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视阈下社会管理-

论文导读：功实现由社会联盟到国家构建的国家获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失败的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落后、国家政权崩溃和社会失序的境地。研究和探讨后发展视阈下的抗争政治，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期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到（党的建设）国家构建的演变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后发展;社会管理;抗争政治;
[摘 要]战后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政治转型给后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着“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围绕这一双重困境展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冲突，形成了各自国家独特的抗争政治、社会联盟、（政党建设）国家构建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道路。面对抗争政治，成功实现由社会联盟到国家构建的国家获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失败的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落后、国家政权崩溃和社会失序的境地。研究和探讨后发展视阈下的抗争政治，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期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到（党的建设）国家构建的演变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后发展;社会管理;抗争政治;国家构建
1008-410X（2012）04-0045-05

一、后发展视域下的双重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

综观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说先发展国家，按照时间序列依次是美、法、德、日等国先后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根据发展理论，从时间维度来看，后发展国家有其明显的劣势和相对的优势。1962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他认为，后发优势可以汲取先发展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后发展国家可以走捷径，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发展国家的道路前进，即所谓的“跨越式发展”(P25)。
在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瓦尔德纳（Did Waldner）从比较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入手，在对战后兴起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典型案例（叙利亚、土耳其、韩国和台湾地区）分析基础上，揭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先发国家设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走出边缘”之路中普遍面临的双重集体困境，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提法受到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的启示，这一困境来自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会引发新的投资和工业生产的扩张，或者说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卡尔多集体困境则来自于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卡尔多的发展理论，“卡尔多集体困境指的是提高效率和实现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产生的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P175）。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涉及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问题，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转变是自然而然的最优理性选择，而如何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何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失败了，这绝非简单的经济理性问题，从发展政治学和经济社会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策略和机制从更深层次上看是一个社会多方力量博弈和政治选择的过程。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一转型过程中涉及的社会转型路径和政治发展道路的诸多困境，由此也会忽略由此困境产生的抗争政治引发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国家构建模式的选择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都必须度过的难关和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国家构建与后发展》一书中，戴维?瓦尔德纳以叙利亚和土耳其为一组，以韩国和台湾地区为另一组作了对比。他指出，针对阻碍新工厂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解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却以恶化“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推动投资，却无力使投资带动的产业运转良好。与此不同的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既克服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又克服了“卡尔多集体困境”，从而走出了后发展的困境，超越了“刘易斯拐点”，迈向了发达国家的行列（P8）。

