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中国现代文学中形象研究新视角

论文导读：
摘要 半个世纪以来的形象研究存在着强烈的男性中心的批评症候，研究者对性别问题缺乏考量，对女性作家建构的“身体”、“”与“主体”激进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梳理。女权主义视角对女性作家“肉身叙事”的考察，是对文学史形象多元叙事的丰富和补充，也是对女性叙事价值的发掘。
关键词：女权主义 形象 身体 主体
：A
一
建国后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原因，娼妓业作为敏感的话题其研究也长期处于禁绝状态。新一轮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就文学中的形象研究而言，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依据时段主要呈现为如下四种范式：其一，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范式，主要把文学形象看作社会现实的真实映照，进而在文学形象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互文性参照；其二，是张扬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范式，从文化视角解释文学形象和文学嬗变；其三，是现代性研究范式，主要汲取文学现代性和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分析形象与都市现代性想象之间的同构性；其四，后现代范式受到福柯理论的影响，强调文学叙事的话语建构特质及隐含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1 文学社会学范式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形象研究往往以庸俗社会学的方式出现。由于建国文学史确立了以阶级压迫为一切的基本阐释框架，研究者论述形象时，往往以僵硬的社会阶级分析完成文学分析，“被压迫”成为讲述娼妓业的唯一合法话语，苦难的书写是为了验证一个阶级的罪恶，“呼喊出来对世界的控诉”。王瑶、唐弢、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沿袭了类似的阐释思路。由于左翼文学独尊，郁达夫、沈从文、新感觉派文本中的形象研究被忽视，成为“被遗忘的记忆”。
2 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是对庸俗政治学阶级压迫单一阐释框架的突破。吴福辉海派研究的奠基之作《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较早从娼妓业角度考察上海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义特质及对海派文学生产的影响。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吴福辉指出海派小说中交际花型的女性“集娇、悍一身，充满性的挑逗，是消费的无底之洞，是淫棍色鬼的克星”，这种恶魔般的女性“无疑原来是都会所企望、所养成的”。吴福辉的研究代表了客观性的文本研究的回位。这种视角被后来的研究者普遍采用，成为研究晚清民国文学中形象的主要视角。
凌宇在对沈从文作品的系列研究中，从湘西地域文化的视角正面触及了沈从文笔下体现人性优美与健全的形象，沈从文对的开放性态度，打上了湘西巫楚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代表了“一种原始文化的湘西遗存”。文化研究范式的论者抛开阶级压迫的单一阐释框架，主要从文化因成性的视角，探讨文学中形象的文化生成和文化内涵。
3 现代性范式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序》（1985）是大陆较早关注海派文学的研究，但传统文学社会学意识过于浓厚，妨碍了其从都市“寓言”角度对交际花形象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海外学者开启的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中，海外学者借用文学现代性理论，认为都市交际花型的女性与城市具有深刻的同构性，这种交际花型女性被称为“妖姬”，是的化身。张英进最早确立了“女人”与“城市”同构的论说方式：“城市探险被想象为性历险，对上海的体验，缩减为在上海妓院的性体验。”在对穆时英文本的解读中，张英进延续了这种对应关系：“妖姬（作为爱欲）成了都市文明对中产阶级男子构成的真正威胁，这些男子在‘的’女性力量面前更加‘无能’。”李欧梵、王德威、叶凯蒂等海外研究者都延续了类似的解读。“妖姬”代表了不可控制和理解的城市力量，围绕着这些充满着多面体的女性，男性的认知能力难以穿越，这正是男性的现代主义城市寓言。
现代性研究范式经由张英进、李欧梵、王德威、叶凯蒂等推进，成为言说海派现代性的基本理论依据。海外学者具有浓厚的西学背景，能够援引西方理论对都市交际花形象给予开放性的解读。海外学者现代性范式解读，适逢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市现代化、市民社会崛起的现实，获得了研究的合法性。现代性研究范式也为众多的海派研究者提供了言说的立场和依据，拓宽了海派研究的空间。
4 后现代范式
晚近的研究也有涉及到把形象视作“话语”建构的产物的后现代范式研究，形象的文学叙述主要作为一种竞争性话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语参与了现代作家需要的论文导读：
意识形态建构。“形象成为一种隐喻，一种表达思想意识、建构社会性别身份的媒介。人们通过对形象的认知和想像来表达他们对民族现代性、社会关系和妇女解放等重大社会命题的思考，以此建立自我想像，寻求自我认同。”
二
在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娼妓业作为危害国家健康、玷污女性尊严、造成社会胡乱的形象被确立，在主流话语中，娼妓业已经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由愉悦向危险迅速倾斜。这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意识分界，无疑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重新规划的结果。
在现代性的表述框架中，作家纷纷以人道主义的姿态重新书写形象，精英知识分子借助于苦难的描写，借此想象和推进他们理想中的现代性事业，建构出了自己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凝固成某种知识和权力的共同体。苦难的形象正是由于满足了这样的叙述逻辑，才不断得到再现和反复叙述。娼妓业的叙述被深嵌入到这种民族/男性的权力架构中。
正如刘禾对萧红《生死场》中民族国家叙事的分析所示，民族国家是一个男性主体，一切民族国家话语都有的共同特征是：“个体在一个共有空间（‘中国’、‘国家’）里采取主体立场发言（‘我’、‘我是’等），并由此获得新的自我定义和发现新的生命意义（‘拯救国家’）。”形象的叙述总是沉浮于启蒙、社会解放、现代性等更大课题下，由此获得言说依据和合法性，男性化的文学批评实践与这些叙述之间具有深刻的共谋与同构，以显见的性别盲视模糊化了女性及性别问题的言说。 摘自：毕业论文下载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