高管或董事，没有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也存在主动寻求政治关联的强烈动机。中国货币政策变动比较频繁，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1次，调整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17次，调整银行再贷款利率6次，在客观上可能对商业银行系统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中国银行业市场的集中度较高，不同的市场力也可能导致不同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对于规范中国商业银行高管任用机制、优化银行治理结构、强化货币政策调节功能、提高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效率、改善银行市场环境、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进而保障中国银行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在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方面，Leuz和Oberholzer-Gee（2006）经研究发现，由于政治关联企业进行国外上市会导致更高的机会成本，所以那些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设置www.7ctime.com
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国内融资；张敏、张胜和申慧慧等（2010）的研究表明，虽然政治关联企业更易于获得长期贷款，但获得贷款后企业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最终有损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面，董积生和汪莉（2006）在对流动性过剩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后认为，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在市场力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面，Boyd、De Nicolo和Jalal指出，银行业竞争会对贷款利率造成影响，引发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竞争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逆向选择效应的强弱；陈其安和黄悦悦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度量指标，勒纳指数为银行市场约束度量指标，以中国14家上市银行2007年1月-2010年9月期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后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市场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Leuz和Oberholzer-Gee，张敏、张胜和申慧慧等集中探讨了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商业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董积生和汪莉等从定性角度探讨了单一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没有用数量方法验证其观点。陈其安和黄悦悦虽然利用中国上市银行数据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但没有将政治关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度量方面也比较单一。Boyd、De Nicolo和Jalal等以西方国家银行运作机制为研究对象，考察银行市场力对银行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因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所得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在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本文展开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论文导读：借市场获得资金相对便利。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相对频繁，给直接测度带来一定困难，且其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能直接影响信贷市场的货币供应，因此本文采用当年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准货币供应量来反映上述两项政策的直接作用。此外，我国央行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在调整时间和适用水平的
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
变量设计和描述
不良贷款率的计算方法为：
（1）
上述方法中的第一、第二条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对中国企业进行研究时并不适用。国内研究一般以企业高管担任政府、军队职务，或具有人大政协委员资格作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取的政治关联定义方法是上市银行现任的董事长（行长）是否曾在或正在各级政府、军队或人大政协任职。
央行再贷款往往带有惩罚性，而金融机构拥有充足的流动性满足其日常运营需要，金融机构再贷款的意愿不强；二是央行再贷款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可获得性不高；三是从同业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相对便利。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相对频繁，给直接测度带来一定困难，且其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能直接影响信贷市场的货币供应，因此本文采用当年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准货币供应量来反映上述两项政策的直接作用。此外，我国央行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在调整时间和适用水平的差异，因此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行为与市场力之间可能发挥协同效应，进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定价可能影响潜在借款者的行为模式，进而改变银行的信贷风险，因此采用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测度央行的利率政策。近年来，央行的再贷款与再贴现总额在社会信贷总额中占比很低，该政策主要通过信号效应发挥作用，影响市场和银行经营者的心理预期，因此采用一年期再贷款利率指标单独列示。
（2）
其中，Pit表示银行i在第t年的，用银行i在第t年的总收入与该银行第t年的总收益性资产之比来度量。mcit表示银行i在第t年的边际成本，根据Agoraki、Delis和Pasiouras（2011）的研究成果，其可用如下的超越对数成本进行估计：
（3）
其中，Cit论文导读：上市银行作为样本是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合理设计指标变量有助于解决数据的适用性问题。以2000-2010年作为时间跨度是考虑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性（如上一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可能修正市场对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预期，这种预期影响潜在借款者的行为模式，并反映到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一个过程），并考察政
是银行i在第t年的营业总成本，Qit是银行i在第t年的产出（用总收益性资产表示），Dit是银行i在第t年吸收的存款和其他流动性负债，W1it 、W2it、W3it分别表示银行i在第t年投入的资金成本、人工成本和实物资产成本。方程中带上划线的变量表示该变量与其均值的偏差，这种测度方式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风险。对（3）式求偏导可得：
（4）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将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描述在表1中。
