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气终超万物表-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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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岳身”一语具有“化身”之妙用，以“山岳”与“心志”的互文，再将眼前“金轮”、“红光”化入诗人胸中的“光明暾”，有此胸襟气象，我们才能感受到诗人笔下的“岱宗顶”、“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等等一切物象与景象，均成为意象与象征，是一种自然力而产生的想象力，为诗灵揭开了“驭气终超万物表
被文学史家奉为集桐城派之大成的姚鼐，其人生的转折点在四十四岁那年。这一年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于夏秋之际因“疾”辞去四库馆编纂官职，冬十二月取道新城、雄县、阜成、平原，赴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颍）任所，在岁除日与子颍同上泰山，登日观峰，翌年正月元日下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登泰山记》。对这篇文章人们耳熟能详，却不太注意姚鼐在写此文前已创作了一篇七言古诗《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抒写了登泰山时的情怀，其中内涵一种人生的大转折与大觉悟。诗云：
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观东看直一指。万峰海上碧沉沉，象伏龙蹲呼不起。
夜半云海浮岩空，雪山灭没空云中。参旗正拂天门西，云汉却跨沧海东。
海隅云光一线动，山如舞袖招长风。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青穹。
天风飘飘拂东向，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海右天鸡才一唱。
不知万顷冯夷宫，并作红光上天上。使君昔者大峨眉，坚冰磴滑乘如脂。
攀空极险才到顶，夜看日出尝如斯。其下濛濛万青岭，中道江水而东之。
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此生忽忽俄在此，故人偕君良共喜。
天以昌君画与诗，又使分符泰山址。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
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纷四下，中天日月环双循。
山海微茫一卷石，云烟变灭千朝昏。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
全诗共40句，280字，凡五转韵，而意随韵转，亦可分为五层次：
首四句为第一层次，诗人落笔破题，点明所游之地泰山及其“日观”之峰源于：论文提纲格式www.7ctime.com
，以“万峰海上”状其旷势，以“象伏龙蹲”摹绘山形，写出黎明前山色蒙昏与山气浑沦之情状。
次十句为第二层次，诗人以纪游的叙事之笔描述了与子颍由夜半到清晨登山的经历见闻，其中以“海隅云光一线动”为转折，逗引出登绝顶观日出之壮丽景象。在这段描写中，诗中最精彩的是两重形象的交互：一是自然的形象，诗人以“山如舞袖”展示其山形蜿蜒；一是人物的形象，诗人分别以“长髯”如“虬龙”摹写“使君”（子颍）、以“鹤骨”撑立于“青穹”之间自状，这种仙风道骨的形容与气质，喻示了一种超越人寰、遗弃俗累的精神。
次四句为第三层次，诗人承续前言“拄杖探出扶桑红”的极形象而生动的描绘，直面日出时的景观，以“金轮”从“地底”而“几及丈”描摹太阳喷薄而出的情景，复以“天鸡”啼晓之“一唱”，既明其时态，又状其速度，再承以“万顷冯夷宫”之神氛与“红光上天上”的彩绘，融织时空，构成一幅壮丽而浑茫的泰山日出的图画。
次十二句为第四层次，诗人以插叙的笔法，忽然将眼前情景转向回忆，假朱子颍曾任职蜀中而登峨眉之巅的往事，拟状仕途之艰难，并以自喻。登高作赋，抒写心情，是古人游山行吟之常态，而在这里，作者以“峨眉”与“泰岱”对举，同为“观日”，即诗言“夜看日出尝如斯”，然则却笔锋一转，蓦然插入“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的感伤，其中蕴涵的子颍当年远放西蜀的不遇与诗人为官坎坷的经历，将两种观日的心境砉然划开。有此铺垫，才有了诗意由“孤臣羁迹”向“故人偕君良共喜”的转变。所“喜”何在？在泰山之观日，在友朋之相携，在“天以昌君画与诗”的诗情画意。
末十句为第五层次，诗人以极开阔的视野展现景致，抒发议论，寄托情怀，演绎出一种高大宏深的自然境界与人格境界，使全诗的收束既“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评姚鼐诗文语），又以“识胜”，而“矗立云表”（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评姚鼐语）。诗中“乔岳身”一语具有“化身”之妙用，以“山岳”与“心志”的互文，再将眼前“金轮”、“红光”化入诗人胸中的“光明暾”，有此胸襟气象，我们才能感受到诗人笔下的“岱宗顶”、“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等等一切物象与景象，均成为意象与象征，是一种自然力而产生的想象力，为诗灵揭开了“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境与意境。所以诗人最后以一问句“东岱西峨何复论”回澜曲包，承接前述“西峨”（峨眉）之“羁迹”与“东岱”（泰山）之“共喜”，取意王安石《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再次将人生的“忧”与“喜”解消于大自然的美景中。
