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台湾论日据时期台湾乡土作家文化心态

论文导读：
摘要：
日据时期，台湾乡土作家不仅感受到生存的痛苦，更感受到民族灾难的悲哀。他们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自觉承担启蒙民众、承传民族文化和寻求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表现台湾民众的生存苦难与抗争，呈现出苦痛中的抗争心态和无所依傍的“孤儿”文化心态。从而体现了作为中华作家在民族危难时期挺起的脊梁和对民族自由的精神追求。关键词：台湾乡土小说；文化心态；抗争
1894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据时期台湾乡土作家面对的文化背景主要是以台湾乡土文化为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殖民文化的冲突， “苦痛”和“抗争”成为台湾本土作家最主要的文化心态，另一方面，因台湾的弱势地位、自我身份确认的尴尬和对前途的担忧，台湾乡土作家又表现出犹疑、彷徨、苦闷、矛盾的“孤儿心态”。
一
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专横、苦难的现实以及台湾人民处在被入侵者压迫和凌辱的地位，像铁锤一样敲击着台湾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自觉承担了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拿起手中的笔，展示台湾的苦难现实和大众的生存状态，以唤醒民众的觉醒。乡土作家赖和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赖和认为，“文学是社会的缩影”应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呼吁作家应创作“有台湾色彩的文学”，“向大众宣传他们所受的痛苦的原因，向他们表示同情，教他们须求自救”。①他创作了《斗闹热》、《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可怜她死了》、《惹事》、《丰作》、《善讼人的故事》、《赴了春宴回来》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主要表现台湾乡村文化与日本殖民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揭露日本殖义者的罪恶行径，反映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台湾人民在痛苦中进行不屈的斗争。
首先，赖和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的立场上表现乡村的苦难，揭露日本殖民者欺压百姓的残暴行径，对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如《一杆秤仔》写日据时期一无辜平民遭日警迫害、被迫走上绝路的故事。主人公秦得参屡屡失业，无奈之下，他让妻子向娘家人借了一支“”（女人头上的饰物）典了三元钱，又向邻居借了一把“尚觉新新的秤仔”，做起卖青菜的小本生意。一次卖菜时，日本硬说秦得参借来的秤不能用，把他抓到警署，判他三日并处以罚款。秦得参出来后，生活没有着落，发出“人不像个人，畜牲，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的苦叹，便杀死了那日警后悲愤。赖和以敏锐的眼光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逼真地刻画出统治者的丑陋形象，揭示了日本殖民者的专横、残暴，肆意欺凌台湾百姓，民不聊生。作品充满了反奴役、反压迫的抗争精神。
这种民族意识与赖和年少时接受汉文教育、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有关，也体现了民族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精神。可以说，赖和一生坚守民族气节，反抗日本殖民侵略。他坚持着唐装，不穿日本和服；用白话文写作，积极参与民族抗争运动，直到生命的最后，表现出一位爱国志士的铮铮铁骨。
其次，赖和的作品对殖民统治者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民色彩。《惹事》就是采用了嘲讽性笔法，叙述了日本巡警无端欺凌百姓的劣行恶迹，强烈抨击了殖民地警政体系的丑陋和殖民者的无耻邪恶。小说中的“大人”（日本巡警）养了一群鸡，这些鸡在邻居菜园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但菜园的主人慑于日本“大人”的淫威，却不敢丢掷土块驱逐鸡群。一次，这群鸡擅自闯入一个穷寡妇家的草房，跳上跳下地啄食吃。“大人”不容分说诬陷寡妇为贼，对寡妇又打又骂，然后把寡妇抓进衙门拘留。为何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竟惹得“大人”如此震怒呢？原来他曾寡妇不成，找机会出气而已。小说题目定为“惹事”，实指“大人”养的一群鸡惹起了一桩冤枉事，致使一个贫穷的寡妇饱受欺凌，忍辱含冤。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查大人”如何毒打小贩，调戏寡妇，而是重笔书写“鸡仔事件”，从旁着墨。就连“大人”家微不足道的小鸡也能“鸡”假虎威！确实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实属新颖而又老到的嘲讽之笔。《不如意的过年》讲述的是大年前夕，查大人因收到的礼物“意外的少”，结果怒火难抑，便到民间去寻事；因找不到对象，只好抓住一个小孩喝斥打骂，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小说抓取查大人在“过年”这一特定时间向一个柔弱无知小孩滥施淫威，刻画了其横行霸道、残忍跋扈的野蛮嘴脸和丑恶灵魂，揭露了名义上维护治安，实际上为论文导读：
非作歹的统治者的罪恶。