实证模型及样本数据选择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构建如下动态模型来实证研究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5）
θ的值介于0和1之间，表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持续性，其数值接近于0表示调整的速度快，而接近于1表示调整的速度慢。Polit×Lit为政治关联与银行市场力的交叉项，Lit×RODit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市场力的交叉项。
本文选取2000-2010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共取得91组样本数据。样本的选择兼顾了数据可得性、完整性与适用性的要求，选取上市银行作为样本是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合理设计指标变量有助于解决数据的适用性问题。以2000-2010年作为时间跨度是考虑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性（如上一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可能修正市场对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预期，这种预期影响潜在借款者的行为模式，并反映到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一个过程），并考察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市场力等不同因素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本文所用银行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各商业银行年报和新浪财经，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
通过比较模型1至模型4的实证结果，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可以对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分析：
第一，四个模型的实证结果都显示，不良贷款率的一阶滞后项与本期不良贷款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上一期的风险承担行为会对本期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核销控制比较严格，导致挂账现象比较普遍，核销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银行前期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导致本期可动用的货币资金相对减少，为了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银行可能会寻求高收益高风险的借款企业，进而引发信贷风险。第二，政治关联变量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有政治背景的银行高管可能承担了为资金周转困难企业融资的“政治任务”，使一部分社会成本转移到银行内部，异化了银行作为一个盈利性企业的最优风险承担行为决策，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升高；二是银行认为在出现经营风险时，政府会因银行高管的政治背景而提供更多的政策性支持，进而导致银行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三是因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前高官等政治人物在中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面对鲜花和掌声容易自信心膨胀，而过度自信可能引发过度投资，论文导读：收益贷款的动机，进而增大信贷风险。7日质押式回购在一定程度上与隔夜质押式回购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向为负。第八，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量，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模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解释程度看，在加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调整后
增大银行信贷风险（梁莱歆、冯延超，2010）。
第三，狭义货币供应量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流动性相对较弱的准货币产生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狭义货币供应量主要由流通中的、企业活期存款等构成，该项指标高说明经济活动中流动性充足，企业可支配的自由流充裕可能引发过度投资，最终形成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准货币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和信托类存款等，该项指标高一方面表明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主要由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构成），为寻求利润增长而主动寻求高风险高收益贷款机会的内在动机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企业定期性质的存款较高，说明对投资机会的把握比较谨慎，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也较低。
第四，当期和上期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都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当期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远大于上期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这个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时，表明当前经济可能过热，银行有抑制通货膨胀和过度信贷需求的意图。一方面，经济过热时企业经营者容易过度自信，对经济前景产生盲目乐观情绪，进而可能对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投资，最终在投资当期和后期形成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因为获取资金的成本升高，可能寻求更高风险和更高收益的项目予以补偿，进而对潜在借款企业形成逆向选择效应。同时，本期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远大于上期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表明银行利率调整政策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影响大部分将在本期释放完毕，但也有一部分会传导到下一期。
第五，银行再贷款利率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因满足流动性需要而向银行再贷款的数量增加将引起银行的关注，进而使该商业银行受到银行的审查，这是商业银行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数量都是比较少的。当银行提高再贷款利率时，其将向商业银行传递如下信号：当前商业银行向社会发放贷款不够谨慎，再贷款数量偏多，银行将进一步收紧再贷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充分领会银行的意图，在向社会发放贷款时更加谨慎，这显然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弱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再贷款利率的调整更多通过影响银行和信贷需求者的心理预期发挥作用。
