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周代《诗经》中周代陕西诗歌考论

论文导读：.《召南》《周南》中的陕西诗歌之考辨传世《诗经》开篇即是《周南》《召南》二风。关于“周南”、“召南”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毛诗序》日：“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郑玄《诗谱》日：“周、召者，《禹贡》
摘要：周代陕西这块地方与《诗经》这部古老经典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和重要意义。《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计有风诗30篇，雅诗101篇，颂诗31篇，共162篇。这些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数量上，更重要的在于其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刻性，艺术成就的杰出高超性和文化特色上的多重涵容性。《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不仅是数量上的半壁江山，而且是《诗经》的主体。这一切都与当时陕西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曾为先进文化的周文化密切相关；相应地，《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也较充分地展示了当时周文化这一辐射天下、影响全国的陕西地域文化的精神风采。
关键词：《诗经》；陕西诗歌；周文化
1672-4283（2012）06-0125-07
收稿日期：2011-03-18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8）
作者简介：刘生良，男，陕西洛南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诗经》这部古老的文化元典和诗歌元典，就时代而言，主要收集了春秋中叶以前的古诗305篇。除《商颂》等少数诗篇可能产生较早外，基本上是一部周诗。就地域而言，主要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的大部或全部，少数诗篇涉及江汉汝淮地区，即今湖北、安徽、江苏北部地区。而总体看来，属于今陕西地域的诗歌数量最多，且以此为主体。本文拟专就《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略作考论，以便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和体认周代陕西这块地方与《诗经》这部古老经典的特殊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一、《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考略

《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包括《周颂》全部，“二雅”的绝大部分，“十五国风”中的《秦风》《豳风》，以及《召南》《周南》中的一部分诗歌。其中除《周颂》31篇全为西周人所作的祭歌、不存在任何异议外，其余几部分中的某些诗篇还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疑惑或异议，需要略作考辨。

