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要怎样文学？

论文导读：改造社会的战车与工具。把文学变成政治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或变成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是文学的陷阱，而把文学变成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干预社会的手段，同样是文学的陷阱。所以，高行健一直反对把“社会批判”当成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把文学当作、投（鲁迅语）；不把诗歌当作“时代的鼓手”（闻一多
刘再复教授（以下简称“刘”）：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和不远万里而来的挚友，也是我一直非常钦佩的挚友高行健进行对话，交谈“要怎样的文学”这个题目。
我之所以非常钦佩他，不仅因为他破了诸多记录，比如他是汉语写作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他创作了十八个剧本，并制作了一百多个剧目；也不仅因为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九十次画展，其中个展就有八十次；我钦佩他，最重要是因为他非常有思想，可以说是一个独立不移的思想家！在如今金钱覆盖一切、思想贫困的时代里，他的文学思想恰恰大放光彩，给我莫大启迪。所以，今天在科技大学如此庄严的讲台上，我可以郑重并且负责任地说，高行健缔造了我们当下最清醒的文学观，也是为作家赢得最大自由度的文学观。这也正是让作家得以智慧解脱、才华解脱、心灵解脱的文学观。
八年前，我们曾作过一次共同的演讲，那次讲的题目是“走出二十世纪”。当时我们就表示，我们要告别二十世纪，要告别二十世纪的大思路、大思潮，不管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文学层面，都要作一次大告别。我们要走出二十世纪流行的“公理”和时髦的“主义”，要走出东西方主宰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告别二十世纪那些流行的大思路，但又要进一步讨论，我们“要怎样的文学”。
我对高行健的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观，即他所要的文学，细讲起来很长，但是概述起来可以汇聚成三个要点：
首先，他要的文学是告别二十世纪大思路、大思潮的文学。因此他写作《没有主义》，在这本书中，他要告别三种“主义”，一是从“左”的方面告别“泛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指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如法国的萨特、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告别泛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告别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思潮。二是从“右”的方面告别自由主义的思路。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最开始因反对封建特权而出现，这种思潮到了二战之后，变成了反对共产集权的政治意识形态。高行健一再强调文学应该面对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人的存在，而不应将文学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意识形态框架。一旦落入，文学就变成政见的图解，势必影响作家的视野。他认为文学应如但丁写作的《神曲》。但丁因反对罗马教皇对佛罗伦萨的干涉而遭到流放，他懂得政治，也参与政治；他持有政见，却没有将《神曲》变成政见的注脚。三是告别老“人道主义”。过去的人道主义主张“大写的人”、理想的人，其实人是“脆弱的人”、复杂的人、有很多人性弱点的人。人道主义如果不落实到个人，便是一句空话。
第二，他要告别“文学介入”的大思路。关于要怎样的文学，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撰文表明过。获奖之后，又多次呼唤过。作家不可以从政，文学不要介入政治，甚至不介入社会，它拒绝文学成为政治的号筒与政治的注脚，但也拒绝把文学变成改造世界与改造社会的战车与工具。把文学变成政治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或变成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是文学的陷阱，而把文学变成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干预社会的手段，同样是文学的陷阱。所以，高行健一直反对把“社会批判”当成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把文学当作、投（鲁迅语）；不把诗歌当作“时代的鼓手”（闻一多语）；更不把文学当作不穿军装的另一种军队（语），或当作“干预生活”的手段（刘宾雁）。总之，高行健的文学理念是区别于古代“文以载道”和“言志抒情”的理念，又区别于现当代思想者包括鲁迅、闻一多、、刘宾雁等人提出的文学理念。高行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学理念也不附会，例如阿多诺认为，文学乃是对生活的批评。而高行健则认为，文学如果以批评生活、批判社会为出发点，势必会使文学停留在社会的表层上滑动，从而远离文学的本性，即离开文学对于人性的开掘，以致丧失文学的人性深度与人性真实，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可能使文学落入晚清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目前状况》）的水平，而远离《红楼梦》的水平。