这种批判品格在其他乡土作家身上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如杨逵的《模范村》揭露地主与日本资本家勾结强占农民田地的丑恶行径。杨云萍的《光临》、陈虚谷的《他发财了》、蔡秋桐的《理想乡》、朱点人的《脱颖》等作品讽刺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败类丑陋、无耻的行径和虚伪、媚外的心态。吴浊流的作品《陈大人》、《先生妈》则以老辣犀利的文笔鞭挞一些知识分子卖身求荣的嘴脸，以此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祖国意识，坚守民族立场。
赖和的创作反映了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文化心态，这就是关怀民众、启蒙民众，对外来的入侵者进行抗争。他们坚守中国传统的爱国爱家文化立场，勇于承担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为大众代言，“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②，用文字表现了台湾民众的苦难，揭示了台湾“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善讼人的故事》）的现状，并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日本殖民者的抗争精神。但面对日本的强压和茫茫前途，特别是到了30年代日本在台湾实行“皇民化”运动时期，有些作家也流露出了内心的焦虑不安和“孤儿”文化心态。
二
“孤儿心态”是清政府放弃台湾、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台湾民众心理上滋生的一种普遍的离开母体孤立无依的精神状态和对自我身份确认的文化焦虑。吴浊流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形象地反映了台湾民众的这种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台湾知识分子在民族抗争中普遍存有的一种心态。这部小说透过主人公胡太明（暗指台湾人民）从“顺民”到战士的人生走向，展现出宏阔的历摘自：毕业论文文献格式www.7ctime.com
史画卷，呈现了台湾民众普遍的痛苦、迷茫、抗争的“孤儿”文化心态。胡太明出身于书香门弟，从小接受传统的汉文化教育，祖父胡老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不仅是胡老人的思想核心，也是这个家族文化的核心，而且非常强烈地形塑了胡太明的性格基础，“使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时代的狂飙中长久扮演着一个摇摆、苦闷而‘优柔不断’的角色”③。其实，作品书写的传统文化就是台湾的母体文化，是祖国母体的代表和象征。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冲击，从中国文化的载体汉语到传统的生活习俗都受到了日本殖民者的限制。同时，作品展示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使台湾民众的身心备受凌辱、歧视。胡太明转入国民学校和日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新的文化教育时，深受“二等公民”的屈辱，而在以后的工作、婚姻上，他又屡受挫折，他的传统文化心态不断受到冲击。殖民体制的残暴本身成了最具启发性的教师，教育了台湾民众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民族身份。在恋爱事件中，胡太明从炽热地爱上了日籍教师内藤久子时起，才意识到“她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这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事实”。这是身份地位的差异，也是民族身份的自省与自觉。内藤久子对胡太明的拒绝，不仅“残害了太明作为一个人的信心”，而且使他明白，殖民者和亡国者之间遥远的距离，不可能因为他个人的优秀而得到弥补。不过，他并没有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可耻的“距离”表示不满，反而像“孤儿”一样一味地自艾自怨，让卑屈、自秽的情绪蔓延。实质上，殖民体制的暴行之一，便是这种对亡国者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的凶恶摧残。在工作上，尽管胡太明怀着一腔热血从事他心目中神圣的教育工作，不大计较报酬，但日籍教员和台籍教员间的不平等待遇仍然刺痛了他。日本校长、教员不仅对台湾学生任意凌虐，而且对台湾教员乃至台湾人民都肆意诬蔑。这些让胡太明“内心极为不平”，使他“渐渐地对教育发生怀疑”。事业的挫折和爱情的失败，是胡太明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走向觉醒的开始。于是，他怀着科学报国的理想，东渡日本求学，学成后回台，想用知识报效家乡，可是寻找工作异常困难，最后不得不改行在朋友办的甘蔗农场当了会计。不久农场也在殖民者制糖会社挤压下倒闭，他陷入失业的苦闷深渊。这是胡太明人生道路“报国无门”的又一转折。此后，他去大陆工作、结婚，可又被厅当做日本特务逮捕。当他逃回台湾又被侵华日军强征为“军属”，担任通译。在广东战场上，他目睹了日寇野兽般的暴行，过度的精神刺激和强烈的自我良心上的谴责导致他精神崩溃，最后被送回台湾。而此时，日本殖民者在他的故乡横征暴敛，连糊口的糙米都不给百姓留下，违者一律以“非国民”论处。他母亲因受惊吓，大病不起。胡太明终于论文导读：
无法忍受了，下决心“要把自己从以前那种消极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他躲过敌人的耳目，到昆明广播电台发表对日广播，投身于抗日潮流。
