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钩沉傩戏历史进展钩沉

论文导读：
摘 要：傩在早期与其它祭祀活动一样，是一种人类崇拜未知力量，为己祈福的巫术。随着时展，由于巫术性质的逐渐减弱和娱乐功能的增强，傩仪在念白和动作的上吸收了当地的民间歌曲、歌舞和器乐，形成了世俗性和娱乐性较之前大为增强的傩戏。傩仪中巫术性质的逐步弱化，是民间文化赋予了傩更多的现实功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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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弱化；傩戏
1005-5312（2013）06-0164-01
傩戏，被称为当代戏剧活化石，其早期形态“傩仪”是一种古代驱逐疫鬼的巫术仪式。在中国各朝各代都有有关傩仪的记载，并且此风此俗盛行。
就傩仪本身来说有其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巫术本身属于原始宗教，巫术的原始性决定了巫术本身是感性的、朦胧的、抽象的，它不像其他正规宗教那样有严格的教规教义和众多的信徒。傩仪与其他宗教活动相比，虽然功利目的是相似的，但方相氏（也即巫术）与大众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建立在的许可上，而是不分主次的盲目崇拜，层次关系只能在神灵与人类之间产生。
在当代傩戏的演出时，其开场仪式首先是一老人手持师公刀，头戴三清帽，焚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时唱时跳，祈求神仙到来。然而与其他宗教活动所不同的是，傩戏仪式的开场者所从事的行为目的与其他参加演出者的目的一样，都是从人类共同的目的出发，祈求神灵的保佑，代表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像其他宗教活动的主持人如巫师、神父那样充当人类与上界的人，在向上界转达人类祈愿的同时，也向人类传达上界神灵的指示，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傩戏演出却是虔诚的，它显示了一种原始的、古朴的宗教事象。正因为如此，傩戏才保持着原始人类遗留下来的合理关系，也是其生存的根本。
傩祭的这一目的告诉我们，功利上的心理满足并不是在我们所认识的理性世界中获得的，而是在荒诞的逻辑思维和难以理解的仪式行为中才得以贯注，显现出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即神灵的力量是无限的，相信它能给人类以帮助，同时人类也必须崇敬神灵。傩祭正是通过这种情感上的贯注和理解，才获得了一种非理性的并和哲学思想相对立的内在统一形式，同时给予傩戏以生命的阐释，使它能延续发展。
也许人类的精神文化就由此而产生，但文化的产生终究是源于人类的需要，把文化撇开在功利目的之外是不正确的，这一论点在傩祭这一文化事象中也毫无例外的体现出来，正如 《周礼·夏官》所述的“帅百隶时而傩，以索室殴疫”，意在驱鬼逐疫，以求一年的平安吉祥、顺顺利利。其目的是非常简单、古朴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极大程度地符合了人们的心理要求，因此才给予了傩戏以如此强盛的生命力，经历历代朝代的更迭、文化的变迁与融合，终于扩展并演变成为当今的戏剧种类之一。
而在唐宋有关宫廷傩的记载当中，傩仪的行为时间和行为方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乐府杂录》中唐代傩仪改成在年三十夜进行，而《周礼》中提到的“方相氏”则变为了“戴冠及面具”、“衣熊裘”，十二兽也不再“有毛衣角”，侲子为五百位，且戴面具，增加了乐队和唱师……方相与十二兽之集神、人、兽于一身的外在征象已有了更多人化成分，面具在傩仪中占有更大分量，傩仪的场面更宏大，其表演性与观赏性加强。
《梦粱录》记载有关“禁中大傩”：“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银戟、……，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此时，方相、十二兽等作为傩仪的主要角色，已被将军、符使、判官、钟馗等更具表演性的角色替代，由伶工扮演。而傩仪的形式方面我们则可从从“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看出，此时的傩仪已远没有汉时庄重、严肃，对仪式主体和仪式过程的要求相对来说也并不很严格。
由此看出，在当时的傩仪中已经有了非常具有表演性的角色，角色形态较为丰满也较为世俗化，并且由专业的演出者来扮演，所以说宋代傩仪中的表演成分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仪式成分。
宫廷傩如此，民间傩则很早就发展了世俗表演性与多神杂糅的特征。《梦粱录》卷六“十二月”条有“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
由论文导读：考文献：礼记·月令.周礼·夏官.陈守仁.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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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来，民间傩仪虽然没有宫廷傩仪隆重，但其形态更丰富、形式也更多样，傩的仪式性过程已经泛化为民风民俗，傩仪的主体神已人化，傩仪的用具也已泛化为民俗物象。从汉到唐宋，中国大地饱经历史沧桑，傩仪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显示出弱化的气象。
参考文献：
礼记·月令[M].
周礼·夏官[M].
[3]陈守仁.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C].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