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还是工具:试论精确新闻报道当代价值-小结

论文导读：等。迈耶也是最早采用这种“科学方式”报道新闻而成名的记者。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许多报纸认为，骚乱者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由于没有向上层发展或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只有采取骚乱的做法。时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的迈耶则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来验证这一解释。结果发现：读过大学和没有读过大学的人
[摘要]本文围绕精确新闻报道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报道的价值这一命题，以精确新闻报道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为主线，论述精确报道的方法基础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精确新闻报道；新闻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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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新闻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进入我国，迄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而言，精确新闻报道的发展较为缓慢(刘保全，2004)。对精确新闻报道的探讨文章，主要集中在精确新闻报道的历史、现状、方法、写作等方面，对于其方法论及其与中国新闻报道的关系少有提及。本文希望探讨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精确新闻报道的特质？二是这些特质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报道意味着什么？前者指向精确新闻报道的方法论问题，后者则是精确新闻报道的当代价值问题，二者紧密相关。

一、精确新闻报道的特质

精确新闻报道(precision journali)的定义最早是由迈耶在1974年提出的：精确新闻报道是一种用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的方法来采集和报道新闻的方式，这些科学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实地试验等。
迈耶也是最早采用这种“科学方式”报道新闻而成名的记者。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许多报纸认为，骚乱者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由于没有向上层发展或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只有采取骚乱的做法。时任《底特律自由报》记者的迈耶则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来验证这一解释。结果发现：读过大学和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参加骚乱的可能性相同；生长在南方的黑人并不比北方黑人更趋向于参加。梅耶的这些系列报道为《底特律自由报》赢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精确新闻报道也因此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界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报道形式。
为何《底特律自由报》的调查能够纠正社会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偏见？迈耶认为，关键在于其所采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因为“对人类来说，这些科学方法是一种对付偏见、美好的想象和观察盲点的很好的手段”(迈耶，2002:1)。
由此不难看出，精确新闻报道的核心特质应该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呢？学者们普遍赞同以下几点(迈耶，2002；麦库姆斯，1981，罗文辉，1991；梁舞，2006等)：其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受自然科学影响极大，遵循严格的程序，强调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其二，社会科学方法是一种系统、间接的科学观察，可以克服记者个体直接观察所产生的错误；其三，强调数据运用，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数据要比“过去那些经过包装的猜测、大拇指空想来的危险数据要可靠得多”(迈耶，2002:2)。
正是精确新闻报道采取了社会科学方法，其间接性、系统性以及可验证性等特点确保了新闻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因此，从新闻信息的收集与加工来看，与传统报道方式相比就具有了一些显著的优势。
精确新闻报道的这些特点，往往与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念——新闻客观性——联系在一起。所谓精确，实际上便是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坚持和强调。精确新闻报道用社会科学方法得来的“硬数据”作为新闻报道的内容，强化了新闻的客观性(郭镇之，1998；王雄，1997)。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的这种特点，哈克特等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精确性新闻是解说型新闻与追踪性新闻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亲戚，它完全强调方法和技术。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时，并不是靠简单的随意采访而是依据和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分析。它不是反对而是强化了盛行的客观性理念——它的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哈克特、赵月枝，2010:29)在他们眼中，精确新闻报道确实强化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但同时，它不过是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换言之，精确新闻报道只是新闻报道的工具性的改变，并不具有价值观念意义上的革新。真的如此么？如果将精确新闻报道置于对新闻客观性原理的考察之中，或许能够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二、新闻摘自：7彩论文网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www.7ctime.com