二、双重困境下的社会管理：抗争政治与国家（政党）构建

瓦尔德纳理论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看似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典型后发展的现代化困境，其间交织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抗争政治、国家构建（党的建设、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行政改革）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克服双重困境、实现转型成功，关键问题是社会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改革、政治发展和国家构建模式的转型能否与之相适应的问题。就叙利亚和土耳其而言，在应对“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的过程中，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从而激化了精英层面强烈的冲突，进而导致了需要构建广泛的跨阶级联盟的策略选择，最终形成了迎合吸纳平民、满足民众福利要求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国家”是进入发达工业化之后转型的后果，此时发达国家具备了吸纳平民、满足民众福利要求和民生权利的资本和财政实力，而所谓“早熟”，是在未具备资本和财政基础条件之前就启动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政策，从而陷入了双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的状态。比较而言，东亚发展型国家（地区）却没有强烈的精英冲突，因而可以不去满足民众“早熟”的福利要求和过分的权利诉求，由此选择了不同的社会联盟战略和国家构建的方式，进而可以从容地应对社会运动、有效地协调抗争政治，最终成功解决了由上述原因导致的社会管理困境。在瓦尔德纳从冲突→联盟→制度建构这一逻辑线索出发展开的上述研究基础上，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司雷特（Dan Slater）也遵循了比较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还进一步将政治冲突整合到抗争政治的分析框架中，从而扩大了解释的范围。从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主流理论发展的趋势来看，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和相关理论逐渐成为共通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抗争政治的概念优势在于“抗争政治的外延介于社会运动和全部政治之间”，“发生在诉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诉求对象（objects）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模板下载www.7ctime.com
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他要强调的是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发生论文导读：下一页
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并且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3](P12)。在此基础上，类似工人罢工、族群、农民反抗、学生等涉及社会冲突、阶级冲突、大众动员、国内冲突乃至内战之类的传统范畴，就统统归入抗争政治的分析框架之内了。司雷特为探求东南亚国家政权持久性之根源，透过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个案的比较研究，对通过抗争政治、经过社会联盟和国家构建的方式解决社会管理困境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完善和补充，其演绎逻辑和解释框架分解如图所示[4](P6-7)。社会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是整个理论逻辑链条的起点和自变量，作为因变量的政权持久性的后果能否实现，这就要取决于抗争政治中的社会联盟是否能够为精英集体行动意识的培养提供激励机制，进而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建设和国家构建，最终也就决定了国家政权是否能够获得稳定（stability）和持久（durability）。源于：7彩论文网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第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包容性增长”是建立在广泛社会联盟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理念和目标的具体化体现、实现步骤以及表现形式。其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概念的内涵充分反映了应对社会抗争社会联盟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目标。在这一意义上，和谐社会是要通过建立一套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运作机制，进而为政权的社会联盟基础提供服务和福利，保障社会联盟内部不同群体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上实现法治和公平正义，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持久。其二，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是回应社会抗争、建立社会联盟、进行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具体包括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安全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以顶层设计的思维，主动通过国家构建战略解决发展问题的特有优势。其三，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即包容性增长，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来的，最基本的含义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或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中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格式设置www.7ctime.com
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6]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具体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对后发展国家历史经验和双重困境的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及其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建立不是重新回到全能型的保姆式国家模式，在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建设过程中要避免形成后发展中国家曾经发生的早熟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局面，建立适合自身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管理体系。因此，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提出固然令人期待，但“和谐社会”的提出就另一角度而言也是对现状秩序与既得利益的冲击，冲击对象包括改革开放原本获利者即沿海地区、社会中上阶层、民营企业家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等，这是保护弱势群体、巩固社会联盟的需要。不过，一旦关照弱势群体的政策推到底，不仅对原本既得利益者不利，使其结构性利益受到威胁，也将对弱势者不利。如2008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与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相比，这部法律对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大幅度的变化与调整，而此部号称全世界最高规格的保障劳工法规的超待遇保护劳工的条款，施行至今已使诸多中小企业受到威胁而面临关闭，最终受到伤害的将不只是厂商，也包括因企业倒闭而失业的劳工。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发展战略中发展性和分配性目标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这正是党的建设和国家构建的重大挑战。

(三)党的建设与国家构建是克服社会管理困境、实现政权稳定的解决之道

斯雷特对后发展国家的研究显示，党的建设和国家构建（核心是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是抗争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联盟的必然结果，而党的建设和国家构建的成效直接关系国家政权能否持久稳定。对于中国式的抗争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管理来说，党的建设和国家构建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并整体、全面推进的。党的建设和国家构建的实质是运用公共权力调节社会关系。根据艾兹奥尼的权力类型分析，国家权力可以分为强制性权力、奖酬性权力和象征性权力[7](P56-68)。具体就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建设而言，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大体上属于国家强制性权力的范畴；而诸如“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着力抓好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8]，则属于国家奖酬性权力的范畴；对于“论文导读：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8]，则属于国家象征性权力的范畴。

(四)统合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根据上述分析，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具有明显的统合主义（Corporati，又译为合作主义、组合主义和法团主义，笔者认为统合主义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更为贴切）特征，这是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立的多元主义，同时又区别于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全能主义的一大特色。按照著名的统合主义理论家威亚尔达的观点，统合主义有三个特征：（1）一个强势的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2）限制利益群体的自由与行动；（3）吸纳利益群体作为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让他们表达成员的利益，帮助国家管理和推动相关政策[9](P56)。尽管统合主义内部派别林立，但都坚持一个核心的观点和价值指向，就是要把多元化的利益群体统合到国家的体系之中，接受国家的调节、控制和约束。多元主义强调通过社会与国家分立制衡，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独立自主的目的，这正是统合主义与多元主义泾渭分明之处。而在统合主义的视野下，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统合关系，二者整合所形成的统合性组织应该是整个社会良好运作的。这样一种能起到沟通协调、组织社会成员和群体、协助制定和推动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写作格式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