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维权社区组织传播：业主维权一个分析框架

论文导读：层规划，增加楼层，致使原本只规划了200123下一页
【摘 要】本文所讨论的社区运动主要指业主维权活动，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政治学对该领域的研究已不鲜见，但从组织传播学角度关照业主维权的媒介使用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发生在H市的三个维权个案为样本源于：www.7ctime.com
，聚焦以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传播。研究发现，组织化的社区传播能够汇集业主在维权行动中的公共舆论，同时提升业主的传播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
【关键词】社区传播 业主维权 业主自治
业主维权事件伴随着住宅商品化的不断推进而与日俱增，构成了城市社会转型期的一项重症，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也屡见报端。按照陈鹏的观点，业主维权运动主要是指“业主们通过成立临时维权小组、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协会，组织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和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等进行斗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运动形式。”①笔者在组织传播学理论的框架内，采用田野调查、观察与访谈等民族志方法探究社区传播在业主维权运动中的作用机制。

一、研究回顾

近年来，围绕民众维权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显示出学科交叉、理论多元、方法多样的特点。黄晓星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指导，分析了空间霸权的战略、空间抗争的战术特点，以及上下分合轨迹，整合出社区空间的生产机制。②
黄在另一篇论文中着重探讨了社区运动的三个“社区性”因素（空间、人口、组织），并指出只有经由合理调整社区性要素和维度，才能构建出合作、共赢的和谐社区。③
陈鹏在梳理城市业主维权抗争实践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法权抗争”的分析范式，具体分为“维权”、“诉讼维权”和“立”。在法学视阈下归纳了业主维权抗争的发生、作用、解决机制。④
贺建平等以某市的四个社区为例，主要考察了以农转非居民为主体的社区传播，探究社区传播与农转非居民城市化之间的变量关系。该研究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以及对社区传播媒介的分类方法对本文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⑤
罗霆以社区报在建立和完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当中的重要作用为切入点，具体探讨了我国社区报的定位、编辑、人员培训与经营战略。但是并未涉足社区报在具体的社区运动中的作用机制。⑥
闫波等介绍了社区传播中的新媒体技术，分析了新媒体在社区传播中的特性与前景。⑦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从各自专业出发，探讨了社区传播中的一些问题，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是从组织传播学视阈考察业主维权运动的研究尚数空白，本文将以具体的业主维权抗争实践为例，探究社区传播在业主维权运动中的作用机制。
美国学者鲍尔等认为，社区传播活动和传播机制决定了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社区的公共设施、安全状况等传播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社区传播作用发挥的程度。⑧
社区内部存在着由业主（委员会）和开发商、物业、基层管理部门构成的组织。根据组织传播学的观点，组织传播以组织为主体，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这些传播主体通过传播形塑起一定的组织结构，帮助业主处理相互之间以及与更大的组织中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⑨最初组织传播的定义单是组织中讯息的接收、传达，后来延生为视传播为组织系统内成员互动与沟通，以达组织目标的过程，起到一种类似“社会的粘着剂”的功能，将组织成员、次级团体与部门、以及不同的组织联结起来。⑩
社区传播将中观层面的社区媒介和微观层面的人际传播涵盖在内，这二者构成我们讨论“组织化社区传播与业主维权运动的关系”问题的解释框架。

二、业主维权的三种基本模式

根据业主维权的组织化程度，我们可以将维权活动分为个体维权、集体维权和联合维权。“所谓个体维权主要指个体业主‘单匹马式’的维权活动；所谓集体维权主要指以‘业主委员会’或‘临时维权小组’为载体所进行的维权活动，这里的‘集体’重在强调某一个社区内部业主力量的集合，主要表现为一种‘纵向’联系；所谓联合维权主要是指以跨社区的业主联合组织为载体或者以不同社区之间业主力量的联合为基础所进行的维权活动，这里的‘联合’重在强调不同社区之间的‘横向’联系。”⑾
本文引用资料主要涉及H市的三个个案，主要采用包括观察、访谈、田野调查等民族志方法。案例甲：业主个体维权。该业主所在小区2013年9月底即将交房，但2012年底在未向业主说明的情况下，单方面更改小区高层规划，增加楼层，致使原本只规划了200论文导读：工厂厂区和生活区的围墙），开发商在第二天凌晨指使几十个身份不明的人推到围墙，就此使矛盾激化。第二天工厂居民又重新恢复围墙，区政府为了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动用人员强行拆墙，后几百名工厂居民到H市政府。三、业主维权的媒介使用施拉姆曾说：“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就不会有传播”。⑿社区信息
0户的小区增加了639户、4.5万个平方建筑面积，由此导致原住户的居住品质下降、利益受损。事件最初由该小区一位王姓业主向新华网爆料而引发社会关注，而开发商尚未给予答复。
案例乙：业主集体维权。该小区是2012年新建的集商业、住宅、酒店等配套设施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该小区业主与开发商和物业纠纷包括业主诉房产商违约改变小区规划、物业账目不公开、阻挠成立业主委员会等等。起初以业主个人交涉为主，2013年1月，由于开发商原先承诺用于商业中心和业主会所的建筑被建成了对外开放的商业性“休闲俱乐部”，部分业主开始正式组织维权活动，至今未获成功。
案例丙：跨社区业主联合维权。H市某区政府将因破产而受其托管的某工厂厂区土地卖给了该市一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住楼。且在没有公示的情况下私下与开发商签订了借用工厂生活区道路的协议。开发商向业主声称本小区大门直通主干道，大做虚假广告，抬高房价，造成大批业主上当受骗。愤怒的业主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将H市某主干道堵住造成交通中断近一小时。另一方面，工厂居民得知真相后恢复了原道路上的围墙（此围墙属工厂厂区和生活区的围墙），开发商在第二天凌晨指使几十个身份不明的人推到围墙，就此使矛盾激化。第二天工厂居民又重新恢复围墙，区政府为了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动用人员强行拆墙，后几百名工厂居民到H市政府。