客观性：幻象还是现实？
新闻客观性原理的产生源于这样的认识论基础——即把媒介看作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世界之窗”、“社会之镜”，换言之，媒介可以准确而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新闻客观性包含了一整套的观念、制度和操作体系，其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新闻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世界真实的情况”(麦奎尔，2006:270)。具体而言，新闻客观性在理念层面坚持真实、准确、价值、公正：在操作层面体现为一系列原则：事实与意见分开原则、证实原则、完整原则、恰当溯源原则、平衡公正原则等等(梅尔文·门彻，2003:44)。
然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描述仍被视作某种理想甚至是幻象。如同麦奎尔的分析所揭示的，媒介被置于社会现实与受众之间，它通过提供经过控制和选择的内容，成为受众(公众)认识社会的“窗口”、“镜子”、“过滤器”、“障碍”等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媒介体制的控制、个体的偏见等纽结成一个无比复杂的社会场域，新闻最终不过是被“制造”出来的(塔奇曼，2008)。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媒介是一个规模化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机构，作为大众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而存在。媒介的实质是主体(受众)认识客体(社会现实)的。其二，在媒介是否能够准确反映社会现实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观点。其实质是对新闻客观性的坚持或质疑。即：由于媒介组织和媒介从业者都是受到限制的主体，媒介是否真的可以克服偏见，维持客观？
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者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相信人们通过系统观察和严格实验，证实、证伪、预测客观实在。而科学哲学中的知识社会学派则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观察者个体总是处于所谓的“文化共同体”之中，无法超越“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存在客观的判断方法，仅仅存在权力之争……的共同体的范围(共同体的接受赋予其有效性)，任何结论都不能寻穿具有有效性”(内格尔，2003)。故客观性根本无法实现。
奇怪的是，对新闻客观性的解构并未导致其丧失其合法性。如同知识社会学派中的默顿学派，他们并未彻底否定客观性，而是谨慎地与绝对的客观主义保论文导读：判断为主走向了强调信息、可读性、深度化的专业表达(李晓静，2005：刘勇，2008)。但是，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新闻客观性背后是一整套观念、制度和实践体系，与理想的状况相比，中国的现实不容乐观。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软性广告、煽情主义、娱乐化倾向等等，严重地削弱了本就脆弱的新闻客观性根基。这可以从媒体的公信力看出。有
持距离。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舒德森也持类似态度。在考察了美国的新闻业之后，他如此结论：并非因为科学内部发展了作为知识行为的体系，而是因为科学的理念和客观性的理念会在我们的文化中产生共鸣(舒德森，2009:5)。他们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科学能够提供更准确的描述？而不再纠缠于另一个问题：科学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在知识社会学派看来，后一个问题无需论证，科学无法客观显而易见；对前一个问题的追问才有价值，它隐含了这样一个推论：即尽管科学的客观性遭到怀疑，但是人们对于科学客观性的信念却延续了下来。对新闻客观性的争论如出一辙。
对新闻客观性既进行质疑，又无法割舍，大概是怀疑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他们经受着相似的紧张和冲突：当用现实批判主义的方式分析现实新闻业时，发现新闻客观性如此脆弱，怀疑由此而生，但追根溯源的结果却易导致相对主义和空洞无物，新闻业由此又遭遇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客观性似乎是现代新闻业的唯一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舒德森、哈克特等人所作的调和：将科学和科学的理念、客观主义与客观性的理念进行区分，后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贯穿于美国报业的历史实践中，尽管科学、客观性本身遭到了质疑。
新闻客观性在经历了诸多质疑之后依然成为“不死之神”，恰恰在于“它仍然是新闻记者专业主义意识和职业身份感的一个部分，是传媒受众的期望，而且部分地基于此原因，它还是传媒所有者获得社会合法性的依据”。(赵月枝，序言第19页)

三、社会碎片化与媒介碎片化

当今社会，人们已经如此深刻地依赖于媒介——接受信息、思考问题、表达意见，在新的环境中，新闻客观性又将面临怎样的危机？这对于采用科学方法的精确新闻报道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碎片化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可以定义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中心性、系统性、完整性丧失之后而呈现的一种状态(欧阳谦，1997)。在后现代学者的视野中，以理性为根基建构的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秩序感的社会不复存在，社会是一个无中心、片断式、无深度、碎片化的状态。
媒介碎片化，恰恰是社会碎片化在媒介中的反映。媒介碎片化首先表现为媒介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不再是稀缺资源，媒介竞争加剧，差异化战略与目标定位战略成为媒介经营管理的主要思路。媒介的这一选择与社会分化密切相关，塔洛认为，媒介碎片化源自社会分化，因为随着社会分裂程度的加深，就需要更多的渠道来反映这些分裂(塔洛，2003)；反过来，媒介竞争的差异化战略又强化了社会分化趋势。其次，媒介内容也出现了碎片化趋向。由于媒介日益趋向服务特定群体，或者专注于提供特定的领域，导致多样化的、高度分散的议题；而且，针对同样的议题，信息也呈现出片断的、零碎的。新媒介更是如此，以微博为例，信息容量的有限性、编写的个性化、传播的随意性，都使其成为碎片化的典型。
媒介碎片化与受众碎片化相互建构。受众碎片化意味着小型的、分散的社群的形成，这些社群内的成员享有高度同质化的经验和观点，可以想见的结果是社群之间的交流将会障碍，从而在更大范围的社群内形成共识变得困难，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共同经验的缺失，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就难以形成。其原因在于，一旦人们具有更多的选择，他们会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既有认知的内容。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正确信息的、充分告知的公众比例正在下降，而理想化的市民应该是被充分告知的公民。即使是关注新闻的群体，由于他们总是倾向于接受与个体价值相一致的新闻信息，他们的观点和视角容易陷入琐碎、狭窄，并通过同质性的群体而被强化。而群体极化的效应，每个小组对公共事物则形成越来越极端的观点，情况更糟(Prior，2005)。
媒介碎片化的趋势则使得大众(公众)通过现代媒介获取关于社会现实的全面、完整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后现代思潮的预言——无中心、模糊性、碎片化、无深度的社会似乎正变为现实。尤其是，当现代社会步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时，基于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传播形态在多个方面呼应这后现代思潮的特征。
媒介演变的历史和现实也似乎一步步地走向后现代的“绝望陷阱”之中——无中心、碎片化的媒介状态宣告了统一、总体和共享的终结。然而，社会的基础又是以共同的经验作为前提条件的：共享的价值观、有效的意义分享，否则社会将陷入分崩离析。如果后现代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那么人们岂不是要陷入无根的绝望之中？

