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死亡与复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者之死”理念-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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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内容提要 在阿特伍德的创作生涯开始之时，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口号。综观阿特伍德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创作，“作者之死”理念一直贯穿于她的创作过程。阿特伍德是西方英语文坛中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作家之一，通过“作者之死”在其作品中的体现，既能看出当代作家与现行理论的互动关系，更可看出当代文坛对待“作者”这一古老命题的新思考。
关键词 阿特伍德 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
《这是一张我的照片》(This Is a Photograph of Me)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发表于1967年的一首短诗。诗中这张“我”的照片里并没有“我”，而只是一张“我”落水而亡之处的湖面照片。换言之，诗的讲述者“我”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如此看来，这首小诗已隐含了一点“作者之死”的味道。实际上，“作者死亡”的理念贯穿于阿特伍德的作品、创作观和接受观，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中也可以管窥当代作家与现行理论的互动关系。
阿特伍德的《这是我的一张照片》(收于诗集《圈圈游戏》(The Circle Game))发表后的第二年，1968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作者死亡”口号。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他说：“一旦事实已被陈述……这个声音就失去了它的起源点，作者进入了他自己的死亡，写作开始。”他认为作品一旦开始以后就脱离了与作者的关系：“是语言在说，而不是作者。”巴特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文学作品不是靠作者而是由其语言的运动来推动和完成的。另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差异性原则而自动运行的系统，那么由语言构成的文学作品也相应地具备这种无源于：7彩论文网党校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需作者推动的、内在的运动规律和驱动力。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语言写成的，靠着语言的运动，作品与作品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和渗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世界。
阿特伍德作为当代西方文坛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作家，对后现论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敏感：“她(阿特伍德)具有明显的文化和理论意识，既使用也挑战文化中的流行观点。”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从女性主义理论到后殖民思想等多种当代西方文论的印记，而与巴特的“作者死亡”理论也始终保持着某种平行、相动的关系。
巴特的“作者死亡”理论自然不是指写作者个人生理意义上的死去，而是对作者作为一个文本制造者和拥有者这一群体的存在的否定，它从根本上切断了作者与作品之间原本的那种“生产者一产品”的关系，彻底否定了作品对作者的依附性。从这个观点出发，也可以看出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作者与作品两者之间的断层和疏离。
《神谕女士》的女主角琼也是一位作家，她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创作哥特小说时从来不看打字机，都是“闭目撰稿”，以至于当在意大利不得不用笔写作时，“被迫看自己写的稿件阻碍了文思”。而且琼作为哥特小说作者的身份非常隐密。她以各种理由逃避与出版商见面，提供给后者的信息，包括姓名、照片等都是虚假的。除了琼自己和她的旧情人保罗，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那些在街角的小书摊上出售的哥特小说的作者，包括她的作品的读者。再看阿特伍德长篇小说中另一位“作者”——《盲刺客》中的艾丽丝，她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地强调对自己的手失去了控制：
现在我的手头有活。说手头是再合适不过了：有时似乎只有我的手在写，而不是整个人在写。似乎我的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即使从我身上砍下来，它也会继续写下去。它就像用香熏过，施过魔法的某种埃及人的崇拜物，或者像干兔爪——人们把它悬挂在汽车反光镜上以求平安。尽管手指患有关节炎，我这只手近来还是显得异常灵活，似乎欲罢不能。当然，如果让我平心而论，它的确写下了许多不该写的东西。