第六，当期GDP增长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上期GDP增长率对本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该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是显然的。事实上，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投资信贷、消费信贷、出口信贷等指标一般会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对投资信贷产生影响），消费者短期收入的提升（对消费信贷产生影响）和国家相应政策的引导（对出口信贷产生影响），呈现上升态势。但是，基于企业家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基于消费者短期收入提升产生的冲动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对不断变化的出口形势判断失准引起的相应风险等因素会给银行信贷带来隐患，最终导致当期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上升。上一期信贷风险的累积会在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中体现，引发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会反思和修正银行的贷款政策，谨慎放贷。
第七，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银行间7日质押式回购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该实证结果的经济意义在于，隔夜拆借利率是银行间市场的基准利率，该利率高表明银行体系流动性趋紧。银行在资金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要完成盈利目标，存在主动寻求高收益贷款的动机，进而增大信贷风险。7日质押式回购在一定程度上与隔夜质押式回购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向为负。
第八，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量，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模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解释程度看，在加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调整后R2由0.9293下降论文导读：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7ctime.com上一页12345
至0.9290，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应进入模型。从经济意义分析，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必然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这两个解释变量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会导致实证模型的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模型3和模型4中，不再保留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解释变量。
第九，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银行市场力变量，实证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表2中，模型3相对于模型1来说，调整后的R2由0.9293下降至0.9290，说明市场力变量不应以这种方式进入实证模型。这表明在我国银行业市场上，市场力并不直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并不排除市场力与其他因素相结合、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第十，模型4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政治关联变量与市场力变量的交叉项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市场力变量的交叉项后，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与市场力交叉项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市场力交叉项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该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市场力强的商业银行会因其垄断地位而受到监管层更多关注，使其风险承担行为受到更多约束，减弱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同时，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将趋于紧张，但贷款市场上的信贷需求并未因此而减少，信贷市场将更趋向于卖方市场，可能出现众多资金需求者争夺相对有限的贷款，进而推高贷款利率的现象。市场力强的商业银行相较于其他银行拥有更多的可贷资金、贷款额度等资源，在整个间接融资市场流动性紧缺时，众多愿意承担较高资金成本的高风险借款企业将转向市场力强的银行。与弱市场力的银行相比，强市场力的银行有实力将更多信贷资源分配给高风险高收益的客户（出色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广泛的资产配置使强市场力银行能更好地分散贷款风险），在客户提供适度回报的前提下，强市场力银行也愿意进行高风险的贷款，这种较为激进的贷款策略使银行承担的风险上升。值得一提的是，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并不必然意味着强市场力银行决策失误，也不一定给银行带来更多损失，因为小部分不良贷款损失可能被未违约的高风险高收益贷款所弥补。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7ctime.com
基金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CSTC，2011BB2088）；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No.CDJRC 1102001；CDJSK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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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和方法，实证研究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狭义货币供应量、当年和上年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准货币供应量、再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治关联与市场力结合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市场力结合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政治关联 货币政策 市场力 风险承担行为 商业银行
引言
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变深化，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日益受到实务界、学术界和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因素众多，就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银行市场力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大多拥有政府官员背景，具有强烈的政治关联性；地方性或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政策性利益，也常常聘请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人员担任高管或董事，没有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也存在主动寻求政治关联的强烈动机。中国货币政策变动比较频繁，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1次，调整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17次，调整银行再贷款利率6次，在客观上可能对商业银行系统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中国银行业市场的集中度较高，不同的市场力也可能导致不同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对于规范中国商业银行高管任用机制、优化银行治理结构、强化货币政策调节功能、提高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效率、改善银行市场环境、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进而保障中国银行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在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方面，Leuz和Oberholzer-Gee（2006）经研究发现，由于政治关联企业进行国外上市会导致更高的机会成本，所以那些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设置www.7ctime.com
