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保险发展与居民幸福感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9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8102
浏览:32355
本站原创
点赞:8102
浏览:32355
论文导读：
摘要：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保险发展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制约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微观变量和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后得出结论：财险业和寿险业都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具有差异性。从财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赔付的影响不显著；从寿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和人均赔付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本文首次将保险发展纳入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
关键词：保险发展；居民幸福感；财险业；寿险业
1000176X（2014）12005208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领域[1]，侧重从微观视角考察年龄、性别、种族、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近二三十年，经济学也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的议题，经济水平、收入差距、失业率、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宏观经济因素逐渐被纳入研究范畴。
收入与幸福是幸福经济学的永恒话题，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财富或者收入的提高是居民获得幸福的重要前提，收入水平是度量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1974年Easterlin[2]里程碑式的研究则表明，收入与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性。从一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收入增加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ness）。此后，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为这一发现提供了佐证，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Veenhoven[3]考察了西欧各国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感，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均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为此，Easterlin[4]对幸福悖论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幸福悖论更加强调幸福感变化的长期效应。即从短期来看，一些国家的幸福感可能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获得提高，但是当其随经济发展而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极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失业与通货膨胀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已成为大多数研究的共识。Frey和Stutzer[5]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工作能够给个体带来幸福，而丧失工作机会则会造成巨大的福祉损失，Clark等[6]甚至认为，失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超过其他任何因素。普遍失业或者失业率上升方面，Alesina等 [7]以及Di Tella等 [8]基于美国和欧洲的研究都一致认为，一国失业率的上升会带来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通货膨胀方面，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中性论，幸福经济学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确实会产生负面影响。Shiller[9]认为，通货膨胀给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伤害主要是因为人们会对未来生活水平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一种切实的担忧。Graham和Pettinato[10]对拉丁美洲以及转型国家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结论。
政府支出扩大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这一结论得到了广泛认同。Ng[11]认为，在社会比较等心理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私人物品的消费存在难以避开的负外部效应，而公共物品消费能够减少由于攀比效应而带来的幸福感损失。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Ram[12]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具有明显作用。此外，公用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国防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能够提高居民幸福感。Di Tella等[13]考察了欧盟国家的失业保障制度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发现失业保障支出能够有效提高居民幸福感，且这一作用具有长期效果。Bjornskov等[14]、Ng[11]以及Waser等[15]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医疗和健康支出、国防安全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等公共支出项目也能够对居民幸福感起到积极影响。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居民幸福感理论的关注焦点依然是幸福悖论。大多数国内研究似乎都印证了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于绝对收入是否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存在较大分歧。罗楚亮[16]认为相对与绝对收入而言，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更为明显。谢识予等[17]对上海市民的研究发现，在制约性别、婚姻、健康等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官皓[18]通过对北京、上海、广东居民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在公共支出和政府治理的研究方面，相关文献结论较为一致。鲁元平和张克中[19]以及亓寿伟和周少甫[20]的研究都表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支出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何凌云和鲁元平[21]认为，失败的政府治理，包括政府腐败行为则会通过恶化社会信任而降低居民幸福感。
作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个人特质”这一决定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延伸，价值观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受到了学者关注。张学志和才国伟[22]研究认为价值观念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重视金钱的居民幸福感较低；相反，重视生活情趣的居民幸福感较高。
尽管居民幸福感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政府失业保障支出、健康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等保障领域的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对于社会保障三支柱之一的商业保险支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更是缺乏探讨。为此，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中国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研究保险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由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目前您感到幸福吗？”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个人情况，在1—4内进行打分，其中1表示“很不幸福”，4表示“非常幸福”。受解释变量数据来源所限，我们采用2007年的问卷数据。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情况、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和自评收入等级作为个体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作为宏观制约变量。此外，保险发展水平方面，财险业和寿险业分别选取两个指标：一是保险密度；二是赔付支出。前者能够反映保险业务扩张规模，后者能够反映保险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摘要：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保险发展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制约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微观变量和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后得出结论：财险业和寿险业都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具有差异性。从财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赔付的影响不显著；从寿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和人均赔付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本文首次将保险发展纳入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