是“手”在写而不是作者在写，其实就是暗示了文本的自足性，也说明了文本与作者本人的脱离。这与琼的“无意识书写”可谓异曲同工。无意识书写是琼少年时代随姑母参加一个灵异组织时被鼓动尝试的，在这个过程中，书写者本人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让鬼魂所控制，而写下的文字就论文导读：像是被魔鬼或神灵附身一样写出连他(她)自己都吃惊的话语：“是哪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手还是哪个隐形怪物?”阿特伍德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化身，这个化身在他开始写作时控制他，说出化身自己想说的话：“是我邪恶的双胞胎或者滑溜的化身。”因此，在阿特伍德眼中，作家和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前者是生活中那个“遛狗、洗车
是死者提供给活人的信息。琼的史诗《神谕女士》就是这种“无意识书写”的结果。
无论是艾丽丝不受控制的手还是琼的“无意识书写”，阿特伍德似乎都在印证古希腊关于文学创作过程的“缪斯附身”说，以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性来解构作者与作品之间原本明确而现实的关系，强调作家写作是在某种外在的神秘力量控制下所为，而不是作家本人思想的体现。在《与死者协商——作家谈写作》(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A Writer on Writing)一书中，阿特伍德提到了作家双重性的问题：
我们归在“作家”这个名字下的那两重身份，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何?我所谓的两重，是指没有写作活动在进行时的存在的那个人——那个去遛狗、常吃麦片、把车送去洗等等的人——以及存在同一具身体里的另一个较为朦胧、暧昧模糊得多的人物，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是这个人物掌大局，用这具身体来进行书写的动作。
也就是说，在阿特伍德看来，写作时的作家就像脱下凡人服装的超人，与平常的他(她)是两个不同的人：“作者是书上的那个名字，我是另外一个人。”作家一旦开始写作，就像是被魔鬼或神灵附身一样写出连他(她)自己都吃惊的话语：“是哪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手还是哪个隐形怪物?”阿特伍德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化身，这个化身在他开始写作时控制他，说出化身自己想说的话：“是我邪恶的双胞胎或者滑溜的化身。”因此，在阿特伍德眼中，作家和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前者是生活中那个“遛狗、洗车、吃麦片”的普通人，作者却像一个一闪即逝的幽灵，只在创作的时刻存在，作品一完成，他就消失了。
文学创作中另外一种现象是：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有时候会脱离作者的控制。《神谕女士》中琼在创作哥特小说《为爱追踪》这部小说时，情节发展至后来完全脱离了她的控制。本来琼按照一般哥特小说的情节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
书的时候对于书中涉及的一些背景并不完全明白，因为他们对环境不熟悉。我也不完全明白威廉·福克纳书中的背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享受这些书，或者不能理解它们。你可以从上下文中推敲出很多东西。
阿特伍德的意思很明白：她虽然是加拿大作家，写的是加拿大的故事，但并不希望因此将作品的接受群限定在加拿大。她希望作品能超越自己的加拿大属性而具有世界普遍性。居里夫人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但阿特伍德却重在强调文学的无国界性：作家是有国界的，但文学作品没有。阿特伍德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准确的，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她的作品确实超越了国籍、性别和种族等的限制，而拥有了世界范围的读者。如今阿特伍德的作品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在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读者中间传阅。
从另一个角度看，巴特的作者之死预言对于个体作家来说永远是准确的，因为作家作为一个人总难免一死，而作品是可以永恒的，它终将脱离作家的手而进入巴特所谓的文本的海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存的文本世界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死去了作者的文本构成的。阿特伍德深知这一点，她知道自己一定会比自己的作品先死去。事实上，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才促使她不停地写作，她说：“不只是部分，而是所有的叙事体写作，以及或许所有的写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一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写作来对抗死亡的恐惧，原因在于写作“看来似乎能持续永远，并能在书写的动作结束之后继续存在”。这也是《盲刺客》的女主人公艾丽丝写作的动机，她不希望自己死去以后一生的印记即被抹去，从而断绝了蔡斯家族的传统。她希望外孙女能在她死后读到她写的内容，从而获得蔡斯家族的传统。所以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孜孜不倦地写作，直到完成书稿：