四、精确新闻报道：重建完整性的媒介实践

在西方世界，无论是作为一种信仰，还是一种策略意义的操作安排，客观性摘自：7彩论文网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传统深深扎根于其文化传统和媒介实践之中。新闻报道的演变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媒介偏离客观性准则之时，总有相反的力量使其回归客观报道自身。精确新闻报道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修正的力量出现的，其影响力源于其方法的独特性——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报道的弱点：基于日常经验观察所导致的偏见和主观。迈耶直言不讳：精确新闻报道的目的很简单，即“维护记者的传统角色”——“发现事实、告知意义，而且不浪费时间。如果有新的工具能够让记者更加有力、更加精确、更具洞察力，那就充分地加以利用”(迈耶，2004：231)。
最近三十年，随着大众化媒体的孕育和发展，新闻客观性才看似在中国逐步回归，并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特征：从媒介功能看，由单一的阶级斗争/政治宣传工具转变为具有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服务大众等多项功能的大众传播媒介，就传播内容而言，从信息短缺转为信息过剩、以传者为中心、以政治宣传为主走向以受众为中心、以新闻价值选择为主；就新闻文体看，从价值判断为主走向了强调信息、可读性、深度化的专业表达(李晓静，2005：刘勇，2008)。但是，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新闻客观性背后是一整套观念、制度和实践体系，与理想的状况相比，中国的现实不容乐观。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软性广告、煽情主义、娱乐化倾向等等，严重地削弱了本就脆弱的新闻客观性根基。这可以从媒体的公信力看出。有学者做过调查，我国传媒公论文导读：
信力整体评价不高，电视(19.1)、广播(18.9)、报纸(18.2)，处于五级量表中的“说不准”与“基本同意”之间(廖圣清等，2005)。
从制度和实践看，意识形态控制和商业主义动机是遏制新闻客观性的两大原因；从观念层面看，理性和逻辑的理念在新闻业内并未成为一种“信仰”——对客观性的信念。如近些年展开的关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研究，都选择具体的新闻媒体个案，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媒体组织以及编辑记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客观性问题上，其结论基本上都显得悲观——处于社会系统中的媒介组织，几乎无法看到新闻客观性的实现，原因在于，媒介组织及其人员都迫于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等互相影响的决定因素而以既定的方式无意识和惯例化地再生产媒介形式和内容。这方面的典型研究——塔奇曼的《做新闻》的“做”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情绪。与此相反的是，对较长时段的新闻史的考察，学者们又表现出乐观情绪。信息主义、专业主义的力量也悄然增强，某种程度上正演变为一种趋势——新闻业似乎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客观。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似乎都显示出精确新闻报道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从公信力缺失的现状看，精确新闻报道作为一种科学的新闻生产方式，其拥有的区别于其他报道方式的优势，似能在某种程度上纠正媒介内容的主观、情绪化的色彩；从新闻客观性在媒体中逐渐被接纳的历史看，精确新闻报道本身的逻辑一实证态度又可以推进这一过程。
似乎可以将眼光置于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即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来考察。现代化(或现代性)作为当代中国的主要基调，基本上否定了后现代转向的现实合法性，然而，作为一种思潮和现实，它又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转型意味着不确定的状态，意味着快速的变化，意味着风险的增加。对于身处其间的大众(公众)来说，如何获取关于社会的准确、全面的信息，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在此意义上，除了遵循客观性原则——忠实于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呈现，新闻媒介别无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精确新闻报道这一新闻生产形式在中国社会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中国的现实——理性匮乏的文化传统与转型期的风险社会，媒介作为越来越重要的信息传播机构(媒介化社会)，理应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公正且平衡的意见，这不仅有助于受众个体理性决策、适应社会，而且有助于社会的整合而非分裂。中国媒体的现实令人担忧，情绪化的、充满偏见的表达与可信程度的低下是其基本特征。很多学者的悲观情绪—似乎是结构决定论的后果——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宁愿采取另一种态度，即通过新闻生产方式的创新提供准确的、客观的新闻信息，将会有助于改变目前的状况。精确新闻报道便可以作为这样的媒介实践形式：即作为一种策略意义上的媒介安排，寻求边缘突破，推进客观性原则在媒体中的确立。这便是精确新闻报道对于中国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绝不应该仅仅将精确新闻报道视作技术上的某种创新形式，因为它蕴含着深广的价值意义，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尤其如此。一如其英文名称(precision journali)，既可以称为“新闻”，也可以叫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