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尺牍《颜氏家藏尺牍》中李渔四札中国

论文导读：
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渔全集》后，我曾写过一篇书评，誉其“搜罗宏富，细大不捐”。20多年过去了，《全集》之外，只有少量李渔的书信被发现，他日可作为补遗。这也难怪，像李渔这样的人，足迹遍天下，交游极广，冷不防在哪位交游手中留下几封书信，不为人所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许以后还会见到。
在少量新发现的李渔书信中，《颜氏家藏尺牍》中的四札颇有特色，颇有价值，很值得玩味。《颜氏家藏尺牍》，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友人尺牍，原墨庋藏于上海图书馆，但有《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影印本，故不难读到，影印本更是原汁原味。光敏字修来，复圣公颜回第六十七世孙。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其兄光猷字澹园，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与光敏并称“二颜”。李渔恰在康熙十二年（1673）夏入都，不久与风光一时的“二颜”结识。
收入《颜氏家藏尺牍》的李渔四札是写给颜光敏的，各札篇幅不长，内容分别如下：
昆季联翩而起，又同仕庙堂，不分内外者，自昆山三太史而外，指不数屈，澹园、修来两先生其匹休者也。野老入都，闻此等盛事，不可无一语纪之，谨撰一联，以疥尊壁，未审有当否也。前以贸书鄙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图之。附闻不一。
前以贸书琐事渎闻，想为留意，兹行期已届，乞示德音。即购者寥寥，亦求自用一二十部，轻我行装，为惠多矣。立候回示不尽。 晚弟李渔顿首 修翁老年台大人
来单一纸，即求专役代传。其求售之故及价值多寡，悉在其中，可省一番挥翰之劳，但择可与言者几何人。悉发尊刺，烦贵役面索所用书单，则此事半日可了，至查各书分送，亦易为力。多去一部，少受一部之累，早去一日，少担一日之忧，皆知己之赐也。贵役自当劳之，即日遣行是祷。
笺目：
韵事笺，每束四十；制锦笺，每束四十；每束计价壹钱贰分。
书卷启、代折启、衣带启，以上每束一十，计价三分。
鱼封、雁封、什袭封、衣带封、竹封，以上每束二十，计价肆分。
渔行装已束，刻日南归，所余拙刻尚多，道路难行，不能携载，请以贸之同人，或自阅，或赠人，无所不可。价较书肆更廉，不论每部几何，但以本计，每本只取纹价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钱。南方书本最厚，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二三本，即装订之材料工拙，亦绝不相同也。不用则已，用则别示一单，以便分送。书到之时，即授以值，不误行期，至感至感。渔具。
首札透露的信息确凿无疑表明此四札写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夏李渔入京后至十三年甲寅春其离京以前。《笠翁文集》卷四载《赠徐健庵、彦和、立斋三太史》、《赠颜澹园太史、修来仪部二昆仲》二联，前一联小序云：“健庵登庚戌榜第三，彦和登癸丑榜第三，立斋为己亥状头。一门三鼎甲，又属同胞，前此未之有也。”正文云：“二目注千秋，创见同胞三鼎甲；一门膺百禄，不知前代几阴功！”后联云：“大陆、小陆结驷而行，并为天下无双士；元方、季方易一不可，始信人间有二难。”二联分别贺“昆山三太史”与“曲阜二颜”两家之盛事：徐乾学之弟秉义（彦和）和颜光敏之兄光猷皆于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进士及第，与首札前幅所云正相吻合。末札写作时间据“行装已束，刻日南归”云云，不在上一年年底，即在次年年初。