我的胳膀肘旁是一堆稿纸：我月复一月辛勤积累起来的文稿。当我完成之后——当我写完最后一页——我将把自摘自：{$Get论文导读：稿而不是艾丽丝，她为什么写完文稿之后就死去了?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根绳子既终结了艾丽丝的生命又捆扎了文稿。只是前者是虚写，后者是实写，为的是营造这样一种亦实亦虚的假象：艾丽丝用结束了自己生命的绳子捆扎了她的文稿。这根绳子是连接艾丽丝的生命和文稿之间的纽带。小说对艾丽丝的死因写得虚虚实实。据小说后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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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拖出这张椅子，走到厨房，去翻寻一根橡皮筋，或一段绳子，或一条缎带。我将把这些文稿扎起来，然后掀开我扁行李箱的盖子，把这捆文稿放在其他东西之上。它将在那里等待你旅行归来，如果你确实回来的话。律师持有箱子的钥匙和我的指令。
艾丽丝找出来的绳子或缎带，是把文稿捆扎起来还是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仅仅只是捆扎文稿，为什么等待萨布里娜回来的是文稿而不是艾丽丝，她为什么写完文稿之后就死去了?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根绳子既终结了艾丽丝的生命又捆扎了文稿。只是前者是虚写，后者是实写，为的是营造这样一种亦实亦虚的假象：艾丽丝用结束了自己生命的绳子捆扎了她的文稿。这根绳子是连接艾丽丝的生命和文稿之间的纽带。小说对艾丽丝的死因写得虚虚实实。据小说后文的一则“新闻”里所报道，艾丽丝是死于心脏病。从理性层面来理解，已是风烛残年的艾丽丝没有必要也确实不曾，她是由于年老体衰而自然死亡。但艾丽丝之死刚好在她完成全部文稿之时。小说如此安排，其实是暗示艾丽丝的生命形式发生了转变：从肉体生命变成了文稿。这是一种“形变”。艾丽丝把自己的一生写进了文稿里，就像《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里的查丽丝把自己的名字从卡伦改为查丽丝以后，便把卡伦当成一个皮袋：“收集所有她不喜欢的东西塞进这个名字，这个皮袋里，并打上死结。”艾丽丝把自己人生一点点地转变成文字，塞进她的文稿里，然后用绳子扎好。这样，她的存在便由肉体形式转变成了文本形式，完成了如蛹变蝶的“形变”过程。所以等待萨布里娜归来的将是这堆文稿，而不是艾丽丝。因此，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
然而，我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当你读到这最后一页时，那里——如果我在什么地方的话——将是唯一的我存在的地方。
艾丽丝临终前唯一的念想和希望是萨布里娜，她渴望被威妮弗蕾德抢走的萨布里娜理解并使她回归蔡斯家族的传统。她认为自己残喘的生命唯一的使命，就是向萨布里娜诉说。当她完成自己的讲述时，发现她的文稿已经包含了蔡斯家族的历史和自己与劳拉的一生，换句话说，她通过书写把自己的生命转换成文本了。艾丽丝把书写看成是生命向文本的形变(metophorce)，那么既然文本已经生成，那作为文本前生的生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艾丽丝也许与阿特伍德一样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创作。当她完成了创作以后便明白她留给世间唯一的存在标记将是这份记录她的家族和生命的手稿。人的肉体生命不可避免地会消逝，那么这份手稿将会代的肉体形式存在和讲述。这正验证了阿特伍德本人对创作冲动的理解：写作是对抗死亡的行为。
如果将艾丽丝的肉体生命转变成文本形式的过程比喻成蛹化蝶，那么，作者死亡是必然的，因为当昆虫由蛹变蝶以后，蛹自然就不存在了，但谁能否认蝶身上依然保有蛹的印记。阿特伍德认为，作家总是不甘于死亡将自己的存在完全抹去，而希望借由自己所写的文字在世间留下一点存在的痕迹。
结语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阿特伍德的“作者死亡”观与巴特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首先，巴特是从哲学层面上提出这个观点的，作者的死亡是与尼采的“上帝死了”和福柯的“人之死”一脉相承，是反柏拉图“主体一对象”二元论的哲学理论；而阿特伍德更多的是从作家双重性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再次，巴特从他当时所处的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文本的自足性在于语言自身的运动规律，语言这样一个具备自身运动规律的系统是不需要源头的；但阿特伍德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具备自身的驱动性，是因为作品中所包含的诸因素，包括情节发展、人物行动和人物相互作用等等所形成的张力使得作品是一个具有自身行动能力的相对独立的文学世界。也就是说，巴特认为文本的自足性在于语言，而阿特伍德觉得是作品的内容构成这种自足性的。再者，阿特伍德信奉的作家的双重性，即创作之时的作家与生活中的作家是两个人，她更强调的是作家与作品的分离，而不是像巴特一样完全抹杀作家的存在。最后，对于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三个元素：作家、作品和读者，巴特将写作的终极意义指向读者，而阿特伍德认为写作的终极意义存在于作品本身，如果确实有这个终极意义存在的话。
另外，巴特的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色彩过于浓厚，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能指的世界，而阿特伍德是从社会学的大语境中来理解和阐释这个问题的。阿特伍德对于本文独立性的理解是认为它具备了超越作者个人限制的深度和普遍性，而巴特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决定了它对于作者的封闭性和与其他的符号系统(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的融汇和交互作用。
