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制度形成-学位

论文导读：
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件的效果是一个偶然。依据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马伯利的诉求依据是正当的。然而《宪法》与《法官法》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管辖权上是冲突的，马歇尔正是利用了这一冲突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可以说，这一制度的确立完全是一个偶然，是党派间争权夺利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
美国的政治制度认为美国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化和社会化的最佳体现，在全世界被推崇。在易中天《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笔者对美国开国元勋们无比赞叹，看到他们对自由国度的向往的争取和努力也从内心深处十分推崇。同时却在这件事情上想到一些偶然性。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具有高尚的人格，有对自由制度的向往与追求，同时本人没有子嗣，这是当时富兰克林在美国确定总统体制是提到过的。在华盛顿带领美国民兵战胜英国军队的时候，美国临时政府甚至连拖欠华盛顿本人的军饷都无法支付。美国开国元勋是依靠借债打赢了独立战争，依靠从法国和荷兰借债渡过建国初期的各种困难。从此美国就一直在国际上是以负债的形态开展经济建设与发展，并且美国的扩张也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的，这也是造成美国现在的经济制度中金融最发达的重要原因。
制度往往是“事后追认”的
制度许多时候往往是“事后追认”的。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路。但它创造的先例只有为后人所必须遵循，才能成为制度。事实上，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而且马伯利判决的意义也一度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直到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直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这种事后的追认离不开以马歇尔为首的司法人员精心的呵护最高法院的权威，司法人员稳定、自律和司法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后代司法人员的慧眼和持续努力的再创造。
宪法对制度供给的影响
制度与制度供给
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总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约束的竞争行为必定加剧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这种约束条件从广义上说就是行为人共同遵循的契约关系或交易规则。制度恰恰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确立了竞争与合作的经济秩序。
宪法秩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从而可把它们视作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本文关于宪法的研究的重心是考察宪法对于制度供给的影响，它根据什么原则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以及新的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和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什么影响。
宪法秩序对制度供给的影响
在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场宪法与最高法院权威的对决，最终，马歇尔选择的是不与宪法相冲突。在笔者看来，宪法对制度供给还是很有影响的。在我国，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赋予的，因此基本政治秩序不仅由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来界定，而且还由全国党代会通过的党的重要决议来界定。宪法秩序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
第一，宪法秩序通过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度创新的方向和形式。在我国，新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巩固的领导地位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持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交易费用和外部性成倍扩大，由宪法赋予政府掌握国家的“暴力潜能”，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是在一个实施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国度里，维护权力中心的政治权威有助于稳定有序地推进改革，减少谈判成本。
第三，宪法秩序直接影响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和效率。市场经济制度遵循的是产权规则，一般而言，产权越明晰，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越高；计划经济制度遵循的是等级规则，上级对下级越具权威性，计划指令越易传递和执行。如果宪法秩序保护资源配置中的等级规则，忽视产权界定，则政府的合法干预活动会引起市场机制的扭曲，很难避免诸如权钱交易、官商不分之类的负效应，从而加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难度。
第四，如果在现有宪法秩序下利益主体无法承受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或者既得利益格局对新的立法阻力过大，都将可能限制制度创新；反之，则有助于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的格式www.7ctime.com
制度创新。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