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基督对话视域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通

论文导读：
摘要：当今世界，对话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当代众多对话中，宗教与文化对话异常重要。基督教自从在中国传布以来便遭逢了中国文化，并与之开展相互对话、交流与融通的漫长历程。从文化学、史学维度探讨二者融通之凭据，在天神观、超越观和仁爱观方面找寻彼此融汇之基点，以达至社会安定、文化共在与共生和谐，并由此促动和谐世界的建构。
关键词：对话；基督教；中国文化；融通；和谐
作者简介：陈丽，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通论探源

1. 融通论的文化学维度探源

从文化学的视域考量，文化是人类的产物，它的传承呈现出一种能动的发展态势，每一种文化在其成型过程中都会产生独有的地方和族群特色，成为该文化传统的基奠。由于文化不可能超脱本土的局限，故此，文化与文化之间总存有分殊差别。所谓文化差异，广义地说，是指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别；狭义地说，是指人类信仰和行为的差异。
“文化差异的实质，乃是象征体系（symboli）的差异。因为同一的超越精神会有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同一的人性内容会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同一的文化本质与实存的文化形态之间必然会有一定的距离，这些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或表现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象征体系，而任何象征与其所象征的对象都不完全吻合，正是任何实存事物都与其本质之间有一定距离的表现。”[1 ] （5 ）
不同文化的接触，除了各自互相解读之外就是直接对话，这里所谓的对话意即文化会面和文化沟通。事实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有一个值得探究的深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作为不同象征体系之终极根据，也是共同人性之终极根据的同一的存在本身或超越精神。”[2 ] （7 ）它之所以常常隐而不显，一方面是由于它自身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人对象征体系的执迷和绝对化常常会在人的眼前遮蔽了它。反过来说，当人们摆脱了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传统象征体系的执迷，能够透过那些有形的、形式化的、受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方式，虽不能进抵但却全身心转向那些有限、相对、歧义的象征体系所指向的无限、绝对、同一的终极实在，能够透过纷繁多样的“名”或“道”去体悟那些不可道不可名的道本身的时候，人们就会因得鱼而忘筌，因得意而忘言，就会因忘记了纷繁的形式而体悟到同一的精神，就会不但相会而且相通。于是，文化的结缘遂得以引进，文化的交融遂得以发生。
由此而来的结论也十分清楚：文化差异不当成为文化链断裂和文化壁垒筑建的借口，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并不必然与其间的文化差异相互排斥，而恰恰是这些差异所需要的互补过程，但它需要透过纷繁的象征体系去体悟共同的精神实质，需要意识到象征体系与象征对象的区别从而使象征体系相对化。这样，它就不仅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www.7ctime.com
需要人们摆脱集体的自我封闭和唯我独尊，而对别的群体采取虚心开放和诚挚尊重的态度，而且需要人类彻悟自身的有限和无常，而永不否弃向着终极实在超越自己，提升自己的努力。人们可能忽视这种相通而不知不觉造成悲剧，也可能重视这种相通而有意识地结成善果。这取决于人对互摄相通深度的认识及相应的行动。