关键词：保险发展；居民幸福感；财险业；寿险业
1000176X（2014）12005208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领域[1]，侧重从微观视角考察年龄、性别、种族、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近二三十年，经济学也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的议题，经济水平、收入差距、失业率、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宏观经济因素逐渐被纳入研究范畴。
收入与幸福是幸福经济学的永恒话题，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财富或者收入的提高是居民获得幸福的重要前提，收入水平是度量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1974年Easterlin[2]里程碑式的研究则表明，收入与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性。从一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收入增加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ness）。此后，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为这一发现提供了佐证，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Veenhoven[3]考察了西欧各国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感，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均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为此，Easterlin[4]对幸福悖论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幸福悖论更加强调幸福感变化的长期效应。即从短期来看，一些国家的幸福感可能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获得提高，但是当其随经济发展而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极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失业与通货膨胀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已成为大多数研究的共识。Frey和Stutzer[5]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工作能够给个体带来幸福，而丧失工作机会则会造成巨大的福祉损失，Clark等[6]甚至认为，失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超过其他任何因素。普遍失业或者失业率上升方面，Alesina等 [7]以及Di Tella等 [8]基于美国和欧洲的研究都一致认为，一国失业率的上升会带来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通货膨胀方面，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中性论，幸福经济学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居民幸福感确实会产生负面影响。Shiller[9]认为，通货膨胀给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伤害主要是因为人们会对未来生活水平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一种切实的担忧。Graham和Pettinato[10]对拉丁美洲以及转型国家的研究佐证了这一结论。
政府支出扩大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这一结论得到了广泛认同。Ng[11]认为，在社会比较等心理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私人物品的消费存在难以避开的负外部效应，而公共物品消费能够减少由于攀比效应而带来的幸福感损失。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Ram[12]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具有明显作用。此外，公用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国防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能够提高居民幸福感。Di Tella等[13]考察了欧盟国家的失业保障制度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发现失业保障支出能够有效提高居民幸福感，且这一作用具有长期效果。Bjornskov等[14]、Ng[11]以及Waser等[15]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医疗和健康支出、国防安全支出、环境保护支出等公共支出项目也能够对居民幸福感起到积极影响。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居民幸福感理论的关注焦点依然是幸福悖论。大多数国内研究似乎都印证了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于绝对收入是否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存在较大分歧。罗楚亮[16]认为相对与绝对收入而言，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更为明显。谢识予等[17]对上海市民的研究发现，在制约性别、婚姻、健康等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官皓[18]通过对北京、上海、广东居民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在公共支出和政府治理的研究方面，相关文献结论较为一致。鲁元平和张克中[19]以及亓寿伟和周少甫[20]的研究都表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支出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何凌云和鲁元平[21]认为，失败的政府治理，包括政府腐败行为则会通过恶化社会信任而降低居民幸福感。
作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个人特质”这一决定因素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延伸，价值观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受到了学者关注。张学志和才国伟[22]研究认为价值观念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重视金钱的居民幸福感较低；相反，重视生活情趣的居民幸福感较高。
尽管居民幸福感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政府失业保障支出、健康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等保障领域的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对于社会保障三支柱之一的商业保险支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更是缺乏探讨。为此，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中国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研究保险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幸福感，它度量居观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中国居民幸福感和个体特征变量数据来源于WVS1991、1996、2001年和2007年的中国数据部分，该部分调查由北京大学的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负责实施。2007年，该中心利用GPA/GIS 辅助的区域抽样策略从全国抽取了40个县级单位，涉及中国23个省。调查者根据各村/居委会的户籍资料随机抽取18—70岁的居民作为受访者，获得有效样本2 015个，其中，男性受访者923人，女性受访者1 092人。在调查问卷中，衡量居民幸福感的调查理论文导读：者根据个人情况，在1—4内进行打分，其中1表示“很不幸福”，4表示“非常幸福”。受解释变量数据来源所限，我们采用2007年的问卷数据。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情况、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和自评收入等级作为个体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作为宏观制约变量。此外，保险发展水平方面由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目前您感到幸福吗？”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个人情况，在1—4内进行打分，其中1表示“很不幸福”，4表示“非常幸福”。受解释变量数据来源所限，我们采用2007年的问卷数据。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情况、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和自评收入等级作为个体解释变量；选择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作为宏观制约变量。此外，保险发展水平方面，财险业和寿险业分别选取两个指标：一是保险密度；二是赔付支出。前者能够反映保险业务扩张规模，后者能够反映保险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