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表征自我同一性危机-

论文导读：
摘要《金阁寺》以发生于1950年的“金阁纵火事件”为题材，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沟口）回述了灰暗的童年以及自己从迷恋到焚毁金阁的异常过程。其中，不可靠叙述突显了主人公沟口无意识的压抑，固着于金阁这一理想意象。最终，沟口的纵火行为带有强烈的侵凌倾向，揭示了日本战后青年个体处于精神真空而面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同一性危机无意识侵凌
：A
一三岛由纪夫与《金阁寺》
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一样，三岛由纪夫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日本作家。作为日本“战后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曾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假面的告白》、《爱的饥渴》中有关肉欲、性的描写表明了三岛不同寻常的审美理念，幽闭孱弱的童年创伤加上“二战”压抑的外部现实，三岛由纪夫迷恋于抽象的观念世界，执着地想从昔日的武士道德寻求精神支柱，从中看到作家的一种思想焦虑与想要克服自我认同危机的无意识冲动。可以说，三岛“殉教的美学”、浓厚的观念性写作、嗜血趋亡的异常心理与“二战”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同样，《金阁寺》（1956）也通过观念性写作从深层心理挖掘了“二战”期间日本青年个体的焦虑与挫折，折射出他们的无序感与精神危机。
《金阁寺》讲述了青年僧人沟口焚毁金阁寺的始末，故事原型是1950年7月发生在京都鹿苑寺的林承贤“金阁寺纵火事件”。当时，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日本社会，水上勉也写了非虚构性的《金阁炎上》。实际上，“金阁寺纵火事件”是日本战后一系列“青年犯罪”的缩影。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反社会反的青年犯罪，包括1950年的“早船事件”（4月19日）、“日本大学劫匪事件”（9月22日），1951年2月22日的“筑地八宝亭灭门事件”，1954年6月14日的“卡宾抢劫事件”等等。三岛敏锐地察觉到青年犯罪的时代性，在1950年就根据1949年山崎晃嗣的“光俱乐部事件”创作了《青色时代》。在同一延长线上，《金阁寺》突显了战后青年个体的信仰缺失与同一性危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
有关《金阁寺》，作品的主题与叙述结构、故事与“金阁寺纵火事件”的内在关联、三岛的“殉教美学”等从各种阐释角度获得了深入的分析与解读。三好行雄、中村光夫等着眼于“异化”这一关键词，指出作品塑造了执念于“金阁=美”的青年从崇拜到妒忌的异常变化，揭示了自我异化的深层心理。《金阁寺》具有浓厚的意识流特征，因为三岛由纪夫想要揭示的是“即使只是‘美’这一浅薄可笑的观念也足以成为纵火国宝的犯罪动机”。通过第一人称的心理独白，沟口自卑、焦虑与挫折的复杂心理显得具体而生动，呈现了异常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在文本中，金阁寺是一种理想化意象，“金阁=美”是缓解压抑自我的黑暗现实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但是，这一“美的意象”也突显了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鸿沟，从而导致沟口陷入自我的强烈冲突，具体体现在第一人称叙述者不合逻辑的叙述与自白，突现了“二战”导致青年个体人格的分裂与心理扭曲。另外，柏木以伤害他人为乐的侵凌性、沟口最后的迫害妄想等，需要借助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二不可靠叙述与自我压抑
