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世纪之交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发生学考察题目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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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关键词： 官场小说；文学转型；文化立场；“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
摘 要： 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进程及其负面状态的官场文化、官场规则和官场腐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时代文学选择。但学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够，研究仅停留于静态、单调、个别、孤立的评说上。世纪之交出现的官场小说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中已现端倪，后又在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集聚了力量，并最终在世纪之交生成多种创作类型。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语境和生存环境中考察官场小说的生成逻辑，能够发现官场小说创作是存有缺失和误区的，应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1009-4474（2013）01-0016-07
一
在新旧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创作蔚然成风。但与创作者热衷创作官场小说和市场热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多，研究还很不够。面对官场小说热创、热卖和热读而学界却对之忽视、漠视甚至无视的强烈反差，评论家雷达先生于2008年4月在《文艺报》撰文：“热者自热，冷者自冷，形成了尖锐的反差，隔阂之深以至于此。”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把官场小说作者热衷官场题材简单地斥之为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以满足大众的“窥视”，因而对个别官场小说作家和具体的官场小说文本研究多，宏观性的整体把握和普遍性的创作规律理论总结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局限于个别文本，既缺乏宏观的横向联系与比照，也不具有深邃的史的眼光，研究视角单一，境界不高。无视官场小说兴盛的文化历史语境，不能整体性地宏观观照官场小说创作发展概貌，这种研究局限导致了我们对问题讨论的简单化，因此草率、轻率甚至意气用事的“棒杀”和“捧杀”式批评取代了学理性探讨，且以偏概全而至一叶障目。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作为一种持续性的文学存在，就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遮盖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交叉，我们只有将文学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观照，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官场小说创作进行客观评价，辨明其文学或文化身份，进而辨正其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LL0wenthal，1900～1993）认为，对文学的思考必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之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官场小说进行考察，旨在通过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突破当前学术界对官场小说停留于静态、单一、个别的孤立评价的状态，在对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创作渊源、潮流发展以及功能意义的整体观照中，廓清一些歧见，为新世纪官场小说的发展探明路向。
二
王国维先生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唯物主义观之，一个时代的文学样态的选择或者说文学的发生都是可解释的，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官场小说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文学气候，成为一种时代文学的创作表征，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十年代的文学现场中寻找到其诞生依据，并可从逻辑上还原其生成状态。
社会转型促使文学变革。二十世纪十年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文学潮流转换加快。在80年代，启蒙性的文学姿态还没站稳脚跟，作家们转眼面对的即是对纯文学的想象和试验，但文学显然已经难以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怀抱了。当民族革命战争的炮火消退，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消失，“解放思想”成为思想政治界的主流、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成为领导层的政治抉择，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发展的理念的深入人心，文学这一曾经掀起过多少时代热浪、担负过沉重非文学使命的艺术形式，开始面临重新确立自己身份和价值的状况。在民族历史想象中，“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文学形态的创作资源储备和写作路径，在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开始价值贬值，“宏大叙事”再难以触动处于世俗状态中的读者的精神。为适应市场号召，“向后撤退”和“降下高度”已成为了部分作家的创作选择。有研究者认为：“‘新写实’的出现本身呼应的是市场经济社会‘世俗文化’的崛起，‘市民阶层’读者的迅速扩张，致使表现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容易占据市场，获取新文学话语权。”〔1〕于是，客观地“零度”呈现这个时代普通人论文导读：