谈到李渔，在今天很多人印象中他就是个乐天派，尤其是他一生多半在车船，出游在外，达官贵人、公卿大夫逢迎恐后，览前所未览之美景，食前所未食之美食，殊不知李渔的出游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旅游。写给颜光敏的这四札，一以贯穿的中心内容就是托颜光敏售书售笺。翼圣堂或芥子园书坊在南京，书坊主人李渔竟然亲自携带书籍、笺简北上京城出售。由此可以断定，李渔出游其他地方，也都附带为自己的书坊做销售工作。有一种意见认为，李渔根本不是书坊主人，更不是当行的出版家，一是因为李渔在金陵的十六年间四处交游，无法主持书坊的经营；二是因为在李渔的所有著作中，从未提及书铺经营的任何信息。仅仅面对这四札，这种意见也就很站不住脚了。
李渔几次三番嘱托颜光敏卖的书中，主要的一种肯定是康熙十一年最新刻就的《闲情偶寄》，在其入京之前写给京城官宦故交们的书信中曾大肆鼓吹此书之妙（《与龚芝麓大宗伯》、《与陈学山少宰》）；嘱托颜氏卖的笺简是“芥子园名笺”，《与纪伯紫》书中提及芥子园制作的“洒墨笺”等论文导读：伪，《颜氏家藏尺牍》中的李渔四札行书真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李渔既然称自己设计、本书坊制作的笺谱为“芥子园名笺”，流传应广，他与朋友通信也应当使用自家的“名笺”，但它处未见到，李渔这四札是目前仅存的芥子园笺，属于难得的实物资料。梁颖的《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中于此有较为详细专业的
式，称“弟入都门，则将载此为贽，凡我素交，皆不妨预制佳篇，以俟挥洒”。两者之中，前者确实是中国子部杂书中少见的好书，后者是文人自制名号笺和主题笺的典范之作。即便如此，李渔也不得不陷入“卖书难”、“卖笺难”的境地。李渔有李渔的办法。在“官本位”的体制下，他求助于颜光敏这样的达人。求人不是好求的。李渔堪称四百年前中国的“职业作者”和“自由撰稿人”，但四百年前中国的“职业作者”和“自由撰稿人”就是布衣，就是平民百姓。李渔先赠联捧场，然后以贸书鄙事奉托。颜光敏素称善接纳，知交遍海内，但对李渔似乎并不热情，也没有每札必复，弄得李渔同样的意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述，低声下气，近乎乞求。当然，托人卖书很可能是强人所难，购者既寥寥，又无须自用一二十部，此事亦难以归咎于颜光敏。最终李渔是降价促销，还是卖不出去带回南京，乃至于干脆奉送，不得而知，但其在京城卖书卖笺的苦恼与辛酸，此四札中泻露无遗，倒成了研究李渔书商生涯的宝贵资料。李渔在故交众多的京城卖书尚如此，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书信，颜光敏作为收信人，可以保存，李渔自己事后看看也觉得辛酸，未收入其书信集，实在可以理解，或者当初干脆就未留底稿。
康熙十二年在京城的李渔，渴望拉到更多的赞助，以突破自己人生与事业的瓶颈，但事与愿违，且处处不顺。他寄予最大希望的“北道主人”龚芝麓卒于当年九月，因此而依赖龚氏的种种计划落空；他心爱的乔、王二姬，乔姬死于前一年，王姬则于当年亡故，家班女乐风流云散。世事难测，这些都不足以引起今人为笠翁由衷地叹息。让我们深切感慨的是，“职业作者”和“自由撰稿人”实在不好做，著述或作品既要写得出，还要卖得掉，更不用说四百年前这样的角色了，当时没有种种刊物，写出来的诗文无处发表。文学家还是需要社会供养起来的，作家最起码衣食无忧才能从事创作。李渔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超前了。颜光敏保留的李渔这四札，才最足以引起今人对笠翁的同情源于：毕业设计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 《颜氏家藏尺牍》均为原稿，李渔行书真迹亦赖此四札得以保存。除此以外，传世署名李渔且有其题诗或题款的画作或书法作品多多。画作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总题为“李渔山水人物四段卷”，包括《扬帆载月图》、《扑蝶图》、《蕙兰图》、《山水图》，南京艺兰斋美术馆的《墨梅图》，单位不详的《山居读经图》、《山水人物图》等，其中四幅有题诗，二幅有题款。书法作品如“李渔扇面”（行书）；联句“江湖归白发，诗画醉红颜”（隶书）；醉耕堂刻本《三国志演义》毛评本序（行书），《芥子园画传》序（隶书），《芥子园画传·青在堂画学浅说》跋（行书）等等。