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左翼浅析“红色经典”叙事方式与“左翼”文学经验结论

论文导读：
摘要 “红色经典”作品风行于“十七年”及其以后的很长时间，而且发行量巨大、社会影响广泛深远，其形成的独特叙事模式也引起了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本文以“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的形成原因的探究为视角，通过对比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和“左翼”文学经验，来总结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规律。
关键词：“红色经典” 叙事模式 “左翼”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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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经典”模式化叙事的成因

所谓的“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其实就是“红色经典”作品的作者在处理同一类型的主题、人物、情节时不自觉地采用了类似的叙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和创作模式，它是伴随着“红色经典作品”而产生的。时至今日，我们再审视这种时代特有的创作现象和创作模式，我们会发现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它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了，它已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有的审美意识，并根植于“十七年”作家们的内心世界里，深刻地影响着“十七年”作家们作品的创作。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探究“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形成的原因。
1 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
“红色经典”作品是特有时代的产物，因而伴随“红色经典”作品而产生的“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也是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20世纪中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文学体制开始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变悄然发生着变化，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体制。这种新形成的文学体制在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下迅速地渗透到了中国文学文本的生产、传播、接受等所有流程中，并开始影响着中国文本作家的文学创作，久而久之“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便产生了。
2 苏联文学模式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风行阶段正好是苏联社会文学理论著作大量被引入中国的阶段，因而我们不难想象“红色经典”作品的创作肯定会受到苏联文学创作模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比较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其实是苏联文学模式的中国化。因为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着领导地位，其文艺创作更是被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效仿的对象，当然中国也属于效仿的国家之一，如当时我国便将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文学理论著作引入作为大学教材。还有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流传着大量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这不仅让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影响并造就中国的一代作家，如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十七年”作家们的作品中看到苏联文学模式的影子，因而可想而知苏联文学模式对中国“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形成的推动作用是有多大。
3 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的吸纳与借鉴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我国开始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劳苦大众开始站起来当家作主了，同时加上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新文学为带有民间传统色彩的文学特征提供了新的生产空间和发展活力，于是深受劳苦大众欢迎的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自然而然地被吸纳到我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去，同时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的基本样式和特征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造就“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形成的一个重大因素，如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便是受了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文学滋养下才创作了一系列的“红色经典”作品。
4 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的熏陶
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人对现实生活领悟后的精神生产活动，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文学审美观也是因人而异的，因而如果我们将“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这种代表着一种文学审美观的创作现象仅局限地归纳为受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受苏联文学模式中国化的影响和受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的滋润而形成的话，我们似乎有些过于武断，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以上三种因素对“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如我们在以王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和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身上和作品中可以看到以上三种因素对“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形成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不否定和不能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们其实都有意或无意识地接受了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的熏陶。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创作的洗礼运动，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便是在这一场运动中认识文学和从事文学创论文导读：创作理念和民族自身文学资源的影响作为三种因素是推动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强有力的外部力量，而作为“左翼经验”这种新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审美观的形成，显然是时代的作家们各自的创作理念与这三种外部力量进行博弈后的集体产物。三“红色经典”叙事对“左翼经验”的接受“左翼经验”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在它的丰富内涵上，它
作的，接受现实大众对自己进行思想启蒙或政治启蒙，这对他们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之路中有着莫大的影响，特别是“左翼”文学中所传递出来的文学品格和文学模式，更是可以说为“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