与森欧外的《舞姬》一样，《金阁寺》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我”（沟口）既是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回顾了自己焦虑、自卑而不安的人生以及焚毁金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沟口对于女性肉体的极度渴望、对于金阁的极端迷恋以及迫害妄想等异常心理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有关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韦恩·布斯指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规范是否一致是判断可靠性的标准。“隐含作者”也就是通过具体文本建构出来的作者“第二自我”，其思想规范就是作品文体、语气与技巧等成分体现出来的整体价值取向与观念等。不可靠叙述主要涉及：“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与“知识/感知轴”，进一步细分“错误”与“不充分”两种性质的叙述。不可靠叙述者具有特殊的主题效果与文学意义，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就是不可靠叙述的最佳代表作。在文本中，七个叙述者讲述了同一个杀人事件。其中，强盗多襄丸、武士与妻子的叙述出现了很多疑点和逻辑冲突，他们出于各自的私利歪曲了事件的真相，属于“事实/事件轴”的不可靠叙述者。由此，《竹林中》的隐含作者严厉批判了近代阴暗、丑陋的利己主义。
在《金阁寺》中，解读叙述的可靠性问题需要区分两种叙述视角：叙述自我的回顾视角与经验自我的经验视角，前者处于焚烧金阁之后，后者则处于事件当中。在文本中，叙述自我与事件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较为客观地回顾，而经验自我则受制于当时的情绪与认知的局限性。例如，叙述自我明知鹤川是身亡，但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经验自我一直以为是意外的车祸。因此，两种视角体现出沟口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理解，形成成熟与幼稚、了解事件真相和无知蒙昧之间的对比。显然，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呼应了沟口在事件中的异常心理，尤其突出表现在接触女性与焚烧金阁的情节中，带有不可靠性。与之相对，叙述自我具有较高的叙述权威，常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反省与评论，例如“此后一想，这次与母亲见面对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然而，犹如《舞姬》的“我”（太田丰太郎）由于愧对爱丽丝而言辞闪烁，《金阁寺》的叙述自我也存在不可靠叙述，反映沟口焚烧金阁以后仍然处于偏执妄想的心理状态。首先，叙事当前的沟口否认《金阁寺》的存在：“别说诗了，就连手记一类的东西，迄今我也没有写过。”其次，沟口强调：“不被人理解已经成为我唯一的自豪。所以，我也不会产生要让事物被理解的、表现的冲动。”但是，叙述自我反复、冗长的解释性自白又表明他渴望获得他者的理解。显而易见，这些叙事逻辑的冲突说明叙述自我的不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沟口的不可靠是“知识/感知轴”的不充分，源自童年创伤导致的无意识的自我压抑。
在第一至三章，沟口回顾了小时候几个事件，其中，母亲的通奸事件造成了他巨大的心理创伤，正因为如此，“我”回顾事件才使用十分模糊的概述与间接描写。同时，“我”论文导读：
也承认：“用残酷的话语应对母亲，我感到很开心。但是，我也恨恨不已，因为母亲一直以来既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也没有抵触感。即便如此，假如母亲跨越隔阂进入我的领域，那么想象一下我都觉得十分可怕。”沟口的恨更多是希望吸引母亲的注意，与俄狄浦斯情结息息相关。由此看来，沟源于：大学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口迷恋有为子可以说是母亲的一种替代，然而，有为子的蔑视与情死事件进一步打击了沟口。对于沟口而言，有为子的情死与母亲的通奸行为一样是一种背叛。因此，沟口极力否认与情死事件的关联，然而，有为子因逃亡军官而殒命的情节又是通过“我”的视角进行了回顾。