第三，高行健所要的文学，可以用“独立不移，自立不同”八个字来表述。文学要走出二十世纪流行的大思路是否可能？我和高行健都认定，这是可能的。因为文学乃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一切取决于个人。不取决于国家，不取决团体和机构，也不取决于时代环境，而是取决于作家自己“独立不移”的品格。高行健每一篇文论，都是文学的“独立宣言”。“独立不移”，意味着确认文学乃是拥有自性、拥有主体性的精神存在；也意味着文学应当超越政治、超越集团、超越市场、超越各种主义，唯有丢开这些负累，作家的智慧才能得到解脱，精神才能得到大自由，作家才能成为精神大自在。所谓大自在，便是既不媚左也不媚右；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古也不媚今；只知文学的尊严高于一切。如果说“独立不移”四个字是作家的立身态度，那么“自立不同”四个字则是高行健的创作理念。他认为，文学的可贵在于“不同”，而不是“认同”。不同就是原创，就是别开生面，就是发前人所未发。高行健是一位进行全方位文学艺术创造的思想者，又是一位进行普世性写作的作家，2010年他在台湾大学发表过“认同，文学的病痛”的演说，表明他不仅不认同上述二十世纪流行的文学艺术大思路。也不认同民族主义理念，也就是说，他不仅要超越政治、市场，而且要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背景，而面对共同的人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焦虑。他的“不同”除了警惕“认同”之外，还包括警惕“雷同”，所以他的作品绝不雷同前人与他人，也不雷同自己，即不重复自己。他的十八部剧本，每一部都带有高度的实验性与尝试性。他的“不雷同”距离，不是小距离，而是大距离。所以才产生了以人称替代人物的小说新文体；才产生把不可视的内心展示为可视舞台形象的心灵状态戏；也才产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提示性水墨画。而他的一切创新又源于他对流行哲学观的拒绝。他拒绝对立统一的“二元哲学”而开辟三元哲学与多元哲学，他不认同辩证法，不认同“否定之否定”。他和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批评黑格尔的二元辩证哲学一样，也批评黑格尔与尼采的哲学。这里论文导读：到在工业化的社会条件下，人并非“超人”，而只是一条可怜的小虫（《变形记》）、一个囚徒（《审判》）、一个迷失者（《城堡》）。甲虫、罪犯、迷路者、脆弱人，这才是真实的人的存在。卡夫卡对世界进行冷静观察后，创造出和以往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载道主义、抒情主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学，这种文学无所谓政治正确，也无所谓道德善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高行健对尼采的批判。高行健清醒地看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与“超人”哲学乃是欧洲最后的浪漫，尼采哲学在二十世纪，被广泛地演绎成浪漫的自我与膨胀的自我。尽管在充满的五四新文化语境中，尼采哲学有益于文化改革者对中国奴性的批判，但是，对尼采缺少全面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浪漫自我”缺少警惕，却会造成“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时代病。高行健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还有一个大缺憾是只把视野投向尼采，而未能投向卡夫卡。这两位德语作家的精神路向天差地别，尼采哲学导引作家走向膨胀和疯狂，使作家笔下的人成了幻想中的人，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人，即不是真实的人、脆弱的人、复杂的人、有人性弱点的人；而卡夫卡则用另一种眼睛和哲学告诉作家，文学应当面对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性和人类在社会中的真实处境。尼采使人盲目与产生妄念，卡夫卡则使人清醒和冷观世界。高行健以卡夫卡为楷模，他所主张的冷文学也正是卡夫卡式的正视真实人性与真实人类处境的文学。这种文学不是冷漠，而是冷观，不是意志的飞扬，而是认知的深刻。卡夫卡并非贵族，也非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公务员，但他拥有一双他人难以企及的眼睛和一身特别敏锐的感觉。他意识到在工业化的社会条件下，人并非“超人”，而只是一条可怜的小虫（《变形记》）、一个囚徒（《审判》）、一个迷失者（《城堡》）。甲虫、罪犯、迷路者、脆弱人，这才是真实的人的存在。卡夫卡对世界进行冷静观察后，创造出和以往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载道主义、抒情主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学，这种文学无所谓政治正确，也无所谓道德善恶，也没有抨击时政与干预社会，它只是冷静地见证与呈现。然而，它却拥有全世界的读者与最长久的艺术生命，以至让我们感到，时至今日，卡夫卡的时代没有过去。卡夫卡所揭示的人，才是最真实的人；卡夫卡所揭示的人类存活处境，才是最真实的处境。我觉得，高行健要的正是卡夫卡式的文学，我阅读后的这一心得与判断，是否准确，还要请高行健作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