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论史学办法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特殊作用

论文导读：includingpoliticalscience）becausetheresearchsubjectshehistoryinheritance.Second，historicalmethodcorrectsthedefectsofotherpoliticalmethods.Third，historicalmethodhaoreadvantagesthanothersinexplainingthetraditionalChinesepolitics.Keywords：Chinesepolitics；pol
摘 要： 在大量引入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史学方法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特殊意义逐步凸显。从该方法本身的特性而言，由于人类社会现象具有历史继承性且无法通过人为“试验”完全加以模拟，历史研究在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均有不可替代性；从政治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言，史学原则有助于矫正过度强调“方法论”的一些弊端；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言，针对中国政治依然具有的部分前现代特征，史学方法相比其他研究方法具有更大优势。
关键词： 中国政治； 政治学方法论； 历史研究法； 史学原则
1673-9973（2013）04-0073-06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MA Jie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adigm， the historical method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he significance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irreplaceable in the whole domai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because the research subjects he history inheritance. Second， historical method corrects the defects of other political methods. Third， historical method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others in explai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s； political methodology； historical method； historical principle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持续提升，同时也由于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显著觉醒，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深入研究如今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不仅在研究成果上每年新增数以万计的专著和论文，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最新理论。大量时兴的方法论如结构功能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追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一些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研究法则日益遭到冷落。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快，有大量与时下社会热点相关的政治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来不及对稍长一段时期的政治进程加以回顾和审思；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片面强调和不适当夸大，以及对政治学研究本身的批判和摒弃，学术界不得不把政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长期等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或“中国革命史”，甚至是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对执政党“光辉历程”的罗列和渲染。这不仅严重局限了历史研究法的涉猎范围和研究视域，无益于从学术层面上对近现代以来的政治进程加以精确认知和批判性思考，也使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者对这一方法普遍丧失了兴趣。其实政治学范畴内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法，首先是以一系列史学方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又不断兼容现代政治学理论工具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从而对较长周期内的政治现象及其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而言，不仅提供了从时间维度上考察政治现象因果联系的必要手段，而且对于弥补时兴方法论作为研究工具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克服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特别是面对诸多前现代因素时的适应性困难，都有积极而特殊的论文导读：
意义。

一、历史研究法始终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区别之一，是自然科学可以借助试验手段，人为地控制影响因子和约束条件，并设置起始状态完全相似的对照组，同时对试验过程可以进行反复的操作和观察，从而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相对有限且因果链较为单一和固定的研究结论。这一点是社会科学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在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即使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层面上有“政策试点”，在政治科学领域又有行为主义的“量化研究”和政治心理学的“情境假设”，但这些“试验”方法都不可能完全控制研究过程中应予处理的诸多初始变量，也无法设置完全类似的横向（其他地区或其他领域）或纵向（其他历史时期或另一研究时点）的对照组。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社会科学在局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向更广远的时空推广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说，特定时空和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不可能毫无差异地再次出现，更不可能人为地加以复制或模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任何实证研究，都可以说是历史研究。同一类政治现象在较大时空上的内在规律，也只能在历史进程中进行抽象和类比。因此可以认为“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为针对社会问题和政治进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特别是提供了相关变量的多种可能性和多重组合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长河中的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也的确表现出某种令人惊异的相似性和“规律性”，即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往往导致或趋向某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预先估计的特定结果。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社会历史进程背后似乎确有一些永恒的法则在施加作用。只不过对于这些“法则”得以存在的原动力或其根源，马克思认为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在人类的主体性（需求）与自然的客体性（客观规律）之间持续互动的生产力要素，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属性和发展方向；而一些史学家和保守主义理论家则认为是不可泯灭也不可扭转的普遍人性，在社会活动中同时存在的人的贪婪自利之心和向善恻隐之心，共同决定着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下所能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但无论从何种角度认知历史规律本身，都不能否认历史对于现实乃至更遥远未来的启示和决定作用。诚如葛剑雄所言，虽然不能将现实与历史做简单的比附，但历史中浩如烟海的人物和事件，带给今人的启示和经验是无穷尽的；既然人本身存在一些共性，那么作为由人的主体性活源于：论文发表网www.7ctime.com
动所构成的历史进程总会有规律可循。125-188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仅应该从历史中寻求智慧，而且只有清晰地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对现实做出判断和抉择。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85 诺思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揭示出的“路径依赖”现象，也再一次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既有“轨迹”，往往会以自我复制、自我巩固的方式延续下去，甚至决定着久远未来制度和技术变迁可能的方向和结局。[3] 摘自：毕业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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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政治的前现代特征需要直接引入史学研究