三、业主维权的媒介使用

施拉姆曾说：“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就不会有传播”。⑿社区信息和诉求经由传播得以扩散、分享。业主维权诉求依赖社区传播传递信息，而社区传播能否有效进行也建立在维权业主能否建立起一定的组织。 社区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传播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社区居民或者内部管理服务人员，而大众传播的媒体介入较少；其次，传播者并不限于专业的媒体，而是团体与个人都可以充当传播者进行传播；再次，社区传播的过程并不完全封闭，所有的信息同时也对社区之外的更广大范围开放，使更多的人得到这些信息，引发更强烈的社会关注以制造舆论。
维权运动中的业主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维权组织成员的相互维持就建立在维权这一共同目标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人际关系比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信息在这些小的自动聚合的群体之中传播得更快。而个体成员之上是居民中意见领袖的相关组织，比如业主委员会；除此之外，还有物业公司也是组织参与者。⒀
不同类型的维权运动在媒介的使用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当个体业主权益受侵害时，由于开发商与个体业主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业主个体往往选择向都市报、电视台、网络媒体寻求帮助。相关报道在电视台民生新闻中相当常见，业主通过诉诸大众媒介制造更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减小与开发商或其他机构摘自：毕业论文文献格式www.7ctime.com
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媒介选择无疑是最直接、省力、有效的。
当小区业主共同利益受到侵害时，如小区公共场所和配套设施的产权和收益以及物业费出现纠纷，业主往往选择集体发动维权，比如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要求审计物业费是否合理或直接要求自主重新选聘物业；要求实行业主自治，确立主导权等。此时业主集体常采取谈判、、诉讼的方式，因为《物业管理条例》和《物权法》赋予了业主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与代表性，维权对立面往往不得不正视来自业主委员会的声音，同意协商解决。
“联合维权的出现意味着业主维权力量开始进入纵横整合阶段，它标志着业主作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利益集团开始初具雏型。”⒁联合维权的目标往往不局限于声张社区内部的权益，而是维护跨社区的公共利益。比如在案例丙中，区政府部分官员和开发商的行为不仅出卖了工厂职工的集体资产，也对购房业主造成了欺诈和损失。两方面群体的联合抗争说明了在社会公益面前，业主以公民的身份主张权益、实施维权，他们对个人身份的定位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主张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论文导读：197⑥罗霆，《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传播与社区媒体——以社区报为例》.《新闻与传媒》，2011（6）⑦⒀闫波、郑博，《新媒体在社区传播中的应用》.《新闻界》，2008（2）：83-84⑧Ball-Rokeach，Sandraeta1.（2001）.CommunityStorytelling，StorytellingCommunity：PathstoBelonginginDiverseLosAngelesResident
会赋予自己更高的历史使命。在联合维权的过程中，由于其影响力巨大，大众媒介必然介入，但往往只是作为案件的报道者而不是维权的帮护者。联合维权的业主们常采用、堵路、等激烈手段。
结语
构筑和谐的社区共同体、实现成熟完善的业主自治制度是组织化社区传播的功能与使命。组织化传播在社区中搭建起多层级的传播网络，每个个体都能接收和反馈社区信息，业主参与公共事务的舆论可以被有效汇集；基于共同目标的社区传播活动对于提升业主公民意识、促进业主之间的互动和凝聚力有一定的效果。
本文仅以H市三个维权个案为研究对象，未涉及社区外部广袤的经济、政治环境，着眼点也仅限于组织化社区传播与业主维权运动的关系，社区传播在促进业主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是否还有功能强化的潜力。而其他宏观的、可能影响业主公民意识成长的因素诸如经济、社会资本等，在后继的研究中值得予以观察和探讨。
参考文献
①④⑾⒁陈鹏，《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关于业主维权活动的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0（1）：38、34、42
②黄晓星，《“上下分合轨迹”：社区空间的生产——关于南苑肿瘤医院的抗争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2（1）：199-220
③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对现行社区运动理论的回应与补充》[J].《社会学研究》，2011（1）：41-62
⑤贺建平、刘娟、卜巧莹、何露露，《组织化社区传播与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1）：192-197
⑥罗霆，《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传播与社区媒体——以社区报为例》[J].《新闻与传媒》，2011（6）
⑦⒀闫波、郑博，《新媒体在社区传播中的应用》[J].《新闻界》，2008（2）：83-84
⑧Ball-Rokeach，Sandraeta

1.（2001）.

Community Storytelling，Storytelling Community：Paths to Belonging in Diverse Los Angeles Residential Areas.
⑨[美]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⑩秦璃璃，《组织传播——源起、发展与在台湾之现况》[J].《新闻学研究》，2000：63
⑿Wilbur Schramm.Men，Message and Media：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M].PKU Press，2007.11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