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作品，在如池莉、方方、何顿、刘震云等一批作家手里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在期刊杂志和批评家的操纵之下，这种后来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在90年代大行其道。这股“原生态”、“新写实”的潮流“坠入庸常”，在“一地鸡毛”似的琐屑中开始打量中下阶层人们“不谈爱情”、诗意匮乏的日常生活，在平民化、平面化、“削去深度”的叙述中，对多地域、多类型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进行了文学讲述。开始的时候，这种“多类型”的普通人以生活在都市的上班族为主，随着题材面的不断拓展，作家的笔触则延伸到那些生活在“单位”的“官人”身上。其中，刘震云的小说极具代表性。中国小说具有深厚的写人传统，“新写实”小说中出现的“官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新人形象。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期，“官人”这一新形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学术源于：论文格式模板下载www.7ctime.com
界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对“官场”的关注不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世纪之交所独具的特征。在时间上，中国文学与官场结缘源远流长，单20世纪就有几个突出的段落，比如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抗战时期的讽刺小说、50年代的“干预现实”、80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等。在空间上，俄、英、德、法等国在文学上对“官场”都有精彩的描述。但就中国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描写“官场”形成了一些“传统”或“惯性”的方式，它们宿命般地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宣传、政治策略，有时又表现为作家在政治心理驱动下的政治关怀情结。政治视角成为解读文学、表现官场的第一准则。反观混杂在“新写实”小说中的“官场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关注“官人”生存状态、深度消解宏大叙事策略的创作与世纪之交部分官场小说创作取得了某种契合。与一度备受称道的“宏大叙事”相比，对“官人”或官场的书写，视角开始转换了，政治主导和政治关怀型的视角已悄然不见，作家对普通“官人”的“零度”关注已经实实在在地转换为世俗关怀和字里行间稍存温情的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就世纪之交蔚为大观的官场小说创作而言，“新写实”中的官场书写仅是一种端倪性存在。不可否认的是，“新写实”小说对官场的这一类讲述开启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一种创作路径，1999年因《国画》出版而声名鹊起的王跃文，2001年因《沧浪之水》大放异彩的阎真，在视角的选择上多多少少延续的是这一路径，只不过在他们作品中官场氛围更具韵味，文化反思的成分加重了，批判的色彩也浓厚了些。源于：毕业总结范文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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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小说或曰“”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它们在承继“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余绪中为传统现实主义唱响了一支世纪末的挽歌。事实上，“主旋律”小说是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的。“‘主旋律’的重要作品也大都发表在重要文学期刊上（如《收获》、《人民文学》），由重要的出版社发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获得国家级重要的文学奖项（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7〕。政治权力主体给予“主旋律”小说以“无上荣光”，因为这种小说形态符合国家体制的需要。“主旋律”小说从正面塑造了员和领导干源于：大学生论文查重www.7ctime.com
部的光辉形象，从而配合党和政府建构了政治文化形象。另外，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民间也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评论界往往将“败”小说当作“主旋律”小说的同义语。但是，“主旋律”小说由于过于政治化，加之它通过一些非文学的手段和渠道占据了的文学大奖和出版市场，甚至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因此，这种反常的文学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引起了文学界的反感，于是“文学共同体将它们逐入‘十七年’或‘’文学的行列，另外还要带上一重铜臭气息”〔7〕。