这些画作或书法作品是否为李渔所作，尚有待考证。因为就画作而言，李渔自述“余生平爱山水，但能观人画而不能自为画”，这不能纯粹视为自谦之辞；李渔诗词中题画之作不在少数，但以上题画诗一首未见。就书法作品而言，《芥子园画传·青在堂画学浅说》跋语署名的“新亭客樵”，肯定是王安节不是李渔；其余二序后的李渔印章乃镌板之印，而非手钤之印，镌板之印完全不具备手钤之印这种表达持印者真实意愿的权威性，可以是持印者以外的其他人的任意行为，于是错用或作伪冒用的现象便不可避免。更何况李渔传世文物皆有迹可寻，如其篆“耕云”二字的宝砚即是，但以上画作或书法作品的传承无迹可寻。这些画作或书法作品的题诗或题款大都为行书，值得庆幸的是，欲判别它们是否为李渔所题，并进而判定作品的真伪，《颜氏家藏尺牍》中的李渔四札行书真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李渔既然称自己设计、本书坊制作的笺谱为“芥子园名笺”，流传应广，他与朋友通信也应当使用自家的“名笺”，但它处未见到，李渔这四札是目前仅存的芥子园笺，属于难得的实物资料。梁颖的《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中于此有较为详细专业的叙述，本文不赘，但细微之处，犹可辨析。对于自己设计的笺简，李论文导读：
渔在《闲情偶寄·器玩部》绍说：“已经制就者，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韵事者何？题石、题轴、便面、书卷、剖竹、雪蕉、卷子、册子是也。锦纹十种，则尽仿回文织锦之义，满幅皆锦，止留縠纹缺处待人作书，书成之后，与织就之回文无异。十种锦纹各别，作书之地亦不雷同。”以此对读上文李渔列出的“笺目”，其以“韵事笺”与“织锦笺”或“制锦笺”对举，作为两大类，则“制锦笺”或即“织锦笺”，“制”与“织”此处音义相近。更可注意者，李渔在“笺目”中所列的笺和启虽均为艺术化的精美纸张，可统称为“芥子园名笺”，故“韵事笺”八种中有“书卷笺”，启中亦有“书卷启”，但细言之仍有区别：其一，“启”专用于书信，如李渔此四札，第一札为折叠式，首页正面仿书面样式，签题为“书卷启”，右下刻“笠翁新制”四小字，第二札签题为“衣带启”，亦为折叠式；“笺”则既可用于一般书写，亦可用于书信，如李渔此四札之第三札使用的便是“制锦笺”。其二，“启”大都为折叠式，“笺”则非，观以上三例自明。其三，“启”既多为折叠式，则页面不会大，而“笺”既可一般书写，亦可用于书信，则页面大小尺寸灵活。李渔《与纪伯紫》书中云：“笺柬之制，日来愈繁，以敝友携带为艰，不敢多附，每种一幅，乞传示诸公，以博轰然一笑。”“每种一幅”，备“预制佳篇，以俟挥洒”，表明此为页面之大者；用于信函的“制锦笺”为页面之小者，如李渔此四札之第三札。因为“启”乃“笺”中特殊之一类，李渔的“韵事笺”八种中不包含代折启、衣带启，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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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列各种笺简以及按本出售每本书的，自然是为了便于对方代为出售和后面自己结帐，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随意的交代，留下了清初书价和笺简的重要史料，我们很难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如此详实可靠的专门史料。我们由此知道：“芥子园名笺”还有各种配套的鱼封、雁封、什袭封、衣带封、竹封，琳琅满目。他甚至告诉我们，南方书本一本的厚度可抵北方书坊出售者二三本，装订之工、材料之良亦大大优于北方。虽不无南方书坊主人夸张的成分，但出之于李渔，大体可靠。金泥玉屑，足可供中国印刷史以及其他专史研究者参考运用。
李渔的行书真迹，书写在李渔引以为自豪、迄今罕见的“芥子园名笺”上，写的是四百年前中国的“职业作者”和“自由撰稿人”李渔在京城卖书的苦恼与无奈，无意中又留下了清初书价和笺谱的第一手资料，《颜氏家藏尺牍》中的李渔四札诚可谓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