即便如此，有为子殒命的具体场景只是“当作旧石版印刷物似的光景来回忆”。叙述逻辑的冲突与叙述节奏的异常变化暗示了沟口无意识的压抑，渐渐陷入偏执型神经症：一是对于金阁“美的崇拜”，二是在女性身上寻找有为子。沟口构筑了排斥现实的心理防御机制，固守蔑视、否认一切的超然态度是为了制造高于他者的心理优势，既可以与他者保持距离，又美化了自己的孤僻心理，避免结巴与体弱导致的严重挫折。或许，焚烧金阁的行为多少缓解了沟口的心理压抑，但是，通过叙述自我的不可靠叙述可以知道，沟口并没有摆脱偏执型神经症。犹如三岛对于结局的说明：“人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只有牢狱了，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金阁寺》是一部自我异化的悲剧，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表明沟口最终未能摆脱精神的“牢狱”。三自我的冲突与异化
有关《金阁寺》第一章的总括功能与主题效果，中村光夫敏锐指出：“在这一点上，尤其精彩的是第一章，用一种近乎梅里美的简洁文笔讲述了少年的成长以至影响了他大半生的有为子事件、父亲的死。在此，这部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全部展示，读者与主人公的感受也完全联接在一起了。”第一章全面回顾了沟口的童年时代及其异常心理的形成，除了迷恋金阁寺、崇拜年轻的英雄、有为子事件、父亲遽逝等等，“我”也提到口吃导致的自卑感与自恋的使命感。可以说，这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主题效果与总括功能，从中可以看到沟口自我的冲突与异化的起源。
根据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自我的形成源自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在6至18个月的时候，婴儿误认镜子中的自我形象而获得一种先行性的自我统一感，由此形成了想象性的认同——理想自我，克服了破碎的身体感受带来的不安与焦虑。这一镜像认同决定了自我的发展，对应沟口第七章体验到的犹如镜廊一样的“暗合”作用。虽然沟口并没有回顾婴儿时期，但是，理想自我属于自恋性的投射，是一种想象性的原初完美状态，它是自我理想等所有次生认同的来源。自我理想伴随着他者言语的象征摄取，沟口正是摄取了父亲有关金阁寺的话语而形成了自我理想即美的金阁，隐含着沟口想要回归自恋性完美的无意识。然而，实际自我又让沟口产生严重的挫折：“我体弱，不论跑步还是练单杆都输给人家，再加上天生结巴，我就愈加畏首畏尾。”在此，想象性的完美与实际身体能力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也是镜像阶段婴儿心理的延续：“婴儿经验到这种破碎的身体与他的完整的形象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同时也决定了主体与占据了他的形象周围空间的他人之关系的不协调。”这种结构性矛盾突出反映在结巴的生理缺陷上，沟口特别强调金阁的“音韵”透露了严重的自卑，“半腐臭的现实”隐喻着疏离现实的挫折感受。因此，金阁的美也意味着沟口人生最初的难题，使之产生疏离现实的焦虑不安。“沟口”这一命名隐喻着主人公的根本缺陷即“口に沟がある”（言语能力存在缺陷），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冲突使沟口走向自我分裂与异化，既有严重的自卑心理又有狂妄自大的自恋心理，具体体现在“两种相反的权力意志”：暴君与大艺术家。前者结巴寡言而残暴，后者则是精神世界的主宰而大彻大悟。一个炫耀绝对权力，一个崇尚精神境界，其实，看似对立的两种想象性自我都排斥了语言因素，反映了沟口想要抹消语言能力的缺陷以维持优越感的自卑心理。自我的冲突使沟口只能强调一种使命感来夸大自己的存在价值并最终采取焚毁金阁的极端行为，决心焚烧金阁的沟口仍然不忘夸示自己的极端行为具有教育效果与改变世界意义的价值。