姚鼐完成这首即兴之作《登日观观日出》诗，下山后又立即创作了《登泰山记》以记述此次游山之本事及情景，而合观诗、文，虽因体裁不同，各有千秋，然其描绘之精微净洁，意趣之神俊高远，均属名篇。例如其记述观日出之景，诗以散点见长，围绕日出景象的诗句如“海隅云光一线动”、“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并作红光上天上”等，皆分散于诗的整体结构，其中不时穿插人物形象与心理活动（如“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苍穹”），参与诗境的构建以得其理趣。而散文则或异，姚氏在大量描述登山情景的言词铺垫后，则集中笔墨刻画观日的过程：“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日出之景象伴随观日之情形有序写出，以详密丰赡之风格而异于诗作中的简略跳跃式的构篇。姚氏论文章之法，重八字箴言，即“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前为“文之粗”，后乃“文之精”（《古文辞类纂?序例》），由粗入精，方得其义；又谓为文之道，在兼得“义理”、“考证”、“文章”（词章），倘若“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述庵文钞序》），这篇《登泰山记》虽为记叙之文，却被后世评论家奉为兼得其美的典范之作。同样，这首登泰山观日出之诗虽鲜有人问津，但对照姚氏诗论强调的杜公诗“布置格局，开阖起伏”，以及诗境往往“忽然悟入”（《复刘明东书》）的妙意，此诗之格局开阖起伏，意境之回环跳跃，词章之清丽，义理之深婉，自为上乘。
推敲作者之意，诗中赞美泰山观日之明丽及“偕君良共喜”的情氛，个中趣味还在所言“天以昌君画与诗”一语，值得阐发。诗与画的关系，自苏东坡评说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论文导读：
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王摩诘”条），诗画交融，已成为作家尤其是纪游、写景诗的审美追求。只是姚鼐诗中所说的“画与诗”则有本事可考，即朱子颍不仅与他有诗作唱和，姚氏同样有答和，如《次韵子颍送别》三首之一云“盘盘泰山石，终古不相离”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朱氏擅长绘画，当时就创作了丹青作品《登日观图》，姚氏也因此撰写了题画诗《题子颍所作登日观图》。其诗云：“穷腊阴凌蔽暮曛，高岩孤迹此偕君。前生定结名山诺，到死羞为《封禅文》。岂有神灵通默祷？偶逢晴霁漫怀欣。却从元旦官斋静，看扫沧州万里云。”这首题画诗中的横扫“万里云”的壮怀气概，与其对司马相如撰《封神文》谀圣媚时的批评，同样表现在姚氏的《观日出》的歌词间。这里应该特别强调，如果将姚氏的题图诗与朱子颍的《登日观图》加以比较，其图像意识与真实情景则远不及《观日出歌》随物赋形，生动活泼，因为姚“诗”与朱“图”是对这次泰山之游、日观观日的真实而形象的摹写与描绘。回到诗中的情境，那“象伏龙蹲”的山形，“浮岩空”的云海，“云光一线”的微熹，“金轮及丈”的光焰，“山海微茫”的气象，“云烟变灭”的奇幻，以及“长髯”的使君与“鹤骨”的自我，无不展示出一张张或风景或人物的画面，并构成一整幅绚丽多彩的“纪游”画卷。而对这首诗的欣赏之所以能够化“语象”为“图像”，不仅因为诗中本身的图像化特征，还在于作者素喜以“诗”赏“画”，而显示出特有的诗画连体的图文互访意识。翻检《惜抱轩诗集》，作者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署名“题图诗”者多达94题计105首，这既是诗人的偏嗜，也是我们分析这首诗时所感受到“图像化”审美的有力的佐证。在华美的词章的装饰中，我们绝不应忽略该诗的义理所在，这标示着诗人此次游泰山的意义，也就是他人生的一次最大的转折点。姚氏曾论诗谓“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荷塘诗集序》），读这首诗的“文”中之“质”，“艺”内之“道”，正是其中隐含的诗人“到死羞为《封神文》”的决心与“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的气度。因为姚鼐的早年仕途并不顺遂，他自乾隆十五年（1752）乡试中举，过了十三年才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应礼部试方如愿以偿，进士及第后官运却清冷，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被保荐为记名御史，历任兵部主事、礼部主事、地方考官及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设四库全书馆，被荐入馆充纂修官，他才觉得自己的才华得其所用，于中黾勉勤励，撰写了大量的集部提要（存《惜抱轩书录》）。可惜好景不长，仅一年时间姚氏就因与戴震等人在“汉学”与“宋学”的态度上发生激烈争执，赞美宋学尤重程朱理学的姚鼐因受排斥，愤然离馆，故有此由北地南归之行。