1.《召南》《周南》中的陕西诗歌之考辨

传世《诗经》开篇即是《周南》《召南》二风。关于“周南”、“召南”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毛诗序》日：“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郑玄《诗谱》日：“周、召者，《禹贡》雍州歧山之阳地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朱熹《诗集传》日：“南，南方诸侯之国也。”“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吴闽生《诗义会通》认为“南”为乐歌之名，“周南”、“召南”皆“因乐名篇”。顾炎武《日知录》、崔述《读风偶识》又谓“南”为“诗之一体”，周公及其子孙所采，谓之“周南”；召公及其子孙所采，谓之“召南”。张文伯《九经疑难》、周洪谟《疑辨录》、姚际恒《诗经通论》谓周、召皆岐周故地，“南”指雍岐之南，也就是周、召之地，认为“二南”皆以采诗之地得名，“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诗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与周公、召公无涉。陈立《句溪杂著》卷5则日：“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在今之陕州，故如《周南》所咏之江、汉、汝，皆在今河南、湖广地。韩婴《诗序》‘在南郡、南阳之间，是专斥周南。其《召南》所载，如南山则终南山也，江沱则梁州之沱也，在今陕西、四川地。”此外还有一些较离奇的说法。吾师蒋立甫先生根据甲骨文，证之以古代典籍，认为“南”原来是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名称，后来才演变为一种地方曲调的专名，即古书所称的“南音”；同时“南”又是方位之称，在周代习惯将江汉流域的一些小国统称为“南国”或“南土”、“南邦”等，所以《诗》的编辑者便将采自江汉流域许多小国的歌词，连同受南音影响的周、召一些地方采来的歌词，命名为《周南》《召南》，以与其他十三国风在编排形式上整齐划一。
综观以上诸说，关于“周”、“召”，毛、郑所谓“王者”、“诸侯”、“圣人”、“贤人”之说固属迂曲、谬妄，而所谓早期雍岐故地之地名说也说不通，因为岐周之周、召二地相距太近，且多与“二南”所载之地名不合；周、召既不能说与周公、召公无论文导读：而治的记载，分别解释为周公统治的陕东地区和召公统治的陕西地区。关于“南”，毛、郑所谓“化自北而南”，“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显属牵强附会，而所谓“南”纯为乐歌或诗体之名称的说法也不尽妥当，当以吾师蒋先生的说法最为通达、圆妥，既是曲调名称，也是方位名称。合起来讲，“周南”就是周公统治的陕东地区及其南方一些
涉，也不能仅指周公、召公；而应当根据古书中关于周初周公、召公曾分陕而治的记载，分别解释为周公统治的陕东地区和召公统治的陕西地区。关于“南”，毛、郑所谓“化自北而南”，“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显属牵强附会，而所谓“南”纯为乐歌或诗体之名称的说法也不尽妥当，当以吾师蒋先生的说法最为通达、圆妥，既是曲调名称，也是方位名称。合起来讲，“周南”就是周公统治的陕东地区及其南方一些小国采用南音曲调的乐歌，“召南”就是召公统治的陕西地区及其南方一些小国采用南音曲调的乐歌。从“二南”本身的内证看，这样解释也甚为合理。《周南》所载地名，如江汉、汝坟，即在陕以东而南；《召南》所载地名，如南山、江汜、江沱，皆在陕以西而南。陈立早就以“分陕”为说，并找出内证，虽未涉及“南音”，而刘宝楠即在其《愈愚录》卷2认为“此说极确”，并作了补充和申论。尚需说明的是，《诗经》中的《王风》与《周南》来源地部分相同，又为何另列一类？其原因大概一是所用曲调不同，《周南》用的是南方乐曲，《王风》用的是东周王畿的土乐；二是时代先后有别，《周南》产生较早，《王风》较晚一些。
《周南》《召南》之地域大致如上所述，我们便接着来考察其中哪些诗篇属于陕西诗歌。先看《召南》，按其所涉地域，主要属于今之陕西，但由于当时所说的“陕西”，尚包括今河南陕县以西的豫西一小部分地区，加之《诗》经秦火之后或有错乱，故对其所收诗篇还需一一加以检讨、甄别。按《召南》14篇中，有11篇所言都是公室或畿内之事，揆诸情理，召公治所当在今陕西境内；有1篇是“周人思召公”之作（即《甘棠》）。这12篇当属于我们所说的陕西诗歌。而另外2篇即《江有汜》《何彼秾矣》，则不属于今陕西诗歌。《江有汜》论产地虽然也在“召南”范围之内，但无论说成是川东或者鄂西，皆超出了今陕西的地域。《何彼裱矣》所言“平王之孙”嫁“齐侯之子”，为东周洛都之事，即使用“南音”演唱，亦当属《周南》而错乱于此。再说《周南》，按其地域全然与陕西无关，但《关雎》一篇却比较特殊，属于例外。因为此篇所载地名为“河洲”，显然不在周南、召南，而在周北、召北；又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此篇是孔子整编《诗》时将其视为典范特意移置于风诗之首，成为“四始”之一的，原摘自：毕业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本并不在此位置，甚或不在《周南》之中。根据“河洲”地名，参考古人对其诗旨的解释，《关雎》一诗当是朱熹所说的周人“得之国中者”，极有可能是产生于陕西的古老恋歌。准此，“二南”中属于周代陕西诗歌的应有13首（《召南》12首，《周南》1首）。