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倾向于国内融资；张敏、张胜和申慧慧等（2010）的研究表明，虽然政治关联企业更易于获得长期贷款，但获得贷款后企业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最终有损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面，董积生和汪莉（2006）在对流动性过剩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后认为，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在市场力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面，Boyd、De Nicolo和Jalal指出，银行业竞争会对贷款利率造成影响，引发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竞争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逆向选择效应的强弱；陈其安和黄悦悦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度量指标，勒纳指数为银行市场约束度量指标，以中国14家上市银行2007年1月-2010年9月期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后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市场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Leuz和Oberholzer-Gee，张敏、张胜和申慧慧等集中探讨了企业高管的政治背景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商业银行高管的政治关联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董积生和汪莉等从定性角度探讨了单一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没有用数量方法验证其观点。陈其安和黄悦悦虽然利用中国上市银行数据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但没有将政治关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度量方面也比较单一。Boyd、De Nicolo和Jalal等以西方国家银行运作机制为研究对象，考察银行市场力对银行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因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所得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在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本文展开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论文导读：借市场获得资金相对便利。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相对频繁，给直接测度带来一定困难，且其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能直接影响信贷市场的货币供应，因此本文采用当年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准货币供应量来反映上述两项政策的直接作用。此外，我国央行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在调整时间和适用水平的
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
变量设计和描述
(一)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变量
一般来说，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可以采用Z-指数和不良贷款率等指标进行度量。中国处于转型经济国家，银行的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受政府严格调控，在中短期内变化不大，这种情况下采取Z-指数度量银行风险行为，存在适用性问题；中国银行业市场金融创新相对有限，商业银行的盈利基本依靠传统的存贷款利差，且银行层面对存款利率的定价权相对有限；中国国民的储蓄习惯受存款利率影响不大，存在一定刚性；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的经营盈利模式和国民的消费储蓄习惯，采用不良贷款率来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更为恰当。不良贷款率的计算方法为：
（1）
(二)政治关联变量
一般来说，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但不包含因为政府持股而形成的关系。曾牧和邢道勇对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企业在领导人选举期间的政治献金来衡量政治关联的强度；二是以企业公益捐赠的数额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三是以企业高管或股东的政治背景及所占比例来衡量企业有无政治关联及其强度。上述方法中的第一、第二条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对中国企业进行研究时并不适用。国内研究一般以企业高管担任政府、军队职务，或具有人大政协委员资格作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取的政治关联定义方法是上市银行现任的董事长（行长）是否曾在或正在各级政府、军队或人大政协任职。
(三)货币政策变量
银行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政策和银行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我国央行各项货币政策在其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上存在差异，其中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产生直接影响，利率政策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而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更偏重于“信号效应”。央行通过再贷款政策难以直接调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原因有三：一是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7ctime.com央行再贷款往往带有惩罚性，而金融机构拥有充足的流动性满足其日常运营需要，金融机构再贷款的意愿不强；二是央行再贷款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可获得性不高；三是从同业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相对便利。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相对频繁，给直接测度带来一定困难，且其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能直接影响信贷市场的货币供应，因此本文采用当年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准货币供应量来反映上述两项政策的直接作用。此外，我国央行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在调整时间和适用水平的差异，因此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行为与市场力之间可能发挥协同效应，进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定价可能影响潜在借款者的行为模式，进而改变银行的信贷风险，因此采用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测度央行的利率政策。近年来，央行的再贷款与再贴现总额在社会信贷总额中占比很低，该政策主要通过信号效应发挥作用，影响市场和银行经营者的心理预期，因此采用一年期再贷款利率指标单独列示。
(四)市场力变量