从根本上讲，沟口的精神分裂是由于原初压抑的失败造成的，他对于母亲的怨恨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具体表现。正是出于对母亲无意识的，沟口才抗拒母亲的通奸事实，承认自己从未想过向母亲复仇，报复的对象反而是遮挡了“地狱般情景”的父亲的手掌。而且，沟口也认同母亲的，产生了占有金阁寺的野心。通奸事件彻底否定了沟口对于母亲无意识的，他只能沉溺于女性的肉体，寻找替代母亲的他者。然而，有为子的蔑视与情死、父亲的突然病逝不断激化沟口的自我异化，压抑的外部现实使之逃离真实的自我，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外界：“只要他人不存在了，耻辱就从世界上消失了。”通过外化作用，沟口把对于实际自我的强烈不满投射到了自我以外的他者身上，因为周围的他者犹如一个个自我的镜像时刻提醒着沟口实际自我的欠缺与挫折。唯有沉迷于金阁美的幻象并疏离他者，沟口才能逃避压抑的外部现实，回避现实的各种挫折并维持一种自恋性满足。随着情节的发展，金阁逐渐固着为一种理想化意象，它掩饰了沟口不能接受的冲突，是他逃离黑暗现实以掩饰自我挫折与缺失的心理防御机制。然而，“现实金阁”与“心象金阁”的错位凸现了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巨大落差，金阁不可避免地反衬出沟口的虚幻性，以一种拒绝、阻隔的姿态映现于沟口的眼中。
四虚妄的主体
精神分裂症的心理成因理论表明了家庭动力系统在孩子自我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指出，“父亲”是法律的象征。需要注意的是，“父亲”绝非等同真实的父亲，而是一种功能即“父亲之名”（Name-of-the-
Father）。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之名”把法律强加于主体，而父亲就是颁布禁忌的隐喻。“父亲”的文化象征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学主题效果，例如《浮云》与《舞姬》，主人公内海文三与丰太郎都是父亲早亡的近代知识青年，“父亲”的缺席无疑暗示着刚刚脱离前近代的个体处于“无父”的精神状态。此论文导读：，维持脆弱的统一感与优越感。在柏木的影响下，沟口的侵凌心理不断强化，甚至利用住持嫖妓的事实施以威胁，冲突的结果反而使沟口陷入迫害妄想当中。最终，沟口在自己的家乡西武鹤萌发了烧毁金阁的冲动并付诸行动。有关金阁的意义，沟口在第七章通过蜜蜂与菊花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沟口强调菊花的美源自蜜蜂的即“蜜蜂的眼”，它恰
外，《从那以后》的青年主人公最终拒绝父亲安排的策略婚姻而断绝父子关系，也象征着子一辈的“弑父仪式”，即近代自我反抗前近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家父长。在《金阁寺》中，“父亲”几乎缺席了叙事进程，鹤川、柏木、有为子等人物的父亲几乎没有进入叙事进程，沟口的父亲既没有具体的姓氏，又是一种病态、死亡的形象。虽然沟口小时候吸取父亲有关“金阁=美”的话语并产生了金阁无所不在的幻象，但是，他第一次看到真实的金阁却深受打击，觉得只是“黑乎乎的三层小建筑”。因为父亲只能通过他的法律才能表现出来，这法律就是言语，仅仅因为他的言语得到了母亲的承认才具有法律的价值。显然，母亲的通奸事件彻底否定了沟口想要认同的“父亲之名”。此后，沟口再度想象金阁的美，又写信给父亲表示认同，但是，父亲的病逝暗示了这一行为的徒劳。显然，“父亲”的消解与缺席呼应了日本无序而黑暗的“二战”时期，隐喻青年的信仰缺失与价值认同危机。
“父亲之名”的缺失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压抑的失败，沟口并没有放弃对于母亲的，仍然沉迷于想象界，成为他者的对象。在第一章，“年轻英雄”的拜托极大满足了沟口的，偷刻于“年轻英雄”刀鞘内侧的刀痕则是自我的具象化。面对父亲的遗体，沟口以凝视完成了自己的“弑父仪式”。“看”是一种优于已死父亲的权利证明，也是一种想象性投射，赋予“心象金阁”以实体：“金阁只有在我看的时候才显现于我的眼前。”金阁渐渐固着为一种的能指，代表了沟口的缺失即美、人生和女性，也是使之逃离现实的心理防御机制。沟口的偏执妄想随着“二战”的爆发而升级。摧毁一切的战争使沟口认为自己与他者享有同样的人生，而且可以远离庸常的宗教生活。更重要的是，空袭可以抹消真实金阁的存在，使沟口可以逃避现实的挫折并沉浸于想象性完美：“这一美的存在不久将化为灰烬，我想。如此一来，犹如透过画绢描摹的画像重叠于原画，心象金阁与现实金阁的细部渐渐叠合起来了，（略）这样一想，现实金阁的美不亚于心象金阁了。”然而，国家的战败再度打击了沟口，从家延伸到国的悲剧喻示着原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乃至自我同一性的危机，沟口把金阁提升至绝美掩饰现实的挫折。