而在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路向即以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为代表的作品，却受到了网民、公职人员、青年读者和评论界的喜爱以及推崇。这一类小说注重对官场潜规则的揭示，注重对官场中人心理的描写，其中的优秀之作，反映出一种对中国官场的文化反思和精神忧患，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喝彩。但是，由于此类小说对官场生活绘声绘色论文导读：一些作家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的广阔天地，纵向思考中国官场的文化根基和发展逻辑，如王跃文的《大清相国》、肖仁福的《首长红颜》等。但历史在作家手里，似乎成了“新历史”，充满了作家的想象和虚构，甚至作家笔下的那些古代官场仍然不乏现实的隐射和隐喻。一些作家从官场中来，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信息，于是以手记、日记、笔
的描摹和对官场权力运作等的揭露，使它们蒙上了“诲淫诲盗”的嫌疑。不过在世俗利益至上的时代，的确有部分读者将官场小说当作了“教科书”、“宝典”、“秘笈”等职场生存必读书。
在新世纪，官场小说创作依然在发展。一些作家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的广阔天地，纵向思考中国官场的文化根基和发展逻辑，如王跃文的《大清相国》、肖仁福的《首长红颜》等。但历史在作家手里，似乎成了“新历史”，充满了作家的想象和虚构，甚至作家笔下的那些古代官场仍然不乏现实的隐射和隐喻。一些作家从官场中来，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信息，于是以手记、日记、笔记的形式，将官场风波示之于众，其纪实性的特征无疑使官场小说更具现场感，如小桥老树的所谓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一些作家以自身职业优势触及官场，呈现出官场辐射地带的权力状态，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浮石的《青瓷》、唐达天的《官太太》等。
而在已经完全大众化的网络媒体上，由于发表的门槛降低，以及消费文化的浪潮汹涌，官场小说可以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一些网站甚至专门做成原创官场小说、“”小说的下载页面，以增加点击率。搜狐读书以“解读仕途百态，剖析‘游戏规则’”为口号，建立了中国仕途小说馆，一大批不为人知、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涌现在官场小说的创作之途。而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则是网络页面上堆积的那些推荐官场小说的抢眼词汇，如“大学里的潜规则”、“中国官场饭局”、“升官路线图”、“充满诱惑的机关生活”、“商战小说”、“医疗腐败黑幕”等等，中国官场小说遍地开花，让人不得不惊叹中国人对官场进行想象的智力水平和热情程度。但是，纵观网络上和出版市场那些揭发“黑幕”的、在“官场小说”旗帜下的各类纪实性文字、凭空想象性文字、依葫芦画瓢的复制性文字，却不免让人生出担忧，这些文字在败坏了读者胃口的同时，似乎已经将官场小说推向了死胡同。正如谭桂林先生所言：“艺术探索的生命力的弱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艺术创新性的贫乏，而且给作家带来了思想的惰性。官场小说享受着读者市场的巨大福祉，它没有理由远离自己的读者而去，但官场小说如果不能向自己的读者市场挑战，它就永远不过是官场小说而已。”〔8〕谭桂林先生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官场小说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政治生活的介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正在日益走向阳光化。与官场文化相对立的公民意识的确立、公共空间的形成，不仅在呼唤着公共政治热情的回归，消解着官本位的国民集体无意识，而且也会弱化官场文化的神秘性，从而逐渐清除官场小说赖以流传的市场基础。我祝愿官场小说写作中有所成就的作家们的创作日益深化，也衷心希望梁启超当年所推崇的政治小说有朝一日能够使大众手之口之，而官场小说有朝一日终于走向衰落。”〔8〕不过官场小说毕竟已持续了这么长久的时间，而且在今天依然还在持续地占有市场份额，它的脚下是坚实巨大的中国文化现实土壤，因此，我们还没有必要那么悲观，正如奴隶制推翻了，我们还可欣赏《诗经》；农奴制崩溃了，我们还亲近着托尔斯泰。不可否认的是，官场小说仍然还不成熟，甚至在思想意识上还“残留着缠脚时代的气”，比如学术界已经关注到了“青天意识”、“男权色彩”、“庸俗化书写”等，在艺术创造上还存在着“类型化”、“模式化”、“影视化”甚至粗制滥造倾向，虽然所有的创作缺失和误区都能指向官场小说，但它们仍有许多可能拓展和锻造的空间。我们甚至乐观地期待，在政治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的新世纪，官场小说通过与当代社会现实的结合，作为一个对当代性进行话语关注的载体，对当代生活进行了呼应和回答，这样一种文学构型，能否重新开辟一条“公共性话语”交流通道，使文学话语能再次具有向社会中心话语演进的可能。由此看来，官场小说在新世纪的创作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而如何提升官场小说的艺术质地和思想价值，应该是创作界和批评界思考的首要问题。
参考文献：
〔1〕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55.
〔2〕杨向荣，傅海勤.政治文化视野下对当前小说创作的审视与批判——“政治文化与当前小说创作”研讨会综述〔J〕.理论与创作，2010，（1）：125.
〔3〕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戴望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7.
〔4〕雷 达.思潮与文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6.
论文导读：上一页1234
〔5〕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J〕.文学评论，1998，（4）：46.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6，386.
〔7〕刘复生.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主旋律”小说的文学处境及现实命运〔J〕.当代作家评论，2005，（3）：91.
〔8〕谭桂林.“官场小说非政治小说”浅议〔J〕.理论与创作，2010，（1）：44-48.