现有文献度量银行市场竞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采用市场结构指标判断银行业市场竞争的结构式方法和直接研究银行竞争行为的非结构式方法（陈雄兵，2011）。结构式方法基于SCP（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假设，通常采用集中比率CR、赫芬达尔指数HHI等指标度量银行竞争程度。非结构式方法通过直接刻画银行的竞争行为来度量银行竞争程度，其中H-指数反映的是银行系统的竞争情况，而勒纳指数可用于度量单个银行的市场力。根据研究目标，本文采用勒纳指数来度量银行拥有的市场力：（2）
其中，Pit表示银行i在第t年的，用银行i在第t年的总收入与该银行第t年的总收益性资产之比来度量。mcit表示银行i在第t年的边际成本，根据Agoraki、Delis和Pasiouras（2011）的研究成果，其可用如下的超越对数成本进行估计：
（3）
其中，Cit论文导读：上市银行作为样本是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合理设计指标变量有助于解决数据的适用性问题。以2000-2010年作为时间跨度是考虑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性（如上一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可能修正市场对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预期，这种预期影响潜在借款者的行为模式，并反映到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一个过程），并考察政
是银行i在第t年的营业总成本，Qit是银行i在第t年的产出（用总收益性资产表示），Dit是银行i在第t年吸收的存款和其他流动性负债，W1it 、W2it、W3it分别表示银行i在第t年投入的资金成本、人工成本和实物资产成本。方程中带上划线的变量表示该变量与其均值的偏差，这种测度方式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的风险。对（3）式求偏导可得：
（4）
(五)控制变量
由于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银行间7日质押式回购利率、实际GDP增长率分别反映了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之外的流动资金可得性和经济周期等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上述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将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描述在表1中。
实证模型及样本数据选择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构建如下动态模型来实证研究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5）
θ的值介于0和1之间，表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持续性，其数值接近于0表示调整的速度快，而接近于1表示调整的速度慢。Polit×Lit为政治关联与银行市场力的交叉项，Lit×RODit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市场力的交叉项。
本文选取2000-2010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共取得91组样本数据。样本的选择兼顾了数据可得性、完整性与适用性的要求，选取上市银行作为样本是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合理设计指标变量有助于解决数据的适用性问题。以2000-2010年作为时间跨度是考虑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性（如上一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可能修正市场对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预期，这种预期影响潜在借款者的行为模式，并反映到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一个过程），并考察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市场力等不同因素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本文所用银行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各商业银行年报和新浪财经，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
6.0软件，可以得到如表2所示的实证结果。
从表2可以看到，R2和Adjusted-R2都大于0.9，表明实证模型有较高的拟合优度；Durbin-Watson统计量都接近于2，表明模型残差服从正态分布，实证模型是无偏的；F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都小于0.05，接近于0，表明实证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因此，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是恰当的，模型使用的政治关联变量、货币政策变量、市场力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通过比较模型1至模型4的实证结果，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可以对政治关联、货币政策和市场力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分析：
第一，四个模型的实证结果都显示，不良贷款率的一阶滞后项与本期不良贷款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上一期的风险承担行为会对本期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核销控制比较严格，导致挂账现象比较普遍，核销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银行前期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导致本期可动用的货币资金相对减少，为了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银行可能会寻求高收益高风险的借款企业，进而引发信贷风险。第二，政治关联变量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有政治背景的银行高管可能承担了为资金周转困难企业融资的“政治任务”，使一部分社会成本转移到银行内部，异化了银行作为一个盈利性企业的最优风险承担行为决策，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升高；二是银行认为在出现经营风险时，政府会因银行高管的政治背景而提供更多的政策性支持，进而导致银行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三是因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前高官等政治人物在中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面对鲜花和掌声容易自信心膨胀，而过度自信可能引发过度投资，论文导读：收益贷款的动机，进而增大信贷风险。7日质押式回购在一定程度上与隔夜质押式回购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向为负。第八，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量，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模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解释程度看，在加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调整后
增大银行信贷风险（梁莱歆、冯延超，2010）。
第三，狭义货币供应量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流动性相对较弱的准货币产生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狭义货币供应量主要由流通中的、企业活期存款等构成，该项指标高说明经济活动中流动性充足，企业可支配的自由流充裕可能引发过度投资，最终形成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准货币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和信托类存款等，该项指标高一方面表明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主要由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构成），为寻求利润增长而主动寻求高风险高收益贷款机会的内在动机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企业定期性质的存款较高，说明对投资机会的把握比较谨慎，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也较低。