最后，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学史上一直以来都是单一的男性的声音，即使在现今世界文坛上，男性声音依然占据主流。女性文本一旦如巴特提倡的那样全部抹去作者的印记，这些文本会被默认是男性的。因此有女性主义者担心，作者之死论文导读：为一个加拿大女作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加拿大女性”一词始终是她时刻意识到的身份标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名字存在本身就意味当今世界文坛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出于一直以来的女性主义和加拿大民族主义立场，阿特伍德对待作家死亡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极力反对读者和评论界模糊作家与作品的界限，而提倡在解读作
可能会淹没女性刚刚在文坛上开始发出的微弱声音。如果说女性是作为一种性别在文学史上长期失声的话，加拿大则是失声的国家，所以“加拿大女性”更一直被阿特伍德看成是“受害者”的代名词，她自己也不一止一次地提到作为一个加拿大女作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加拿大女性”一词始终是她时刻意识到的身份标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名字存在本身就意味当今世界文坛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出于一直以来的女性主义和加拿大民族主义立场，阿特伍德对待作家死亡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极力反对读者和评论界模糊作家与作品的界限，而提倡在解读作品过程中“去作者化”；另一方面，她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文坛上发出的女性的、加拿大的声音。一方面她讨厌自己的私生活被干扰；另一方面又乐意看到自己的名字的影响力。一方面阿特伍德不希望因为过于强调自己的身份属性而失去“世界性”，而是希望她的作品能突破她这个生产者的限制而具备一种普世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加拿大女性”的声音淹没在巴特所谓的匿名的文本世界中。
责任编辑：何卫
内容提要 在阿特伍德的创作生涯开始之时，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口号。综观阿特伍德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创作，“作者之死”理念一直贯穿于她的创作过程。阿特伍德是西方英语文坛中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作家之一，通过“作者之死”在其作品中的体现，既能看出当代作家与现行理论的互动关系，更可看出当代文坛对待“作者”这一古老命题的新思考。
关键词 阿特伍德 作者之死 罗兰·巴特
《这是一张我的照片》(This Is a Photograph of Me)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发表于1967年的一首短诗。诗中这张“我”的照片里并没有“我”，而只是一张“我”落水而亡之处的湖面照片。换言之，诗的讲述者“我”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如此看来，这首小诗已隐含了一点“作者之死”的味道。实际上，“作者死亡”的理念贯穿于阿特伍德的作品、创作观和接受观，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中也可以管窥当代作家与现行理论的互动关系。
阿特伍德的《这是我的一张照片》(收于诗集《圈圈游戏》(The Circle Game))发表后的第二年，1968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作者死亡”口号。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他说：“一旦事实已被陈述……这个声音就失去了它的起源点，作者进入了他自己的死亡，写作开始。”他认为作品一旦开始以后就脱离了与作者的关系：“是语言在说，而不是作者。”巴特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文学作品不是靠作者而是由其语言的运动来推动和完成的。另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差异性原则而自动运行的系统，那么由语言构成的文学作品也相应地具备这种无源于：7彩论文网党校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需作者推动的、内在的运动规律和驱动力。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语言写成的，靠着语言的运动，作品与作品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和渗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世界。
阿特伍德作为当代西方文坛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作家，对后现论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敏感：“她(阿特伍德)具有明显的文化和理论意识，既使用也挑战文化中的流行观点。”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从女性主义理论到后殖民思想等多种当代西方文论的印记，而与巴特的“作者死亡”理论也始终保持着某种平行、相动的关系。
一、作者之死
