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赵氏孤儿”话语意义生产-信

论文导读：
［摘 要］ 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话语生产。话语生产是有它的对话性和具体的语境的。后来的创作者相对于传统经典作品来说，对话性和具体语境性尤为突出。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即是对经典“赵氏孤儿”话语叙事的改写。如何认识这些改写？批评界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态度褒贬不一。本文选取了新世纪以来影响广泛的4个文本加以分析，厘清这4个文本相较于传统经典文本的区别，从而阐明当代人的言说立场和方式。
［关键词］ 话语；赵氏孤儿；改写；意义生产
“话语”是20世纪西方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最为突出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巴赫金和福柯。巴赫金在他的对话理论中认为，话语是一种交际行为，它与发话人有关，与对象有关，同时还与前面的话语有关。也就是说，话语并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独白陈述，它有明确的立场、出发点和鲜明的指向。巴赫金利用话语理论分析得最为独到精彩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福柯认为话语是与权力紧密相关的。“从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看，话语就是言语或书写，它们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经验的组织或再现，构成了用以再现经验及其交际语境的语码。”①福柯的话语理论直接解构了知识、真理的本质主义认知。文学作品是一种话语生产。我们同样可以从作品的言说立场、方式来看出创作者的言说语境，即这种言说的合法性，同时我们也可以意识到这种言说与以前作品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有时体现在表现形式上，有时体现在思想主题上。本文关注的即是思想主题上的对话性。
新世纪10年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件便是对“赵氏孤儿”这一经典文本的反复叙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文本为：（1）2002年9月由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的《程婴救孤》（陈涌泉编剧、李建树主演，下文简称豫剧本）；（2）2003年4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金海曙编剧，下文简称林本）；（3）2003年10月国家话剧院上演的田沁鑫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下文简称田本）；（4）2010年12月上映的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下文简称陈本）。这四个文本分别是中国传统的戏曲形式、现代话剧形式和电影形式，并且都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豫剧《程婴救孤》先后荣获了中国第十一届文华大奖第一名、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和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可以说豫剧本是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的；两个话剧本和电影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有许多对于文本创作的批评。不同时间、不同方式上演的这四个文本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本身表明了文本本身在读者（观众）中的号召力，而对于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的不同态度，则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立场和准则。这四个文本的生成都非剧作者的原创，而是对传统经典历史著作、戏曲文本本身的改写。21世纪的编剧、导演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投向经典文本，意欲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对过往的兴趣，而更应该是他们当下的生命体验和艺术观念。我们如何对待这种改写？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对于经典的改写呢？综合考察这四个文本与历史经典文本的区别，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感受到当代创作者的心灵悸动和价值追求，体会到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当代创作者之所以选择对于经典文本的改写，也是为了与经典对话，从而形成一种艺术的超越。
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把人类的理解行为视为一种视阈的融合。可以说，在理解行为中，既有被理解者的存在，又有理解者基于自身的一种创见。同样，基于一定本事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叙写，亦能彰显出创作者不同的观照。我们在文学叙写的链条中，通过关注不同文本中的差异，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写作者的意图，进而感受到叙事话语产生的时代语境。