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在西方国家大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从17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才大致完成。中国政治的这一进程，在严格意义上从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方才开始，虽然现代性因素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大幅度跃升，但不能否认至今依然保留有大量传统社会的前现代特征。
如表1所示，可以认为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政治的非化，即政治活动不过是争取利益的过程，任何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和所属集团利益的正当权利，冲突和竞争各源于论文导读：为人们所耳闻目睹；（5）侵犯政治权利乃至其他基本人身权利的现象，不仅时常见于社会弱势群体，甚至在部分地区还见于政府机关内部。所有这些政治现象，并不仅仅如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等学科所研究的那样，单纯是一个改进政府行政过程或完善社会治理模式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政治深层结构和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一些深刻难题。当代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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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因此胜利一方不能以任何道德名义制裁或消灭失败一方，而失败一方也不能以任何道德名义质疑对方的获胜。政治过程中的首要准则是相关各方是否遵循业已制定的互动规则，而制定规则所须遵从的首要准则是有没有给相关各方提供同等机会。（2）程序正义，一是规则认同超越结果导向，不得动用违反既定规则和公正精神的手段达到目的，坚持公开政治和文明政治，不得诉诸暴力和阴谋；二是政治关系依靠规则来维系，而排斥亲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人际关系因素对政治规则的扭曲或干扰。（3）政治宽容，一是允许多元利益和观念的存在，尽量容纳社会的多样性，不强求“步调一致”；二是尊重他方和对方的合法权利和同等机会，不以己方的有利地位予以剥夺；三是政治冲突和斗争恪守底线，失败者认可胜利者的地位，胜利者允许失败者在规则范围内寻找机会以改变自身地位，尽可能通过妥协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政治格局。（4）政治平等，一是赋予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群体以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参与机会；二是“命令-服从”关系仅限于政治职权所划定的范围之内；三是因职位所赋予的物质利益不能延伸至规则之外和去职之后（即不允许特权现象存在）。（5）政治自由，一是任何人均有表达自己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即使法律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而加以限制，也仅依据其结果而非其动机；二是任何人都有采取不伤害他人合法权利的政治行动的自由。
与上述标准加以对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治迄今为止还不能说是完全摆脱了某些前现代特征，比如（1）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幽灵在民间思想界和民众情绪中始终徘徊且相互交织；（2）诸方力量博弈形成的“潜规则”时常凌驾于正式制度乃至法律之上，人情社会的法则不可抗拒，“家族政治”①的现象引人瞩目；（3）对“多元化”本身的认同远不及社会多样性发展的程度，民众对异己立场依然持极端排斥的态度，社会价值观呈现令人忧虑的分离和对立；（4）即使在正式制度的范围内，特权现象和“官本位现象”也依然未能消除，更遑论难以遏制的“权钱交易”和“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为人们所耳闻目睹；（5）侵犯政治权利乃至其他基本人身权利的现象，不仅时常见于社会弱势群体，甚至在部分地区还见于政府机关内部。所有这些政治现象，并不仅仅如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等学科所研究的那样，单纯是一个改进政府行政过程或完善社会治理模式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政治深层结构和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一些深刻难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亟须对此做出解读和分析，并提出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但源自西方国家特别是20世纪中叶战后美国的一些最新理论，在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的这些前现代特征时，往往面临着材料处理上的困惑和逻辑上的较大风险。
事实上，政治学领域最为时兴的一些理论基本都产生于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完成之后，其中部分理论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如结构功能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多元理论等；还有部分理论则具有“后现代”特征，如社会资本理论和治理理论等。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业已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但当其面临一些“前现代”因素时，就颇有“雾里看花”甚至“隔靴搔痒”之感。如2011年轰动一时的《中县干部》一书，其最引人争议之处在于呈现了中国所特有的“家族政治”现象。这一现象本是沿袭中国传统而来，但又与现代政治的运作模式相结合，形成一种权利和义务完全不对等的畸形政治形态，经典的政治学理论对此颇难加以解释，故该书只能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凭借丰富原始材料进行“白描”的方式替代抽象化的理论分析。还有一些政治现象虽然与某一经典理论有暗合之处，但其本质却有极大差异，如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政治所做的分析。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而且正在现代化浪潮中面临日益流失的境况，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缺乏规则意识、独立精神和公共道德的现象，中国政治所面对的人际关系根本不同于社会资本理论得以展开的社会场景，“关系”一词在国外的中国研究中亦被直译为“Guanxi”而不是“Relationship”。也许正如马克思“否定之否定”原理所阐释的那样，“否定之否定”在形态上与“肯定”相似，但在本质上已得到升华。“后现代运动”所倡导的一些理念，如对集体的归属感和奉献精神，似乎与前现代社会有论文导读：、具体性和丰富性，来处理那些前现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原始性和无序性。事实上，时下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大多形成于20世纪政治现代化过程已接近完成并步入后现代的时期；而19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政治学也主要是通过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由此在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留下大量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
相通之处，但“后现代运动”的前提是在理性规则之上形成的集体及其内部关系，而不是在某些不可抗因素（如家族和“单位”）基础上形成的带有人身依附性和等级亲疏色彩的原始集体。再如社会资本理论所倡导的“社会信任”，主要是指基于现代生活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而不是基于某种共同经历或某项共同特征而建立起来的、带有排外倾向的小团体内部的特殊信任。通过“社会资本”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其目的也在于降低人们之间的协作困难，满足人们对社群的情感寄托，而绝不是以此来规避和挑战人们业已认同的合理规则。因此如果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些深层结构，恐怕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更有一些政治现象是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被彻底抛弃的，“后现代运动”亦不加以倡导，如毛时代的党内斗争中带有“权谋”色彩的那些手段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原始政治的阶段，根本不能用任何现代政治理论进行分析。
正因为此种情况极其普遍，所以史学方法在政治话题的探讨中的直接应用，在中国政治（特别是近现代时期）的研究中就具有极大优势，甚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方法可以通过材料的微观性、具体性和丰富性，来处理那些前现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原始性和无序性。事实上，时下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大多形成于20世纪政治现代化过程已接近完成并步入后现代的时期；而19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政治学也主要是通过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由此在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留下大量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光辉身影。鉴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正方兴未艾，史学方法不仅不会也不能被丢弃，反而有可能成为造就开拓性研究成果的一把利刃。 [3]源于：免费论文查重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