2. 融通论的史学维度探源

设若我们从史学的意义上考量，宗教与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处境化的动态进程，所谓处境化就是由一个异质文化团体或信仰群体去诠释和解读外来的文化或宗教准则。这样，跨文化、超文化的沟通就成为其核心。该原则虽说是晚近的产物，但对于每一个欲求在各地进行广泛传播和交流的文化或宗教而言，却是必须具备的特质；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场阈”中去。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亦不例外。评估整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化过程，可以说，基督教在每一个特殊具体的现实语境中都在努力表达着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即便它本身夹带着一种强烈的异质性的信仰张力。
考察基督教入华的艰难历程，由于有些传教士急迫地传讲基督福音的缘故，对于异质文化之间交流所当持守的基本原则常有忽略，强化一种单向度的“进入”与“渗透”。与此同时，一些因循守旧的中国儒生们历来把中原看成是天地的中心，惯常于以中华文化为标准尺度，凭据自我的人格与民族性格为图式来评断周遭世界，形成了这种华夏文化的自我中心感和单向传播感，无法跳脱“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以此来排拒基督教的传播。此外，他们还历数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种种罪恶，如“反伦”、“废祀”、“窃佛诃佛”和“夷之所谓善之实非善”等。而这直接引致双方交流管道的塞堵，陷入彼此排斥和锢闭的死角。其僵持之状留下的历史阴霾，使人们不得不肯认：“神学文化”与“俗界文化”总不易链接起来，总给人一种隔阂、对斥之感。显而易见，滞留于单向度发展的一方取代另一方，或者一方拒斥另一方，都给双方的融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创痛。文化共在与思想汇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诉求，故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势必要走向融合。而欲求至此，就必须以彼此的涵容和开放来达到真正的融通，促成文化交流上的相依相随且相得益彰。
然而，由于基督徒传教的宗教目的和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接收方面的困难，这一时期陪伴基督教来华的西方科技并没有从根底上影响当时的中国政治体系和经济基础，而只能作为摆设出现在“官人”的书斋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科学著作中。因此，借儒传耶的文化战略，在实际上却也孕育了基督教差传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在清初之际终于通过“礼仪之争”而爆发，而接踵而至的“百年禁教”是康熙帝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和平的传播方式进行的最后禁绝，这表明中国社会宁肯不要西方的科学知识，也不愿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的传统态度，于是，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再度中辍，令人扼腕，基督教再次退出中国的文化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它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而带来的一些新思维、新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中国某些传统习俗与观念受到碰触与冲撞，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也不无裨益。
当前社会再度思忖二者之间的关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正迎候着一个新的契机。因为毕竟经过漫长的历史往来际遇，彼此双方均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调适中逐步肯认了一个异于己的“他者”的存在，体悟到对异域文化的独特性与个殊性的尊重，亦渐渐走出了过往的隔障。这些深具启悟性的理性思维势必对基督教融贯中国社会及中华文化完善自身起到不可小觑的影响与效力。“中国基督教”正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为对话主体在多方触碰后所达至的在表述上的合而为一。这一表述不仅是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处境化”过程中的表彰，而且也显示中国社会以开放心态包纳异域文明的讯号。如此，不但会给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信仰观念以及价值追求，而且也会在文化构成和思想意涵上来完备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体系。

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通基点探寻

基督教自传布中国以来，就历经了与中国固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笔者在前辈们研究的根基上，认为欲达成二者之融通，似宜依循以下几个基点探寻。

1. 天神观基点

“天”和神分别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核心概念，分别代表着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基本精神信仰。在中国儒家思想家和基督教经籍中它们都被赋予了宇宙生成论、哲理化的本体论和人生价值论的意涵，是他们各自精神追求和社会行为的最终论文导读：，即爱所有的人。这种人间的“彼此相爱”主要表明了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对家庭中这层关系所做的规范规定甚至比儒家还要微细：圣经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提多书2：2-6）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道德规
目标和最权威的依据，也是他们思想和行动中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统一体。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传统中的核心观念，儒家的“天”是从人们对自然之天的观察中，所抽象出来并赋予了最高人生价值内涵的一种思想成就，最终以天理的形态注入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之中。神也是西方民族在其处理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所综纳出来的最高生命权威，神创立生命、导引人类并最终救拔人类。在亚伯拉罕信仰系统中最终衍展为一种具有形而上学特质的实在观念，在历经了宗教改革沧桑巨变后终以神圣威严的位格占据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地位。
“天”是中国文化儒家传统的最核心部分，亦即其宗教形而上学的实在或本体。从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7ctime.com
理论上讲，所谓形而上学的本体或实在（metaphsical reality）就是指“在原则上（而不仅仅是实际上）超越我们感官所能经验的存在者”[3 ]。依此类推，宗教形而上学中的实在就应该是超越我们感官经验之外的、各类宗教现象中最高或最核心的存在者，它们可以是模拟于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人格神，也可以是模拟于我们理性概念中的超越概念，如“绝对精神”或“终极关怀”等。而儒家传统中的“天”或“天命”，基本上涵盖了宗教形而上学实在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不过在其主流方面，仍然是以超越概念为其特色。故此，中外学者多以“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来谈论“天”或“天命”的宗教意涵，以阐解其绝对的合法性和必然的合理性。这样一来，自然也就将儒家传统划入了“非人格神系统”的宗教文化之中。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化儒家传统中的“天”或“天命”也可以表达基督教信仰系统中的神的涵义，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宗教信仰中的终极实在，并没有本质的迥异。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的存在为不同的信众所体知或理解时，即当他们呈现给信仰者时，会有现象上的差别，这与信众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诠解、体认有牵涉，因此折射出来的崇拜仪轨和教义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在他们对所崇拜的对象的最内核意涵的理解和体验上仍然是相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宗教传统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本体的差异，是由不同的信仰者自身特殊经历的卷入所构成的，它们之间有异也有同。异者是它们的特色和特殊性，同者是它们的共性和发展趋向。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在自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宗教信仰中表达了最高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这就是天和神所代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两个观念在它们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境遇中，肯定存在着被曲解甚至是荒谬的情形，但它们又都在其信众不断地、批判性的反思之中得到修缮，以“天理”和“神圣”的形式成为其信众安身立命的根本。故此，从这个维度上讲，这或许可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相汇的一个基点。