首先，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就有“死掉的作者”这一系列。《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的讲述者本身就是已死去几千年的人，《神谕女士》(Lady Orace)一开始就是女主人公琼为自己设计的一场“死亡”，以此消灭她作为通俗哥特小说作者和史诗《神谕女士》作者的身份；《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的主人公艾丽丝完成讲述自己家族和生平史的写作以后便死去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讲述者奥芙弗雷德将自己故事制成录音带以后便生死未卜、不知去向。这是对“作者死亡”观点最彻底和极端的表现：死去的作者当然不可能再对作品有任何的控制能力，只能任由读者阐释和解读了。巴特的“作者死亡”理论自然不是指写作者个人生理意义上的死去，而是对作者作为一个文本制造者和拥有者这一群体的存在的否定，它从根本上切断了作者与作品之间原本的那种“生产者一产品”的关系，彻底否定了作品对作者的依附性。从这个观点出发，也可以看出阿特伍德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作者与作品两者之间的断层和疏离。
《神谕女士》的女主角琼也是一位作家，她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创作哥特小说时从来不看打字机，都是“闭目撰稿”，以至于当在意大利不得不用笔写作时，“被迫看自己写的稿件阻碍了文思”。而且琼作为哥特小说作者的身份非常隐密。她以各种理由逃避与出版商见面，提供给后者的信息，包括姓名、照片等都是虚假的。除了琼自己和她的旧情人保罗，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那些在街角的小书摊上出售的哥特小说的作者，包括她的作品的读者。再看阿特伍德长篇小说中另一位“作者”——《盲刺客》中的艾丽丝，她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地强调对自己的手失去了控制：
现在我的手头有活。说手头是再合适不过了：有时似乎只有我的手在写，而不是整个人在写。似乎我的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即使从我身上砍下来，它也会继续写下去。它就像用香熏过，施过魔法的某种埃及人的崇拜物，或者像干兔爪——人们把它悬挂在汽车反光镜上以求平安。尽管手指患有关节炎，我这只手近来还是显得异常灵活，似乎欲罢不能。当然，如果让我平心而论，它的确写下了许多不该写的东西。
是“手”在写而不是作者在写，其实就是暗示了文本的自足性，也说明了文本与作者本人的脱离。这与琼的“无意识书写”可谓异曲同工。无意识书写是琼少年时代随姑母参加一个灵异组织时被鼓动尝试的，在这个过程中，书写者本人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让鬼魂所控制，而写下的文字就论文导读：像是被魔鬼或神灵附身一样写出连他(她)自己都吃惊的话语：“是哪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手还是哪个隐形怪物?”阿特伍德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化身，这个化身在他开始写作时控制他，说出化身自己想说的话：“是我邪恶的双胞胎或者滑溜的化身。”因此，在阿特伍德眼中，作家和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前者是生活中那个“遛狗、洗车
是死者提供给活人的信息。琼的史诗《神谕女士》就是这种“无意识书写”的结果。
无论是艾丽丝不受控制的手还是琼的“无意识书写”，阿特伍德似乎都在印证古希腊关于文学创作过程的“缪斯附身”说，以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性来解构作者与作品之间原本明确而现实的关系，强调作家写作是在某种外在的神秘力量控制下所为，而不是作家本人思想的体现。在《与死者协商——作家谈写作》(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A Writer on Writing)一书中，阿特伍德提到了作家双重性的问题：
我们归在“作家”这个名字下的那两重身份，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何?我所谓的两重，是指没有写作活动在进行时的存在的那个人——那个去遛狗、常吃麦片、把车送去洗等等的人——以及存在同一具身体里的另一个较为朦胧、暧昧模糊得多的人物，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是这个人物掌大局，用这具身体来进行书写的动作。
也就是说，在阿特伍德看来，写作时的作家就像脱下凡人服装的超人，与平常的他(她)是两个不同的人：“作者是书上的那个名字，我是另外一个人。”作家一旦开始写作，就像是被魔鬼或神灵附身一样写出连他(她)自己都吃惊的话语：“是哪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手还是哪个隐形怪物?”阿特伍德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化身，这个化身在他开始写作时控制他，说出化身自己想说的话：“是我邪恶的双胞胎或者滑溜的化身。”因此，在阿特伍德眼中，作家和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前者是生活中那个“遛狗、洗车、吃麦片”的普通人，作者却像一个一闪即逝的幽灵，只在创作的时刻存在，作品一完成，他就消失了。
文学创作中另外一种现象是：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有时候会脱离作者的控制。《神谕女士》中琼在创作哥特小说《为爱追踪》这部小说时，情节发展至后来完全脱离了她的控制。本来琼按照一般哥特小说的情节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
书的时候对于书中涉及的一些背景并不完全明白，因为他们对环境不熟悉。我也不完全明白威廉·福克纳书中的背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享受这些书，或者不能理解它们。你可以从上下文中推敲出很多东西。