（责任编辑：杨 珊）
关键词： 官场小说；文学转型；文化立场；“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
摘 要： 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进程及其负面状态的官场文化、官场规则和官场腐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时代文学选择。但学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够，研究仅停留于静态、单调、个别、孤立的评说上。世纪之交出现的官场小说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中已现端倪，后又在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集聚了力量，并最终在世纪之交生成多种创作类型。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语境和生存环境中考察官场小说的生成逻辑，能够发现官场小说创作是存有缺失和误区的，应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1009-4474（2013）01-0016-07
一
在新旧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创作蔚然成风。但与创作者热衷创作官场小说和市场热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多，研究还很不够。面对官场小说热创、热卖和热读而学界却对之忽视、漠视甚至无视的强烈反差，评论家雷达先生于2008年4月在《文艺报》撰文：“热者自热，冷者自冷，形成了尖锐的反差，隔阂之深以至于此。”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把官场小说作者热衷官场题材简单地斥之为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以满足大众的“窥视”，因而对个别官场小说作家和具体的官场小说文本研究多，宏观性的整体把握和普遍性的创作规律理论总结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局限于个别文本，既缺乏宏观的横向联系与比照，也不具有深邃的史的眼光，研究视角单一，境界不高。无视官场小说兴盛的文化历史语境，不能整体性地宏观观照官场小说创作发展概貌，这种研究局限导致了我们对问题讨论的简单化，因此草率、轻率甚至意气用事的“棒杀”和“捧杀”式批评取代了学理性探讨，且以偏概全而至一叶障目。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作为一种持续性的文学存在，就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遮盖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交叉，我们只有将文学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观照，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官场小说创作进行客观评价，辨明其文学或文化身份，进而辨正其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LL0wenthal，1900～1993）认为，对文学的思考必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之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官场小说进行考察，旨在通过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突破当前学术界对官场小说停留于静态、单一、个别的孤立评价的状态，在对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创作渊源、潮流发展以及功能意义的整体观照中，廓清一些歧见，为新世纪官场小说的发展探明路向。
二
王国维先生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唯物主义观之，一个时代的文学样态的选择或者说文学的发生都是可解释的，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官场小说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文学气候，成为一种时代文学的创作表征，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十年代的文学现场中寻找到其诞生依据，并可从逻辑上还原其生成状态。
社会转型促使文学变革。二十世纪十年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文学潮流转换加快。在80年代，启蒙性的文学姿态还没站稳脚跟，作家们转眼面对的即是对纯文学的想象和试验，但文学显然已经难以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怀抱了。当民族革命战争的炮火消退，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消失，“解放思想”成为思想政治界的主流、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成为领导层的政治抉择，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发展的理念的深入人心，文学这一曾经掀起过多少时代热浪、担负过沉重非文学使命的艺术形式，开始面临重新确立自己身份和价值的状况。在民族历史想象中，“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文学形态的创作资源储备和写作路径，在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开始价值贬值，“宏大叙事”再难以触动处于世俗状态中的读者的精神。为适应市场号召，“向后撤退”和“降下高度”已成为了部分作家的创作选择。有研究者认为：“‘新写实’的出现本身呼应的是市场经济社会‘世俗文化’的崛起，‘市民阶层’读者的迅速扩张，致使表现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容易占据市场，获取新文学话语权。”〔1〕于是，客观地“零度”呈现这个时代普通人论文导读：