这次离职对姚鼐的心理打击甚大，所谓因“疾”（病），多为托词，从此他不仅离京未返，而且“婉拒”刘统勋、梁阶平荐举御史职，再没有做过任何官。正是在此心境下作者顺道访好友，游泰山，登日观，看日出，作诗文，故于诗作中既有“孤臣羁迹”的惆怅，也有“岂复犹如世上人”的解脱，更隐含了“鹤骨撑苍穹”的高远志向。如果我们再对照姚鼐离馆后的行踪与作为，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姚氏在离职后的第三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应朱子颍之邀赴扬州任梅花书院山长，自此他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达四十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学子，成为一代古文宗师。问题在于他不仅是以教学为生，更重要的是在自觉地贯彻他心中的一种意志，那就是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汉学考据之人分镳立异，回归词章之学，开辟桐城宗派。因为就在姚鼐主持梅花书院讲座的翌年（乾隆四十二年），他就趁为其师刘大櫆贺八十寿辰之机，借程晋芳、周永年之语“源于：论文标准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以自标榜，桐城开派之心志，已昭然若揭。
然而这一心志在这首《登日观观日出》诗中有否透露？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果把握其中的关键词，我想就是诗中所言“即今同立岱宗顶”的“岱宗顶”三字。岱宗乃泰山之别称，而泰山之尊，源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语），因文化圣人而成为文化圣山，诗圣杜甫作《望岳》诗，中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气象与“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而姚鼐这次登泰岱，写下了一批诗文作品，而且对其文艺观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朱子颍逝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姚氏为亡友诗集题序时还追忆当年登泰山的情形，并提出了著名的“文章之原，本乎天地，阴阳刚柔而已”（《海愚诗钞序》）的“阴阳刚柔”说，其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两人并立“岱宗顶”影写杜诗的图像。而在诗境中，因立“岱宗顶”所看到的“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又因诗人缘于景观而不拘于图像所表达的“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胸与气象，其中内涵的心志与觉悟，对往后人生的影响及铸造，特别是作者“南归”后立宗开派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被文学史家奉为集桐城派之大成的姚鼐，其人生的转折点在四十四岁那年。这一年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于夏秋之际因“疾”辞去四库馆编纂官职，冬十二月取道新城、雄县、阜成、平原，赴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颍）任所，在岁除日与子颍同上泰山，登日观峰，翌年正月元日下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登泰山记》。对这篇文章人们耳熟能详，却不太注意姚鼐在写此文前已创作了一篇七言古诗《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抒写了登泰山时的情怀，其中内涵一种人生的大转折与大觉悟。诗云：
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观东看直一指。万峰海上碧沉沉，象伏龙蹲呼不起。
夜半云海浮岩空，雪山灭没空云中。参旗正拂天门西，云汉却跨沧海东。
海隅云光一线动，山如舞袖招长风。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青穹。
天风飘飘拂东向，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海右天鸡才一唱。
不知万顷冯夷宫，并作红光上天上。使君昔者大峨眉，坚冰磴滑乘如脂。
攀空极险才到顶，夜看日出尝如斯。其下濛濛万青岭，中道江水而东之。
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此生忽忽俄在此，故人偕君良共喜。
天以昌君画与诗，又使分符泰山址。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
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纷四下，中天日月环双循。
山海微茫一卷石，云烟变灭千朝昏。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
全诗共40句，280字，凡五转韵，而意随韵转，亦可分为五层次：