第四，当期和上期的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都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当期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远大于上期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这个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提高时，表明当前经济可能过热，银行有抑制通货膨胀和过度信贷需求的意图。一方面，经济过热时企业经营者容易过度自信，对经济前景产生盲目乐观情绪，进而可能对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行投资，最终在投资当期和后期形成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因为获取资金的成本升高，可能寻求更高风险和更高收益的项目予以补偿，进而对潜在借款企业形成逆向选择效应。同时，本期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远大于上期贷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系数，表明银行利率调整政策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影响大部分将在本期释放完毕，但也有一部分会传导到下一期。
第五，银行再贷款利率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因满足流动性需要而向银行再贷款的数量增加将引起银行的关注，进而使该商业银行受到银行的审查，这是商业银行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数量都是比较少的。当银行提高再贷款利率时，其将向商业银行传递如下信号：当前商业银行向社会发放贷款不够谨慎，再贷款数量偏多，银行将进一步收紧再贷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必然会充分领会银行的意图，在向社会发放贷款时更加谨慎，这显然会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弱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再贷款利率的调整更多通过影响银行和信贷需求者的心理预期发挥作用。
第六，当期GDP增长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上期GDP增长率对本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该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是显然的。事实上，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投资信贷、消费信贷、出口信贷等指标一般会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对投资信贷产生影响），消费者短期收入的提升（对消费信贷产生影响）和国家相应政策的引导（对出口信贷产生影响），呈现上升态势。但是，基于企业家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基于消费者短期收入提升产生的冲动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对不断变化的出口形势判断失准引起的相应风险等因素会给银行信贷带来隐患，最终导致当期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上升。上一期信贷风险的累积会在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中体现，引发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会反思和修正银行的贷款政策，谨慎放贷。
第七，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银行间7日质押式回购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该实证结果的经济意义在于，隔夜拆借利率是银行间市场的基准利率，该利率高表明银行体系流动性趋紧。银行在资金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要完成盈利目标，存在主动寻求高收益贷款的动机，进而增大信贷风险。7日质押式回购在一定程度上与隔夜质押式回购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方向为负。
第八，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量，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模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解释程度看，在加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调整后R2由0.9293下降论文导读：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7ctime.com上一页12345
至0.9290，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应进入模型。从经济意义分析，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必然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这两个解释变量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会导致实证模型的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模型3和模型4中，不再保留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解释变量。
第九，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银行市场力变量，实证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表2中，模型3相对于模型1来说，调整后的R2由0.9293下降至0.9290，说明市场力变量不应以这种方式进入实证模型。这表明在我国银行业市场上，市场力并不直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并不排除市场力与其他因素相结合、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第十，模型4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政治关联变量与市场力变量的交叉项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市场力变量的交叉项后，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与市场力交叉项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市场力交叉项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该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市场力强的商业银行会因其垄断地位而受到监管层更多关注，使其风险承担行为受到更多约束，减弱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同时，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将趋于紧张，但贷款市场上的信贷需求并未因此而减少，信贷市场将更趋向于卖方市场，可能出现众多资金需求者争夺相对有限的贷款，进而推高贷款利率的现象。市场力强的商业银行相较于其他银行拥有更多的可贷资金、贷款额度等资源，在整个间接融资市场流动性紧缺时，众多愿意承担较高资金成本的高风险借款企业将转向市场力强的银行。与弱市场力的银行相比，强市场力的银行有实力将更多信贷资源分配给高风险高收益的客户（出色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广泛的资产配置使强市场力银行能更好地分散贷款风险），在客户提供适度回报的前提下，强市场力银行也愿意进行高风险的贷款，这种较为激进的贷款策略使银行承担的风险上升。值得一提的是，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并不必然意味着强市场力银行决策失误，也不一定给银行带来更多损失，因为小部分不良贷款损失可能被未违约的高风险高收益贷款所弥补。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