二、“左翼经验”及其范式意义

“左翼”文学的历史经历是忐忑的，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确实是无穷大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左翼”文学由于是在特定的时期产生的，伴随在新思潮的涌起和新生力量的崛起，让它拥有了一系列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们的脑海中扎根发芽，因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左翼”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概念和一种创作模式早日渗透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家们的意识中了，如果需要用一种名词来概括这种沉淀现实的话，我想用“左翼经验”会比较恰当。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左翼经验”所留给我们的关于创作规范及其意义方面的宝贵资源。
1931年10月，作为“左翼”文学创作的文学组织“中专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左联”便对“左翼”文学的创作规范从创作题材、创作方法和创作形式进行详细的描述。首先是创作题材上，“左联”规定我们所有的“左翼”作家们必须要从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主义对中国劳苦大众的残酷欺压、剥削和中国劳苦大众不甘于受欺压而奋起反抗斗争入手，并着重描述广大群众饱受压迫、剥削后的惨状和奋起反抗的英勇。其次是在创作方法上，“左联”规定我们所有的“左翼”作家必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自己进行创作，通过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来不断改善自己的创作方法，使创作出来的作品更贴近无产阶级。再者是创作形式上，“左联”规定我们所有的“左翼”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注意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他们必须是那些能让工人农民朋友所容易读得懂和看明白的语言文字，甚至有时候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运用方言。 由上“左联”对“左翼”作家的创作规范可知，其实“左翼”文学的创作理念和审美原则就不言而喻了，它也是“左翼经验”最为主要的表现。当然我们从历史发展轨迹上可以看到，其实“左翼”作家们在自己具体创作实践中对于“左联”要求的那些创作规范并不是百分百地遵守，当中也会存在不相容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创作规范作为“左翼经验”而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所传递下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是这些创作规范顺应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代文学改革的潮流，它被推到了开启文学创作新风的高度，因而会被人们长期所追捧；第二是从它处于时代境遇来看，其实它是以一种完备的创作理念和形态的姿态出现的，因而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左翼经验”的形成及被推崇和传递下去，其实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演绎规律而导致的。如上文我们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形成的原因一样，其实“左翼经验”的形成也与“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成因有着本质上的共通，它也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理念和民间传统资源的滋润的影响下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无形地证明了政治意识形态、成熟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民族自身文学资源的影响作为三种因素是推动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强有力的外部力量，而作为“左翼经验”这种新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审美观的形成，显然是时代的作家们各自的创作理念与这三种外部力量进行博弈后的集体产物。

三、“红色经典”叙事对“左翼经验”的接受

“左翼经验”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在它的丰富内涵上，它以它丰富的内涵推动着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新文化传统文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与文学体制力量、苏俄传统、古典文学和民间资源这三种因素共同形成了“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的价值源泉，特别其中“左翼经验”对“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的范本效应尤为突出，具体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是从文学观念来看，“左翼经验”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使命和政治要求对中论文导读：
国文学强行介入的产物，因而“左翼经验”从始至终便将革命政治纳入到自己的文学审美形态中，而且成为自己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对此也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我们不妨回想下“红色经典”作品风行时的中国政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开始真正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主人，无产阶级文学也因此顺应了当时的政治需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政治使命也是不言而喻的，因而革命政治对文学审美观的渗透那便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是从创作题材和叙事方面来看，“红色经典”文学是以工农兵群众为创作对象，通过塑造农民英雄模式、农民父子形象对照模式、革命军人形成模式、知识分子形象模式、“铁姑娘”式的革命女性形象模式，来完成对工农兵群众那种高贵品质和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赞扬，从而实现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使命。这与“左联”对“左翼”作家们所规定的创作规范是相通的。
由上可知，“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其实是对“左翼经验”的一种传承和发扬，但问题是为什么事隔十多年后这种传承和发扬却慢慢地演化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文学的主流呢？其实这其中包含这一部分历史原因。原先“左翼”文学便是由中国所领导和倡导的，其许多“左翼”文学的作家们就是中国党员，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活跃在文学界的“左翼”文学作家随着新政权和新制度的建立，身份一下子由文学者转变成了国家政权机构掌握文化资源的官员，这势必会让这些饱受“左翼经验”熏陶的官员会将“左翼经验”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发扬和继承，于是“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便在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期间逐渐演变形成了。
虽然说“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是对“左翼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但这并不意味着“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是完全照搬“左翼经验”，是对“左翼经验”的一种再复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作者群体身份的改变和接受的观念态度也随之改变，再加上读者群体所能接受的语境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决定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文学观念与“左翼”时期还是进行调整，在叙事对象、叙事主题和叙事题材的选择上也不会局限于“左翼”时期的那些人物和主题，并有了自己一定的创新，如红色经典作品对人物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段，对于思想内涵有了更为复杂的文本表现形式。但整体而言，这并不妨碍“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对“左翼经验”的接受这个大方向的改变。
四 结语
“红色经典”作品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伴随它而形成的“红色经典”叙事模式也是顺应时代而出现的，无论我们怎么去评说它们，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我们能从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及其特有的叙事模式中去领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同时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变迁，这也正是文学叙事发展规律所彰显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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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瑾，女，1985—，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位：西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