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完成自己”：郁达夫政治品格

论文导读：
早有论者注意到郁达夫的政治才能与志向。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写道：“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1]刘纳也在《郁达夫——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一文中提到：“郁达夫的‘志’在哪里？在艺术，其实，也在政治。”[2]不过，大多数对郁达夫政治活动的讨论，都集中在对其策略、后果的评价上，或者说，都是用现实政治的得失成败标准来评价郁达夫的政治活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常常是认为郁达夫有政治热情，甚至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但“感情用事，不讲策略，不足以担当大事”[3]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评价或许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郁达夫的独立的政治品格：尊重政治而又不限于政治，或者说不拒绝政治但又不依赖于政治，其根本目标故而也不是政治上的成败，而是自我人格的完成。用他写于1937年的短文《写作的经验》中的话说：“我的最近的努力，还是在完成自己：作文士也好，做官也好，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得是在自己的完成。人家的毁誉褒贬，一时的得失进退，都不成理由；只教自己能够自持，能够满足，能够反省而无愧，人生的最大理由，就解决了。”[4]
考察郁达夫的生平经历可以发现，郁达夫在初次卷入政治漩涡时就已展现出这一独立的品格。1926年，受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的鼓舞，早期创造社的几位中坚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齐聚广州，投身革命。应该说，郁达夫此行是带有极大的期望的，“本想转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5]是年12月，郁达夫受同仁委派回沪整顿创造社内务，主持出版工作。1927年1月，郁达夫在《洪水》上发表政论《广州事情》，在肯定广州是“中华民族进步的证据”的同时，对广州的政治、教育、农工阶级的目前状况等几方面的阴暗面加以批评。这在创造社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时已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写信给郁达夫，责备他“倾向太坏”[6]，成仿吾也发表《读了〈广州事情〉》，对郁达夫加以公开批评。可以说，正是这一事件，成为郁达夫于1927年8月宣布脱离创造社的主因。从当时郭沫若、成仿吾的角度来看，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是其政治上不成熟，甚至“反动”的证据[7]。但从郁达夫的角度来理解，这篇政论则是其在政治、权力、党派面前保持独立性的表现。用郁达夫的话来说，“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8]这意味着，郁达夫发表《广州事情》，是“代民众说话”，而不是代政府、官僚、军阀说话。事实上，“代民众说话”正是政治上的独立性之获得的基点。进一步而言，郁达夫的这种独立性，也呈现出“尊重政治而又不限于政治”的结构。一方面，正如铃木正夫所言，“《广州事情》决非以暴露为目的，因而并非反对革命的文章，整个写作动机，自始至终是希望肃清革命策源地广州的腐败，使革命政府成为本来作用上的为民众谋利益的革命政府”[9]，《广州事情》的写作是以对广州革命政府的认可、尊重与期望为前提的；另一方面，对革命政府的认可、尊重，并不意味着独立个体必须受到党派政治、权力关系的制约，更不意味着依附于党派和权力，而是以“代民众说话”为立足点，揭露理由以求解决理由，“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多远，我们进步的速力，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力”[10]——这实际上是一种不为现成的政治格局所限制，以理想对现实的批判来突破身份地位、权力关系、利害得失等的约束的努力。
当然，就郁达夫的一生而言，其独立的政治品格，在抗战时期得以最卓异的呈现与完成。也就是在发表《写作的经验》的同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郁达夫将自己所有的生命热情都投入到抗战之中。1937年10月，被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热情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3月，赴武汉参加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12月，抵达新加坡，并于次年1月开始主编《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与《繁星》副刊。尽管并未再创作文学作品，郁达夫却以其两百多篇政论、文艺短论、杂文以及繁重的编务工作——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从事着抗日救亡宣传与文化启蒙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1941年12月，日军登陆马来半岛，战火逼近新加坡，郁达夫又先后出任当地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并兼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执行委员等等，殚精竭虑，英勇无畏。曾与初到新加坡的郁达夫进行笔战的张楚琨后来有这样的感慨：“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12]1942 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乘船辗转流亡。1942年5月，到达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以商人身份居住下来，与敌周旋。期间曾因精通日语，被迫为日本宪兵分队担任通译8个月，后又为掩护汇集在当地的文化人士，开设过酒厂等。1945年8月29日晚，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第15天，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尸骨无存。
从郁达夫的抗日经历来看，是无愧于伟大的、真正的爱国者这一称号的。就其卓异的人格的呈现与完成而言，他所从事的抗日宣传、文化启蒙、与敌周旋，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其政治品格中的“尊重政治”和群体性资质的一面——与敌周旋是以敌我的群体性区分为前提的存活与政治策略。但不仅如此。可以看到，郁达夫的种种抗战活动，也有着“不限于政治”与对个体独在的坚持的一面。在郁达夫看来，抗日作为“国家的危难”，说到底是“自己的责任”。[13]因此，参加抗日活动的郁达夫，其政治的立足点与北伐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代民众说话”：“我们这次的抗战，是为国家民族的存活而战，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战，并不是为少数人而战，也不是为一派而战，更不是为那批无耻贪污，顽固败类的升官发财而战！”[14]这使得郁达夫的抗战活动同样具有一种承认但不依附于政府、党派、团体、权力的独立性。比如，在新加坡的抗日救亡与文化论文导读：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尼理由，都没有让达夫参加。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这里胡愈之所说的“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颇让人寻味。一般认为，这是郁达夫为了掩饰其“尴尬”。但从其一贯对团体、宗派的态度来看，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不拒绝团体但也不依附于团体”的个体独立的政治品
启蒙工作中，他一再指出需避开“各分门户”“植党营私”，而应“精诚团结，一致对外”，[15]并且以实际的行动如组织“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活动[16]等来推动这种打破派系之私的团结。再如，他曾在女友李小瑛的推荐下兼任英政府Ministry of Information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引起左派人士的不满：为什么要给英帝当雇员？但郁达夫的作为实则是以抗战为目标而不以政治派系为限：“他认为能占领一个地盘对宣传有好处，这也和他在政论中争取英国援我抗日是一致的。”[17]再如，流亡苏门答腊期间，郁达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胡愈之、王任叔等人，“始终不失为保护他们生活的安全的围墙”[18]，但是，胡愈之等人的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让郁达夫参加。胡愈之对此的解释是：“也是为了政治认识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在苏门答腊建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尼理由，都没有让达夫参加。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19]这里胡愈之所说的“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颇让人寻味。一般认为，这是郁达夫为了掩饰其“尴尬”。但从其一贯对团体、宗派的态度来看[20]，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不拒绝团体但也不依附于团体”的个体独立的政治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