2.《秦风》《豳风》全为陕西诗歌之考辨

《秦风》10篇、《豳风》7篇皆属陕西地域的诗歌，在20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间向来毫无疑义，本来也不应有什么疑义。但是近世有人提出此二风皆包括今甘肃东部地区，更有人提出豳在晋南和《豳风》宜为鲁诗之异说，故有必要略加考辨。
先看《秦风》《豳风》与甘肃东部的关系及其中有无该地的诗篇。据《史记》记载，秦为鸟图腾之部落，其祖先因佐禹平治水土、佐舜调驯鸟兽被妻以姚姓之女，赐姓赢氏。殷商时，其后裔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周孝王时，其首领非子居住在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因善于养马被召致到“沂渭之间”，又因养马有功被孝王封为附庸，并把秦（今陕甘交界处甘肃清水东北之秦亭）赐给他作封邑，号日秦赢。周室东迁后，秦襄公因以兵护送平王有功，才被正式封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驱逐犬戎，遂有西都畿内岐、丰之地。其后宁公徙居平阳（今陕西岐山西南），德公又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南），自此逐渐强大起来。《秦风》所收诗篇，大致是春秋前期秦被封为诸侯之后到秦穆公卒这一段约150年间的诗，其时秦的统治区域包括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分地区，也可以说《秦风》就是这个区域的诗。但是，在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前，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致力于向东扩展，秦公室也早已迁至陕西境内，并定都于雍，旧邑秦亭、西犬丘乃成为边鄙之地。即使在穆公晚年“遂霸西戎”之后，这些地方也没有成为政治中心和重要城邑。根据有关记载，穆公取西戎，主要是用计谋，而不是用武力；秦与犬戎的战争，主要是奉王命向东攻伐占据岐、丰之地的犬戎，收复周之失地而尽有其地。而且史载直至文公十三年（前753），秦“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论文导读：
史记·秦本纪》），而《秦风》10篇，多出于贵族文人之手，其文化水平之高，令人惊叹，自当在其后较长时间才能达到，必然作于陕西地域。从《秦风》中提到的地名看，终南、渭阳等均在陕西关中地区，从其中实在找不出与今甘肃东南部天水一带相关的任何痕迹。总之，《秦风》的地域虽然涉及今甘肃东部，但所收诗歌却没有一篇作于甘肃东部。
同理，从广义的豳地来说，今与陕西接壤的甘肃东北部庆阳市之宁县、正宁一带也在其范围之内，即所谓“北豳”。但《豳风》应产生于狭义的豳地或日豳之中心区域，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所以《豳风》7篇自当全部看作陕西地域的诗。豳地在春秋时属于秦国，豳诗之所以不入秦而独立，可能由于时代较早而演唱的曲调也有别于《秦风》。
《豳风》为古豳地即今陕西旬邑、彬县之诗，史有定谳，向无歧义。然而近世钱穆先生在其《周初地理考》中提出豳在晋南之异说，徐中舒先生《豳风说》一文又认为《豳风》宜为春秋时之鲁诗。这两种异说都是极其荒谬之论，根本不能成立。总观二位先生的考证方法，一是采用通假之法，把本来毫不相干、分明有别的两个地名牵合起来，标新立异，以假乱真。如钱先生谓豳字本作邠，邠、汾古音相通，以此证明邠在河东临汾。二是采用求同之法，在风马牛不相及的异地间刻意寻找共同点甚或优胜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混淆是非。如钱先生就是根据古籍中对古豳地十分有限的描述，刻意在晋南寻找相同或相似的地理特征和地理环境，从而以非为是，立其新论。徐先生也是根据《豳风》中的一些相关描述，极力在鲁地寻找相同甚或更适宜的环境、物产、民风、名物、称谓等，举所谓“十证”以成其异说的。通假法和求同法都需严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否则便会出错。就通假而言，如果不加限定而乱用、滥用，许多本来不同的地名，按照古音通假、通转的原理，就都变成一样的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洛阳与略阳、重庆与崇庆、定边与靖边、苏州与宿州、阜阳与富阳等等，我们能将其混为一谈吗？一般说来，地名的写法有其约定俗成的法则，除异体字外，是不能乱用通假来互相代替的。别说通假，我国地名完全相同的现象自古到今都十分普遍，如陕西境内自古以来就有两条洛水，而一些相同的地名更是到处都有。对这些完全相同的地名，我们都得非常谨慎，不敢搞混，更何况通假呢？就求同而言，如不加限定而随心所欲地乱用，就会把事实搞乱。因为只要纬度、海拔差别不大，在两个绝不相同的地方找出某些相同的地理特征等也并非难事。像关中、晋南、鲁南，在环境、物产等方面本来就差别不大，无论古书的记载还是现实情况都有许多相同点，我们绝不能仅就其相同点将甲地说成乙地或丙地。一般说来，在历史地理考证方面，不宜多用求同之法，尤其是想推翻成说另立新说。钱、徐二位先生的上述考证文章，完全是滥用、乱用通假和求同之法，其做法是很不科学的。徐先生还好一些，只说《豳风》宜为鲁诗，或者由于《豳风》等源于：论文的标准格式www.7ctime.com
古诗曾在周公封地鲁国长期流传，又经鲁人孔子整编，因而也许带有鲁地某些特色，尚有商讨之余地。而钱氏竟然还用此方法杜撰出一套周人在晋南起源、迁徙、发展的地理图谱，并如法炮制，在江北、汉北虚构出所谓钱氏楚辞新地理，全然不顾确凿的历史记载和固有结论，刻意求新出奇，实在怪诞、谬妄之甚！照此错误、逻辑和做法，我们还可以说周文王之丰邑不在陕西，而在苏北，就是刘邦的老家丰县；也可以说山西就是陕西，陕西就是山西，湖南就是河南，河南就是湖南，甚至可以说古书中的庆州、汉水不在中国，而在韩国，这符合事实吗？能成立吗？当年古史辨派乱用通假、求同之法，说什么庄周就是杨朱，子休就是子沐、子莫，留下了不少笑柄和教训。钱、徐二位先生之所以出此错误，看来显然是受了古史辨派疑古思想和考证方法的影响，突发奇想，大胆假设，通假求同，联想臆断，与之一脉相承。尤其钱氏，根本不考虑这样做将置古邰地、豳地、岐地于何名位？这样做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周人的发祥地都在晋南，武王建国后能将此圣地分封给一般诸侯，而以畿内岐、豳、邠之地为其祖居故地吗？周人地下有知的话，不知该怎样惊异今人的想像力和胡闹法！要之，钱、徐之说断难成立，断不可从，事实上也无人信从。无论其说法多么惊人视听，多么善辩，都不能动摇豳及《豳风》均在今陕西的磐石之坚。