阿特伍德的意思很明白：她虽然是加拿大作家，写的是加拿大的故事，但并不希望因此将作品的接受群限定在加拿大。她希望作品能超越自己的加拿大属性而具有世界普遍性。居里夫人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但阿特伍德却重在强调文学的无国界性：作家是有国界的，但文学作品没有。阿特伍德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准确的，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她的作品确实超越了国籍、性别和种族等的限制，而拥有了世界范围的读者。如今阿特伍德的作品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在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读者中间传阅。
三、形变：作家向文本转换
阿特伍德一直对“变形”(metamorphose)的现象很感兴趣：“这(变形)是我始终不变的兴趣：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从一样事物就成另一样。”阿特伍德解释说她对变形的深厚兴趣可能来自身为昆虫学家的父亲，使在她常常有机会目睹昆虫在生长的各个阶段在外形上的变化。儿时阅读的童话故事，其中不乏变形的元素。而在现代社会中，作家创作的文本也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变形”。目前，阿特伍德的作品也已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这些语言中除了法语以外都是她所不理解的符号系统。再加上翻译过程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伴随有误译和误读现象，对于这些在异域以异国文字发表的作品将会被怎样解读和处理，阿特伍德自然无法控制甚至也无从知晓。另一方面，阿特伍德也一直在尝试创作一些广播剧、电视和电影剧本，而剧本经由导演的理解、演员的表演以及大量的后期制作，其“变形”程度更甚于翻译，作者与最终在电视或银幕上放映的最终形式的作品也进一步拉远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巴特的作者之死预言对于个体作家来说永远是准确的，因为作家作为一个人总难免一死，而作品是可以永恒的，它终将脱离作家的手而进入巴特所谓的文本的海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存的文本世界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死去了作者的文本构成的。阿特伍德深知这一点，她知道自己一定会比自己的作品先死去。事实上，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才促使她不停地写作，她说：“不只是部分，而是所有的叙事体写作，以及或许所有的写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一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写作来对抗死亡的恐惧，原因在于写作“看来似乎能持续永远，并能在书写的动作结束之后继续存在”。这也是《盲刺客》的女主人公艾丽丝写作的动机，她不希望自己死去以后一生的印记即被抹去，从而断绝了蔡斯家族的传统。她希望外孙女能在她死后读到她写的内容，从而获得蔡斯家族的传统。所以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孜孜不倦地写作，直到完成书稿：
我的胳膀肘旁是一堆稿纸：我月复一月辛勤积累起来的文稿。当我完成之后——当我写完最后一页——我将把自摘自：{$Get论文导读：稿而不是艾丽丝，她为什么写完文稿之后就死去了?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根绳子既终结了艾丽丝的生命又捆扎了文稿。只是前者是虚写，后者是实写，为的是营造这样一种亦实亦虚的假象：艾丽丝用结束了自己生命的绳子捆扎了她的文稿。这根绳子是连接艾丽丝的生命和文稿之间的纽带。小说对艾丽丝的死因写得虚虚实实。据小说后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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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拖出这张椅子，走到厨房，去翻寻一根橡皮筋，或一段绳子，或一条缎带。我将把这些文稿扎起来，然后掀开我扁行李箱的盖子，把这捆文稿放在其他东西之上。它将在那里等待你旅行归来，如果你确实回来的话。律师持有箱子的钥匙和我的指令。
艾丽丝找出来的绳子或缎带，是把文稿捆扎起来还是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仅仅只是捆扎文稿，为什么等待萨布里娜回来的是文稿而不是艾丽丝，她为什么写完文稿之后就死去了?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根绳子既终结了艾丽丝的生命又捆扎了文稿。只是前者是虚写，后者是实写，为的是营造这样一种亦实亦虚的假象：艾丽丝用结束了自己生命的绳子捆扎了她的文稿。这根绳子是连接艾丽丝的生命和文稿之间的纽带。小说对艾丽丝的死因写得虚虚实实。据小说后文的一则“新闻”里所报道，艾丽丝是死于心脏病。从理性层面来理解，已是风烛残年的艾丽丝没有必要也确实不曾，她是由于年老体衰而自然死亡。但艾丽丝之死刚好在她完成全部文稿之时。小说如此安排，其实是暗示艾丽丝的生命形式发生了转变：从肉体生命变成了文稿。这是一种“形变”。艾丽丝把自己的一生写进了文稿里，就像《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里的查丽丝把自己的名字从卡伦改为查丽丝以后，便把卡伦当成一个皮袋：“收集所有她不喜欢的东西塞进这个名字，这个皮袋里，并打上死结。”艾丽丝把自己人生一点点地转变成文字，塞进她的文稿里，然后用绳子扎好。这样，她的存在便由肉体形式转变成了文本形式，完成了如蛹变蝶的“形变”过程。所以等待萨布里娜归来的将是这堆文稿，而不是艾丽丝。因此，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