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作品，在如池莉、方方、何顿、刘震云等一批作家手里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在期刊杂志和批评家的操纵之下，这种后来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在90年代大行其道。这股“原生态”、“新写实”的潮流“坠入庸常”，在“一地鸡毛”似的琐屑中开始打量中下阶层人们“不谈爱情”、诗意匮乏的日常生活，在平民化、平面化、“削去深度”的叙述中，对多地域、多类型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进行了文学讲述。开始的时候，这种“多类型”的普通人以生活在都市的上班族为主，随着题材面的不断拓展，作家的笔触则延伸到那些生活在“单位”的“官人”身上。其中，刘震云的小说极具代表性。中国小说具有深厚的写人传统，“新写实”小说中出现的“官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新人形象。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期，“官人”这一新形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学术源于：论文格式模板下载www.7ctime.com
界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对“官场”的关注不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世纪之交所独具的特征。在时间上，中国文学与官场结缘源远流长，单20世纪就有几个突出的段落，比如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抗战时期的讽刺小说、50年代的“干预现实”、80年代初期的“改革小说”等。在空间上，俄、英、德、法等国在文学上对“官场”都有精彩的描述。但就中国文学而言，中国文学描写“官场”形成了一些“传统”或“惯性”的方式，它们宿命般地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宣传、政治策略，有时又表现为作家在政治心理驱动下的政治关怀情结。政治视角成为解读文学、表现官场的第一准则。反观混杂在“新写实”小说中的“官场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关注“官人”生存状态、深度消解宏大叙事策略的创作与世纪之交部分官场小说创作取得了某种契合。与一度备受称道的“宏大叙事”相比，对“官人”或官场的书写，视角开始转换了，政治主导和政治关怀型的视角已悄然不见，作家对普通“官人”的“零度”关注已经实实在在地转换为世俗关怀和字里行间稍存温情的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就世纪之交蔚为大观的官场小说创作而言，“新写实”中的官场书写仅是一种端倪性存在。不可否认的是，“新写实”小说对官场的这一类讲述开启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一种创作路径，1999年因《国画》出版而声名鹊起的王跃文，2001年因《沧浪之水》大放异彩的阎真，在视角的选择上多多少少延续的是这一路径，只不过在他们作品中官场氛围更具韵味，文化反思的成分加重了，批判的色彩也浓厚了些。源于：毕业总结范文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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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小说或曰“”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它们在承继“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余绪中为传统现实主义唱响了一支世纪末的挽歌。事实上，“主旋律”小说是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的。“‘主旋律’的重要作品也大都发表在重要文学期刊上（如《收获》、《人民文学》），由重要的出版社发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获得国家级重要的文学奖项（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7〕。政治权力主体给予“主旋律”小说以“无上荣光”，因为这种小说形态符合国家体制的需要。“主旋律”小说从正面塑造了员和领导干源于：大学生论文查重www.7ctime.com
部的光辉形象，从而配合党和政府建构了政治文化形象。另外，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民间也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评论界往往将“败”小说当作“主旋律”小说的同义语。但是，“主旋律”小说由于过于政治化，加之它通过一些非文学的手段和渠道占据了的文学大奖和出版市场，甚至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因此，这种反常的文学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引起了文学界的反感，于是“文学共同体将它们逐入‘十七年’或‘’文学的行列，另外还要带上一重铜臭气息”〔7〕。
而在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路向即以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为代表的作品，却受到了网民、公职人员、青年读者和评论界的喜爱以及推崇。这一类小说注重对官场潜规则的揭示，注重对官场中人心理的描写，其中的优秀之作，反映出一种对中国官场的文化反思和精神忧患，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喝彩。但是，由于此类小说对官场生活绘声绘色论文导读：一些作家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的广阔天地，纵向思考中国官场的文化根基和发展逻辑，如王跃文的《大清相国》、肖仁福的《首长红颜》等。但历史在作家手里，似乎成了“新历史”，充满了作家的想象和虚构，甚至作家笔下的那些古代官场仍然不乏现实的隐射和隐喻。一些作家从官场中来，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信息，于是以手记、日记、笔