3.《大雅》《小雅》中的陕西诗歌之考辨

“雅”也是由乐器之名演变为曲调之称的，这种曲调盛论文导读：
行于西周王畿一带，因而雅诗便是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的诗歌，大都作于西周时期，最迟也是东周之初。大、小雅的分别，主要在于使用场合不同，“大雅”用于国家的大典仪式，“小雅”则用于一般朝廷宴会；相应地，其音调也应该略有不同。但就产生地域而言，《大雅》31篇，《小雅》74篇，基本上都应该是陕西诗歌。如其中《生民》《公刘》等周族史诗，《民劳》《板》《荡》《桑柔》《节南山》《十月之交》等政治讽谕诗，《江汉》《常武》《采薇》《出车》《六月》等宣王时期的征战诗，《鹿鸣》《常棣》《伐木》《鱼丽》等宴享诗，《南山有台》《蓼萧》等祝颂诗，《彤弓》《斯干》等礼俗诗，《车攻》《吉日》等田猎诗，《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农事诗，《苕之华》《何草不黄》等怨刺诗，还有一些思妇诗、弃妇诗、婚恋诗、悼亡诗等，都确定无疑属于陕西诗歌。不少诗篇还用了“南山”即终南山这一地名，更是确凿证据，如《蓼莪》之“南山烈烈”，《斯干》之“悠悠南山”以及前面提到的《南山有台》《节南山》《信南山》等。笔者一一考察了大小雅所有诗篇，发现在105首诗中约有100首毫无疑问属于陕西诗歌，只有少数几篇有点疑惑，需要略加考索和说明。《小雅》中的《正月》一诗说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大雅》中的《瞻印》一诗，更直斥褒姒“为枭为鸱”，是“长舌妇”，毫无顾忌。这两首诗一说作于幽王末年，一说作于东迁之后。笔者细读二诗，认为《正月》当从吾师蒋立甫先生之说，似以作于西周灭亡前夕为宜。所谓“褒姒灭之”是将然之说，不过是对幽王提出的警告，并不意味着已成为现实。而《瞻印》似以作于西周甫亡之时为宜，是为西周王朝所唱的忧愤的挽歌。退一步讲，即使这两首诗作于东周建国之初，也是西周旧臣所作，以作者论，其与豳人之歌的《东山》等出征、行役之诗类似，依例亦应当算做陕西诗歌。
但是，《大雅》中的《抑》和《小雅》中的《宾之初筵》两首诗，据有关记载及专家考证，是卫武公自儆兼刺周王和自儆以刺时之作，盖因诸侯刺王、刺时的内容和用雅乐演奏而被编人雅诗。然卫武公是卫国国君，其人为王朝卿士已在平王之世，因此这两首诗无论作于西周末年还是东周初年，按理都不应算做陕西诗歌。《小雅》中的《大东》一诗，是东方诸侯国官员或文人怨恨西周王室剥削、压榨东方之人的诗，或者因为是用雅乐演奏给周人听的而被编入雅诗，但以作者而论，不应属于陕西诗歌。《小雅·鼓钟》一诗，是作于淮水之滨“以雅以南”可以两属的诗，其内容是在众多乐器合奏的场合思念“君子”而悲伤，其作者可能是出使或出征此地的西周官员，也可能是当地的官吏或文人，细揆诗意，似以后者的可能性大，所以我们暂时也不把此篇列入陕西诗歌。去掉以上4篇，大小雅中属于陕西诗歌的共有101篇（《小雅》71篇，《大雅》30篇）。
综上考察，《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计有风诗30篇，雅诗101，加上《周颂》31篇，共162篇。