新世纪以来的四个文本是在与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王国维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期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②伏尔泰说：“《赵氏孤儿》是部珍贵的不朽之作，它除了用于了解中国的思想之外，还用于介绍当时已经了解和即将揭示的有关这个帝国的全部知识。”③王国维所说的“主人翁之意志”和伏尔泰所谓的“中国的思想”应是指纪本中所突出的儒家的忠、义思想。
纪本的故事分为5折。纪君祥在鲜明的忠奸对立的基础上来展开矛盾。剧中各个人物的身份都是单一而鲜明的。纪君祥首先明确了屠岸贾的奸臣身份。在楔子里，纪君祥让屠岸贾自己述说了和武将赵盾文武不和，常有害赵家之心，多次谋杀赵盾不得。后来他在灵公面前进谗言，杀了赵氏三百多口，又假传圣旨杀了驸马赵朔。赵氏孤儿出生后，为了斩草除根，他又凶残地追杀。于是纪本中与屠岸贾为对立面，产生了一系列深明大义、慷慨赴死的义士。为救孤儿，公主自缢身亡，守将韩厥自刎，公孙杵臼以年迈之身受刑、，而程婴背负着卖友的恶名，以亲生儿子换得了赵孤的生存，然后又迫不得已带着赵孤在屠岸贾府生活了20年，忍辱含垢地育孤。在整个叙事话语中，救孤的行为越惨烈，最终复仇的快感就会越淋漓。有了屠岸贾和众义士的形象铺垫，赵孤的身份在观众的心理预期中便也是非常单一的，即他必须承担起复仇的使命，复仇是他生命的惟一价值。所以在纪本中，20年后，“熟娴弓马，甚有机谋”的赵孤得知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向屠岸贾砍下了复仇之剑，复姓袭位，一雪家族的深冤。观众的心理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满足。综观全剧，纪君祥突出的是救孤的正义性和义士们舍生忘死的道德境界。各个人物都在一种既定的道德框架中做出了分明的抉择，即王国维所说的“主人翁之意志”，剧本也就有了感人至深的道德正义。所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如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纪本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它典型地呈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服从于一种基于血缘政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写作www.7ctime.com
治、宗族观念的道德选择，因而也就体现出了伏尔泰所说的“中国的思想”。论文导读：争。《春秋》《左传》《国语》对晋国赵氏族难的记事都非常简短，并未对事件本身展开细节性的说明和描写。我们通过这三部典籍的简短记述和人物的只言片语，获得的是“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印象，其间，不仅没有纪本中的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形象，而且赵孤的形象也没有纪本中的苦大仇深。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这

纪本的叙事话语并不是虚构的首创，它是在司马迁的《赵世家》和《左传?晋灵公不君》的话语表述基础上创制出来的。在先秦正史《春秋》《左传》《国语》中，有晋国卿族赵氏族难的记述，但原因不是奸臣的陷害，而是一场可能暗含着家族内部矛盾、卿族之间矛盾、公族与卿族之间矛盾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春秋》《左传》《国语》对晋国赵氏族难的记事都非常简短，并未对事件本身展开细节性的说明和描写。我们通过这三部典籍的简短记述和人物的只言片语，获得的是“春秋无义战”的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印象，其间，不仅没有纪本中的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形象，而且赵孤的形象也没有纪本中的苦大仇深。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这三部正史，卿族赵氏族难事件本身的记叙是核心，没有非常鲜明的道德的强调。到了汉代司马迁的笔下，纪本中出现的忠奸善恶才有了鲜明的对立，为救孤存孤才有了非常自觉的道德上的个人牺牲。《史记?赵世家》处理的是晋国赵氏卿族从传说中的殷朝直至战国时的历史，时间跨度大，相比较而言，司马迁在叙写“赵氏孤儿”事件时是浓墨重彩的。如金圣叹所说：“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而有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④这里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即体现出了司马迁的叙事策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司马迁突出的是赵氏的忠良和命不该绝，同时塑造出了程婴、公孙杵臼等忠义之士。杨伯峻先生认为这是司马迁采战国传说写成。比照纪本和司马迁的叙事，我们会发现，在纪本中程婴的义举被推到了一种极致。在司马迁的叙事中，程婴担起了存孤育孤的使命，他买了一个婴儿代赵孤送命，纪本中是程婴以亲子代赵孤；司马迁笔下是程婴和赵孤躲于深山15年，纪本中让赵孤认仇做父、赵孤和程婴与仇人朝夕共处。纪本之所以这样改写司马迁的叙事，和当时汉人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民族屈辱感和复仇情绪不无关系。纪本把人物、事件的道德感追向了极端。摘自：7彩论文网本科毕业论文答辩www.7ctime.com