2. 超越观基点

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碰面以来，关于天人之际的超越观问题就一直成为彼此双方论辩喋喋的焦点。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内倾超越”模式为进路来达至人格修为的提升，而基督教却以“外倾超越”模式为路向来搭建神人之间的关联。
中国文化中的“内倾超越”模式是当代新儒家所极力推崇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宣导“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它主张人与天相通，故人性与天道相贯通。意即“天道”，作为一个超越的存在，内存于人的生命中，天道、人性以及自然在本质上是彼此交融的。人的本性既然是与天齐，所以人就是道德的根据和来源，完满人性就是修养的最终旨归，也就是说，对人冀图透由自身修为、自力拯救而达至圣化境界的可能性存积着很高的期许。
而在基督教信仰中，新约路加福音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人作为受造之物总要紧系于造物主上帝而存在，否则，人就与这生命的源头隔绝，以至失去本真存在的意义。诚如安德斯·尼格林（Anders Nygren）所说：“人类的任何妄想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努力都只能是一种类似于巨人泰坦一样的傲慢行为，而且其本身是一种极端的无神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连接人与上帝，也才能跨越人与上帝之间的鸿沟。”[4 ] （124）这也就预示着基督教导影下的“外倾超越”观与传统中国文化所传达的超越精神是迥然相异的。
“内倾”与“外倾”的分殊，似乎难有通融之道。但假若我们仔细深究探析，一方面对基督教信仰的真意有精准的了解和把握，另一面又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深度的反省和忖度，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二者在“超越观”上面的交集。
因为“内倾超越”仿佛总是无法从自说自话的陶醉中逃脱出来，缺乏那种“外倾超越”路向下的谦恭与降卑，这就势必走向一种文化上的闭锁自圣心理，和基督教信仰传统下的忏悔心理大异其趣。对此，著名学者刘述先指出，儒家思想后来发展的结果是，人之无穷扩大，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根本见不到“天”了。[5 ] （263）所以他认为儒家思想也应凸显出“天”的超越性，不可任其塌陷下去。基督教强调“纯粹的超越”，正可以提醒儒家不要听任“天”的超越性失坠。[5 ] （265）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基督教所表达的“超越观”某种程度上可以补足中国文化传统因对“内倾超越”过度注重而引致的欠缺。这或许可以成为今后双方在“超越观”问题上进行跨文化互鉴与互补的一个考量。