胡太明的人生经历典型地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胡太明的屈辱、矛盾、痛苦和困惑也是台湾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的内心体验。小说在广阔的视野中形象地展现了台湾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困境和出路，展现了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的“孤儿意识”。这一意识来源于台湾人被日本人视为贱民，同时又得不到大陆同胞的信任。胡太明仅仅因为是台湾省人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而让厅抓去，而当他越狱逃回台湾时，又被殖民当局视为中国间谍而跟踪监视。台湾所处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使他陷入孤立无依的尴尬处境。他成了“孤儿”他的孤独、寂寞、苦闷、彷徨的内心促使他反思并改变这种两难困境而进行前途的选择。小说通过描写胡太明的一生经历，尤其对他的“孤儿意识”的，以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启迪人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的台湾民众，只有抛弃“孤儿意识”，认同祖国，并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与大陆人民一同抗争，才能救亡图存获得新的生路，才可能找到正确的自我解放的道路。
三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乡土表达既是时代和民族的召唤，也是台湾乡土作家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乡土文学不仅是在审美意义上，更多是在洞察人生苦难、观照人的生存价值的意义上源于：毕业生论文www.7ctime.com
确认了文学的本质。
赖和生活的时期，是日本占领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推行“皇民化”运动时期。面对日本统治者政治上的高压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压榨，文化上的“同化”政策，赖和以文学为武器，揭露日本侵略者给台湾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歌颂台湾人民的反抗精神，表现出政治上反抗、文化上抗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正如文学史家杨义所评：“他（赖和）开创了 一个立足乡土、反抗异族、认同祖国的卓越的传统。他为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学系上一条坚固的纽带，宛若系结着胎儿与胎盘的脐带一样。”④
赖和对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开创之功是显明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反映台湾民众的抗争方面看，赖和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泪水、伤痕和无奈，展现了殖民统治下弱国子民的屈辱心态和抗争精神，但这些挣扎和反抗也是本能性的、个体化和情绪化的。由于自身的经验的限制，赖和并没有看到和用文学来反映台湾民众抗争的解放之路。其次，从审美方面看，由于台湾新文学处在草创期，赖和小说表现艺术的丰富性和内涵的厚重感明显不足。
比较而言，吴浊流的乡土文学创作稍晚，显得更为成熟。吴浊流继承和发扬了赖和、杨逵等前辈作家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艺术滋养，充满了社会抗争意识，因而被台湾文坛称为“铁和血铸成的男儿”。他创作的小说《水月》、《泥沼中的锦鲤鱼》、《功狗》、《先生妈》、《陈大人》、《亚细亚的孤儿》等，是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台湾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为背景，描写殖民当局及其奴才走狗对台湾同胞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台湾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惨命运。作家视野宏阔，思想深沉，多从社会和人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揭示现实的本质，特别是他的《亚细亚的孤儿》表现现实的深度和历史的厚重感更为突出。
从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整体创作来看，赖和与吴浊流分别代表了前期和后期的乡土创作。他们的文化心态既有共同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都有着民族苦难的痛苦经验和在痛苦中抗争的民族精神，在民族矛盾尖锐冲突中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具有勇于担当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民族正义感。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所展现的“孤儿”心态，也体现了作家对台湾人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反思。可以说，日据时期台湾乡土作家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对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上，而且在于为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心灵刻画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迹，成为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心灵史。源于：大专毕业论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