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史史学中探史义、明史法、挈史旨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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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主持人语（段渝）
《推十书》是四川学者刘成炘（1896-1932）先生纵论文、史、哲及目録、方志、文艺批评、金石书画等的学术著述总集，都231种，合475卷，计600余万言，鸿篇巨制，博大精深，深受梁漱溟、蒙文通、萧萐父等名家的极力推崇。萧莛父先生称“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史学和文学角度对《推十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期望引起学术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
【摘要】刘成炘是民国时期一位卓有成就的川籍史学家。《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也是“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史法不明久矣”，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领域颇具特色，对当代历史研究也具者启迪作用。
【关键词】刘成炘；太史公书知意；史义；史法；史旨
1008-0139（2012）04-0090-5
四川近代著名史学大家——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是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一位罕见天才，亦是长期湮没的国学大师。其著述主要收集于《推十书》中，遍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但因种种原因，后世学者对其了解甚少，其学术成果因而未得到流传与推广。尽管如此，由于其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研究。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活动虽涉及的领域众多，但以史学为重点。他秉承家学，私淑章学诚浙东史学，把“史学”扩大为“论世”“观变”的“人事学”，开辟了“大史学”的新天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是“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该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史法不明久矣”，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的史学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领域颇具特色，对当代历史研究也具有启迪作用。故本文以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研究为重点，以探讨其史学思想。
史义三部分，其中史义最为重要，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因此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日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表明章实斋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同时，章学诚还认为前世学者缺乏对史义的研究，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由此可见，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一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都体现出了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中对史意（义）的重视。
刘咸炘在承袭章实斋史义观的同时，还对其观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史义与史法的关系，认为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基础。《太史公书知意》开篇即说：“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日考证，日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论其事、论其文者为评点，独说其义者阙焉，盖史法不明久矣。”在他看来，校注、评点只是针对史事和行文，属于一些浅层次的研究，而对史义的探讨才最为重要，是史学研究的核心；而后世缺少对史义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史法不明使然。因此他认为，要彰显史义，必先明史法。同时他还认为前人的考证和评论，都是为了彰明史义，《太史公书知意》说：“偶涉考证，论事、论文，必与义例有关。是书（指《史记》）前人议论甚多，故辩驳加详，非不知恣为击难，坐长繁芜，欲明本义，不得不然耳。”
对史义的研究，刘咸炘在《太史公书知意》绪论中提出了，凡治《史记》者，必先明辨真伪、明体例、挈宗旨、较班范四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班书阁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谓咸忻此书‘于此四义反覆阐述，极中肯要’”。表明其对他史学研究中以探史义为核心观点的欣赏与赞同。另外，刘咸炘对史义研究的重视，还体现在具体篇章中对史家之意的揣摩，如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的“彼可取而代也”下写道：“特书此语，著匹夫狂起之初机，此三代与秦、汉以下之一大关键也。《高纪》书‘大丈夫当如是矣’，《陈涉世家》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皆此义。”这些皆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在先秦与秦汉之际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即政治、经济、用人、文化等相关制度皆发生重大变化的敏锐视觉，所谓“古今之变，盖莫大于周、汉之际”，从而也体会出司马迁撰写这些篇章的意图所在。可见，刘咸炘正是要以立足于对史意的探讨为核心来重新审视、评论《太史公书》的史学精神。
主持人语（段渝）
《推十书》是四川学者刘成炘（1896-1932）先生纵论文、史、哲及目録、方志、文艺批评、金石书画等的学术著述总集，都231种，合475卷，计600余万言，鸿篇巨制，博大精深，深受梁漱溟、蒙文通、萧萐父等名家的极力推崇。萧莛父先生称“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史学和文学角度对《推十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期望引起学术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
【摘要】刘成炘是民国时期一位卓有成就的川籍史学家。《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也是“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史法不明久矣”，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领域颇具特色，对当代历史研究也具者启迪作用。
【关键词】刘成炘；太史公书知意；史义；史法；史旨
1008-0139（2012）04-0090-5
四川近代著名史学大家——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是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一位罕见天才，亦是长期湮没的国学大师。其著述主要收集于《推十书》中，遍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但因种种原因，后世学者对其了解甚少，其学术成果因而未得到流传与推广。尽管如此，由于其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研究。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活动虽涉及的领域众多，但以史学为重点。他秉承家学，私淑章学诚浙东史学，把“史学”扩大为“论世”“观变”的“人事学”，开辟了“大史学”的新天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是“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该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史法不明久矣”，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的史学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领域颇具特色，对当代历史研究也具有启迪作用。故本文以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研究为重点，以探讨其史学思想。
一、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
史义，即史意。史意是史家通过著述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宗旨，是史学宗旨的核心。观念决定方法，方法亦影响观念。刘咸炘的学术渊源—方面承传家学，另—方面学宗章实斋，即章实诚。他对章实斋的学术思想推崇备至，在《治史绪论》中，他明确表示：“吾于史学宗章实斋”，在《宥斋自述》中也说自己“私淑章实斋先生”，将自己当作章氏的学生。众所周知，章实斋乃清中期著名的史学家，生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但他却独辟蹊径，力探史义。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摘自：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史义三部分，其中史义最为重要，是史学研究的灵魂。因此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日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表明章实斋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同时，章学诚还认为前世学者缺乏对史义的研究，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由此可见，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一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都体现出了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中对史意（义）的重视。
刘咸炘在承袭章实斋史义观的同时，还对其观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史义与史法的关系，认为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基础。《太史公书知意》开篇即说：“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日考证，日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论其事、论其文者为评点，独说其义者阙焉，盖史法不明久矣。”在他看来，校注、评点只是针对史事和行文，属于一些浅层次的研究，而对史义的探讨才最为重要，是史学研究的核心；而后世缺少对史义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史法不明使然。因此他认为，要彰显史义，必先明史法。同时他还认为前人的考证和评论，都是为了彰明史义，《太史公书知意》说：“偶涉考证，论事、论文，必与义例有关。是书（指《史记》）前人议论甚多，故辩驳加详，非不知恣为击难，坐长繁芜，欲明本义，不得不然耳。”
对史义的研究，刘咸炘在《太史公书知意》绪论中提出了，凡治《史记》者，必先明辨真伪、明体例、挈宗旨、较班范四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班书阁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谓咸忻此书‘于此四义反覆阐述，极中肯要’”。表明其对他史学研究中以探史义为核心观点的欣赏与赞同。另外，刘咸炘对史义研究的重视，还体现在具体篇章中对史家之意的揣摩，如他在《史记·项羽本纪》的“彼可取而代也”下写道：“特书此语，著匹夫狂起之初机，此三代与秦、汉以下之一大关键也。《高纪》书‘大丈夫当如是矣’，《陈涉世家》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皆此义。”这些皆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在先秦与秦汉之际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即政治、经济、用人、文化等相关制度皆发生重大变化的敏锐视觉，所谓“古今之变，盖莫大于周、汉之际”，从而也体会出司马迁撰写这些篇章的意图所在。可见，刘咸炘正是要以立足于对史意的探讨为核心来重新审视、评论《太史公书》的史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