的描摹和对官场权力运作等的揭露，使它们蒙上了“诲淫诲盗”的嫌疑。不过在世俗利益至上的时代，的确有部分读者将官场小说当作了“教科书”、“宝典”、“秘笈”等职场生存必读书。
在新世纪，官场小说创作依然在发展。一些作家开始将笔触伸向历史的广阔天地，纵向思考中国官场的文化根基和发展逻辑，如王跃文的《大清相国》、肖仁福的《首长红颜》等。但历史在作家手里，似乎成了“新历史”，充满了作家的想象和虚构，甚至作家笔下的那些古代官场仍然不乏现实的隐射和隐喻。一些作家从官场中来，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信息，于是以手记、日记、笔记的形式，将官场风波示之于众，其纪实性的特征无疑使官场小说更具现场感，如小桥老树的所谓自传体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一些作家以自身职业优势触及官场，呈现出官场辐射地带的权力状态，如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浮石的《青瓷》、唐达天的《官太太》等。
而在已经完全大众化的网络媒体上，由于发表的门槛降低，以及消费文化的浪潮汹涌，官场小说可以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一些网站甚至专门做成原创官场小说、“”小说的下载页面，以增加点击率。搜狐读书以“解读仕途百态，剖析‘游戏规则’”为口号，建立了中国仕途小说馆，一大批不为人知、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涌现在官场小说的创作之途。而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则是网络页面上堆积的那些推荐官场小说的抢眼词汇，如“大学里的潜规则”、“中国官场饭局”、“升官路线图”、“充满诱惑的机关生活”、“商战小说”、“医疗腐败黑幕”等等，中国官场小说遍地开花，让人不得不惊叹中国人对官场进行想象的智力水平和热情程度。但是，纵观网络上和出版市场那些揭发“黑幕”的、在“官场小说”旗帜下的各类纪实性文字、凭空想象性文字、依葫芦画瓢的复制性文字，却不免让人生出担忧，这些文字在败坏了读者胃口的同时，似乎已经将官场小说推向了死胡同。正如谭桂林先生所言：“艺术探索的生命力的弱化所带来的不仅是艺术创新性的贫乏，而且给作家带来了思想的惰性。官场小说享受着读者市场的巨大福祉，它没有理由远离自己的读者而去，但官场小说如果不能向自己的读者市场挑战，它就永远不过是官场小说而已。”〔8〕谭桂林先生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官场小说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政治生活的介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空间正在日益走向阳光化。与官场文化相对立的公民意识的确立、公共空间的形成，不仅在呼唤着公共政治热情的回归，消解着官本位的国民集体无意识，而且也会弱化官场文化的神秘性，从而逐渐清除官场小说赖以流传的市场基础。我祝愿官场小说写作中有所成就的作家们的创作日益深化，也衷心希望梁启超当年所推崇的政治小说有朝一日能够使大众手之口之，而官场小说有朝一日终于走向衰落。”〔8〕不过官场小说毕竟已持续了这么长久的时间，而且在今天依然还在持续地占有市场份额，它的脚下是坚实巨大的中国文化现实土壤，因此，我们还没有必要那么悲观，正如奴隶制推翻了，我们还可欣赏《诗经》；农奴制崩溃了，我们还亲近着托尔斯泰。不可否认的是，官场小说仍然还不成熟，甚至在思想意识上还“残留着缠脚时代的气”，比如学术界已经关注到了“青天意识”、“男权色彩”、“庸俗化书写”等，在艺术创造上还存在着“类型化”、“模式化”、“影视化”甚至粗制滥造倾向，虽然所有的创作缺失和误区都能指向官场小说，但它们仍有许多可能拓展和锻造的空间。我们甚至乐观地期待，在政治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的新世纪，官场小说通过与当代社会现实的结合，作为一个对当代性进行话语关注的载体，对当代生活进行了呼应和回答，这样一种文学构型，能否重新开辟一条“公共性话语”交流通道，使文学话语能再次具有向社会中心话语演进的可能。由此看来，官场小说在新世纪的创作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而如何提升官场小说的艺术质地和思想价值，应该是创作界和批评界思考的首要问题。
参考文献：
〔1〕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55.
〔2〕杨向荣，傅海勤.政治文化视野下对当前小说创作的审视与批判——“政治文化与当前小说创作”研讨会综述〔J〕.理论与创作，2010，（1）：125.
〔3〕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戴望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7.
〔4〕雷 达.思潮与文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6.
论文导读：上一页1234
〔5〕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J〕.文学评论，1998，（4）：46.
〔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6，386.
〔7〕刘复生.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主旋律”小说的文学处境及现实命运〔J〕.当代作家评论，2005，（3）：91.
〔8〕谭桂林.“官场小说非政治小说”浅议〔J〕.理论与创作，2010，（1）：44-48.
（责任编辑：杨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