二、《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论略

从上文的考察可以看出，《诗经》305篇中，属于周代陕西地域的诗歌就多达162篇，仅在数量上就占到全部《诗经》的一大半，这是当今任何一个与《诗经》有关的省份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但周代陕西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还不仅在于数量上，更重要的，则在于其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文化特色方面所体现出的诸多特性。

1.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刻性

《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它包括农事诗、征役诗、婚恋诗、怨刺诗、政治讽谕诗、政治赞美诗、源于：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www.7ctime.com
祝颂诗、宴享诗、田猎诗、礼俗诗、亲情诗、悼念诗、思妇诗、弃妇诗、牧歌、战歌、史诗、祭祖歌、祭祀诗等等，几乎涵盖了《诗经》思想内容的全部门类，而且像农事诗、政治讽谕诗、祝颂诗、宴享诗、牧歌、战歌、史诗、祭歌等内容，还为陕西诗歌所独有。显而易见，在思想内容的丰富多彩上，《诗经》中的陕西诗歌可谓百花齐放，各类兼备，他人有的我都有，他人无者我独专，其他任何地域的诗歌都根本无法比拟。不仅如此，《诗经》中许多类诗歌的代表作也大都在陕西诗歌之中。如《七月》为农事诗的代表，《鹿鸣》为宴享诗的代表，《无衣》为战歌的代表，《清庙》为祭歌的代表，因其为我独有，自不必说。此外，《东山》《采薇》为征役诗的代表，《文王》为赞颂诗的代表；陕西诗歌中的爱论文导读：
情诗虽然没有郑、卫之诗数量多，在内容上也不及郑、卫诗艳丽多姿，然而《关雎》《蒹葭》却是《诗经》爱情诗的代表，尤其是《关雎》，自孔子赞美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起，一直被誉为千古爱情诗的权舆、样板和典范。与此同时，陕西诗歌又是《诗经》中思想内容最为深刻的一部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陕西诗歌乃是《诗经》之冠冕。

