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人品有感于魏征人品官德

论文导读：使小家和国家都遭受损失，徒留空名的臣子是忠臣。‘良臣’与‘忠臣’可谓相去甚远。”唐太宗听后，深表赞同。魏征不仅自己要做“良臣”，还力谏唐太宗做“明君”。唐太宗曾问魏征：“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回答说：“君所以明，也；所以暗，偏信也。”魏征并引历代的教训说：秦二世胡亥因偏信赵高之言，以致于“天下
“贞观之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盛世时代。对于魏征在“贞观之治”中的功劳，唐太宗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可以说正是因为魏征的直言劝谏，规避了唐太宗的一些过失，把唐代逐步引向盛世。魏征的直言劝谏源于其高尚的人品官德。探讨魏征的人品官德所彰显的治国平天下的深邃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安国利民”彰显“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思想

贞观十二年（638年）三月，唐太宗大宴群臣，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经历艰险，草创国家，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后，直言劝谏，匡正朕的过失，使国家长治久安，安国利民，魏征的功劳最高。”高度评价了魏征在“安国利民”方面的作用。综合考察魏征的一生，可以说他始终把“安国利民”作为其人生追求，始终把国家利益、百姓幸福放在第一位，充分表现其忠君爱国，以民为本，“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思想。
古有“登封报天，降禅除地”之说。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是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是帝王们所追求的荣耀。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时期。但终其一生却未到过泰山，举行象征帝王文治武功的泰山封禅，原因就在于魏征的劝谏。魏征认为太宗虽然功业告成，但恩泽不足以广施百姓，言辞恳切，据理直言，说服唐太宗放弃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使国家减省了一大笔财政消耗。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在贞观之初到贞观十三年间为政态度的十大变化，通过这十个方面的今昔对比，对唐太宗施政方面不能一如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善始善终，而代之以奢侈纵欲，随便增派百姓劳役，用人随自己的好恶，喜欢游乐，不专心治理国家等缺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论述得深刻透彻，动人心魄。英明的唐太宗看完奏疏以后，虚心接受，“愿改之，以终善道”。并反复研读，列于屏障，朝夕诵之，警醒自己。

二、愿作“良臣”凸显“则明，偏听则暗”思想

贞观元年（627年），魏征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告发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是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唐太宗说：“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新唐书·魏征传》是这样记载的：“我听说君臣之间上下同心，才能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让他作“良臣”而非“忠臣”。太宗感到吃惊，询问魏征“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稷、契、咎陶一类人都是良臣，龙逢、比干一类人是忠臣。能使自己身获美名，辅佐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的臣子就是良臣；相反，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又陷君主背上杀戮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国家都遭受损失，徒留空名的臣子是忠臣。‘良臣’与‘忠臣’可谓相去甚远。”唐太宗听后，深表赞同。
魏征不仅自己要做“良臣”，还力谏唐太宗做“明君”。唐太宗曾问魏征：“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回答说：“君所以明，也；所以暗，偏信也。”魏征并引历代的教训说：秦二世胡亥因偏信赵高之言，以致于“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偏信朱异，以致于“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宠幸宰相虞世基，虞世基对隋炀帝只报喜，不报忧，以致于“贼遍天下而不得闻”。他告诫唐太宗说：“君能，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三、为官清廉昭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思想

贞观中后期，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开创初期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渐渐消磨，滋长了奢侈之心。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了著名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并对唐太宗的一些奢侈行为给予了极力的劝谏。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在洛阳建飞山宫，魏征即时上奏，指出修建宫宇劳财害命，谨记隋炀帝亡国之教训，劝诫李世民罢建“峻宇”，尽量节省奢靡之费。
魏征不仅劝谏皇上节俭省费，爱惜民力，而且对自己一样要求严格，清廉为官。
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根据魏征对大唐的贡献和才干，要提升魏征为左光禄大夫（从一品官），封郑国公。可是魏征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劳，自己只凭借口才进言，就参与朝廷的决策，很怕自己境遇太好而自满，后来他用眼疾作借口多次上奏章请求让出职位。后来，魏征主持修完了朝廷的“五礼”（祭礼、朝天子礼、军礼、婚礼、丧礼），李世民十分满意。按规定可以封爵位给他的一个儿子。而魏征却再三推辞，执意拒绝。唐太宗不肯让步，魏征无法辞退，只好让皇帝给他的一个已故的侄子封了爵位。给死者封爵，封与不封，其实质都是一个样。
魏征早在青年时代就不治家产，后虽官至卿相，仍保持朴素作风。“所居室屋卑陋”，李世民几次“欲为营私”，帮他建造新房，都被他坚决拒绝了。魏征弥留之际，唐太宗亲自探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只说了一句话：“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是说他个人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担心国家的兴衰。唐太宗为之“悲懑，拊之流涕”。

四、魏征人品官德的当代现实意义

以唐太宗和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君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其后唐朝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征的人品官德所彰显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彰显“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纵观魏征一生，始终把“安国利民”作为其终生的的追求。魏征认为民众是国家立国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同志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借鉴魏征的“安国利民”思想，要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想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需，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把党的宗旨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2. “则明，偏信则暗”彰显“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魏征愿作“良臣”而非“忠臣”，而且告诫唐太宗“则明，偏信则暗”。
同志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这样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3.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彰显整顿“四风”的迫切性

魏征为官一生，崇尚节俭，清正廉洁，深深懂得“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此，他告诫唐太宗“居论文导读：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四风”问题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更会发展成一种腐败现象。目前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都是始于享乐主义和奢
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求唐太宗惜民力，戒奢华。
针对我们党目前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同志强调指出：“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
“四风”问题不仅仅是作风问题，更会发展成一种腐败现象。目前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都是始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其根源都在于“四风”，所以必须下大力气整顿“四风”。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的人品官德所昭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明，偏信则暗”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思想，对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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