然而，我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当你读到这最后一页时，那里——如果我在什么地方的话——将是唯一的我存在的地方。
艾丽丝临终前唯一的念想和希望是萨布里娜，她渴望被威妮弗蕾德抢走的萨布里娜理解并使她回归蔡斯家族的传统。她认为自己残喘的生命唯一的使命，就是向萨布里娜诉说。当她完成自己的讲述时，发现她的文稿已经包含了蔡斯家族的历史和自己与劳拉的一生，换句话说，她通过书写把自己的生命转换成文本了。艾丽丝把书写看成是生命向文本的形变(metophorce)，那么既然文本已经生成，那作为文本前生的生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艾丽丝也许与阿特伍德一样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创作。当她完成了创作以后便明白她留给世间唯一的存在标记将是这份记录她的家族和生命的手稿。人的肉体生命不可避免地会消逝，那么这份手稿将会代的肉体形式存在和讲述。这正验证了阿特伍德本人对创作冲动的理解：写作是对抗死亡的行为。
如果将艾丽丝的肉体生命转变成文本形式的过程比喻成蛹化蝶，那么，作者死亡是必然的，因为当昆虫由蛹变蝶以后，蛹自然就不存在了，但谁能否认蝶身上依然保有蛹的印记。阿特伍德认为，作家总是不甘于死亡将自己的存在完全抹去，而希望借由自己所写的文字在世间留下一点存在的痕迹。
结语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阿特伍德的“作者死亡”观与巴特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首先，巴特是从哲学层面上提出这个观点的，作者的死亡是与尼采的“上帝死了”和福柯的“人之死”一脉相承，是反柏拉图“主体一对象”二元论的哲学理论；而阿特伍德更多的是从作家双重性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再次，巴特从他当时所处的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文本的自足性在于语言自身的运动规律，语言这样一个具备自身运动规律的系统是不需要源头的；但阿特伍德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具备自身的驱动性，是因为作品中所包含的诸因素，包括情节发展、人物行动和人物相互作用等等所形成的张力使得作品是一个具有自身行动能力的相对独立的文学世界。也就是说，巴特认为文本的自足性在于语言，而阿特伍德觉得是作品的内容构成这种自足性的。再者，阿特伍德信奉的作家的双重性，即创作之时的作家与生活中的作家是两个人，她更强调的是作家与作品的分离，而不是像巴特一样完全抹杀作家的存在。最后，对于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三个元素：作家、作品和读者，巴特将写作的终极意义指向读者，而阿特伍德认为写作的终极意义存在于作品本身，如果确实有这个终极意义存在的话。
另外，巴特的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色彩过于浓厚，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能指的世界，而阿特伍德是从社会学的大语境中来理解和阐释这个问题的。阿特伍德对于本文独立性的理解是认为它具备了超越作者个人限制的深度和普遍性，而巴特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决定了它对于作者的封闭性和与其他的符号系统(其他文学作品)之间的融汇和交互作用。
最后，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学史上一直以来都是单一的男性的声音，即使在现今世界文坛上，男性声音依然占据主流。女性文本一旦如巴特提倡的那样全部抹去作者的印记，这些文本会被默认是男性的。因此有女性主义者担心，作者之死论文导读：为一个加拿大女作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加拿大女性”一词始终是她时刻意识到的身份标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名字存在本身就意味当今世界文坛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出于一直以来的女性主义和加拿大民族主义立场，阿特伍德对待作家死亡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极力反对读者和评论界模糊作家与作品的界限，而提倡在解读作
可能会淹没女性刚刚在文坛上开始发出的微弱声音。如果说女性是作为一种性别在文学史上长期失声的话，加拿大则是失声的国家，所以“加拿大女性”更一直被阿特伍德看成是“受害者”的代名词，她自己也不一止一次地提到作为一个加拿大女作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加拿大女性”一词始终是她时刻意识到的身份标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名字存在本身就意味当今世界文坛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出于一直以来的女性主义和加拿大民族主义立场，阿特伍德对待作家死亡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极力反对读者和评论界模糊作家与作品的界限，而提倡在解读作品过程中“去作者化”；另一方面，她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文坛上发出的女性的、加拿大的声音。一方面她讨厌自己的私生活被干扰；另一方面又乐意看到自己的名字的影响力。一方面阿特伍德不希望因为过于强调自己的身份属性而失去“世界性”，而是希望她的作品能突破她这个生产者的限制而具备一种普世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加拿大女性”的声音淹没在巴特所谓的匿名的文本世界中。
责任编辑：何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