自恋性幻想的一再破灭激发了自我的侵凌倾向，侵凌性是与所谓的自恋认同模式相互关联的倾向，决定了个体的自我的形式结构，也决定了个体的世界所特有的实体之寄存器的形式结构。沟口开始思考罪恶的可能性，幻想取代住持占有金阁寺、对着城市的灯光祈求心中邪恶的繁衍、沉浸在践踏美军的愉悦亢奋体验当中。带有施虐倾向的柏木呼应了沟口的侵凌转变。沟口把结巴视为存在的唯一依据，柏木也自恋地以内翻足的缺陷标示自己的特殊性，以玩弄女性的感情为乐，显示出强烈的侵凌性。对于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7ctime.com
柏木来说，他者是内翻足这一缺陷的见证人，也是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因此，唯有不断伤害他者才能获取心理优势，维持脆弱的统一感与优越感。在柏木的影响下，沟口的侵凌心理不断强化，甚至利用住持嫖妓的事实施以威胁，冲突的结果反而使沟口陷入迫害妄想当中。最终，沟口在自己的家乡西武鹤萌发了烧毁金阁的冲动并付诸行动。有关金阁的意义，沟口在第七章通过蜜蜂与菊花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沟口强调菊花的美源自蜜蜂的即“蜜蜂的眼”，它恰好等同于“金阁的眼”。换言之，“金阁的眼”等同于沟口的，唯有借助金阁，沟口才能赋予生的意义并应对生的压迫。然而，沟口两度想要接触女性的肉体却因金阁的幻象而失败，与父亲的手一样，金阁由保护自我的理想意象变成了一种束缚自我的存在。沟口成为一名“自我惩罚的妄想狂”（paranoia of self-punishment），因为我自己所不是者总是那另一个人即另一个主体，代表了富裕、名声、受人羡慕、得到承认，他者占据着我的位置——即那个我希望处在的理想位置或社会地位。通过攻击理想意象，沟口发泄了对于实际自我的强烈不满。
五“二战”与同一性危机
有关“二战”的影响，加藤周一深入分析指出：“旧有的权威、秩序、应该成为生活准则的权威大部分都动摇、崩溃或消失了。（略）被否定的不是天皇的权威，而是权威本身。实际上，不是出现历史的相对主义，而是出现一源于：论文的写法www.7ctime.com
种不信任眼前的任何价值的现象，这大概是必然的趋势。”除了“青年犯罪”，“愚连队”即青年暴力团体横行是日本战后传统价值崩溃的最佳注解之一。在《金阁寺》中，三岛由纪夫把“战争—战败”体验内在化、观念化，以细腻的文体描写了一个虚妄的主体的深层心理。通过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沟口的无意识心理得到了暗示，自卑、挫折与焦虑源自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冲突。作为的能指，“金阁”这一理想化意象只是“我”逃避黑暗现实的心理防御机制，战争就像“被隔断了人生意义的隔离病房”把沟口封闭于主观观念中。最后，沟口以侵凌性的焚烧金阁的犯罪行为释放了内心的压抑与不满，正如在敏感的青春时期体验了“二战”狂热的民族情绪以及战败的毁灭性冲击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日本青年，他们对所有传统价值抱着否定甚至仇视的心理。由此看来，《金阁寺》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性，凸现了战后青年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注：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叶渭渠：《日本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4] 韦恩·布斯，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中村光夫：《关于〈金阁寺〉》，《金阁寺》，新潮社，2004年版。
[6] 有元伸子：《〈金阁寺〉的第一人称告白体》，《近代文学试论》，1989年版。
作者简介：郑礼琼，男，1977—，广东揭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叙事学、结构主义、日本近代文学、夏目漱石文学文本研究，工作单位：东华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