2.艺术成就的杰出高超性

《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不仅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深刻，其艺术成就也非常杰出、高超。《诗经》在艺术上的特色之一，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古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在这方面，陕西诗歌都比较出色，而《七月》更是这方面最出色的代表和典范。它运用客观写实手法，辅以对比映衬，分类铺写，直赋其事，一桩桩、一件件如实道来，不夸饰，不愤怒，实实在在，娓娓动听；同时还注重风俗景物和节令变化的描写，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从而生动形象地展示了3 000年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状况和农奴生活的情景，勾画出一幅幅古朴淳真的风俗画。《诗经》在艺术上的特色之二，是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代表这方面最高成就的也主要是陕西地域的诗歌。《关雎》就是其中的范例之一，诗中“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是十分精彩的赋笔，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和比喻，意味深远，颇具象征性，历来为人称赏。当然，这方面的范例还非常之多。论赋法，《召南》中的《采蘩》《采蘋》《秦风》中的《小戎》《无衣》，《豳风》中的《七月》《东山》都是名篇；而“二雅”、《周颂》运用赋法最多，成就也更为突出，因其有了更为细致充分的铺陈描写，有了较多的议论说理成分等。论比法，《豳风·鸱鹗》《小雅·黄鸟》《青蝇》都是名篇，《小雅·黄鸟》与《魏风·硕鼠》颇为相似，《豳风·鸱鸦》甚至达到了象征的高度。论兴法，《召南》之《鹊巢》《草虫》《摞有梅》，《秦风》之《蒹葭》《黄鸟》《晨风》，《小雅》之《鹿鸣》《伐木》《鸿雁》《鹤鸣》等都是名篇。不仅如此，像《豳风·东山》之丰富想象，《小雅·北山》之鲜明对比，在《诗经》艺术方面都极为出色，引人瞩目和赞赏。而《秦风·蒹葭》《小雅·采薇》更堪称《诗经》艺术上的翘楚之作。《蒹葭》一诗，因情见景，缘景生情，情景相生，意到境成，景象凄清迷离，意境深邃朦胧，深秋之景与惆怅之情浑融无间，情深景真，风神摇曳，构成完美的艺术境界。从古到今的评论者，莫不对此诗推崇备至，有的认为它“最得风人深致”（王国维《人间词话》），有的推举它“高超远举”、“鹤立鸡群”（方玉润《诗经原始》），有的称之为“《国风》第一篇缥缈文字”（牛运震《诗志》），有的誉之为“古代爱情诗的绝唱”（刘学锴《古典文学名篇鉴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惟今昔对照，情景交融，更以乐景写哀情，以哀景写乐情，景中寓情，情景相生，一倍增其哀乐，绝世文情，美妙词章，令人百读不厌，千古常新。《世说新语·文学》有载，当年谢氏家族品评《诗经》名句，谢玄即推此四句为《诗经》之最佳名句。它也一直是人们最为激赏的千古名句。又据《晋书·列女传》所载，谢道韫推赏的《诗经》名句为“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语出《大雅·悉民》，也是陕西诗歌。《诗经》在艺术上的特色之三，是复沓的章法、丰富的词汇、和谐的韵律和多样化的语言风格。陕西诗歌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更是显而易见，无庸置疑。关于章法、词汇两点，随便找一首诗都能说明问题，如《蒹葭》，如《生民》，不胜枚举。一般说来，风诗名词、动词多，雅颂形容词、动词多，陕西诗歌既有风诗，又独有雅诗和《周颂》，其词汇自然要比其他地域的诗歌丰富得多。关于用韵，陕西诗歌也有独特成就，这里仅举《周颂·雝》一诗以见一斑。此诗每章第一句与第三句用一韵，第二句与第四句用一韵，前章偶句与次章奇句又蝉联一韵，错落回环，起伏变化，形成了极好的韵律。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诗每句有韵，甚奇。又凡四章，……前后相关，音调缠绵缭绕，尤为奇变。”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真所谓辘轳韵也，而用韵之奇，亦无过乎是者。”这已足以代表《诗经》中陕西诗歌在韵律方面达到的高标。至于多样化的语言风格，由于陕西诗歌风、雅、颂俱全，风诗语言生动活泼，雅诗语言雅正浑朴，颂诗语言典雅庄重，这自然全都得以体现，就不待多言了。稍需说明的是，以前人们误以为颂诗不够生动活泼，因而艺术性不高，其实颂诗在论文导读：
审美方面只要求典雅庄重，不要求生动活泼，典雅庄重本身就是其独特艺术性和美学价值的最高体现。总之，不难看出，《诗经》中的陕西诗歌，不仅在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方面极具代表性，而且在艺术上兼赅各类，卓越高超，统领，魅力独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诗经》的最高艺术水准。

3.文化特色上的多重涵容性

《诗经》时代的陕西，既有自身的地域文化，又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反映在诗歌中，其文化特色便体现出多重涵容叠加的特点。这也是其他地域的诗歌不具备也不能相比的。具体说来，《生民》《公刘》《绵》等周族史诗和《豳风》中《七月》等诗，反映了先周时代古邠、豳、岐、丰一带敬祖、重农、古朴、淳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关雎》和《召南》诸诗，反映了周代古关中南部及其以南地区的婚恋习俗、采集劳动和重视和谐自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地域文化特色。周宣王时的征战诗尤其是《秦风》诸诗，反映了周秦一带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奋勇尚武、慷慨豪迈的地方文化特色。《周颂》诸诗反映了夺取天下之后的西周王朝敬天尊祖、感恩戴德、自豪自信、庄严虔诚的宗教文化特色。大小雅中的政治讽谕诗、宴享诗、礼俗诗、亲情诗等，则又反映了西周王朝崇尚礼仪、注重人情、关心现实、针砭时弊的政治文化特色。当年吴公子季札入鲁观乐，谓《周南》《召南》日：“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谓《豳风》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谓《秦风》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谓《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谓《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谓《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五声和，八风严，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札对上述乐歌所作的评论，就对其文化特色有所揭示。再从纵向看来，它既有远古文化，又有现实文化；既有北方文化，又有南方文化；既有下层文化，又有上层文摘自：学术论文翻译www.7ctime.com
化；既有地方文化，又有朝廷文化。它们多重累积、相融相异，共同处于陕西这一古老地域之中，初步显示了陕西文化的涵容性和深厚性，还体现出以淳朴为美、以真诚为美、以和谐为美、以雅正为美、以宏大为美、以悲壮为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文化倾向。