首四句为第一层次，诗人落笔破题，点明所游之地泰山及其“日观”之峰源于：论文提纲格式www.7ctime.com
，以“万峰海上”状其旷势，以“象伏龙蹲”摹绘山形，写出黎明前山色蒙昏与山气浑沦之情状。
次十句为第二层次，诗人以纪游的叙事之笔描述了与子颍由夜半到清晨登山的经历见闻，其中以“海隅云光一线动”为转折，逗引出登绝顶观日出之壮丽景象。在这段描写中，诗中最精彩的是两重形象的交互：一是自然的形象，诗人以“山如舞袖”展示其山形蜿蜒；一是人物的形象，诗人分别以“长髯”如“虬龙”摹写“使君”（子颍）、以“鹤骨”撑立于“青穹”之间自状，这种仙风道骨的形容与气质，喻示了一种超越人寰、遗弃俗累的精神。
次四句为第三层次，诗人承续前言“拄杖探出扶桑红”的极形象而生动的描绘，直面日出时的景观，以“金轮”从“地底”而“几及丈”描摹太阳喷薄而出的情景，复以“天鸡”啼晓之“一唱”，既明其时态，又状其速度，再承以“万顷冯夷宫”之神氛与“红光上天上”的彩绘，融织时空，构成一幅壮丽而浑茫的泰山日出的图画。
次十二句为第四层次，诗人以插叙的笔法，忽然将眼前情景转向回忆，假朱子颍曾任职蜀中而登峨眉之巅的往事，拟状仕途之艰难，并以自喻。登高作赋，抒写心情，是古人游山行吟之常态，而在这里，作者以“峨眉”与“泰岱”对举，同为“观日”，即诗言“夜看日出尝如斯”，然则却笔锋一转，蓦然插入“孤臣羁迹自叹息，中原有路归无时”的感伤，其中蕴涵的子颍当年远放西蜀的不遇与诗人为官坎坷的经历，将两种观日的心境砉然划开。有此铺垫，才有了诗意由“孤臣羁迹”向“故人偕君良共喜”的转变。所“喜”何在？在泰山之观日，在友朋之相携，在“天以昌君画与诗”的诗情画意。
末十句为第五层次，诗人以极开阔的视野展现景致，抒发议论，寄托情怀，演绎出一种高大宏深的自然境界与人格境界，使全诗的收束既“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评姚鼐诗文语），又以“识胜”，而“矗立云表”（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评姚鼐语）。诗中“乔岳身”一语具有“化身”之妙用，以“山岳”与“心志”的互文，再将眼前“金轮”、“红光”化入诗人胸中的“光明暾”，有此胸襟气象，我们才能感受到诗人笔下的“岱宗顶”、“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等等一切物象与景象，均成为意象与象征，是一种自然力而产生的想象力，为诗灵揭开了“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境与意境。所以诗人最后以一问句“东岱西峨何复论”回澜曲包，承接前述“西峨”（峨眉）之“羁迹”与“东岱”（泰山）之“共喜”，取意王安石《明妃曲》“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再次将人生的“忧”与“喜”解消于大自然的美景中。
姚鼐完成这首即兴之作《登日观观日出》诗，下山后又立即创作了《登泰山记》以记述此次游山之本事及情景，而合观诗、文，虽因体裁不同，各有千秋，然其描绘之精微净洁，意趣之神俊高远，均属名篇。例如其记述观日出之景，诗以散点见长，围绕日出景象的诗句如“海隅云光一线动”、“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并作红光上天上”等，皆分散于诗的整体结构，其中不时穿插人物形象与心理活动（如“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苍穹”），参与诗境的构建以得其理趣。而散文则或异，姚氏在大量描述登山情景的言词铺垫后，则集中笔墨刻画观日的过程：“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皜驳色，而皆若偻。”日出之景象伴随观日之情形有序写出，以详密丰赡之风格而异于诗作中的简略跳跃式的构篇。姚氏论文章之法，重八字箴言，即“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前为“文之粗”，后乃“文之精”（《古文辞类纂?序例》），由粗入精，方得其义；又谓为文之道，在兼得“义理”、“考证”、“文章”（词章），倘若“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述庵文钞序》），这篇《登泰山记》虽为记叙之文，却被后世评论家奉为兼得其美的典范之作。同样，这首登泰山观日出之诗虽鲜有人问津，但对照姚氏诗论强调的杜公诗“布置格局，开阖起伏”，以及诗境往往“忽然悟入”（《复刘明东书》）的妙意，此诗之格局开阖起伏，意境之回环跳跃，词章之清丽，义理之深婉，自为上乘。
推敲作者之意，诗中赞美泰山观日之明丽及“偕君良共喜”的情氛，个中趣味还在所言“天以昌君画与诗”一语，值得阐发。诗与画的关系，自苏东坡评说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论文导读：