3. 仁爱观基点

儒家的“仁”与基督教的“爱”这两个概念都不是它们各自的独创，但两者皆在承袭各自的传统基础上，分别将“仁”与“爱”的概念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使之成为儒家与基督教的核心。不过，两者借用的方式不同，儒家是在中国人伦文化的土壤中将“仁”由人际关系层面到人的本质的自然提升，仁是作为人性的本质。基督教是在人的原罪的存在状态中将“爱”归之于上帝对人的怜悯，是神界对人的垂青，爱是上帝的恩赐。当我们比对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爱时，可以说，二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性。相对来说，其共性远远大于个性。所以，不能说仁和爱相等，也不能说仁和爱是两种文化的本质分野。这就意味着，基督教的爱囊括神对人的爱以及人与人的爱两个层面。它所提出的是一种“泛爱主义”，即爱所有的人。这种人间的“彼此相爱”主要表明了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对家庭中这层关系所做的规范规定甚至比儒家还要微细：圣经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提多书2：2-6）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道德规范。同时，圣经还把爱抽象出一系列的理性规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彼得后书1：5-10）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真正做到爱，不但要有一定的道德品质，还必须有知识、信服神。把爱与人、人与神、人与人关联在一起，其目的是要达到一种真正的“合一”。
儒家的仁更多的是强调血亲之爱，强调等级差别，这反映了中国这个封建宗法社会的本质，同时也是为忠君效国打基础。但，虽然儒家的爱具有尊亲有序的特征，并不是说这种爱没有延伸和推衍，它的拓展与升华甚至已经跨越了血缘家族的界限，如孔子所说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他还提出“泛爱众”的倡议，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性有余力，则以学文。”孟子指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总体说来，儒家和基督教都是既强调血亲之爱论文导读：化”的相遇或共在，其“遇”与“在”都是在人类社会中展现的，因此也是社会沟通和交流。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多元宗教文化的对话使当今世界在时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灵性的交流、精神的理解，故而有着独特的意义。此外，这种宗教与文化对话亦表达了“文明对话”的积极意向，是对“文明冲突”、“宗教对抗”充满现实意义的回应。“对话
，也强调泛爱，儒家以亲爱为重，宗法的色彩更浓；基督教以泛爱为重，宗教的色彩更浓。而且，二者又具有相似的思想功能和社会效用：它们都教导人们行善，爱人如己，尊重他人，修身自律等等，这些都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同时，它们也都训诫人们顺服执政掌权，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等，这些都是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与基督教的爱也有相融通之处。

三、结语：由对话走向和谐

对话是一种理想，体现为人类在相互沟通、交流上所达到的“化”景，是一种“融通”、“共享”。当下宗教与文化对话本身说明“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的相遇或共在，其“遇”与“在”都是在人类社会中展现的，因此也是社会沟通和交流。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多元宗教文化的对话使当今世界在时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灵性的交流、精神的理解，故而有着独特的意义。此外，这种宗教与文化对话亦表达了“文明对话”的积极意向，是对“文明冲突”、“宗教对抗”充满现实意义的回应。“对话”会带来无限生机和发展希望，而“对抗”则只会引发破坏，将人类推向衰败和毁灭。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类和谐之音始于“对话”。
当我们以理智与公正的眼光审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两大异质文化体系之源于：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间的关联时，不可否认，它们所共同内含的诸如仁爱、为善与无私的道德诉求不仅统摄着人的精神世界，而且长期担当着社会关系的协调器、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压器等社会功能，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建构着中西社会的道德生活与人的意义世界，形成中西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至于二者之间的融汇，中国文化的天然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不易调和所谓异域文化，但它也绝不驳排与外来文化的融通，基督教亦概莫能外。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传布和中国社会日益开放，中国学人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和体认越发摆脱了历史的桎梏，对基督教神学的探究和解读也逐步趋向多元和精细。这些均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融通以及中国文化更新与超拔铺排了道路。
参考文献：
石鸥，葛越. 新中国政治教科书60年之演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2）：5.
何光沪，许志伟. 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 唐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J].求索，2011，（2）：135.
[4] Did Stewart. Exploring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NJ：Prentice Hall，Inc.，1998.
[5] 刘述先.大陆与海外[M].台北：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9.
（责任编校：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