三、对周代陕西与《诗经》之关系和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从以上考论可以明显看出，《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数量多，质量高，特色多样，成就辉煌，且不说早期古诗的收集、整理、保存、应用还曾是地处陕西的周王朝及太师们所为，就此已足以说明周代陕西这块地方与《诗经》这部古老经典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和重要意义了。那么，《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为何数量如此之多，质量如此之高，特色如此多样，成就如此辉煌？其原因何在？这就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陕西关中一带，是姬周王朝的发祥地和西周王朝的所在地，当时的丰镐地区，更是西周王朝的都城和王畿之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由于许多政治、文化活动都在此进行，与之相关的一些诗歌自然只能在此地大量涌现，而不可能在别的地域产生。也就是说，当时陕西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经》中陕西诗歌的数量、质量以及特色和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陕西地域的文化——周文化，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先进文化。周文化是在远古陕西地区漫长的文化积淀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据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早在10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秦岭和渭河平原一带生活，先后在关中及其附近地区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如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遗址，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长武下孟村、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长安客省庄、三原邵家河等龙山文化遗址，还有夏代的商州东龙山文化遗址，商代的岐山周原文化遗址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坡、姜寨等文化遗址以及近年来在长安、合阳、铜川、宝鸡等地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比殷商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符号——陶文，这应该是我国最古的文字。除了这些文化遗址和早期文字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关于女娲造人、夸父逐日及河伯、洛神、河图、洛书等神话，关于炎帝、黄帝、帝喾、大禹等传说。这既是周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的主源。具体到周，在此前积淀的文化沃土上耕播，伴随着周民族从姜螈生弃、后稷封邰到公刘迁论文导读：
豳、古公迁岐由小到大的成长，周文化也由酝酿、孕育而初现端倪。至文王时代，经过一系列开拓创建的苦心经营，周文化初步形成，并大放光彩。又随着武王代纣灭商建立周朝和周公制礼作乐全面建设，周文化进一步丰富发展，臻于完备，遂取代殷商文化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周文化以理性精神和礼乐文化为基本内容，敬天命、尊祖先、喜事功、讲实用、重历史、尚理性，与此前以敬鬼神、崇上帝、重巫术、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为突出特点的殷商神巫文化迥然有别，在当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先进文化。它在中国文明史、文化史上截然划分了一个时代，在世界文明史、文化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周人是个农业民族，在长期务农的过程中，不得不注重现实，注重人事，从而较早冲破了神巫文化的迷雾，进入了理性觉醒时代，加之周公制礼作乐，致力于创建和谐的政治秩序和营造优雅的人文环境，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礼乐文化，从而使中国很早就成为世界上的“文明礼仪之邦”，作为周朝京畿的陕西关中一带，乃成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和神往的“王化之地”，即周文化圣地。周文化的辉煌成就，也引起了后世一些志士仁人的极力追慕和无比向往。如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就非常崇尚和向往周文化，他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且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以复兴和传承周文化为己任，为之奔走呼号，设教授徒。因此，可以说，《诗经》与周代陕西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与周文化的关系。一方面，《诗经》中周代陕西诗歌的数量、质量、特色、成就如此突出，在根本上取决于当时先进的周文化的滋养和哺育，也就是说，它们是周文化的骄子；另一方面，作为周文化的载体之

一、《诗经》中周代陕西诗歌也较充分地展示了周文化的精神风采。

陕西关中一带，既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文化中心，又是西周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周文化既是周代陕西的地方文化，又是当时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任何时代的正统文化，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诗经》周代陕西诗歌中所包含的西周王朝的雅颂礼乐文化，就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而且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最高形态的正统文化和主流文化。《诗经》中包括“二雅”、《周颂》在内的周代陕西诗歌，在当时自然会辐射天下，影响全国，具有无比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不仅是数量上的半壁江山，而且是《诗经》的主体。这一切都与当时陕西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曾为先进文化的周文化密切相关。相应地，《诗经》中的周代陕西诗歌也较充分地展示了当时周文化的精神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