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王摩诘”条），诗画交融，已成为作家尤其是纪游、写景诗的审美追求。只是姚鼐诗中所说的“画与诗”则有本事可考，即朱子颍不仅与他有诗作唱和，姚氏同样有答和，如《次韵子颍送别》三首之一云“盘盘泰山石，终古不相离”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朱氏擅长绘画，当时就创作了丹青作品《登日观图》，姚氏也因此撰写了题画诗《题子颍所作登日观图》。其诗云：“穷腊阴凌蔽暮曛，高岩孤迹此偕君。前生定结名山诺，到死羞为《封禅文》。岂有神灵通默祷？偶逢晴霁漫怀欣。却从元旦官斋静，看扫沧州万里云。”这首题画诗中的横扫“万里云”的壮怀气概，与其对司马相如撰《封神文》谀圣媚时的批评，同样表现在姚氏的《观日出》的歌词间。这里应该特别强调，如果将姚氏的题图诗与朱子颍的《登日观图》加以比较，其图像意识与真实情景则远不及《观日出歌》随物赋形，生动活泼，因为姚“诗”与朱“图”是对这次泰山之游、日观观日的真实而形象的摹写与描绘。回到诗中的情境，那“象伏龙蹲”的山形，“浮岩空”的云海，“云光一线”的微熹，“金轮及丈”的光焰，“山海微茫”的气象，“云烟变灭”的奇幻，以及“长髯”的使君与“鹤骨”的自我，无不展示出一张张或风景或人物的画面，并构成一整幅绚丽多彩的“纪游”画卷。而对这首诗的欣赏之所以能够化“语象”为“图像”，不仅因为诗中本身的图像化特征，还在于作者素喜以“诗”赏“画”，而显示出特有的诗画连体的图文互访意识。翻检《惜抱轩诗集》，作者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署名“题图诗”者多达94题计105首，这既是诗人的偏嗜，也是我们分析这首诗时所感受到“图像化”审美的有力的佐证。在华美的词章的装饰中，我们绝不应忽略该诗的义理所在，这标示着诗人此次游泰山的意义，也就是他人生的一次最大的转折点。姚氏曾论诗谓“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荷塘诗集序》），读这首诗的“文”中之“质”，“艺”内之“道”，正是其中隐含的诗人“到死羞为《封神文》”的决心与“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的气度。因为姚鼐的早年仕途并不顺遂，他自乾隆十五年（1752）乡试中举，过了十三年才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应礼部试方如愿以偿，进士及第后官运却清冷，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被保荐为记名御史，历任兵部主事、礼部主事、地方考官及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设四库全书馆，被荐入馆充纂修官，他才觉得自己的才华得其所用，于中黾勉勤励，撰写了大量的集部提要（存《惜抱轩书录》）。可惜好景不长，仅一年时间姚氏就因与戴震等人在“汉学”与“宋学”的态度上发生激烈争执，赞美宋学尤重程朱理学的姚鼐因受排斥，愤然离馆，故有此由北地南归之行。这次离职对姚鼐的心理打击甚大，所谓因“疾”（病），多为托词，从此他不仅离京未返，而且“婉拒”刘统勋、梁阶平荐举御史职，再没有做过任何官。正是在此心境下作者顺道访好友，游泰山，登日观，看日出，作诗文，故于诗作中既有“孤臣羁迹”的惆怅，也有“岂复犹如世上人”的解脱，更隐含了“鹤骨撑苍穹”的高远志向。如果我们再对照姚鼐离馆后的行踪与作为，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姚氏在离职后的第三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就应朱子颍之邀赴扬州任梅花书院山长，自此他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达四十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学子，成为一代古文宗师。问题在于他不仅是以教学为生，更重要的是在自觉地贯彻他心中的一种意志，那就是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汉学考据之人分镳立异，回归词章之学，开辟桐城宗派。因为就在姚鼐主持梅花书院讲座的翌年（乾隆四十二年），他就趁为其师刘大櫆贺八十寿辰之机，借程晋芳、周永年之语“源于：论文标准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以自标榜，桐城开派之心志，已昭然若揭。
然而这一心志在这首《登日观观日出》诗中有否透露？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果把握其中的关键词，我想就是诗中所言“即今同立岱宗顶”的“岱宗顶”三字。岱宗乃泰山之别称，而泰山之尊，源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语），因文化圣人而成为文化圣山，诗圣杜甫作《望岳》诗，中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气象与“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向。而姚鼐这次登泰岱，写下了一批诗文作品，而且对其文艺观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朱子颍逝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姚氏为亡友诗集题序时还追忆当年登泰山的情形，并提出了著名的“文章之原，本乎天地，阴阳刚柔而已”（《海愚诗钞序》）的“阴阳刚柔”说，其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两人并立“岱宗顶”影写杜诗的图像。而在诗境中，因立“岱宗顶”所看到的“大地川原”、“中天日月”、“山海微茫”、“云烟变灭”，又因诗人缘于景观而不拘于图像所表达的“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胸与气象，其中内涵的心志与觉悟，对往后人生的影响及铸造，特别是作者“南归”后立宗开派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